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 > 民族史志 >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3-1
ISBN:9787301149850
作者:罗新
页数:311页
作者简介
名号制度是在北族政治发育过程中，从政治领袖的称谓名号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既复杂又多变的政治制度。本书通过对中国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强调在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随着政治题的演变发展而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由此为深入认识中古北族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书籍目录
前言
可汗号之性质——兼论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
一、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中的可汗号传统
二、可汗号的起源、功能、形式与性质
三、从所谓“生称谥”看古代中国的名号分化问题
匈奴单于号研究
一、西汉匈奴的单于号问题
二、南匈奴单于世次与单于号之关系
三、南匈奴单于号的获得时间及相关问题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
一、拓跋语源的检讨
二、魏晋时期鲜卑各部的部族名号
三、部族得名与部族政治体的发育
北魏直勤考
一、正史及石刻史料中所见的北魏直勤
二、直勤与内亚游牧社会部落传统之关系
三、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社会的汉化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
一、莫贺去汾
二、达官
三、莫贺弗
四、莫缘
余论：柔然官制研究的阿尔泰学意义
柔然官制续考
一、俟力发
二、吐豆发
三、俟斤
余论：突厥对柔然职官体系的改造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
一、高句丽兄系官职的渊源与传承
二、加(兄)名号语源的内亚渊源
三、拓跋鲜卑及其他内亚民族以aka/akan为官称的情况
小结
论阙特勤之阙
一、阙特勤之阙的语源问题
二、隋唐时期的俱卢与处罗
三、前突厥时代kul名号在内亚的应用
再说暾欲谷其人
一、暾欲谷是一组官号
二、吐谷浑即暾欲谷
三、暾欲谷不是阿史德元珍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
附录
一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
二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
三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
四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
五 评涂逸珊等《汉文突厥史料之(旧唐书·突厥传)》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
惶恐地呈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与内亚（Inner Asia）史的交叉领域一点学习心得的小结。书以《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为名，“中古”是中国史分期的一般用法中的中古（me．dieval）阶段，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族”即所谓北方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Altaic peoples）；“名号”则主要指政治名号（political titulary），以及从政治名号衍生出来的其他专名（propernames），如人名、地名和族名，等等。专名及政治制度是北族史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问题，但过去的研究分属于并往往各自局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语文学（philology）和历史学等几个不同的领域。我的兴趣和目标都是历史学，但我愿尽力跨越这几个领域之间的围墙，了解和学习其他领域、特别是所谓阿尔泰学（AltaicStudies）的成绩，把中国中古史有关北族的史料，置于内亚史（Inner A．sian history）的背景上重新认识。本书所致力分析的北族政治名号，就是在这样的观察之下才显现出自己的研究价值。
