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革命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
ISBN:9787301217511
作者:孙明
页数:176页
作者简介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革命中普通人的命运为关怀，采取政治、社会、思想的多元视角，讲述了辛亥前后的几个有趣小故事：改革搅动社会权力格局引发威远民变，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请愿而被川督枪杀，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未亡人巧妙地将革命和同志写入家乡历史。这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四个片段，也是生逢革命者的生活传奇。其中，传递出从清末新政到民国肇造的历史信息，引人深思革命中的人生三味。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则毁旧，旧则毁新”——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
第二章 “川人无路哭先皇”之仪式探源——兼说成都社会生活中的仪式性皇权符号
第三章 烈士的正名——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案、胡驭垓案考论
第四章 将革命写入“里史”——曾学传纂修《民国温江县志》臆解
附录
政策与论说：学堂与私塾的两重竞争——清末直隶改良私塾的思想史分析
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
后记
编辑推荐
清末的造反者刘香亭引出的问题是，行政与社会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如果行政改革的影响不仅限于行政领域，又当如何思考新政与革命的关系？ 头顶先皇光绪牌位的成都市民拉开了革命的大幕。他们为何敢于挺身而起？大运动中，是否也隐含着市井的逻辑？ 读着侯宝斋案和胡驭垓案的卷宗，我不禁感慨，为何革命烈士的正名如此不易，缉凶更是难上加难？新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革命改变了社会吗？ 曾学传将革命写入历史，是失望后的希望，是现实中无力时的斯文一搏。那么，创史者和写史者是什么关系？革命和革命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革命的跌宕与日常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 在这些问题之上的是，生逢革命，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将会怎样？
内容概要
孙明，1979年生，辽宁北镇人，1997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
章节摘录
“中年以后，他的体力支持不了，便把主要的采矿和种地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大儿子刘勉斋和二儿子刘福安，他自己每天赶着一头黄牛驮运铁矿到桥板沟、连界场铁厂里交称。”厂矿是个小社会，威远的厂矿也是哥老会活跃之所。光绪二十年（1894）时，川省矿务尚未兴起，川督刘秉璋便曾结合前任丁宝桢的“教训”奏道：“川省众所指称矿产多在番夷境内，且自兵灾后，腹地伏莽未净，会匪、咽匪时虞窃发。前督臣丁宝桢于光绪九、十两年（1883、1884）间试办矿务，不独无利可取，且几外酿边衅，内炽匪氛，旋即停止。”民族及“边衅”问题姑且不论，矿场与秘密社会的关联确是灼见。具体到清末威远的情况，亦为刘秉璋所言中。刘香亭因家贫而采矿，由采矿、送矿而在“袍哥码头”加入哥老会，既表征了哥老会借着乡土社会的人员流动而铺展网络，也说明了矿业对威远农村社会的影响。哥老会桥板沟码头有大仁会、大义会、大礼会、大智会四个“堂口”，刘香亭是大义会堂口的“舵把子”。作为义字堂口的掌舵，刘香亭有相当的号召力，“当地大都知道刘香亭常自豪地说：‘我随便到哪里，只要喊一声恭喜发财，叶子烟就有四十八皮，可以摆个小小的烟摊子。’” 据笔者所见材料，没有对清末威远团保组织结构的可靠记载。结合此次案件反映的情况及采访材料，大体情况是每场设一保总，其下依次为保长、团首和甲长。刘香亭被公举担任甲长多年。周善道根据采访所得的一段总结很能反映民举官任的甲长刘香亭的角色：“清王朝设保甲，一面为的是防止人民反抗，一面为的是便利征收税款，但人民对团首、甲长中一些人的希望，是在消极方面也要有应付官府的绐、骗、推、拖的能力和办法。这本是一个矛盾。若果有人站在群众的立场，对群众的利益能够担当担子，甚至于坐牢杀头都担当下来，那是人民最爱戴的自己的首事人了。刘香亭作甲长，正是平时在一些事实中，经过群众考验，由人民公举出来的。”刘信临去世时，刘香亭已经二十四岁了，他是否曾从祖父那里习得团保系统基层领袖为人处世的一招半式，我们不得而知却是可以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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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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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仄 来源：华夏时报 摘要: 中国这一百多年里，经历的几乎是“漫长的革命”。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漫长的革命”已近乎“所传闻世”。中国古代有三世说，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从经验的直接性来说，任何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都会成为后人的“所传闻世”。