历史背后

作者简介

《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作者：稿讲述民国学人的人生传奇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夹叙夹议，反思民国时期的学界风景和时代精神。主要收录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在我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我讲述的是政学两界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第一次见到作者时，范泓也在场。老范告诉我：张耀杰的文章写得很酷，甚至于有些苛刻。见到本人，才知道他是很亲切、很随和，也很扎实的一个人。

　　　　　　　　　　　　　　　　　　　　　　　　　　　　　——编者

书籍目录

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自序)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  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重新考证  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1949年之后的历史重构  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林纾与《新青年》的文化之争  林纾的生平与贡献  陈独秀的骂人有理  钱玄同与刘半农的抢先发难  林纾的反击与被反击  蔡元培的亲自出马  陷入重围的林纾  对于林纾的重新认识  吴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帐  吴虞生平  胡适与吴虞的公私交往吴虞与女儿的家庭纠纷  “老英雄”的风流情事  倒算账的钱玄同  非儒反孔的历史功过  “阴护礼教”的专制根性  周作人的推波助澜高一涵的误写历史  高一涵笔下的李大钊  访学日本的高一涵  胡适晚年的口述回忆  陈独秀的南下与李大钊的送行  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针对胡适的歪曲丑化俞颂华：“大公至正”的新闻先驱  《新青年》的理性反对者  五四时代的精神误区  采访苏俄的首席记者  《谈中等阶级》的“民治”理想  《申报月刊》的编辑生涯  “大公至正”的公民意识北大讲义风潮的重新解读  北大讲义风潮的爆发  平息讲义风潮的胡适  讲义风潮中的冯省三  讲义风潮的后续故事20年代的东大学潮与郭秉文  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  杨铨与郭秉文的第一次较量  国民党的政治围剿  杨铨对郭秉文的秋后算账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晚节之不易保守”  “几乎丧失理性矣”  鲁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与蔡元培的  私人恩怨《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许广平与鲁迅的书信情缘  鲁迅对女师大风潮的直接介入  许广平的入党与鲁迅的跟进  广州学潮中的许广平  《两地书》的“党同伐异”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  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  《对于“笑话”的笑话》  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陈翰笙：被鲁迅批评的世纪老人  鲁迅笔下的“他‘家翰笙 ’”  陈翰笙夫妇的红色传奇  鲁迅与陈翰笙的间接联系鲁迅与田汉的文坛恩怨  鲁迅与田汉  田汉与“绍伯”  “四条汉子”的政治命运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  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  杨铨之死的暗箱黑幕  杨铨生前的暗箱操作  民权保障同盟的分裂罗隆基的才子风流  挑战“党天下”的清华才子  多情多欲的才子风流  王右家与陈白露  罗隆基与浦熙修的“右派”命运吴祖光与曹禺的戏剧情缘  《凤凰城》的一鸣惊人  曹禺的《正在想》与《蜕变》  政治运动中的曹禺与吴祖光

前言

　　我是一个有“历史癣”的读书人，这种“历史癣”的养成，根源于少年时代老辈人的讲古和自己的乱翻书，成熟于阅读英文读本以及胡适的中文著作。　　1 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公社大席店大队。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即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却只有“饥饿”两个字。　　听老人讲，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是在1 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们老张家在太爷一辈就绝了后，太爷是从十里开外的黄榆店抱来的外姓人，当地的民间土著，把从别人家里抱来用于传宗接代的养子叫作“买官儿”。我太爷虽说是个“买官儿”，却一直娇生惯养，长大后因为抽鸦片烟卖掉了全部的土地和房屋。我爷爷和大爷爷十三四岁便一人一条扁担走村串镇，靠着当贷郎挑夫赎回了房产，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也就有了我。

内容概要

张耀杰，1964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农村。曾在河南农村任中学教师。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92年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话剧史》（合著）、《影剧之王田汉》、《曹禺戏剧与宗教文化》、《戏剧大师曹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真相》、《俞梅荪与新民权无能无力》。除有数百万字的学术和史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外，还曾参与《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短电视片的编曲创。

