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

作者简介

在希特勒兴起与斯大林去世之间这动荡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巴黎是这段罕见历史的一个舞台，艺术家和作家们影响了全球政治。纳粹兴起的十年里，思想界从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那里寻求指引。赫伯特•洛特曼追查并记录了有影响力的人物——纪德、马尔罗、萨特、波伏瓦、毕加索、库斯勒、加缪和他们亲法西斯的敌人在德国占领时期、解放时期以及超级大国的对立淹没了他们声音的冷战时期的活动。

书籍目录

代序：左岸不在左，左岸就是左岸引言序幕第一篇　背景1　入住2 交游3　在家里4　工作和玩耍之所5　小世界第二篇　三十年代6　奠基人7　莫斯科的介入8　在苏联的介入9　右派和中间派10　联合行动11　保卫文化12　马尔罗和知识分子战争13　纪德的转向14　陷入野蛮15　逃离左岸第三篇　德占期16　夺取《新法兰西评论》17 巴黎VS.维希18　各式各样的通敌机构19　人人都通敌20　透过镜子看抵抗21　午夜出版社22　全国作家协会和团体23　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的地形24　流亡在外的巴黎人25　解放第四篇　1944年及以后26　重整河山27 大结局28　新老面孔29　圣日耳曼德普莱的变化30　变化中的圣日耳曼大道31 共产主义者与反共主义者32　冷战33　没有第三条道路34　结语译名对照表译后小记

编辑推荐

　　一说起“左岸”这个词，人们脑子里想到的立即就是巴黎，就是巴黎的塞纳河。左岸，就是巴黎的左岸，就是巴黎塞纳河的左岸。　　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左岸”，有自己的“左岸”精神，不为种种的威逼利诱所屈服，勇于不懈地探索真理，勇于大胆地表达自由的思想。

