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途哭返说战国》书评

“神探”刘勃“破案”笔记

《歧途哭返说战国》是《读罢春秋不成歌》的姊妹篇。对于“失败者的春秋”出版时更名为“读罢春秋不成歌”，刘勃无力做主，耿耿于怀，好在“歧途哭返说战国”如愿被出版商采纳了。之所以如此命名，他解释：“理由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那个历史岔路口，往哪个方向走，好像都充满了悲催之感。”由春秋写到战国，刘勃愈发自如，有举重若轻之感。他提及，战国史的材料，和春秋时代相比，多而零碎，写作的过程很像是做拼图游戏。在我看来，他倒像神探，寻找史料中的蛛丝马迹，结合自己的阅历，提出疑问与判断。经辨析，他认为《资治通鉴》对魏赵韩三家分晋的讲述更靠谱，而且司马光以周天子承认三家的诸侯地位倒叙其事，敏锐地抓住了周礼彻底崩坏这个关键的节点，值得敬佩，不过其间也存在道德说教用意太明显、戏剧性过强等问题。“读历史碰到故事性太强的，本身就得加点小心。”信然。刘勃解读春秋，以“失败者”的角度切入，说战国亦如是。正像他所说，“实际上两国争胜，比‘德’的话，大家德性多半都不怎么样”，选择这个角度，倒不是抱以理解与同情，而是经由不同史料的对证，绕开旧说，梳理出新的思路。且举两例：魏惠王将都城由安邑东迁大梁的原因，非司马迁记述的为了避秦，而恰是因为当时魏国没把秦国放在心上；秦赵之间必有一战，这和是否接收韩国敬献的上党没有关系，既然秦赵间必有一战，那险要的上党就绝不能丢，在这一点上，太史公对平原君的评价大失水准。《歧途哭返说战国》行文，要比《读罢春秋不成歌》干净准确。当然，其间也不乏包袱，令人莞尔。“三俗”、“蚁族”、“公务员”、“经验值”、“廉价劳动力”等当下词语自不必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转引于黄健翔，“你是乐意啊，还是乐意啊”出自郭德纲之口，“据说，分析、探求变魔术的手法，是一件令人扫兴的事”——话语间表明了自己对当年韩寒与刘谦口水战的立场。还有下面一段话，没去过天涯社区的读者难以领会刘勃的幽默：“开始写《赵世家》的时候，司马迁似乎小说创作的热情忽然爆发，讲了很多精彩但真实性很可怀疑的故事，——所以《史记》读到这里，感觉是一下子从煮酒论史版穿越到了舞文弄墨版。而讲到赵国建立的时候，他进而又迷上了各式各样的预言和梦幻故事，——这下更是穿越到了莲蓬鬼话版，真真是叫人情何以堪。”抄些刘勃的观点：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去描述过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人都经常喜欢干的事。所以，见一个学者或学派在鼓吹过去曾是好日子，就以为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并甚而以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就是因为这种鼓吹，这是很皮相的看法。迷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好人才能成为胜利者，看似体现了道德信念的鉴定，颇具理想主义情怀。但照这观点推论，结果就是只好承认，胜利者一定都是好人，于是反而成了成王败寇的势利眼，反而只能沦为对胜利者的粉饰和谀辞。专制与恐怖，往往互为因果。专制统治者热衷于制造恐怖，而缺乏安全的恐慌，自然也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土壤。鲁国是礼仪之邦，特爱讲道德反三俗。危急关头，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咱们可以暂时忽略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危机过去，那个调子就又高起来了。总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唐僧式思维。唐僧给强盗吊起来了：“悟空，快来救为师一救！”已经没事了：“你这泼猴，怎么能杀人哪！”领导自鸣得意的时候，不愁旁边没有拍马屁凑趣的。“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的地理形势，从经济的角度看便利有多大，从军事的角度看危害就有多大。可以想象，对这一类新规定，贵族怨气很大，但平民是开心的。看贵族一个个被斗翻在地，这种快感是如此强烈，使得绝大多数人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在迅速萎缩之中。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看过古龙的武侠小说的都知道，当一个高手被渲染了半天有多牛的时候，该高手的下场只有一个，——被一个更牛的高手宰了。还是根据古龙的武侠小说的逻辑，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高手，要成名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向已经成名的前辈高手发起挑战。可事实往往不像小说那么美好，挑战成名人物的少年高手，恐怕绝大多数都是落得这样的下场。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在东南建立的政权，要统一全国很难，哪怕只是想自保，也不容易。单指望所谓长江天堑无疑是很危险的，中上游被人控制的时候更是如此。