内容概要
罗新 1963年生于湖北随州，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民族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对中古石刻史料与北族史尤为偏重。参与整理长沙走马楼吴简，与叶炜合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 ，2005），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并有专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网名“老冷”，为著名人文学术网站往复论坛的创始人之一，自1999年以来，在天涯和往复撰文若干，颇有影响。著有散文集《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
章节摘录
可汗号之性质——兼论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 剧杜佑《通典》，北亚草原游牧部族中，首先以可汗作为政体最高首领称号的，是柔然的社苍，所谓“社（山仑）始号可汗，犹言皇帝”，又称“可汗之号始于此”。胡三省也说：“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但是胡三省注意到“拓跋氏之先，《通鉴》皆书可汗，又在社（山仑）之前”。《资治通鉴》叙拓跋鲜卑先世，从可汗毛到可汗力微之间，还提到可汗推寅、可汗邻，显然以可汗为拓跋鲜卑酋首之称号，即胡三省所谓“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然而魏收《魏书》中，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孝文帝改革以后，北魏前期的历史资料曾经被大幅度地修订过，故有关史实不得见于《魏书》。著名的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即不见于《魏书》。北魏奚智墓志称“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罗振玉认为“仆脍可汗”即《魏书》卷一《序纪》所记献帝瞵之父威皇帝侩。可见《资治通鉴》记拓跋先世君长为可汗，必有所本。《旧唐书》记“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皆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当年听罗新老师课的时候就隐约意识到这位老师的路数大概不是历史学主流路线，果然，后来基本没见过任何一个搞民族史的学者，会一上来就推荐《游牧者的抉择》给学生看。上课的时候他也不会照本宣科，基础知识几乎一概不讲，直接跳到某个问题的前沿议题，连解释带评论，下面的学生如果基础稍差，或者理解力稍微低一点儿，就会一头雾水。毕业多年，偶然间得到了罗新老师《中古北族名号考》的电子版，才第一次读到他比较系统的研究。这本书可以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可汗”这种名号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部分探讨“单于”这种名号。第三部分探讨北魏时期“拓跋”、“直勤”两个名号的产生。第四部分考辑柔然官制。第五部分讨论高句丽的兄系官职名号。第六部分讨论阙特勤、暾欲谷碑文。第七部分讨论皇帝尊号的起源。基本方法都是类似的：依赖汉文与突厥语等中古北族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如语词听记的异同等），考察各种官职名号的发展历程。其核心论题是，考察内陆亚洲诸政权与汉文化背景下政治体之间政治制度的交互。本书在研究中采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官号与官职分开。罗新认为，政治制度在比较原始的时代，先出现的是美称性质的“官号”；在政治制度发育过程中，具有类似官号的人逐渐增多，人员流动促成了官号变为职能指向的“官职”。继而可能有更多的美称缀于官职上，形成新一轮的官号，进而又为下一轮官职的演变揭开序幕。这一现象，在中古北族名号中颇为常见，例如可汗号本是对个人的美称，由于称某某可汗者太多，反而令可汗成为了类似官职的名号。此一视角当不限于中古时期，清之巴图鲁、比忒赫等，均与此有莫大关系。甚至也可以不限于美称——凡是用于称人的名号，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可能会变成一个官职。例如“尚书”一官，“尚”本有主掌之意，而后又有“尚书令”缀以另一表示主掌的“令”字，盖因“尚书”成一固定官职，其“尚”字已失去意义，必须加一“令”以示更高主掌。