中国这一百多年里，经历的几乎是“漫长的革命”。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漫长的革命”就已近乎“所传闻世”。在长期的和平积习中，让人们去理解革命年代的事物，已是鸡同鸭讲，难于登天。最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学者孙明的著作《生逢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力图多方位多层次还原生逢革命的普通人的场景和细节，是和平年代普通人理解变革的好途径。合理化，是改革惟一的正确逻辑这本书写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五个人的故事：户籍新政引发小地方民变、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请愿而被川督枪杀，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未亡人将革命与同志军写入家乡历史。它们虽都是保路运动的片断，但串起清末新政到民国肇造的历史过程，足以构成漫长革命的开端。从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无法分割；对于生逢者来说，革命与改革都决定于细节。清朝新政以前，四川户政权力掌握在团保手中。团保是清朝将团练与保甲合一的一种基层组织，这有点像改革开放前生产大队拥有民兵组织。新政时期认为团保清查户口，形式主义严重，决定由政府分区设处派调查员调查。在当代看来，这是一种国家整合行为。但就是这样一个户籍新政，却在宣统元年（1909年）引发威远刘香亭团保变乱案。这个故事包含着后面故事的基本要素，也包含漫长革命的基本要素。这场户政改革，从一开始就变成户政权力的争夺，引发团保头领的失权恐慌。调查员长由政府空降，缺乏乡土权力根基，又挟“改革（新政）”之正当性，洋气十足，咄咄逼人。深植于乡土权力的团保头领发起抵制运动。这在事实上造成“旧则毁新，新则毁旧”的态势。这种态势的造成，显然是新政与改革将“人”与“事”全面捆绑的结果。这种捆绑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新政已经成为权力竞争的钥匙”；二是新政被高度正当化。调查员长多是当地学界新学人士，他们热衷以“新”“旧”谈论新政，千方百计将新政与“新学”“旧学”捆绑讨论，正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喜欢用“普遍”“特殊”讨论改革。这两者结合特别容易成为全面捆绑，以至于一个利益集团或一个利益结构全部排除在新政之外。威远户籍新政，就是要把团保排除在户政权力之外。而其实任何一种现成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结构，也同时意味着一种社会团结。随意拆解这种利益集团或利益结构，也就是拆解这种社会团结。拆解得了，便是社会碎片化；拆解不了，便是反抗和动乱。改革开启权力竞争难以避免，必须避免的是新政或改革被高度正当化。正当性从来是革命的主要诉求。正当性并不适合作为新政或改革的诉求。一旦将改革对象视为不正当，就必然对改革对象采取清除或打倒措施。凡是在改革过程中批判改革对象不正当的行为，都应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新政官员或改革官员采取这种改革诉求时，人们就应警惕其动机，至少要明白这种官员不具备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新政或改革的主要诉求，应是合理化。合理化诉求，是改革政治学惟一的正确思维，是改革惟一的正确动机。正如四川的户籍新政，其诉诸的理由就属于合理性范畴。因此人们反抗不久，失落的户政权力就很快回到团保头领手中。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国家整合可以由团保们实现。机构不变，但职能变了，改革使命也就完成了。不能因为原有机构难以完美地完成改革使命，就随意变动那些关联着巨大利益结构的机构，因为没有完美的改革；即使替用新机构，也不会有完美的改革。团保头领发动“第一次革命”，在重获户政权力之后，就不一定能阻止“第二次革命”。通过革命保住的团保组织的下层，在职能转变中并不一定能获益。团保组织中最下层的头领甲长，在“第一次革命”中没多少机会与政府直接沟通，自己又是户口调查行政成本的承担者。因此在团保头领夺回户政权力的同时，这些底层头领开始走向反抗团保和政府的道路。甲长刘香亭，是宗族没落的一支，其同族富裕而有功名的晚辈则是调查员长，在他面前显得嚣张跋扈；他是袍哥大爷，对自己掌舵的码头的农民、矿工有动员力量，在更大区域的袍哥组织系统有联系；他是团保组织的底层头领，在自己负责的区域里很有威望。这种复合身份，使刘香亭既有变乱动机，又有变乱能力。在“第一次革命与妥协”中被牺牲掉的小卒子，就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即所谓的民变。正如作者所说，“行政的安排实为一种社会的安排，既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映，又平衡着社会权力结构。”没有引起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只是因为这场政治革命没有触及社会权力结构的极限。而引起社会革命的政治改革，则可能因为是某些“细节”造成的，而不是所谓的“原则”造成的。正如有论者指出：“托克维尔改革困境”可能并非是因为这个政府变坏了，而是存在一些政府不曾察觉的因素，比如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用中国共产党的话说，就是群众路线没走好。抗议与合法性终结在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哭先皇”请愿而被川督枪杀的故事中，合法性则是“改革与抗议”中的主题。革命并不诉诸合法性，但改革和抗议则必须争夺合法性。