前言

　　一说起“左岸”这个词，人们脑子里想到的立即就是巴黎，就是巴黎的塞纳河。左岸，就是巴黎的左岸，就是巴黎塞纳河的左岸。　　究竟什么地方属于左岸呢。我记得，我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所谓“左岸”、“右岸”是塞纳河流经巴黎这一独特地理景象所产生的一对地点称谓。塞纳河从东南角朝西北方向流入巴黎，然后向西流，途径市政厅、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名胜，再折向西南(折弯点就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流出巴黎市区。法国人习惯上以塞纳河的流向为正面，把河左边的区，称为“左岸”，河右边的区称为“右岸”。这样，“左”大致就是巴黎的南部，“右岸”则为北部和西北、东北部。　　把“左岸”、“右岸”搞错，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有许多人就错误地认为，“左岸”就是从地图上看起来的左边，即西边，试以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巴黎”的译文为例，有一段如下：“塞纳河东岸的蒙塔特区遍布咖啡馆和酒吧，是夜生活中心。有圣心教堂等著名建筑。塞纳河西岸有演兵场和埃菲尔铁塔，后者是巴黎的象征。西岸最古老部分是拉丁区，内有现为巴黎大学之一部的神学院……”其实，这里，所有的“东岸”都应该译为“右岸”，“西岸”应为“左岸”。　　还是在我的那篇《“左岸”不在左，“右岸”不在右》文章中，我总结道：　　在今天的巴黎，“左岸”和“右岸”之称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方位概念，而拥有了约定俗成的文化涵义：“左岸”往往是文化艺术之巴黎的象征，因为左岸有拉丁区，大学、书店、出版社、画廊云集；“右岸”往往是商业金融之巴黎的象征，因为有香榭丽舍大道，有证券交易所，大银行、大公司、写字楼林立。　　在我看来，左岸始终就是巴黎知识界、出版界、文学界、大学界、艺术界的代名词。事实上，人们已经用“左岸”这个词，来泛指生活在巴黎左岸地区的知识分子。“左岸作为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活动的舞台”(《纽约客》作者纳奥米·布利文语)，这一个词有了地理上和精神思想上的外延。而“左岸”一词的实质，即指为理想而奋斗的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　　记得以前有一种说法，20世纪初期的巴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活动的中心，而左岸，则是中心中的中心。这种说法，我认为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巴黎左岸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精英，他们不同程度地领导着文化的新潮流，巴黎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法国人，还有外国人(当年生活在这里的毕加索、斯泰因、爱伦堡、海明威，哪一个称不上是世界级的文化伟人？)；其二，在巴黎的左岸，发生着能够代表世界文化、思想、精神主流的种种事件，左岸的知识分子不仅关心法国的问题，还关心外国的问题，不仅关心文化、哲学、艺术，还关心政治、军事、社会。总之，在这里，有重要的人，有重要的事。　　谁若不相信这一点，可以来读一读这本书《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从20世纪的30年代起，到50年代的冷战开始，在这里生活的众多知识分子，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便冲锋在为正义而斗争的思想战线(甚至战场)的前列。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后，苏俄成了全世界的革命中心，但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革命的利与弊、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似乎看得更清楚，更透彻。　　20年代，这里兴起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此前还有达达主义运动)，这不仅是诗歌的、文学的、艺术的革命，而且还是精神思想上的革命。布勒东等人一连写了好几篇《超现实主义宣言》，把这一运动定义为一种“革命”。　　30年代，这里有左翼的人民阵线运动的兴起，甚至建立了左翼的联合政府。当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后，巴黎左岸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提出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且还对苏联提出善意的批评(当然后果不堪设想)，纪德的《访苏归来》就是最好的例子。　　1936年，西班牙内战打响，于是，声援西班牙共和派的国际活动，很多便在这里发动和举行。　　