要打造一个比较有效的攻防体系，重心往往要放在江淮以北，——这就是所谓的守江不如守淮。英语里称中国为“China”是因为秦，但绝非二世而亡的秦帝国有多大的“余威震于殊俗”，而是因为春秋战国几百年来，西域国家能接触到的，只有一个秦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通常是敌不过孩子的生活环境的。朝廷与军方的矛盾，自来难以避免，结交士人的目的，一是让他们出谋划策，二自然是让他们制造舆论，——这些笔杆子动手打架不行，说话是真有人信。而所谓民意，其实很多时候也只有通过这些笔杆子来体现。至于人民自己，倒是马克思所谓的“布袋里的土豆”，无从表达自己的。要知道，争霸战争的思路和兼并统一战争的思路，战略步骤完全相反。统一是远交近攻，先把邻近国家吃掉再说，慢慢再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争霸却是远攻近交，我要保障和我同盟的国家（往往也就是周边国家）的安全，不但我不打它，而且不让远处的国家打他。冷兵器时代，军事水准和经济发展水平或文明程度，最没关联。败军之将，众恶归之。于失败者而言，要显得输的最悲壮最有面子，无过于中了反间或出了内奸。所以只要失败者稍有话语权，他的讲述里内奸、间谍就一定会出现。这一点绝对是古今中外人同此心。至今有学者批评白起，说是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只会激起六国人民的反抗心理，从而不是加快而是延缓了秦国的统一进程。这是秉承了孟子的天真，以为能否统一天下，看的是民心向背。其实维持统一才需要民心，缔造统一，倒是不妨全凭武力的。道德上的谴责是一回事，承不承认其有效，那是另一回事。其实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太多时候，人民群众都是会被屠刀吓倒的。兵法往往产生于战败国。兵书中最有启发意义的，往往是其反思的成份，而这个启发，显然并不局限于军事。一个尊贵的称呼，在实际运用中，总是不断贬值的。管副科长叫科长，管妓女叫小姐，逮谁都可以叫老师，其理一也。

【一些摘录】

【从三家分晋说起】司马迁写历史的时候，就深感史料不足，在“史记 独藏周室，以故灭”后面，连写了两个“惜哉”，真是痛心之极。一部战国史从何说起，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春秋》写到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敬王死后，是元王即位。司马迁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开始编写六国年表。中学教科书上把前475年当作是战国的开始，这是最原始的依据。　　但是，很多人并不这么看。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司马光。他把眼光，投向了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司马光当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管怎么说，春秋之后的这一百多年里，要说哪件事情最引人瞩目的，那毫无争议。　　晋国，这个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不见了。春秋时代甚至更早，篡夺国君宝座的行为就很常见。叔叔抢侄子的位子，兄弟抢哥哥的位子，这都不叫人吃惊。但和国君血缘关系已经比较疏远的人，谋杀国君或者把国君逼得流亡国外不稀奇，篡位却几乎是没有的。他还得找个和国君血缘近的人来做国君，或者干脆让宝座空着。　　想当年，晋国国君总结了诸如此类的血的教训，觉得外人倒比亲人要可靠些。——所以，晋国很早就有了重用异姓大夫的传统。相反，对跟自己一样姓姬的兄弟们，国君是最容不得的，结果就是史书上说的，晋国“无畜群公子”，“晋无公族”。司马光的理论依据是：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赵、魏、韩三家大夫以诸侯自居，当然是僭越。天子作为礼的象征和最高体现，应该对他们加以谴责和讨伐。现在天子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对他们给予承认，这就是自己在挖“礼”的墙角。这导致了就是有想打抱不平的人，也不能跟三家过不去了。所以，天子承认三家的诸侯地位，是礼彻底崩坏的标志。在春秋时代，只有楚国、吴国、越国这样蛮族建立的国家，才敢僭称王号。在诸夏之间，“王”这个尊贵的称呼，仍为周天子所独享。但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两国国君，诸侯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却在徐州搞了一次见面会。大会上，魏国说，你齐国太棒了，齐国国君应该称王。齐国说，还是你魏国强，我齐国应该尊你魏国称王。大家彼此谦让一番，最后都看起来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对方的好意——这就是所谓“魏齐会徐州相王”。　　 然后，其余各国也都纷纷跟进称王，到后来连宋国、中山国这样的小国，也一样以王自居。王号从此彻底贬值，以致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觉得再称王实在太不过瘾了，无论如何也得发明一个新的称呼。【士人、官僚、外国人】春秋以来的长期动乱，对本来就是士的人有坏影响，因为当公务员的特权保不住了。