凡是试图翻译过古代官名为英文者，当不乏此类一般的经历。今人以“北京西站南广场东街”为笑，亦犹此理。甚至官职亦可进一步演化，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秘书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直勤”名号的产生，对于理解古代历史，多有助益。历史上如同“直勤”名号一样，标称原始政治制度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时在位领袖子孙的名号，尚有数个。例如清代以觉罗名号冠称塔克世之旁支子孙，关于这一制度，清史研究者往往仅仅当成一件制度建设而放过。但从“直勤”名号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此类官号的产生，往往是政治体发育过程中的重要关卡。道武帝以直勤名号冠称神元帝拓跋力微之子孙，与皇太极启用觉罗，二者颇可类比。这一点，“新清史”学者尚未关注。然而北魏经历了通过孝文帝改革而重定宗族之制、废除直勤的过程，而觉罗制度则终清朝不废，其间关节，亦多可玩味。本书第五部分讨论“阿干”官号的产生和演进，是全书读来最轻松搞笑的一节。原来“××哥”在东北亚/内亚文化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是一类官号。罗新老师写作时，对于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听译的转写、汉文史料传抄中的舛误，多有想象，整体结论恐怕难以服众，特别是难以令很多突厥语专家信服。这一点已有书评提出了批评。故而则本书更多的是让读者在了解其分论点时对历史进行思考，而并未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整体来讲本书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对于不熟悉突厥语的读者而言，本书的很多论述比较乏味，可以大段跳过。建议关注中国古代官制（特别是了解官制研究前沿）的读者不要错过本书。 -
因为是罗新，是田余庆先生的弟子，所以要高标准、严要求。其他人写成这样也就罢了。罗新写成这样，大家都拿它做标杆，都认为好得不得了，这就极不正常了。如果这真的竖立起了一个标杆，那么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恶劣的标杆，大家应该看到它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多到令人汗颜，这样，大家以后再引用和讨论它的时候就会多一些批评的意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盲目地引用和发挥，甚至奉为圭臬。没有必要全面评论这部论著，因为它原本就是在刊物上先后发表的单篇论文的集合，只是放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这个题目之下编在一本书中。总体的感觉是，越是早期发表的，水平越高，越是晚期发表的，水平越低，所以这里只挑两篇有代表性的晚期论文《论阙特勤之阙》及《再说暾欲谷其人》，来具体指出其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纰漏，而是能够反映治学态度和根本观念的大硬伤，并且实质上也是当前国内学界一些典型弊病的表现，只是学人身在其中，往往不易察觉，圈外人就更不明就里。**************************************************************************************《论阙特勤之阙》《中古北族名号研究》，194～212页：第200～201页： 什伐与始毕几乎同音，伐与毕都是对bäg一词的转写，什与失尚无可考索（也许是iš），但可以肯定什伐与始毕是对同一组名号组合的不同转写。……尽管我们最终无法知道“什伐/始毕”这一名号组合中的第一部分“什/失”是否省略了某个音节，……抛开内容不论，单就文字而言，其中的“失”显然是“始”之讹误。在该文的另一个版本（http://www.zggds.pku.edu.cn/004/001/109.pdf）中，该处文字如下： 什伐与失毕几乎同音，伐与毕都是对bäg一词的转写，什与失尚无可考索（也许是iš），但可以肯定什伐与失毕是对同一组名号组合的不同转写。……尽管我们最终无法知道“什伐/失毕”这一名号组合中的第一部分“什/失”是否省略了某个音节，……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两个版本的先后次序，推测起来，似乎是后一个版本因为某种原因将“始毕”修改成了“失毕”，相应的“始”也修改成了“失”，后来意识到这一修改不妥，遂又采用替换的方式想修改回去，但没有修改彻底，因为注释中的“失毕”一仍其旧，而正文中也只将“失毕”替换成了“始毕”，但忘了手动修改“失”字。