作者描述“皇帝”符号在成都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可见可感，认为“朝廷的仪式要求与民间文化、百姓生活相融，成就了平民的盛会或哀礼，亦礼亦俗，共成一体，这正是为成都老百姓所熟悉的君民关系仪式”，但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即如此浓烈的君民关系怎么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呢。这关系到合法性的生与死。辛亥年（1911年），晚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实施铁路国有政策。四川保路运动采取抗争的方式之一，便是“哭先皇”，认为盛宣怀的政策是“欺先皇”之举。“先皇”是指光绪帝，1908年去世。保路同志会将光绪帝利国利民的盛德，归结为立宪庶政公诸舆论和汉川铁路商办，认为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违反了这两条。保路同志会充分利用朝廷仪式和民间文化相融而成的君民关系仪式，轰轰烈烈地“哭先皇”。这是争夺合法性解释权的一种方式。只有对合法性的不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确立自己对合法性的解释权。民间争夺对政策合法性解释权的争夺，首先必须诉诸法定合法性形式，比如“哭先皇”；其次必须诉诸民意合法性形式，比如大规模发动市民“哭先皇”。这两者往往缺一不可。民间对先皇的解释的合法性远远不如政府，民意支持就非常重要。我们会发现改革过程中至少有两种抗议，一种是反对体制本身，一种是反对具体的改革政策。保路同志会“哭先皇”，不仅不是反体制的抗议，而且是对体制合法性的高度强化。强化体制合法性的行为，表明他们是体制的铁杆支持者。对于这种抗议一旦处理不当，这些铁杆支持者就会成为铁杆反对者。换言之，改革政策的合法性与体制自身的合法性，不必然是一致的。如果将两者捆绑，则往往是两者俱失。川督赵尔丰开枪镇压头顶圣位牌请愿的保路民众，就将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体制的合法性一旦丧失，一切诉求就会转向正当性，即全面革命开始。这是和平年代的执政者和抗议者所不清楚的。刘香亭团保变乱案中的社会权力结构，也几乎属于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革命未亡人将革命写入“历史”的故事。需要渐进改革的社会权力结构尚未改变，体制合法性却已丧失，革命就会不断上演。保路运动川南全军统领侯宝斋，被叛徒军需长杨虎臣所杀。革命军政府成立，经过多年申诉，直至1919年，侯宝斋被确认为革命烈士，但杨虎臣受到家乡政府和士绅的保护，而不能绳之以法。保路运动东路同志军领导者之一胡驭垓，军政府成立之后因“夙嫌”而被同乡杀害。经过多年申诉，直至1919年，被要求“旌死恤生”，以照顾乡谊，即确认死者为烈士，而凶手也解脱。为温江保路同志军起义而大声疾呼与联络发动的曾学传，1918年以“逸人”晚号编写《民国温江县志》，希望通过修志来褒贬来扬抑，改善革命后的现实。作者指出：“桑梓价值观和相应相求的友人交谊贯穿了革命叙述，进入历史。”社会权力结构没有变化，体制合法性没有建立，国家整合尚未开始，处处暗藏不断革命的杀机。从此，漫长的国家建设（国家整合），与漫长的革命同行。（作者系资深学术编辑） -
清季革命：不知不觉兴起的“大波”梁心，《读书》2013年7月民国代清后的数年间，梁济仍然思索着这次鼎革的意义，以为“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清廷的禅让即为千古美谈；否则就不过是“一朝代谢”，与“亡国”无异。他之所以没有当时殉清，就是要留此身来“观察民国是何景象”。换言之，“民国是何景象”，实际上决定了对民国代清这一“五千年以来之大变”（杜亚泉语）的认识。梁济最终选择自沉，昭示着他对于民国与共和的失望，并最终将他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定格在悲剧式的结尾。孙明的《生逢革命》一书，似乎也为梁济式的失望所笼罩，将“生逢革命当如何”的问题具体到了辛亥前后四川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其关注起自宣统元年的四川威远的团保变乱，迄于民国八年《民国温江县志》的付梓，不仅观察了“民国是何景象”，也追溯了晚清地方社会的状况。当作者将故事的终点定格在感到“世事一无可为”、只能布衣著史以待来者的曾学传时，辛亥革命仍然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作者笔下的“革命史”也笼罩在了“苍凉与悲壮”的情绪中。本书从新政时期的基层社会开始讲述，颇类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思路。改革导致革命的可能性，其实早已为清末民初的士人所感知。梁启超在一九零二年曾语于当道者，谓“勿谈改革，则革命之风潮，犹不至如是其速也”；若改革“文而不实，偏而不全，优柔焉而不断”，反而会成为“大乱之阶”。杜亚泉更是看到了政府贸然“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反而会导致革命的可能性。《生逢革命》所论及的威远团保变乱，便正是在新政户口清查的触动之下导致的一次民变。对于在上者而言，户口清查是新政中“今日所宜兴办而绝无反对之理由者”，甚至一切新政都要“观其结果以为断”。对于在下者，户口清查却意味着新的行政力量的加入。户口本为团保权力范围，晚清新政的户口清查则多任用当地的秀才主持调查。“户政权力”被转移到新设立的调查处、劝学局等机构。新政机构与旧有的团保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新政的施行也就“成为启动权利竞争的钥匙”。而对于威远一地而言，旧有的团保势力还与袍哥组织、宗族力量密切相关。这次变乱的领袖刘香亭是团保和袍哥的掌舵，同时也是宗族中贫穷没落的长辈。而调查员刘辑熙则是富裕而有功名的晚辈。团保制度既是家室中落的刘香亭“与家族中富有的读书人一支相抗衡的依靠”，还成为“哥老会立足于社会的一种渠道”。户口清查使得新派的权力急剧膨胀，最终激起了“传统组织力量的临危一击”。刘香亭在宗族聚会上“你们穿靴子的坐得上霸位，我穿草鞋的也坐得”的愤恨之言，成为这个革命故事的起点与基调。