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作者简介

★一部气势恢宏、雅俗共赏的大历史

★史学大师许倬云从历史出发，为当下把脉

★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第二部《现代文明的成坏》已经上市！

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许倬云

许倬云先生认为，国家是政治和社会的共同体，也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大的系统。系统内部各部分协调一致，国家则强大兴盛；一旦政权僵化或 各部分失衡，则会逐渐没落。民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最不坏的制度”，就在于它能够根据现实情况适时作出调整，以面对当前的挑战。

中国史部分，本书从秦汉帝国开始，提纲挈领地分析了中国历代王朝组织架构的分散聚合对其存续的影响，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大脉络；世界史方面，则重点分析了罗马帝国的成败因缘，并由此而下将其与近代列强如荷兰、大英帝国等比较异同，最后反思了今日美国基督教精神丧失的问题。

书籍目录

001  自序



上篇古代中国

003第一章王朝的盛衰周期

015第二章秦汉帝国的扩张与崩溃

025第三章征服王朝与胡汉双轨制

041第四章无效率的宋代

047第五章辽金元：没有管理体系的征服王朝

053第六章明清：最专制的中枢神经

中篇近代中国

067第七章革命前的中国

077第八章 边缘人的辛亥革命

087第九章 从革命到北伐：中国向何处去

101第十章 黄金十年，流泪十年

115第十一章八年抗战，为国格而战

下篇帝国兴衰

129第十二章罗马帝国为什么崩溃

143第十三章帝国的精神理念

157第十四章帝国的制度系统

167第十五章罗马帝国与西班牙、英国之比较

179第十六章今日美国与中国该往何处去



187附：许倬云先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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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编辑推荐：一部气势恢宏、雅俗共赏的大历史；一本书读尽古今中外大国兴衰；史学大师许倬云从历史出发，为当下把脉；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

前言

自序这本小书是我在匹城对中国朋友们的谈话记录，主题是中国朝代的兴废，也兼及世界历史上大国的盛衰。因为不是正式的讨论，不免口语化，行文啰唆一点。为了存真，因此也没有作太多的修整，这一点，盼望读者们的原谅。无论是国家还是朝代，都是政治的共同体，也可以看做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将其与生物学的复杂系统相比，其实也还有相当的类似性。生物学上的复杂体，比如说，人类自己的身体，其基本的构造成分，就是许多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器官，可以有不同的细胞。整体而论，凡此都是人体之内的细胞。政治共同体的复杂系统内，神经中枢是文化与政治的领导层，应当可以当做人体之内的脑细胞。呼吸系统是人体内吸收营养的维生系统之一，消化系统也是维生系统之一；血管、淋巴管等，则都是运输管道；而神经系统主要是信息传播的管道；免疫系统就等于国防军和警察。人体之内，不同器官的功能需要相互配合，任何器官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器官的功能不平衡，人就会有疾病，甚至于因为器官丧失功能而造成衰退和死亡。同时，细胞本身有新陈代谢，各个部分的细胞，其新陈代谢的速度也因为器官功能的不同，而有迅速和缓慢之分。各种不同器官的新陈代谢，就等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内的人员更换。因此，在本书讨论的大国存亡、朝代兴衰，我们都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复杂系统，它在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调和失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都是一些年龄壮盛的人员组成的共同体。经过年代的更换，有些领导分子换成年轻的一代。两代之间衔接是不是很顺畅，就是一个需要面临的挑战。老一代如果活得太长，把持权力太久，就会使得中枢系统的功能衰退。因为老一代的体能已经衰弱，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应对挑战。同样地，如果“细胞”更换，换上来的是同一个模型的翻版，形态固定，也就未必有应变的能力。在政治体或社会体内，当权得势的阶层，长期封闭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思考习惯中，不容易理解这一共同体的其他部分或是基层“细胞”成长的需求，则共同体就可能逐渐趋于僵化，最后趋于澌灭。这些都是一个朝代或者大国，因有机性失调的缘故而造成的由盛转衰。人体之内的细胞，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大体上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同步，由幼儿、少年，到青年、老年，缓慢地进行。社会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其中的成员也就相当于各种人体细胞。然而，由于个人体力和禀赋的差异，不容易真正有同步的新陈代谢；共同体也常常无法避免各部分步调不一致，而造成失调。这个自然现象，是共同体内部无法避免的缺憾。人类政治和社会共同体，也是更大有机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地球的生态，就是更大的系统。人类在大的生态系统内，必须与自然环境及其他生物寻求适当的共存。自从人类有了复杂的组织，也发展了生产食物的能力，人类加速地扩张自己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到今天，人类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和程度，都已经远超过这个大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地步。人类逾越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侵占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人类毁伤了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自然大环境也转过来反扑，人类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遂因此反扑而有萎缩的可能性。大系统的萎缩，最终会使世界人类共同体本身，在寄托的母体毁坏后，自己也无法延续。历史上，因为毁损环境而造成大国和朝代的衰微甚至覆亡，也有不少例证。而今天，由于人类自己发挥的影响力比过去更为强大，将来人类的复杂系统难以面对迅速萎缩的大系统，可能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濒临衰败的主要原因。佛教有“生、老、病、死”或者“成、住、坏、空”的说法，“生、老、病、死”指的是生物体，“成、住、坏、空”指的是一切个体。大国和朝代也始终不能躲开“成、住、坏、空”的规律。学历史的人，摊开史料，眼看着人类走过的途径，其间有多少次的衰亡？多少次的覆灭？但是人类从来无法从前面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海滩的浪潮，有涨潮和退潮。涨潮时卷上来的是有用的养料，退潮时卷走的也是有用的养料。潮来潮去，终于在海滩上留下了沙粒—只是沙粒，不是土壤。浪淘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眼看着大自然浪涛汹涌，如果我们不从过去吸取经验，发展一些知所约束、知所节制的智慧；如果我们也没有领悟一些不要强求、不要执著的智慧，也许人类在世界上就难以存留更长的时间。将来的历史，将不再是大国的兴衰，也不是朝代的存亡，而是人类全体的毁灭和消失。杜甫的《阆山歌》有一句话，“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在松树底下仰望天空的白云，一朵一朵飘过去，看上去是连续的，又似乎是不连续的。历史上的大国和朝代，正如一朵一朵的白云，连续起来就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前面已经飘过去很多的白云，后面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云气，会形成一朵一朵的白云？在长江岸边上，眼看着江水冲击，危岸崩石，有些岩石正在将崩未崩之际，有些岩石终于崩落江中，随波而去。整个江岸，数千年间，有多少的巨岩已经崩到江中化作泥沙？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共同体在时间的长流之间，也在不断地崩落？许倬云2011年9月29日序于匹兹堡