在作者最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的版本中，上述的错误本来是正确的： 什伐与始毕几乎同音，伐与毕都是对bäg一词的转写，什与始尚无可考索（也许是iš），但可以肯定什伐与始毕是对同一组名号组合的不同转写。……尽管我们最终无法知道“什伐/始毕”这一名号组合中的第一部分“什/始”是否省略了某个音节，……而说到“伐与毕都是对bäg一词的转写”，这是作者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但其不成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将另文详论，此处不赘。第201页： 突厥的可汗号和官号中有“尓伏”（尓伏可汗）和“泥步”（泥步设），凭借我们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知识，至少可以确认，这两个词其实是对同一个北族名号的不同音译，也就是说，尔伏就是泥步，它们不过是对同一个或一组北族专名不同的汉文转写形式而已。这两个词的中古汉语语音的确十分接近，但必须指出的是，“伏”字存在一种更为常见中古音形式，以-k收尾，这就与非入声字“步”有所区别，作者本应对此作出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接下去作者指出： 其实，古代突厥语词尾-g与其他语言（特别是粟特文和其他伊朗语族的语言）转写中-r的对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论断需要材料支持，作者本应加上注释，如果是作者自己的发现，应在注释中提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证据，如果是其他人已有的观点，则更应注明出处，否则有掠美之嫌，因为这一观点并非学界通识，而且争议还相当大。从第203到205页，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证“处罗”也是kül的汉文转写形式，但在我看来，这一论证根本不能成立，而且，作者避重就轻，花了很多功夫来论证“罗”可以对译-l，偏偏对更为关键也更为核心的“处”如何能与kü对译的问题却不置一辞。事实上，“阙”的中古声母是溪母，“处”的中古声母是昌母，前者是塞音，后者是塞擦音，区别相当明显，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混淆的。如果要证明“处”的中古声母可以对应k这一罕见的情况，必须举出有力的证据，但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也可能是作者意识到了但对证据却遍寻不获遂不得不避而不谈。实则相反的证据倒是更有可能成立，一是在推测为泥利可汗像的昭苏小洪那海石人身上的粟特文碑铭的最后一行中，（见林梅村《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园调查记》）吉田丰读出了cwrγ x'γ'nt（处罗可汗），‘c’在粟特语中正是塞擦音，读音接近[č]而非[k]；二是在一份中古波斯文地理书中描述波斯的疆域时，提到了四位突厥可汗，其中第三位是čol xāgān，（见http://www.tourajdaryaee.com/wp-content/uploads/docs/daryaee-article-ethnic-and-territorial-boundaries-ethterr2005.pdf）这很可能即是”处罗可汗“的对音。上述两例存在l/r的龃龉，尚待合理解释，但因其均非突厥语材料，而是经过中介语言转译，中间可能发生音变（参见吉田丰对于粟特文中”哥逻禄“存在x'r'rwγ/x'r'lwγ两种拼写形式的论述），然而其对于论证“处罗”首字的辅音是[č]而非[k]应当说还是相当有力的证据。第204页： 又如歌罗禄（葛逻禄）是对Karluk的音译，其中“罗”、“逻”对应不带元音的小舌音-r，反映了汉语对-r拟音的困难之处（把短促的音节拉长了，把不重读的音节重读了），不过这同时也提示我们不应过度强调这些拟音汉字本身的元音的重要性。如上所述，汉文的“哥逻禄”应是对来自粟特语中介形式的转写，并非是突厥语形式Karluk的直接对译，因此作者的这一论述不能成立，汉语中也不存在对-r拟音的困难，存在对-r拟音困难的更应是粟特语，事实上，汉语对于突厥语形式Karluk的拟音即是“葛禄”，用“葛”字的入声韵尾-t来对应-r，这也是中古汉语对译外来语的通行做法，在听感上也相当接近（最近新出土的回鹘葛啜王子汉文卢尼文双语碑铭中，正是用“葛啜”来对译突厥-回鹘语qarï čor，“啜”字的例子也是用-t韵尾来对译-r）。第205页： 如《旧唐书》提到开元四年有突厥降户阿悉烂等反叛，阿悉烂显然是aslan（狮子，突厥语从波斯语借入的词汇）。这个词容易辨认是因为汉字转写未曾省略音节，而在省略了音节、反映原词汇连读或快读的转写情况下，就常常难以确认了。比如突厥起源传说中有个“阿贤设”，我怀疑即是Aslan Šad，就如以“毗伽”转写bilge一样，轻读或省略了辅音-l的发音。