1940年到1944年，德国占领期间，这里又成为了反抗运动的秘密中心之一，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出版地下刊物、小说、诗歌，鼓舞人们起来斗争，还加入秘密组织，从事武装反抗。韦科尔(Vercor)的《海的沉默》、阿拉贡的《法兰西晨号》、艾吕雅的《自由》都成为了不朽的抗战文学名著。　　巴黎解放前后，这里的左中右各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又纷纷起义，不但挫败了纳粹德国的“火烧巴黎”的计划，而且以有效的行动，接应了解放大军的进入巴黎。　　战后，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和迷信被揭发出来后，这里又一次产生论战，左派阵营分化，人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纷纷追求自己所认定的真理。　　在让一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阿尔贝·加缪等人的身体力行之下，本为哲学思潮的存在主义，在这里成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有了“介入”和“抗争”的新内涵，鼓动人们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可见：左岸从来不是象牙塔。　　当然，左岸不仅仅是左派知识分子的舞台，不仅仅代表着进步的思潮。在这里积极活动着的还有中派和右派。　　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言论、行动，允许它们的自由表达，这是法国的特点，更是左岸的特点。在这里，左派和右派，或者不如更确切地说，从极左派、左派、中间派，到右派和极右派，这里什么样的言论都有。这一点充分地体现了法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以及人们对这一自由的很好运用。左岸，其实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在这本书中，我们不是也见证了法兰西行动、与德合作分子的种种活动了吗？不是也见证了吕西安·勒巴泰、亨利·贝罗、莱昂·都德、路易一费迪南·塞利纳等人的“思想境界”了吗？　　我并不是说，这些右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行值得赞扬，我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跟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并不愿意受各种现成思想体系的束缚，不愿意接受任何精神奴役，他们探索着自己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走上的道路是右倾的。也正是因为思想的绝对自由，导致了这里有各种党派、各种思想倾向的存在与交锋，正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自由争论，百家争鸣。　　试看一些超现实主义者的行为：多数超现实主义者最开始与共产党同心同德，把共产主义作为革命的理想，纷纷加入共产党。后来，随着错综复杂形势的发展和各种内幕、真相的揭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并不符合他们的自由理想，便有了纷纷退党的行动。在左岸，这样的行动应该是见怪不怪的。　　在本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午夜出版社出的每一本书上面都印着皮埃尔·菜斯居尔转入地下之前起草的宣言。“在法国仍有作家们拒绝俯首听命。他们深深地感到，思想必须得有它的表达形式。行动要依照确定无疑的思想，但更是因为，如果不允许把它表达出来，精神就会衰亡。”　　这可能就是左岸知识分子的思想本质。　　而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表达，不仅在面对专制的意识形态时需要有，在面对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的时候需要有，而且在面对着文化本身遭遇危机的时候更需要有。　　如今，我们中国似乎也在面临着法国人20世纪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别的不说，其中之一便是巴黎人在50年代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城市规划者以牺牲文化机构和城市风景为代价来优先发展经济。汽车占据了大部分人行道，占据了以前属于咖啡馆的用来闲逛的空间。小酒馆、书店、工匠铺已被由繁荣和旅游业所带来的流行服装商店所代替”。读一读这本书，我们会对法国人在面临文化冲突时的精神状态有所理解，即便不读这本书，一个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也应该思考类似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左岸”，有自己的“左岸”精神，不为种种的威逼利诱所屈服，勇于不懈地探索真理，勇于大胆地表达自由的思想。　　“左岸”在巴黎，“左岸”也在中国，在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心中！　　余中先　　2007年10月20日初稿　　2008年元旦改定