内容概要

★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王小波

★我学了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不糊涂。——许倬云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等著作，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许倬云先生认为，国家是政治和社会的共同体，也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大的系统。系统内部各部分协调一致，国家则强大兴盛；一旦政权僵化或各部分失衡，则会逐渐没落。民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最不坏的制度”，就在于它能够根据现实情况适时作出调整，以面对当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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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认为，国家是政治和社会的共同体，也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大的系统。系统内部各部分协调一致，国家则强大兴盛；一旦政权僵化或各部分失衡，则会逐渐没落。民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最不坏的制度”，就在于它能够根据现实情况适时作出调整，以面对当前的挑战。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上篇 古代中国第一章 王朝的盛衰周期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一种周期。历史学家眼中也有一种周期，他们认为朝代由盛转衰是一定的，开国时必定兴盛太平，而这个朝代将要结束时，一定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两个观念中所说的“周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却正好描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将其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它是如何逐渐失去自己的调节能力，以至于不能面对困难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先说分合观念。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汉代分裂以后，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汉代崩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发展路线。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不一样。秦汉的核心，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后，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富力不但并未减少，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政府保持南北两直隶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不分封任何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明清两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区，华南和东南，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结合，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外一大部分，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地缘团体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用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将松散的黄土粒子夯成一个一个的方块，直的可以成墙，横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犹如黄土粒子构成的夯土块。最常见的形式，是亲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邻里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它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的成员有所依靠。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补和彼此制衡，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一样可见。不过，美国不是以宗族和邻里作为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种种多元的方式，将许多人口结合成一块。所谓现代方式的结合，一样有领袖和群众，一样也以利益结合，只是美国的结合方式是个人自愿的，自己作选择，也可以自己退出，团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性并不构成一个僵化的压力。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中国传统的王朝，民意反馈的管道建立在科举制度上面。并且，科举制度自宋以后，越来越寻求地区的分布平衡，每一小县份都会有人进入科举系统，甚至于最后进入中央的管理系统。不过，如果政府的官员和皇权的核心之间，有一个包围皇权的小圈子，这些官员的回馈信息，也无法影响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的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更不能替等待“抚字”的百姓解决问题。政权的核心应该开放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式自求永续，反而是自找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能维持五六十年，超过两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内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再有开放的意图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渐脱节，政府逐渐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员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着公权力以自肥，贪渎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失去民心，社会力量无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决堤以外，别无选择。在混乱之中，新的朝代出现，又有一些人结合为新的统治群体。于是朝代周而复始，由治而乱，由乱而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吃亏的都是老百姓。如果一个政府的核心团体足够开放，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地面对新问题，这样的核心就不会和百姓脱节。百姓聚合而成的社会力，也可以不断地和公权力对话，将百姓的需要回馈到公权力，使国家共同体成为为大多数百姓求安定、谋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说的兴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长，甚至于不会发生。现代社会有民主制度，能够不断地更新政府，也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以今天的美国而论，掌权者并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业界，大企业的共同力量，足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大企业的领导层，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实际上，美国最近多少年来，由于大企业图利之心太切，对于社会公益已经不太关心。于是，以企业界为代表的社会力和政治力的结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对僵化的状况，即使换了政党，也很难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因此，盛衰兴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会发生，只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拉得长一点。就比如说美国，从开国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现，我们只盼望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社会里，可以出现新的社会力，以制衡金钱和政府权力的结合。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变。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屡次变乱，都是这种例子。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却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都不敢有胁迫中央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时，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自保，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改革维新的政权。这两个例子，正是说明意识形态在成为钦定的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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