此处的“aslan”显然有误，突厥语狮子应为arslan，故而这个词若真是arslan的汉字转写，也是省略了-r音的。作者怀疑“阿贤设”是Aslan Šad的对译，就更难以成立了，因为“贤”字的中古音声母是匣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s音对应。接下去的一段话： 对于bilge这个词，隋代以前的译法，通常用三个汉字，把bilge的三个音节都译出来。拓跋鲜卑有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和步鹿根氏（后改为步氏），北朝稽胡的全称是步落稽（有时又写作步落坚），北齐武成帝的小字是步落稽，柔然有可汗本名步鹿真，这些全都是bilge的不同音译形式。译写-l音节的汉字分别是六（luwk）、落（lak）、鹿（ləwk），都是以-k收声的入声字，用来模拟不带元音的-l短促轻微的发音。bilge和步六孤等汉字的发音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尤其是首音节的元音差异较大，故而Peter A. Boodberg的这一观点单就音韵来说即存在很大的疑问，其他方面的证据就更为缺乏，于是作者建立在该观点基础之上的论证便极不可靠；另外，上述例子选用以-k收声的入声字，也有可能是其后紧跟的汉字以k音做辅音，这也是中古汉语转译外来词的常见做法，因此也不能以之确证是“用来模拟不带元音的-l短促轻微的发音”。接下去的一段话： 再如北齐斛律金字阿六敦，阿六敦即altun（“金”，今突厥诸方言中多作altın，蒙古语作altan），同样是用“六”来音译-l这个音节。不仅出自突厥语族的斛律金有这个名字，出自讲古蒙古语语言的慕容鲜卑的慕容垂，同样有“小字”阿六敦。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中有“武毅将军、内三郎、敕烦阿六敦”，说明拓跋集团中也有以altun为名的。无论是bilge还是altun，辅音-l后面都没有元音，其发音短促而轻微，用汉字六、落、鹿（都以-k收声）来拟写这个音节，基本上是准确的。这里面的疑问更多。首先，我们用后代突厥、蒙古语中“金”的词语去同早期北族语中“金”的汉语音译去作比较，这一方法的根基本身就不牢靠，何况，即使我们承认“阿六敦”确实是“金”的意思，更有道理的做法其实应当是根据我们已有的中古汉语音韵成果去构拟那个时期北族语言“金”的原文语音形式，而不是反过来由后世的北语倒推前世的汉语。因为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后世北语中的“金”altun一词在更早时候的形式是*aluγtun，后来γ脱落变为*alutun，再后来u脱落变为复辅音形式的altun，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语言学家可以找出不少。故而仅凭“阿六敦”这个例子就想说明用收-k声的汉字“六”可以拟写辅音-l，是远远不能令人信服的。“处罗”既难以与kül勘同，则作者接下去的更多论证也都难以成立。例如说“处罗拔是名，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北族名号组合，即Kül Bäg。”其中又一次将“拔”还原为bäg，是作者可疑论点的又一次应用，而其中将“处罗”还原为kül，愈使得这一还原更加可疑。作者还提出，“叱”与“什”有明显的辅音差异，所对应的语词很难认为是同一个。但我相信一般的看法应该是：“叱”与“什”之间的辅音差异远比“处”与“阙”之间的辅音差异要小。说到这里，作者正好提到了他对于姜伯勤先生提出高昌文书中“恕罗珂寒”即“处罗可汗”的论点的怀疑，这倒和他认为“叱”与“什”有明显的辅音差异的看法维持了逻辑上的一致，但是，“恕”的中古音声母是书母，和“处”的昌母其实相当接近（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大量书母和昌母字互转的例子，在唐代西北方音中一定也存在类似情形），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确证了“处罗”的原形不可能是kül，即“处”所对应的原文首辅音不可能是k音。“处罗”不是kül，“出六”同样不是，何况“处罗拔”与“出六拔”能否勘同也还有疑问。第208页： 吐伏卢，就是吐（ton）与伏卢结合而成的一组名号，伏卢是一个独立的名号，因为同志还记载有莫芦氏（改为芦氏），伏卢与莫芦同音，理应是同一个名号，其语源可能是蒙古语与突厥语共有的bal（蜜）。《官氏志》还记载“谷浑氏，后改为浑氏”。另外，北魏有尉古氏，其语源同样是yuquq。这一段也存在众多疑问。说吐是ton显然与通行看法相去甚远，说伏卢与莫芦同音尚可成立，但说其语源可能是蒙古语与突厥语共有的bal（蜜），则其拟音差异过大，显然需要更多的证据和中间的环节。另外，说尉古氏的语源是yuquq，同样需要更多的论证（古与quq之间的差异需要合理的解释），否则，仅凭音近就随意比附，是难以让研究深入推进的。