随着顶着先皇牌位的请愿群众被赵尔丰应之以枪弹，四川的保路运动最终激起风潮。而这场风潮中的烈士却不得不经历漫长的司法诉讼方得以正名。这种随着保路风潮与起义军兴，革命者“起于旧的社会，又被旧的社会吞噬”的状况显示着革命的有限，也体现着旧有秩序的力量。书中讲述了两位烈士的故事：南路同志军统领侯宝斋相传被其军需长杨虎臣杀害，杨虎臣又旋即为其亲友寻仇杀害。这两起案件究竟是革命者的被杀和叛徒的被惩处，或者仅仅是“互相仇杀”，这一分歧涉及两人的“身后名”，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与之类似的则是威远县副军政长胡驭垓的被杀。胡驭垓是在“满军压境”的状况之下为军政府中数人杀害以邀功；民国以后其家人即对当时参与此事的数人提出诉讼，但最终仍以调解的方式不了了之。梁启超曾提示，伴随革命之史迹，“最难律以常轨”；孙明则特别要看人们如何从革命回到日常生活中。为亲友正名和申冤，本是人之常情，却因为经历了革命这一“非常之事”变得困难重重。事实上，即使是在革命的时代，要实现这样常规性的要求，常规的势力仍然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侯案中新津、邛州两地官绅的角力，胡案中革命与旧有家族势力的冲突，都使得变乱中那原本就不甚清晰的命案变得更难判定。革命那汹涌的水流在日常生活强大的惯性之下，也不得不回到了既有的河道之中。即使到了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融合了新政旧政的行政体制仍然能够凭借情势的变化而发挥作用；这一状况在胡案中尤为明显。军兴之初，威远士人即认为胡驭垓“手段太辣”。后在端方驻扎资中的背景之下，全县舆情恐慌，出现了“杀一人以救地方”之议。有人即认为胡驭垓被杀是缘于县民不了解革命的进展，事实上因此“邪说一倡，应者四起，驭垓遂无可逃其命”。这一案件固然是纷乱中的惨剧，作者却特别注意到了它是“在新旧势力聚合和分化的格局下发生的”；“同样，其处理过程也是各方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始终伴随着从清末蜿蜒而来的社会权势的角力”。等烈士的后人试图为其正名时，他们更要面对地方行政的强大力量。或因为地域争斗，或因为家族势力，两人的“烈士”之名都颇费时日方能确认，其家人所提出的惩凶诉讼更均以调解告终。对于这种“烈士有功，凶手无罪”的结局，作者认为体现了革命并未改变地方社会的势力格局。“民初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是压倒一切的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而是平衡地方势力的行政常规化。”在行政权力逐渐转移的十年之后，地方势力仍然足以反戈一击，实现“冷酷的平衡”。这种对于“革命第二天”的关注，延续到了对于《民国温江县志》的理解。作者特别注意到了编撰县志的曾学传与起事“群豪”之间的交游。进入民国之后，这一群革命的未亡人“或‘以布衣之豪’再兴义军，或以布衣行笔削之权”，实际都表达着“对革命之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的失序深感忧虑”。《温江县志》的编写，成为其曾经参与的保路运动的继续，部分回答了作者关于“革命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追问。鲁迅曾谓，“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革命者自身“被旧的社会吞噬”，显示着革命绝不是“布告上的空谈”。虽然作者笔下的革命并非鲁迅所谓的“现实的革命”，也非“彻底”的“社会革命”，作者讲述这些“身逢革命”的普通人（作为袍哥头领，或不太能算作“普通人”，作者自己也曾用“精英”来描述刘香亭，然其“穿草鞋的”的自定位，似尚乏“精英”的自觉），却使得革命史逐渐远离了“空谈”，变得更加清晰和扎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题目；对于一个全方位革命的期待和向往尤其持续存在于读书人的心中。作者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梳理以具体人物的生命经历为核心，在特殊的地域中呈现了辛亥前后十余年间的社会状况。由于有了丰富细节的支撑，其关于“生逢革命当如何”的问题，也已展示为一幅幅生动感人的画面。本书的最大贡献，或许是以大量的笔墨关注了基层行政的运作。在对威远团保变乱的考察中，作者特别提出了“行政体制的社会意义”。行政体制“既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映，又平衡着社会权力的结构”。当然在作者论及的范围内，行政体制更多触及的是“权利”。然而传统结构的稳定正在于“义利之别”，传统的读书人虽然可以做官，却未必富有，尤其因为回避制度在桑梓的力量有限。这一差别到了新政时期却日益模糊。如作者所注意到，权力开始向着以劝学所为中心的“学界”集中，并因此形成了“旧则毁新，新则毁旧”的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四川一地而言，清代的团练虽然在嘉庆时就因白莲教起义兴起，其成为“团保合一”，兼有军事和行政性质的基层控制体系则是咸同以后的事。按照本书的描述，为应对社会危机的“旧新政”，却逐渐与政府疏离，并成为反对新“新政”的力量。数十年间，新者已旧，更有新的“新者”代之，充分体现着近代中国变革的剧烈。这样，本书所述的“革命史”也因其聚焦的地域而有了更加生动的内容。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曾说：民国成立后，革命纪念日定为武汉起义的十月十日，“其实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真正的历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来，他会知道辛亥革命只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延长。中华民国的双十节怕至少应该改成双九节罢？”