一些本来掌握重要权力的高级贵族，现在加入士的行列，来抢饭碗了。“士大夫”由此诞生。早先，庶人也不是绝对没有机会当官，但总是极少数。到春秋战国之际就越来越多，有的地方，据说有一半人都在读书准备考公务员[7]，这样，他们等于是也加入了士的行列。泛泛说来，士和庶人已经难说有多少区别，因此，社会上一些新名词流行开来，像“庶士”、“士庶子”之类，都是把士和庶人相提并论了。吴起是卫国人，小时候家境相当不错，据说“家累万金”。但吴起是一官迷，千方百计想当官，大概是走门路，造舆论诸如此类的事干得太肯下本钱了，结果把家产都败光了。同乡很多人笑话吴起，吴起挂不住，一气杀了他们三十多人，然后离家出走。出了卫国的东郭城门，吴起跟自己老妈诀别，发誓说：我要是不能在外国混出来，我就不回来了！从卫国往东走，不远就到了鲁国。于是吴起拜到曾子门下念书。——从年代上讲，这个曾子，应该不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而是曾参的儿子。结果因为学习太用功，吴起被开除了。吴起老妈去世，吴起不肯回去奔丧，我书还没念完啊，何况我当初已经说了，“不为卿相，不复入卫”。这下把老师给得罪了。我们要知道，曾参这人，几乎就是孝子的代名词。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在曾参这儿的表现就是，就是有一个晚上没能回家，他就内心不安，睡不着觉。老爸气头上，一棍子把他给打昏过去了，他醒过来之后，首先想的，是老爷子气头上打我一下，真把我打伤了他也着急的。于是他赶紧爬起来，开始唱歌，表示自己没事……估计这曾参教育出来的儿子，也是这款的。所以一看自己的学生居然这个德性，火了，于是取消了吴起的学籍，师生绝交。吴起就只好在鲁国晃着，但没过多久，他出头机会来了。齐国攻打鲁国，鲁国人知道，吴起是一将才，想用吴起，可是也有顾虑，就是吴起老婆是齐国人，担心吴起因此跟齐国里应外合。吴起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回家立刻就把老婆给杀了。好啦，现在我跟齐国可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让我带兵罢。于是，吴起带领鲁军，把齐国杀得大败。我们知道，鲁国是礼仪之邦，特爱讲道德反三俗。危急关头，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咱们可以暂时忽略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危机过去，那个调子就又高起来了。总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唐僧式思维。唐僧给强盗吊起来了：“悟空，快来救为师一救！”已经没事了：“你这泼猴，怎么能杀人哪！”反正，吴起过去那点衰事，鲁国人统统记起来了，就跑到国君跟前，说吴起的坏话。这下吴起在鲁国呆不下去，一想，鲁国这么一个保守的小国，本来也不是一个做事业的地方，于是吴起就到了魏国。当时魏国国君是魏文侯。魏文侯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治国的思路是，一方面，用儒家思想，抓意识形态；一方面，用各种政治军事人才，解决具体问题。我们知道，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古代中国，这种治国思路，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却基本可说是最有成效的。西汉的汉宣帝有一句名言，叫“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是仁义道德，霸道是苛刑峻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这些贵族所愿，信用的吴起楚悼王，很快就死了。于是楚国的贵族们，纷纷拿起武器，围攻吴起。吴起一看这次跑不掉了，干脆跑到楚悼王的灵柩旁，就往尸体上一趴。当时贵族们已经杀红了眼了，仍不住手，结果是把吴起乱刃分尸。但你要知道，吴起趴在楚王的尸体上，他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报仇。我趴在大王的尸体上，你对我又是放箭，又是劈砍，你伤着的肯定不光是我啊。那损毁先王遗体，得是什么罪名？同学们你们也可以体验一下，你去天安门广场，把那水晶棺材给砸了……然后看看是什么结果。所以新楚王即位之后，当然大怒，杀吴起谁干的？统统抓起来杀掉。就为这事，楚国的宗室大臣，全家族灭的，有七十多家。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啊。然后李斯就问自己，那当今天下，哪里是厕所，哪里是粮仓。包括我的祖国楚国在内，山东六国是六个大厕所，粮仓就只有一个，就是秦国。于是他就跑秦国去了，辅佐秦始皇，把六个厕所全给拆迁了。那有人说了，范雎啊，李斯啊，这都属于人品不好的。那咱们再举俩公认人品好的。孟子、荀子，这两位儒家的巨擘，都是极其缺乏国家观念的。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却是魏（梁）惠王和齐宣王。魏国、齐国强大了，能有邹国的好吗？荀子一个赵国人，又是在齐国的社科院（稷下）做首席访问学者（祭酒），又是在楚国接受春申君的礼遇，更夸张的是，还打破儒生不到秦国去的老传统[10]，给秦王讲怎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在他到秦国后不久，秦赵之间打了著名的长平之战，众所周知，那一仗的结果是荀子的四十五万赵国同胞被屠杀。