内容概要

赫伯特•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著有备享赞誉的《加缪传》以及贝当、福楼拜、科莱特、儒勒•凡尔纳等名人的传记，与他人合写过一部二战后清洗纳粹通敌者的历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鲜活、紧张、惊人。反思了左岸作为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的那些岁月，引人入胜。　　——纳奥米·布利文（Naomi Bliven），《纽约客》　　极好地介绍了法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传奇的一段时期。　　——迈克尔·德瑞达（Michael Dirda），《华盛顿邮报》　　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一部政治与文人之间互相作用的历史。对知识分子无限制的轻信的反思。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新政治家》　　即使是法国人也没有如此简明地、用众多轶事真实地记录知识分子历史上这样一个复杂、含糊的阶段。　　——威廉·R.艾维戴尔（William R.Everdell），《第一批现代派》的作者

章节摘录

　　1　入住　　有一段时间，一个法国人如果影响力足够大，上过名牌大学，有合适的人引见，他左岸的邻居家就可以成为他的客厅的延伸。反之，如果他的客厅位置合适的话，经常会成为咖啡馆、图书和杂志的编辑室，甚至成为会议室。一度最负盛名的场所是蒙帕纳斯的一些街道，尤其是蒙帕纳斯大道上的几家咖啡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圣日尔曼和教堂广场周围几条布满书店、出版社、画廊和室外咖啡馆的小路确立了其延续了二十年的地位。延左岸再往东，是他们求学、曾经或正在执教的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挑选会议厅。那一代乃至以后的几代人都偏爱在最新、最大的互助宫举行集会。左岸还有另一个更加深层的特征——一个人的创作生活、友谊和爱情将在全世界人民都是其观众的舞台上演。　　这个舞台的几位演员认为圣日尔曼德普莱小区在1935年开始脱颖而出。那一年安德烈-布勒东和他的超现实主义伙伴开始喜欢上圣日尔曼教堂对面处于屈从地位的双叟咖啡馆。也是在那时，新一代作家和诗人占据了临近的花神咖啡馆。很多顾客都是从几百码以南蒙帕纳斯的传统咖啡馆和艺术家工作室移步而来的，蒙帕纳斯继蒙马特之后成为画家和诗人爱光临的地方。20世纪头十年里有创造力的精英在那里寻找慰藉、庇护和娱乐，像毕加索、阿波里奈尔、马克斯·雅各布、莫迪里阿尼、布拉克、弗拉曼克和科克托。　　显然，也是在1935年，毕加索把他的随从从蒙帕纳斯搬到了那时感觉还像外省一样宁静的圣日尔曼德普莱小区。起初他们在双叟咖啡馆就座，后来转向花神咖啡馆。学艺术的德国学生阿诺·布雷克若干年后以成功雕刻家的身份陪同一位不寻常的游客征服者希特勒回到巴黎，回忆他最爱光顾的地方时，也记得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是“寂静的绿洲”，“勤勉的作家在那里能够集中精神写作”。对布雷克来说，“这些场所总能够在附近安置世界上的流浪者漂泊的心。”　　也是在1935年，咖啡馆光顾者的典范、诗人莱昂一保尔·法尔格搬到了圣日尔曼大道，将他的传奇故事从蒙帕纳斯带了过来。他成了附近的导游，他在《巴黎行人》一书中概括他对巴黎的观察：“如果某一天法国内阁召开了一个会议、新泽西举行了一场拳击赛、英国国教徒举办了颁奖大会、文学界发生了轰动事件以及右岸名人的争斗或者对质，圣日尔曼德普莱小区咖啡馆的顾客会是最先知道这些冲突和比赛结果的人。”　　对法尔格来说，在这个广场，人们“最能感到自己与时俱进，最接近真实事件、接近知道国家的真相的人、接近世界和艺术。”接着他描述了这两家“今天已经像国家机构一样著名”的咖啡馆：双叟咖啡馆的客人包括成功的作家让·季洛杜、装模作样的人、有钱的美国妇人；花神咖啡馆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学传统。还有他喜爱的利普餐厅，那里世纪转折点上的陶瓷饰品刚好出自他父亲和他叔叔之手。法尔格说，利普餐厅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临近《新法兰西评论》、几家出版社、历史悠久的迪万书店、文学和文化杂志、附近的老鸽舍剧院（当时的实验剧中心）、法国国民议会，还有“人民阵线、书商、二军书商、这个地区独一无二的有知识的酒店经理……”　　如果谁像作家和评论家让·卡苏一样有幸住在这里，他肯定会觉得自己拥有了一扇朝向世界的窗户。卡苏的窗户俯瞰着圣日尔曼德普菜小区的咖啡馆。他的妻子只要往窗外看一眼，就能告诉她丈夫某位他们熟识的作家正走进双叟咖啡馆，出来之后又去了花神咖啡馆。只要下楼跟朋友们坐在双叟咖啡馆，卡苏就能看到、遇到光临附近其他咖啡馆的朋友。那时街上还没有有碍观瞻的汽车，在这里跟在蒙帕纳斯大街一样，从罗桐多咖啡馆到大道对面的圆顶咖啡馆，从圆顶咖啡馆到精英咖啡馆，换桌是很正常的。不用说，卡苏的出版商（保尔-埃米尔、格拉塞、加利马尔）都在他家十分钟的路程之内。　　大家公认的是，在二战前的那些年里，法国是文学和艺术世界的中心，巴黎当然是这个中心的中心。它不仅汇聚了边远的外省和临近国家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才俊，还培育了下一代人才。就在二战前，百分之四十五点七的法国大学生在巴黎的学校里就读，百分之九十一的大学程度的学校位于巴黎。不用说，它们都聚集在左岸的几条街道。　　