这个说法或有些夸张，自杜亚泉一九一三年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叙述起，“川省之激变”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现行教科书中以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这一界定，很早就已确立。一方面，要真正认识辛亥造就的这“五千年以来之大变”，了解保路运动前后四川社会状况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另一方面，从保路同志会到辛亥革命尚有一段距离。保路运动开始于“川人无路哭先皇”，其中“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警示虽然开始间接促成了武昌首义，成都的独立却晚至数月之后。保路运动中显示的种种“旁逸斜出”，提示了“地方”和“下层”的历史自有所不同于“大历史”。“哭先皇”这一举动就充分体现着保路风潮在成都所具有的特殊样态。本书借鉴了历史人类学对于仪式和文化符号的关注，将这一“临时利用手段”作为“城市生活中的仪式性皇权符号”之运用，并通过地方史志中关于皇会习俗的记载，看到了仪式上的成例，“成都社会生活记忆中”本有的“皇帝的影子”。这一主张在提出后又“不断有仪式被附会和叠加，也不断有其他的社会矛盾被附会和叠加”，“终于形成了一体多元的大波”（作者论证市民借供先皇牌位来解决“日常矛盾”之事的例子，即采自李人的《大波》）。郭沫若的《反正前后》已注意到了同志会“哭先皇”的举措，以为“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使得那些“在封建社会的教条之下束缚久了的人”也能够接受这种“运动革命”。“大家都供的是光绪皇，大家的行动是对于皇帝的忠义。这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造反。”正是在这样的保障之下，“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虽然民元成立的临时省议会中已有人认为此事有“保皇改良主义”的色彩，不合于“革命宗旨”，但正是“先皇”这一看起来不够“革命”的符号，赋予了行动的合法性，并因其与日常生活的密切程度而起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作用，使革命的大波最终形成。这未必能回答作者关于“革命的合法性是什么”的疑问，却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那次革命何以发生。如作者所注意到，川人在早期抗争“铁路国有”政策时，主要采取的策略即集中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上欺皇上，下欺国民”。在保路同志会成立过程中，传说也曾出现过高呼“朝廷为奸臣蒙蔽”这样戏剧性的场景。“设万岁牌”的要求是与罢市罢课同时提出的，既有“清君侧”的意味，也是一种自保的策略。“皇权”在同样有过“保路”要求但未如川省形成风潮的湖北、湖南等地如何呈现，还可与四川的状况加以比较。然而对于“生逢革命”的人来说，更重要的则是这一“利用手段”在整个保路运动中如何运作以及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对于以“反满”为号召的“革命书写”而言，“哭先皇”更带来了一种尴尬，即种族革命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被建构起来的。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辛亥前的种族冲突并不尖锐，尤其革命后的种种事实更证明了满汉之间的差异实际相当的模糊。成都虽然设有“满城”，但其中的满汉关系更有特异之处。不仅成都的第一个公园是由驻防的满将玉昆修建于满城，《大波》中的黄家在预感大乱将至之时甚至计划搬到满城中避难，在听闻“老陕”屠满城的消息后方作罢。成都这一“省城”，不仅不同于四川的各个“县城”，与当时其他的省城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是研究保路运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同样涉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与“帝力无所加”的一般认识不同，作者认为国家政治以礼仪的方式已经在成都这样的边远城市深入：“朝廷的仪式要求与民间文化、百姓生活相融，成就了平民的盛会或哀礼，亦礼亦俗，共成一体。”国家作为一种礼仪的存在成为这一场“仪式性抗争”的合法性根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将这次运动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叶最为重要的一场城市民众政治抗争”。 孟子在与告子的讨论中即认为，虽然“水无有不下”，“势”的不同却可以使得水流具有不同的形态：“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当水流最终被激荡为大波之时，其前后的情势也成为决定其形态的关键因素。作者将自己对于“革命”的关注扩及革命前后的地方社会生活时，其笔下的革命史也已经具有了特殊的色彩。可以说，作者“换一种手法眼法”来观照辛亥革命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在一九三七年版的《大波》中，李劼人对于这场风潮的叙述开始于“月色甚好”的五月从灯影戏院走出来的观客，结束于赵尔丰被砍头后，在议论的人群中下定决心要重新找回年轻时相好的女人。《大波》一书虽被李人自认为“最不满意”，但在这部风潮与情爱的协奏中，李先生不仅塑造了那位知情识趣的黄太太，还特别注意到革命风潮中的进进退退、你来我往。保路的风潮不必是一场“必然如此”的运动，其实不仅人的言语会成风，人的感情会随着风而潮动，等到“潮头一卷”，连当局者自己也“不知不觉随波逐流起来”。在小说里的蜀士眼中，若非赵尔丰“阵法太乱”，未能理解保路同志会为其留出的转圜余地，或也不致促成“这种不应该有的弥天风潮”。