基于同样的逻辑和理由，作者进一步提出： 以上叱罗、叱利、叱吕、叱卢、叱列、屈卢、泣黎、叱洛，汉字转写形式凡八种，都是对同一个北族名号kül的不同音译。但是我们知道，“叱”也是昌母字，“泣”虽是溪母但收-p声，而“列”、“洛”则分别收-t、-k声，这些都需要作出解释，并且在解释的合理性很高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小心翼翼地建立起它们与kül之间的关系。像这样随便列出一堆读音接近（其实中古音还是有明显差异的）的名号，就匆匆忙忙将其勘同，远不是值得效仿的严谨做派。第210页： 现在可以推想，乞伏即kül bäg，而这里的kül，实际上是指陇西鲜卑三部之一的叱卢部。乞伏（kül bäg）者，叱卢部之大人酋首也。这样理解，恰好解决了史料中对于陇西鲜卑部族构成的矛盾记载。《晋书》记陇西鲜卑“自漠北南出大阴山”时，只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然而当叙及“一小儿”出现时，却说“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似乎三部之外，别有乞伏部。其实这个老人和小儿都出自叱卢部，以叱卢部大人的身份而崛起成为三部联盟的首领，只有在成为联盟（酋邦）的首领之后，才正式获得“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的称号。后人无法把乞伏与叱卢部联系起来，并且不得不另造一个乞伏部，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些名号的来历，从而迷失在“叱卢”与“乞”的不同汉字转写形式之中了。这一段疑问更多。首先，“乞伏即kül bäg”的推想未必可靠，因为“乞”与kül之间的语音差异并不算小，需要合理的解释；其次，乞伏与叱卢二部不容混同，对于《晋书》记载的矛盾，唐长孺在《魏晋杂胡考》中有精辟的辨正，如弗是乞伏部祖先之一，其与斯引、出连、叱卢三部同出阴山南下，乞伏部落联盟是由四部构成，乞伏与叱卢绝不是同一个部落，唐长孺进一步推测乞伏出自高车十二姓之第一姓的泣伏利，而叱卢（吐卢）是高车十二姓之第二姓，使这一推论看起来也更为合理。而作者的推想建立在“叱卢”可以对译kül因而也可与“乞”勘同的基础之上，前已论述，这一基础极不可靠，因之得出的看似巧妙的解释便难以成立。最后，作者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可以勘同为kül/küli的中古北族名号，但其大多难以成立，有些甚至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著名的“斛律”一名，从现代读音看，固然与kül较接近，但其中古音均为入声，“斛”收-k声，“律”收-t声，这样就与kül相距悬远了，其勘同的合理性大成疑问。同理，“车鹿”一名如欲与kül/küli勘同也需要对收-k声的“鹿”字作出合理的解释；“黜”字的问题则和“处”字类似，声母和k差异过大；“泣利”同之前的“泣黎”类似，“泣”收-p声，也需要合理解释。《再说暾欲谷其人》《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13～224页：第216～217页： 《旧唐书》载西突厥咄陆五啜，其三曰摄舍提暾啜；弩失毕五俟斤，其三曰拔塞干暾沙钵俟斤。在这两个例子里，暾（ton）分别是官称啜（Čor）和俟斤（Irkin）的官号。同书记回纥怀仁可汗在为叶护时，称“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显然叶护是官职，“颉利吐发”是叶护的官号。通常颉利与发联合组成颉利发[el bäg]，或为官号，或为官职，因此我怀疑“颉利吐发”是“颉利发吐”的讹误。《唐会要》记为“回鹘暾叶护”，省颉利发而单取暾为叶护的官号，可见吐即 ton（暾）的汉译异写。作者在另文中对颉利发有专门讨论，但其结论与学界通行看法相左，且证据极薄弱，而在如此不可靠的论点基础之上，作者怀疑“颉利吐发”是“颉利发吐”的讹误就更靠不住了。事实上，“颉利吐发”是突厥语eltäbär的更准确转写，也更加证实“颉利发”是对eltäbär的省略了中间音节tä的转写形式（造成这一省略形式的原因很可能是“颉利发”译自某种鲜卑语而在该语言中本来就没有中间音节tä——参见作为鲜卑语一支的契丹语中的形式“夷离毕”，后来的译者在从突厥语转译时继续沿袭了之前已成惯例的来自鲜卑语的转译形式），而不是什么颉利与发联合组成颉利发[el bäg]；相应地，作者在此基础上推论的“吐即 ton（暾）的汉译异写”也完全不能成立。第217～218页： 和“暾”一样，欲谷可以单独和某一官称结合构成名号，也可以与其他官号一起共同构成一组官号来修饰某一官称。暾与欲谷能够结合成一组官号，就这一组合的内部结构而言，这两个部分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其中暾是官号而欲谷是官称，这种结构与“乞伏”、“拓跋”完全一样。从这段话及其上下文来看，完全得不出“其中暾是官号而欲谷是官称”的结论，为什么欲谷是官称？