阿尔贝·蒂博代在他的《教授共和国》一书中说：“左岸是巴黎的乡下。”年轻的外省人来到巴黎，在拉丁区的圣热内维埃芙高地，它的高等学校、高等研究院、索邦大学。他们为巴黎带来了外省的精力、人中翘楚和法国香火的延续。　　后来成为左岸政治斗争的领军人物的让·盖埃诺描述了另一个共和国，不是教授们的共和国，而是文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思想被改写和重塑”，“他们没有比创建了这个共和国的启蒙思想家更杰出”。他无比恰当地介绍了左岸的地形学：“文学共和国整个被包含在巴黎的一些出版社，几家狭窄的杂志社，一些画室、咖啡馆、艺术家工作室和阁楼里。搞懂这个世界并非易事。真实的对话发生在十几位相互坦诚相待的作家之间……”　　连在校学生对此都心知肚明。至少有一个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学生手册用地图说明了左岸汇集的高等研究院和图书世界。　　拉丁区的大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里有案可稽的文学生活始于17世纪的拉辛、莫里哀、拉法耶特夫人，接着是18世纪的伏尔泰和圣伯夫。到19世纪，左岸真正获得了它的知性禀赋，那里繁荣的咖啡馆生活就是明证，虽然还不限于此。该地区的社会史不断出现这样一个名字：老喜剧院街上的普洛柯普（Procope）咖啡馆，《百科全书》的制作者们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博马舍、丹东和马拉经常光顾的地方，继而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巴尔扎克、乔治·桑、缪塞和后来的左拉、于斯曼、莫泊桑、塞尚。或者奥德翁广场的伏尔泰咖啡馆，后来被改建为美国图书馆；它招待了象征主义时期的魏尔伦和马拉美，以及世纪之交的布尔热和莫里斯·巴莱斯。　　到19世纪末，第五、第六和第七区构成了左岸的核心，是思想家喜欢居住的地方，尽管不全是取得了成功的作者，因为他们都追随上层阶级奔向了更令人垂涎的右岸地区。但是文学杂志都在左岸，尤其是前卫评论杂志，它们的作者和读者也都住在左岸。当一个杂志发达之后，就会放弃波希米亚式的左岸，连同它的领衔作者和编者一起搬到右岸去。　　法国人的左岸上面还叠加了一个美国人的左岸，使用着同样的街道、咖啡馆和咖啡杯，只是时期和风格有异。这个左岸以著名的圆顶-罗桐多一精英咖啡馆和蒙帕纳斯的圆顶十字路口为中心，向北延伸到圣日尔曼德普莱的双叟和花神咖啡馆。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说：“不管你让出租车司机从右岸带你去蒙帕纳斯的哪家咖啡馆，他们都会把你拉到罗桐多去。十年后也许会是圆顶。”在1925年蒙帕纳斯的美国人已经成了一部传奇，古斯塔夫·法斯-阿莫和莫里斯写了一篇杂志风格的文章，记述他们了解的蒙帕纳斯。他们劈头写道：“蒙帕纳斯是世界的中心！”二位作者尤其对他们在那儿遇到的年轻美国女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午饭后，当年轻的美国女孩在厦日的夜晚穿着浅色裙子漫步到蒙帕纳斯时，那是年轻人的盛宴！她们都习惯了不戴帽子出门，随意、悠闲，还在手里拿着树枝或者嘴里夹着烟卷以突出自己悠闲的态度。有时圆顶咖啡馆路边的桌子让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娱乐场所。晚上她们是很受欢迎的一步舞和西迷舞舞伴；午后她们玩小女孩的游戏……”　　作者指出，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糟糕：“有一种左岸精神，鲜明地跟右岸精神对抗。让我们坦白说吧：在蒙帕纳斯强有力的外国侨民的存在，向法国思想和艺术的重大时刻表达敬意，强化了这种对抗。”　　但是在1925年，二位作者担心由于美元在货币兑换上优势很大，他们美国侨民会在数量而非质量上增长，再也不会感到宾至如归了。但是跳西迷舞的年轻美国女子的左岸也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左岸，在《不固定的圣节》中，海明威带领读者徒步参观了这一地区，从他位于拉丁区东端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的住所，沿着布满书摊的河岸，进出一些咖啡馆，先是利普，然后是圆顶、罗桐多和精英。他写道：“在这三家主要的咖啡馆，我会看到那些我面熟的人和其他我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但是那里总有很多很帅气的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华灯初上之际匆匆赶往某个地方去跟人一块儿饮酒、一块儿吃饭，然后去做爱。”海明威在走到美国文化的地标、西尔维亚·比奇在奥德翁路12号开设的莎士比亚书店时，很可能会停下脚步。比奇女士开书店是受早些时候同一条街上7号法国的地标的启发，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开的“爱书人之家”，一个小书店和外借图书馆，其读者包括当代文学界最有名望的一些人和即将成名的人。　　西尔维亚·比奇开设了自己的书店和外借图书馆，她经营的是英文书。很快莎士比亚书店就成了美国和英国读者（游客和长期居民）的家外之家。他们甚至把那里当做自己的通讯地址，有些人甚至能把那里当做银行。比奇女士有时开玩笑，把她的书店称作“左岸”。她还成了率先出版乔伊斯备受争议的作品尤利西斯》的人，乔伊斯住在巴黎时，她成了他的半官方渠道。以类似的方式，比奇成了美国作家和业余出版人的代表。