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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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到1978年，是中国命运转折的年代：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今天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策；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全国科学大会带来的科学春天，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亲历者的记述和学者的眼光来回顾体味那个年代。

书籍目录

冲破“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是怎么提出来的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在三，一医院住院的日子　老同志的呼声　复出过程恢复高考  推翻“两个估计”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一代人的命运被改变全国科学大会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邓小平的著名讲话　　【附】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大讨论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思想解放的潮流　　【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出国门再看世界　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　邓小平访问日本和东南亚国务院务虚会　改革开放的一次思想酝酿　李先念、胡乔木的两篇重要讲话　　【附】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邓小平东北之行　“到处点火”倡导解放思想　五次重要谈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拨乱反正的会议　邓小平、陈云等主导会议　　【附】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全会文件的形成过程　　【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后记

章节摘录

　　冲破“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是怎么提出来的　　耿飚（时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　　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叫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　　我接到这篇社论稿后，便和宣传口的领导成员一起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但是，听了李鑫同志传达汪东兴同志的指示后，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刊”编辑部去发表。至于组织宣传“两个凡是”的工作，我们只是向各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转达了汪东兴的指示，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的要求和部署，以后也未进行检查。【《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当时我在中央宣传口，耿飚同志是主要负责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出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了这么个东西？而且，东兴同志还强调不能修改一字，这不符合民主精神，是硬加给我们的嘛！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很不满意。　　但是，作为“两报一刊”中的一报《解放军报》的社长，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我们只好照登了。在议论的时候，耿飚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这样办，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我们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这番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访华楠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1期】　　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一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转引自刘宋斌：《走向大转折的年代：1976-1978年的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于化民（学者）——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威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但也由此滋生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甚至是迷信。几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准则，当作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既有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也与这种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想继续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没有自己的理论，他们所坚持的，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问题是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表现出维护毛泽东的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理论上的争论，还得回归到理论上去解决。【《“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　　黄一兵（学者）——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早在1972年，中央在解决一个省级领导人问题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也讲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样的话。后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顺承了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的意见，于1976年11月30日，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了类似的话，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1977年1月下旬，一篇按照华国锋的意图为他起草的讲话稿中，也糅进了“两个凡是”的精神。这篇讲话稿写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1976年以后的这种“凡是”精神，连同后来“两报一刊”社论中的“两个凡是”思想，虽然大多不是出自华国锋的手笔，但这种思想精神却都是华国锋首肯的，应该说，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思想，并大力推动和贯彻执行了这个思想。　　“两个凡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第一，它延续了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制造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多个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说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1月8日，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有个名叫邓可的青年，给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贴了两张大字报，提出批评意见。不久，这个青年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直到8月15日才释放。随后，中共辽宁省旅大市委、旅大市革委会门前贴出了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和“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等等。对此，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电话记录旁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随后，又批发了有关中共中央文件，指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或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些文件要求对证据确凿的谣言制造者坚决逮捕或镇压。在这些文件指导下，有些地方又制造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　　第二，“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推行，形成了迈向新时期的严重阻碍。由于具有浓厚“两个凡是”思想的领导人获得并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解释权，他们可以通过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和解释来推行“两个凡是”思想。一位中央领导曾在宣传部门一个会上讲：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凭借这一点取其所需，来为“两个凡是”的需要服务。如需要树立自己的形象时，就拿出“你办事，我放心”等；在选用干部问题上，就利用毛泽东说过这个人右倾，那个人不可重用之类的话来影响人事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时，也常常指明，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推翻，那篇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不能批等等，以贯彻“两个凡是”精神。　　第三，“两个凡是”方针的实施，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得以延续，严重影响了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迟迟不能出来工作；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大批被错斗、错关的干部群众不能及时获释；阶级斗争的藩篱难以跳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不能实现转移；知识分子依然为臭老九，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其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克服，“四人帮”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无法根本改变，社会主义走向新时期的步伐也无法迅速迈出。【《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　　邓小平——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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