理由何在？作者没有给出，读者也无法从其他部分推出。之前举的欲谷设的例子中，欲谷显然也是官号而不是官称，为何到了暾欲谷的例子中，欲谷就变成了官称？难道官称不是达干吗？第218～219页： 胡三省注释“吐谷浑” 的读音曰：“史家传读，吐，从暾入声；谷，音欲。”可见吐谷浑实可写作“暾欲浑”。……可见吐谷浑又可以写作暾欲昆，昆谷二字同纽，阳入对转，吐谷浑与暾欲谷几乎可以说是同音。由此可知，吐谷浑与暾欲谷是同一组北族名号的不同译写。“从暾入声”的“吐”在发音上并不等同于“暾”，一为入声，一为阳声（鼻音收尾），两者的差异需要合理解释（事实上这也可称之为“阳入对转”）；浑/昆和谷之间的巨大发音差异，仅用“阳入对转”就一笔带过了，这样的论证无论如何不能令人信服。第221页： 暾欲谷碑第一碑的西面第6行和第7行，记录了起兵之初，当暾欲谷帮助骨咄禄成为Eltäriš（按唐代翻译习惯，可译作“颉跌利施”）可汗以后，他也获得了新的身份Bilgä Toñuquq boyla baγa tarqan（毗伽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4行，提到暾欲谷时，也使用了这一全称。这说明从骨咄禄初称汗，到第二汗国的第三任可汗毗伽可汗时代，暾欲谷的官称和官号并没有变化。细读暾欲谷碑原文（汉译文可分别参见芮传明及耿世民译本），可以发现其中没有明说“毗伽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这一身份是在暾欲谷帮助骨咄禄成为“颉跌利施”可汗以后立即获得的，作者的理解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原文也可以理解为这一身份是暾欲谷的最高身份（很可能是在毗伽可汗朝才最终获得的），暾欲谷在追述当初起兵的情形时并未使用当时的身份，而是用了后来才获得的最高身份。所以，作者所认为的暾欲谷的官称和官号经历三个朝代都没有变化的看法就很难成立——况且三朝元老的官称和官号一直原封不动也太令人费解了！**************************************************************************************以上是我对《论阙特勤之阙》及《再说暾欲谷其人》文中若干问题的具体讨论。读者自可管中窥豹。其他类似的问题充斥在全书中，并且集中在最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让人读完之后产生一种貌似专业而又疑窦丛生的感觉。总的来说，罗新提出了一个不错的问题，但是太急于求成想要解决它了；要命的是他对于语言历史的敏感度严重不足，而这对于名号的研究又是至关重要的，结果匆忙将一些本身大有问题的研究结果不加批评地一再套用，导致从错误走向错误，又不断地重复某些错误，重复到一定程度，估计他自己已经误以为这是正确的了。或有不解：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既然是这么低劣的书，还留着它干什么呢？赶紧处理掉，腾出地方好买好书啊！答曰：供批判用，要让后人知道，存在过这么一个恶劣的标杆。
精彩短评 (总计42条)
-
看不懂还是要打四星耶，突厥语什么的好神奇！ -
这两天将前面四篇重新仔细读了一遍，启发良多，考证细致，更重要的是有很深的理论关怀，写作技巧也很到位。 -
4月29日购于博雅堂 -
门外汉不懂历史比较语言学上的正误，但就外行视角来看，罗书就生谥与官号及可汗号与谥号关系的探讨，实有发覆之处。 -
老师推荐的，买来看看。 -
《北魏直勤考》等中文论文打五分，其他的读不懂 -
关注点一直在内亚诸政治体文化传统的延续、交互和变迁，有些思路挺有启发的，不过语言学的东西确实有太多不确定性，有些考释难有说服力。 -
对于感兴趣者如我，还是感觉此书的论述过于专业了，呵呵！ -
官號+官稱=政治稱號。這個長知識了。其他的韻母韻腳什麽的看了就累，不懂突厥語沒法有共鳴了。 -
如果这本书是别人写的，罗新可能会批惨了吧 -
这是罗新的书。书的印刷质量非常好。书是由几篇论文组成的。值得去一读。 -
有才之人之作，无才之人怎能读？ -
这两天重读了一遍，减一颗星，有许多推论之推论 -
看的时候就意识到本书肯定会引发相当多的反感，然后一看书评果然如此。改字解史之类的方法频繁使用，有点太“活”了。故事讲得特别引发共鸣，而且那个“官号与官称分开”的想法实在“合理”得可怕。不敢打星，怕有偏见。 -
全书由一个新的角度研究北朝胡族的名号，不仅仅是单纯研究名号的意义，而是希望通过名号意义的解读，重新清理北朝胡族在未汉化及汉化之后的历史事实。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还给历史一个尽量真实的面目，进而才是提供鉴戒之用。本书至少在还原北朝胡族名号真实语源语意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结合近年胡語文书的解读，阿尔泰学、突厥学的研究成果，使作者后来居上。不易。 -