后来由于她多方出击，结识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之后，让她不仅接触到了斯泰因、庞德、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等美国人，还接触到了对盎格鲁一美利坚人好奇的法国作家及他们的作品：纪德、瓦莱里、让·波朗、儒勒·罗曼、杜阿梅尔、尚松、让·施伦贝格尔。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爱书人之家”偶尔担当为一个文学沙龙，阅读瓦莱里或者布勒东的新作，演奏萨蒂和米约新谱的乐曲。乔伊斯在那里找到了一群法国人。很多法国作家在他们职业生涯之初都是在莫尼耶或者比奇的图书公司会面，很多人从两位卖书的女士那里得到了鼓励。　　确实有一种左岸精神：一种特殊的爱国精神，而不是意识形态。右岸拥有安德烈·奥罗伊斯、萨沙·吉特利、马塞尔·帕尼奥尔、珍姬。罗杰丝、弗雷德·阿斯泰尔。左岸文化包括让·季洛杜、路易斯’布努艾尔、加斯东·巴蒂、威廉·鲍威尔和玛娜·洛伊。莱奥·拉尔吉耶在一篇文章里嘲弄右岸的咖啡馆，“巨大的宾馆大堂，豪华的宫殿，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种地方我们的居民没法活下去。”贝尔引述《新法兰西评论》对电影明星萨沙·吉特利的鄙夷：“《新法兰西评论》一直有这种偏见，如果一个人没住在左岸，而是住在别的乏味的小镇上，那他就犯错了，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当贝尔告诉《新法兰西评论》的高官杜·加尔他要搬到右岸去时，杜·加尔感到非常震惊。“你在这附近找不到别的地方吗？”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右岸是没有脑子的中产阶级的领地，智者的生活不可以跨过塞纳河。　　我们可以绘出一幅左岸的政治地图。从20世纪30年代一位军校学生的视角看过去，从先贤祠到西边的奥德翁十字路口的大学区，掌握在“法兰西行动”的右翼学生之手。左派将在人民阵线时期把它接管过来。再往西，以及蒙帕纳斯以南，这一带属于在原则上不过问政治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按照波伏瓦的说法，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没有政治结果。比如花神咖啡馆的常客拿雅克。佩韦尔当做他们的偶像。年轻教师波伏瓦看出：“他们不顺从的态度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懒惰作辩护。白天他们用枯燥到会被哈欠打断的字句表达他们的厌恶之情。”　　法国政治战争（最显著的是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事件）的老兵在人行道边的咖啡馆争斗时，侨民们也在为未来的战争制订计划。俄国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伙伴、评论家和剧作家卢那察尔斯基是左岸咖啡馆的顾客——当上苏联的人民教育委员之后继续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有段时间列宁本人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只要爱伦堡在巴黎，圆顶咖啡馆就会出现一个苏联角。但到那时，政治已经成为左岸最杰出人士基本的关切。　　2　交游　　拉丁区内各所高等院校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位尤殊。因其严格的招生方式（要先苦读一年的所谓，选拔强化班[khane]）、特有的学科架构、类似美国大学兄弟会宿舍的气氛，使得巴黎高师的毕业生仿佛是独立的一族。许多人起初允诺要踏上教学生涯，后来却转向了政治和创作艺术。他们成为公务员，甚至政界领导，其中一位后来还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们或是成为政治领袖，或是在新闻、小说、诗歌创作方面有所成就；无论选了哪个领域，他们的事业生涯都常常收结至法兰西学士院。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莱昂·布鲁姆，天主教评论家、诗人夏尔·佩吉，作家如罗曼·罗兰和儒勒·罗曼，剧作家让·季洛杜，他们都毕业于师范学校。本书主角中有不少“师范人”，因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紧要关头，以及之后，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时身处敌对阵营，尽管他们的行为常常取决于在高等师范学院度过的那些年头。　　阿尔贝·蒂博代就是一名高范人；他在《教师共和国》一书中指出了该校另一特色：它起着文化熔炉的作用。如果医学和法学学位的教育费超过了普通工人和农民阶级所能负担的范围，学校教师便因为可以拿到奖学金，通过攻读这些科目，从而跳出原来的阶层。蒂博代的文章为20年代所写，他发现师范的学生十有八九都获得了这类奖学会。因此，生长于偏远省份的人也可以到师范就读；而且，他们在预读选拔强化班和巴黎高师时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对其一生都有裨益。要进入社会，这和出生在巴黎的一处好地段同样有效。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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