章节摘录

　　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　　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新青年》6卷2期曾经公开发表一则《编辑部启事》：“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这里所说的“私人的组织”，其实是志同道合的同人组织。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最早出现的同人刊物之一种，《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是《新青年》同人应对内忧外患的策略性话语。　　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重新考证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期始，至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6卷6期止，《新青年》杂志共有3卷18期是由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的。要正确理解《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学之间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就必须弄清楚一个最为基本的历史事实：在这3卷18期中，究竟有哪些人正式主编过《新青年》杂志？　　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8月9日有如下记录：“晴，上午往大学收7月上半月俸……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11时去，夜颇热。”　　这是已经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钱玄同，第一次登门拜访寄住在绍兴会馆的周氏兄弟。鲁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　　到了9月17日，周作人又在日记中写道：“阴，风。……以前论交钱君转送《新青年》。夜大雨。”　　这里所说的“前论”，就是周作人于7日开始从《北美评论》第717期抄录翻译的学术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全文长5000多字，原作者是英国学者W.B.Trites。这篇用较为浅显的文言文翻译的论文，三个多月后正式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1期，是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18年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收《新青年》4卷1号8本，以赠霞卿……午至教育部同大哥及齐、陈二君至和记午餐。下午往寿宅，3时返。半农来谈。晚11时去。”　　在同一天的《鲁迅日记》，有“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的记录。　　鲁迅笔下的季市，就是刚刚调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教育部同事许寿裳。他之所以如此慷慨又如此郑重地拿《新青年》送人，是因为其中有同胞兄弟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他自己当时也正在酝酿到这份同人刊物中大显身手。　　在由钱玄同负责主编的《新青年》4卷2期中，周作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作品《古诗今译》。按照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二》中提供的说法，所谓“古诗”就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翻译时间是1917年9月18日，11月14日又加添了一篇题记，“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　　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12月31日项下有“下午寄家信。又《广陵潮》一本。又以纪事稿寄半农”的记录。这里的“纪事稿”就是《古诗今译》，它并没有发表在刘半农主编的《新青年》4卷3期中，而是提前用在了钱玄同主编的4卷2期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新青年》各期主编之间，是存在着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的。　　《新青年》4卷2期送到周氏兄弟手中，是1918年3月8日的事情。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致陶君函，收2月上半月俸，至广学会购《性之教育》一本。下午往寿宅。收到《新青年》10册，以一寄霞卿，一还君默。3时返寓……”的记录。　　“陶君”就是《新青年》4卷4期的主编陶孟和，当时他正在积极组稿。在此之前的1918年3月6日，《周作人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得陶孟和君函并The Nation一本，……晚译库卜林《皇帝之公园》一篇予《新青年》，11时了”的记录。在此后的3月1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又有“晴，上午往校，以小说稿交适之”的记录。这里所说的小说稿，就是译自库卜林的小说《皇帝之公园》，周作人是通过胡适把该稿转交给陶孟和的。　　在更早前的1918年2月10日，《周作人日记》中另有“晚半农来，11时去。交予……小说一首，题目《童子之奇迹》，入《新青年》”的记录。这篇翻译小说随后以“童子林的奇迹”的标题，刊登于刘半农主编的《新青年》4卷3期中。　　周作人收到《新青年》4卷3号的时间是1918年3月29日，他在当天日记中留有“晴，上午往校寄家信，收《新青年》10册。下午往寿宅。归校后微雨，至法科访半农，同至研究所。天又雨，有雷，7时返寓”的记录。在这期杂志中，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标题，刊载有王敬轩与刘半农的来往书信。“王敬轩”是钱玄同所采用的化名，他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致诸子书》中，公开点了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有关资料显示，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封“双簧信”的策划工作，胡适和他远在美国的好友任鸿隽等人，却对此事持有异议。应该说，北京大学法日派教授和欧美派教授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所形成的尖锐对立，早在此时就埋下了伏笔。　　在《新青年》4卷3期中，还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其实是“编辑部同人”之外的二级同人。　　由陶孟和主编的《新青年》4@4号的实际出版日期较为滞后。查《周作人日记》，1918年5月1日有“上午往校收《新青年》5本”的记录，5月3日另有“上午往校又收《新青年》3本”的记录。到了5月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上午寄季市《新青年》第四本乙本”的记录。　　在《新青年》4卷4号的通信栏，有孙国璋、钱玄同、陶履恭、胡适之间标题为“论世界语”的通信。到了由钱玄同主编的5卷2期中，另有区声白、陶履恭、钱玄同、陈独秀之间标题为“论世界语”的通信。在钱玄同以主编身份写下的《区声白、陶履恭信跋》中，有这样的表示：“我对于提倡Esperanto的意见，稍有致孟和一信，登在四卷二号，尚未蒙孟和答复，现在似乎可以不用多说。但四卷四号孟和答孙芾仲君信里所说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哪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　　这段话 的Bsperanto，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世界语，孟和即北京大学教授兼《新青年》轮值主编陶履恭，孙芾仲即孙国璋。由此可知，钱玄同确实没有直接参与《新青年》4卷4号的编辑工作。而在整个第四卷的6期杂志中，除了陶孟和主编的4卷4号和胡适主编的4卷6号即“易卜生专辑”之外，其它4期中都有钱玄同以记者身份留下的跋语即“编者按”。换言之，除了《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之外，《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参与编辑工作最为踊跃的，就是钱玄同。而陶孟和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的表态，对于《新青年》同人中只到过日本的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以及连日本都没有去过的刘半农，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冒犯。　　在《新青年》4卷4号出版之前，由沈尹默负责主编并由钱玄同、刘半农协助编辑的《新青年》4卷5号的组稿工作，也已经启动。1918年4月2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说集》”的记录。4月4日有“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说集》二本……至法科访半农，遇玄同谈至5时方返”的记录。4月8日，周作人收到日本中西屋邮寄的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日本白桦派作家、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4月1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作杂文一篇，12时后睡。”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3时返”的记录。　　周作人所说的“杂文”，就是随后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到了4月17日，周作人另有“上午往校，……以译文交予玄同”的记录。这里所说的“译文”，就是与“杂文”一同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的《贞操论》，原作者是日本女学者与谢野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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