说实话我看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这学问做起来太不容易了，又一方面觉得似乎书里写下来的东西有些也不是特别瓷实，综上所述，这门学问要想做瓷实了恐怕几代人几辈子都搞不定…… -
好书，不过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略显深奥 -
搞历史的……要再会音韵……可不得比别人少奋斗好多年么…… -
在最后的附录里面看到了田旭东老师的《逸周书汇校集注》。 -
虽然看到一篇很专业的批评的书评，但我还是觉得这本书值得一看，考证可能粗疏，但中国治内亚的学者的一大弊病就是掌握语言太少，中古汉语之外会突厥语、蒙古语的寥寥，语言间的比对要辗转获得（老一辈学者走后，年轻的更加急功近利）。但罗新本书的一个观点，即源于东胡的官号+官称是解释内亚和中国历史上一些现象的一把钥匙，不得不说有见识。还有我们要注意，中国古代史官的记音不像今天的语言学学者那么严谨，加上古代对外语的轻视，因此适当放宽一点我以为不是不可以，私以为这也是内亚学有意思的地方：想象和考证都需要。看本书突然想起余太山《嚈哒史研究》中提到的出自高句丽的鲜卑乙弗部，按罗新说法，与“乙”相近的“伊”可与“悦”在翻译时互换，又古无轻唇，则“乙弗”就是“悦般”，那不就是北匈奴后代，嚈哒自称Hunna有理， 谁是？ -
大二做北魏墓志时老师的推荐，得此书如获至宝，不仅为我打开了阿尔泰学和语言比较法的崭新大门，书中所论数条观点，虽在很多人看来稍显武断，但皆在我所见志文的印证下成立，而罗老师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做出如此成果，实在让人敬佩 -
对口味。 -
内亚视野~ -
读得最多的是《北魏直勤考》。 -
罗新的一个治学方法，是先归纳出一个史学定律，然后再以此定律为主轴以文献释读为基础做演绎。这本书也是先区分“官名”和“官称”，接着综合使用中文和中亚语言方法，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
基本方法是对中古北族的政治名号进行结构与功能的分析。一个完整的北族政治名号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比如毗伽可汗（Bilgä Khagan），“可汗”无疑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政治职务，“毗伽”则是一个修饰性的美称。我们把职务部分称为“官称”（title），把修饰性的美称部分称为“官号”（appellation）。任何获得一个政治职务（官称）的人，都会同时获得只从属于他个人的的、与官称一起使用的官号。政治名号=官号+官称。官号使官称的获得者具备了唯一性，因而官号就具有了与“姓名”一样的标志个人身份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是名号中的的官号而不是官称代替政治人物的原有名字（或前一个政治名号）成为他的新身份标志。其中一些领袖人物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逐渐变成他所领导的政治体（部族）的名称。 -
最不喜欢读现代人的论文集，感觉就是因为写不出来宏观的整体的书才拿论文来凑数。而且“内亚”也不是护身符，不是一说就能提高逼格的，别把解释不了的就推给内亚，到头来是既不懂中国，又不懂中亚。 -
还不错 -
政治名号等于官号加名称 -
谢谢了。 -
两遍 -
天马行空，极尽风流！ -
看得出来罗老师是很有想法和野心的人，对于中古史有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可惜在文章中有时候显得推测和跳跃部分过多，感觉很有道理又让人不敢全盘相信。语言方面我完全不懂，所以不评论。政治名号这方面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是贯穿性的。 -
由10多篇论文组合而来的 -
印刷、内容还不错。 -
引人深思的脑洞们。 -
#t# -
贯穿其中：官号+官称=政治名号 -
根据名号=官号+官称这个公式，从政治名号角度分析中古北族史。固然值得一看，可是有的推论似乎有些问题。北魏直勤考那一篇还不错。 -
对音当做辅助工具可以，是否可以当做理论基础？值得怀疑。整个看下来，觉得北族在词汇创造能力上太差了 -
比那本《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略强，只是对所谓北族的其他方面仅得人类学皮毛，泛泛而论，无法将名称与社会结构相互整合，终究缺乏根基。 -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失败的论著，是一本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急于追赶和创新的念想可以理解，但是习惯性地纵容自己在缺乏足够的证据时就匆匆定案，让自己迅速滑落到当初大力声讨且羞与同伍的阵营之列，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