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革命的“悲壮”。蜀语有所谓“知趣”，而说人不通人情、不知转圜，则谓之“不知趣”。在对于革命的描述中，革命史每每喜欢讲革命的不可避免；但具体到革命历程中的情境，无论是强调道义或者利益，均有陷于“不知趣”的危险。各方的往来应对，也正如水波的激荡，其方向本各不同。借用李人的比喻，可以说大波中每一朵浪花都是不同的。它们不必因大波的存在而具有意义，甚至可以说，只有这些浪花各个相异，大波才能激荡而成。若我们对历史讲述也能力求以更长期的眼光，看到历史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随着细节的丰富，历史也许将更加接近于一场有着各种各样（虽未必尽能实现）努力的正剧。古人所谓“哀矜而勿喜”，庶几近乎？（《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孙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 -
瞿骏：“民史”的写法六月，阴天，偶看新闻，听到这几日颇红火的《蒋公的面子》的编剧温方伊慢条斯理地说：文艺作品震撼人心取决于创作者的才华，而历史能打动人心则在其本身不可思议，却曾真实发生（大意）。不禁心有戚戚，想我等作史者处于“真实发生”和“不可思议”间该如何做去？结论是甚难！不过难事总得有人去做，也一定会有人去做。孙明君写《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下简称《生逢革命》）或许证明了他正是要试做难事的“痴人”。孙君希望以“普通人”为主角，写他们遭遇辛亥革命的历史，从字面上看其取向似很有些“时髦”。眼光向下，关注基层，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提法至少在史学界已喧闹了十余年。可是喧闹归喧闹，只要数数任公提倡写“民史”后的一百多年来，真正写“民史”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就可知道大声喊话和落到实处间的距离有多大，这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史料的限制，中国史籍自然浩如烟海，但仔细考索其中有关“民史”的材料可能就不太乐观，这和我们史料留存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陈平原先生即说：“我们的现代出版业，一路走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没有那么一种从容与淡定，因而不太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更何况，先有炮火纷飞，后有运动连场，侥幸留存下来的，多为‘名人墨宝’，而非‘历史资料’”。“现代出版业”如此，“前现代资料”的情形也类似，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大量县一级的如四川南部、浙江龙泉等地的档案“出土”，为日后的“民史”写作提供了史料的可能性。但至少目前我们仍在艳羡达恩顿（Robert Darnton）能如此幸运，走进“历史学家的梦境”，坐拥瑞士最大出版机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库中的丰厚材料去撰述《启蒙运动的生意》；感叹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好命地寻觅到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的宗教裁判所的秘密档案来完成《蒙塔尤》。两相比较中西撰写“民史”的史料条件确实有不小的差异。原因之二是为何写“民史”的混沌。前文所说的史料问题虽然存在，但只要有眼光（视角）的切实转换，史料总还是有的，而且还可能不少。但“转换”过后，为何而写“民史”却未必那么清晰，甚至还有些混沌。目前较多的有以下两种为何写“民史”的倾向：一种是试图打捞挖掘昔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以再现其生活起居、社会交往、文化趣味、消费经济等诸多历史面相。这种倾向一面呼应了欧美学界对于私人生活、消费文化等领域的关注，一面亦可让作者和读者通过其笔下和眼中历史的描摹、阅读来满足自身趣味和审美的需求。由此不少“民史”写作的目的即在于“日常生活史”的重现和品鉴。不过此种倾向若走向极致，不免有研究的过度“逸乐化”和“私人趣味化”之嫌。另一种倾向则是“民史”成为谈论“历史重大问题”的话头和注脚。这种倾向自可追溯到五四，甚至更长远的时候。“民”从来就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中至关重要，却又最模糊不清的一个概念。而到20世纪以降，“民众”、“大众”、“群众”、“人民”等概念虽也一次次被凸现，甚至被神圣化到一切合法性来源的位置，却也依然看不到“民”究竟在何处，遑论其真正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像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似都为普通人，“正传”之类从表面看也传递出精英试图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的愿望，甚至还表达了精英对他们的“无限同情”（李长之语）。但这样的“民史”背后却承载着如中国国民性、传统的重估、新文化启蒙等诸多“历史重大问题”。在今日看来，这些问题并非已不“重大”，但一旦通过话头和注脚的方式与普通人对接，似乎并未合则双美，而是两相错位，彼此黯淡了面目。原因之三则为怎样写“民史”的困惑。中国人写普通人的历史似有些先天不足，因为传统史著多遵循“春秋不书死”的原则，以致其中普通人的身影并不多见。钱穆在谈中国历史人物研究时即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不过钱穆又曾指出“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其言语的曲折处似也为普通人入史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史学虽不重“庶人”，但却以写“人”而见长，翦伯赞即曾对法国人说“讲到传记的历史，中国数第一”。因此与写普通人“先天不足”并存的是我们有注重历史中“活的人事”这一传统优势。可是这一优势却在“视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的近代中国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个长程趋向是近代以来史著中“人”的退隐，常常忽略了历史中“活的人事”而换为“死的材料”。到1949年后历史研究中更进一步强调所谓“意义”的挖掘。而“意义”挖掘的深刻与否又和有无引证、对话外洋学术作品（初或为马列经典，后基本为欧美中国学）密切相关，以至于目前史学界多的是大受“社会科学”框架影响，列举一二三四“创新点”的专著、论文，缺少的则是能见“人”及其“行事”的作品。当然同样因为“尊西崇新”，在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等学者影响下，“说故事”的作品似乎又有一定的振兴之势。但从目前看此类作品从源头上或许就有追求“好看”压倒“见识”通透；“故事”曲折离奇超越“人”之理解评断的因子，赵园先生就指出她“有时会感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转看国内，受史氏等人影响的著作虽已陆续出现了一些，但它们难以闯入已成深壕壁垒的专业学术评价体系，遂转向与大众阅读市场相结合，因此总稍觉其热闹有余，但深度不足。对照以上三点，《生逢革命》的好处和尚可讨论处就都可看得比较清楚。从好处来说，《生逢革命》最得我心的地方即在注重“活的人事”，而非仅仅去写好看的“故事”。《生逢革命》的主角，除了清末成都市民这一群体外，其它则分别为威远团保甲长兼“袍哥大爷”——刘香亭，新津富商、团保总巡、南路同志军首领——侯宝斋，威远豪绅、副军政长——胡驭垓和温江学绅、县志总篆——曾学传。同时孙君又不是单纯要为这批人留下一段“去思碑”，而是通过“以人驭事”和“以事凸人”的方式来展现辛亥前后四川基层社会因新政介入，革命来袭，导致团保、学务等各地方重要权力结构急剧振荡的历史变迁图像，这种写法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看在众多声称写“民史”的作品中显得非常独特。《生逢革命》能具备此种独特性，首先可归因于孙君的自我定位。他自称“史学票友”（前言页3），这种定位相较孙君所受的良好史学科班训练可谓互不凿纳，但正是这“互不凿纳”却能反映他写史的一种态度。所谓“票友”并不意味着《生逢革命》表述的不严谨或学术的不规范，而是孙君并不太立足于借此书向学界中人喊话或博得学术史上的一个地位，因此反倒能从内在摆脱“学术生产机制”的束缚，随性写去，而平添了几分作史的纯粹与挥洒，其突出表现在《生逢革命》里文字的灵动与注满感情上，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正心诚意”。其次则在于孙君读史的功夫。罗志田先生曾指出“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而《生逢革命》正是利用基层档案丰富我们对清末乡、镇、县层次历史认识的一种颇能见其效的努力。孙君作学位论文时曾在四川各个县级档案馆里爬梳材料，再加上其师承渊源和自身禀赋，他处理档案的本领自不必多言。值得特别说一说的是《生逢革命》在档案之外的一些东西。这几年笔者参加研究生开题和答辩时，时常听学生说某年到某年因为档案较少或付之阙如，所以论文在这一时段内就只能写得单薄或干脆无法落笔。这套说法乍听似有其道理：史料为史学的基础，无档案即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论文如何做得下去。但若仔细考量，问题却没那么简单。近年来史学界越来越重视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忙于打捞档案，夯实史料基础的同时，或许也越来越忽略了史学研究中另一些根本性东西像历史学的想象力。前述说法最大问题在于“档案”仅是史料之一种，史学研究从来就需要各种史料的结合互证才能完成。而且即使史料完备，它们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点滴碎片，相对绵延不绝的历史过程而言，希望史料达到“足够多”再来拼接还原历史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的断裂空白处必须要由史学的想象力来填补。《生逢革命》正是在综合解读各种史料后发挥想象力来收拾史料碎片上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孙君在处理第一章时就直接指出：“清末威远县衙档案今已不存，对刘香亭案及清末威远政治的还原，仅能得鳞爪而不能窥全貌”（页4）。这其实是自谦的活法，否则他就不会以“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作为此章的题目。而在没有直接档案的情况下要述说一事之“本末”，就必须在其它相关材料上落功夫。为此孙君充分利用了已出版的当地文史资料，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寻觅材料的范围离开了威远，更不在四川，而是在数千里外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找到了印证此事的重要史料即赵尔巽档案。这正是一种寻觅如“草蛇灰线”般材料线索的想象力。又比如对于川人、光绪牌位和保路运动的研究已非常多。但孙君却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问题：为温饱奔波的小百姓为何敢顶着先皇牌位冲向平日庶民避之不及的衙门？据他自陈问题的产生源于“2003年国庆假期，我住在川大家属区一栋破旧的公寓里，每天天刚亮出去时，麻将已先声夺人，暮色里乘着酒兴归来麻将也正在兴头上。”（前言页2）孙君所见成都人会“过生活”的模样一般会给每个去过那里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孙君般更进一步，联系上百年前的历史故事。这也是一种“沟通古今，移情体味”的想象力。从可讨论处上说，《生逢革命》的主角们在严格意义上算不算“普通人”或许是一个比较可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虽然他们个体身份是矿工、绅商、学生、先生和不知名的小市民（见题记），但他们能够入史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可称为“地方精英”（local elites），或者说“地方上之有力者”。之所以这样说与中国近代变与不变多歧互渗的特殊格局有关。就孙君考察的四川来说，真正“普通”的民众恐怕正对应着近代中国不怎么变化的那一部分，想讨论他们与新政和革命的互动影响恐怕不是特别容易（尽管在一些地方孙君已做出了令人佩服的尝试，但城市和市镇、乡村间毕竟有很大不同）。真正可谈的恰是如“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一类的人物，因为他们对地方社会的搅动留下了不少能让日后治史者寻觅解说的痕迹。同时他们也是受近代社会变迁影响最深，且回应这些变迁最为积极主动之人。1902年一位京官在赴蒙古的路上就对朝廷办新学发出过感叹，说：“学堂一开，尽讲新学洋务，凡富家延师，学堂收考，尽皆少年才艺略通洋学之辈，而老师俗儒，均以揣摩时文，确守讲章，不通时务，摒弃不用，此辈谋生无路，其闭户乐饥，安分力农者能有几人，势必越礼犯分，为害乡闾，是又风俗世道一大忧也”。这种对“越礼犯分，为害乡闾”的重重忧虑说的正是孙君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新政与革命展开后的曲折万千、跌宕起伏造成了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成为了地方有力者之“斗场”，从表面上看或体现为民与绅战、民与官战和绅与官战，但究其实质往往大多是绅与绅战。从此点延伸开去，笔者阅读《生逢革命》恰恰感到川人的“绅与绅战”虽可能多一些霸蛮和血腥，但西潮和新潮的流风似未浸透他们的灵魂，因此从袍哥首领到同志军领袖，从县城豪商到乡闾学绅，他们的行事和文字都还有一股磊落的气象在。不比江南文人，从明末开始就以一种躲在揭帖和巷议背后使劲的方式来“绅与绅战”，绵延至清末从“新人物”到“反新人物”整体格局都颇带上一种猥琐卑下之气，所作所为不少看似轰轰烈烈，实则既小且陋，摆不上台面。这也提示我们若多从“上下左右”看史，所谈所论或能不局限于“地方社会”一隅，而是拓展到更大的考察视野。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孙君业师茅海建先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为何要填补这块空白、不去填补那块空白，理由是什么？”此问题揭示了自任公将“普通人”纳入历史研究范围后，可作题目的数量突然膨胀了许多。但以目前史学研究尤其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础乃建立在一片流沙地上的事实而论，如果仅仅以做“普通人”的研究为由来支撑选题，似并不太理直气壮。从这个意义上说《生逢革命》启发我们：研究“普通人”或“非普通人”的意义或都在于揭示曾经真实发生，却不可思议的历史关节之处。研究“普通人”不妨可多探究一些历史大变动时刻带来的影响与回应之处，如明明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何以在革命后很难得到“正名”；学堂与私塾之争为何是赢了“战斗”，却输了“战争”；行政改革怎样大大搅乱了当地社会秩序等等，这几个《生逢革命》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尝试着从历史大变动的影响和回应处来沟通“普通人”与“非普通人”的研究。进而我们或可从这些影响和回应入手尝试解说片断零散的“人事”；“虚其心”地把握上演“人事”的晦暗不明却又有迹可寻的舞台。正像《生逢革命》里所说：“人物一旦出场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生活，故事则推着笔往前走！”（前言页1）这是史家的逻辑，也应是“民史”的写法。（《读书》2013年第11期）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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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颇有感悟 -
文风怎么颇似老教授？ -
作者通过文本构建图景的叙述能力倒是精湛;关注点自事向人的转移也属难得。 -
寄托之作，背后有一腔压着纸背的情绪。藉此穿透时间设下的障碍，也穿透学术规则的种种藩篱~ -
普通话不标准的就别念了 -
觉得作者太注重阐释了，但是却削弱了叙事，以至于我们只看到作者的分析阐释，但是发生在研究对象身上的故事却很模糊或语焉不详。 -
看了瞿骏在《读书》上的书评然后买了这本书，作者原来是茅海建和梁元生的博士啊~ 读过蛮有收获的~ -
大时代的小人物，从来就是被历史忽略的。 -
作者文风让人想起C大诸君〜 -
很有启发的一本书。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贯彻到纳米级别，文学研究则不能。那么，何为文学研究的方法？ -
老实交代，我看不懂这本书 -
关注常人。 -
茅海建的学生？ -
两颗星给选材和视角，一颗星给导师茅海建，一颗给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去掉的那一颗给作者的史笔。有些许茅老师的神气，但文笔和谋篇差了不少 -
这本书的留白太多，行距太宽，竟然是个人学术生涯总结的论文集，叙事能力有限，写的有些在飘飘然之间就忽然有了结论的感觉。 -
还没见过论述这么生硬的文章呢，论据和结论之间都看不出关系，上来就「所以」了 -
选题很有意思，作者笔端有感情，不错~~ -
不错的小书，个人比较喜欢第三章，烈士的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