拿《史记》的列传，做个简单的统计，很容易就会发现，春秋战国时的士，爱国的和不爱国的，差距大到根本不成比例。[11]【魏惠王的野望】泗上十二诸侯是当时习惯性的说法，但无法断定是哪十二个诸侯国。古人心目当中，十二是个非常神圣的数字，所以碰到高贵的话题，大差不差的，能用十二就用十二。比如《春秋》写了十二个鲁国国君，《史记》写了十二篇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两篇，本纪的资格都很可疑），西汉和东汉被承认为正统的皇帝都是十二个（其实怎么数都不是十二个），等等等。邺城：邺城在今天的河北临漳县。魏文侯任命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小学课本里也常选。当地人讲究河伯娶媳妇，把漂亮小萝莉往河里丢，西门豹到了，就把这个恶俗给取缔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邺城的水利工程，收益甚大，这是魏国的一个富庶地区。据说，西门豹在邺城，政府机构极其简单，也全无足兵足食的预备。魏文侯因此派人追究西门豹的责任，西门豹说：“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主富库。”称王于天下的国家，老百姓有钱；称霸的国家，军队有钱；即将灭亡的国家，政府有钱。然后西门豹给魏文侯秀了一把，登城敲鼓，结果头通鼓，年轻人拿着武器全出来了；二通鼓，老年人也带着粮食辎重聚齐。魏文侯一看很高兴，邺城的老百姓效率是真高，那没什么事了，就让大伙都回去吧。西门豹越发来劲，说跟老百姓不能失信，既然大伙已经集合了，那就得真打一仗。于是讨伐燕国，大胜而归。对魏国来说，灾难还刚刚开始，《史记•张仪列传》写到张仪恐吓魏王的话：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大意：魏国地势，四面平坦，没有大山大河作为屏障。大梁南边是楚国，西边是韩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齐国，你伺候谁有个伺候不到，人家就要打你。打你太容易了，尤其是从韩国首都新郑到魏国首都大梁，不过二百里地，车驰人走，不花什么力气就到了。 所以魏国只有花大力气修建防御工事，养着十万重兵驻守。但这就对国家财政就构成了巨大负担，崩盘只在眼前。张仪的话当然一贯是夸张的，但这回说的却大抵是事实。张仪本身是魏国人，对祖国的要害看得特清楚。国际军事观察家荀子（荀老师曾有军事专著《议兵》，汉以前出过单行本，后来才收入文集，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也说，魏国用很严格的标准选拔士兵，一旦合格就给人家免税，还解决土地和住房问题。但等人家老了，也没法重新叫人缴税。所以兵越多，国家财政收入就越少，因此魏国的军队只能叫“危国之兵”。我们知道，大梁这地儿，后世还做过全国性的都城。——宋朝的汴梁。当然，城完全是重新建的。今天，魏国大梁城的遗址，深埋在地下十米以下。 但是自从大运河开挖以后，运河有多重要，开封就有多重要。城市再是焚毁于兵燹，淤没于黄河，没关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稍微给个和平点的环境，一个商业性的大城市就又重新生长发育出来了。经过后周世宗柴荣天才的市政设计，宋代的汴梁是个极其舒适的城市，远非唐长安可比。但宋朝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它不得不耗费巨资养了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来负责首都防御，直到最后把全国经济几乎拖垮。《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录了一段宋太祖、太宗的兄弟对话。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甚至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这个腔调，很像泛舟西河的魏武侯。而当时还是晋王的赵光义直接就引用了吴起的话：“在德不在险。”辩论的结果是赵光义胜利，首都还定在汴梁。但太祖皇帝感叹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又近于张仪的论断。——这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历史的循环往复。建都优先考虑经济，固然有上述种种麻烦。但在险要的地方建都，不免陷入另外的困境。易守难攻的地方，往往也比较贫瘠。兵是不用养那么多了，但连老百姓自己养活自己都比较艰难。那就得指着别的地方养，——于是首都就成了全国人民的经济负担。灭了项羽之后，刘邦选择了建都长安，后来七国之乱时，证明这选择很有利。但和平时期，关中地区怎么吃饭就是个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得依赖关东的支持。汉朝时关中还号称是沃野千里，都养不起那么多人 ，更别提后来西北自然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了。隋唐时，经济重心已经南移，首都长安吃饭就得靠大运河运过来的粮食。于是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西北-东南体系”，就是政治服从西北，经济仰仗东南。最著名的例子，如唐德宗的时候，各处兵变，运河漕运被切断，关中粮食奇缺，禁军因此要哗变，皇帝恐慌万状。这时听说终于有漕粮到了三门峡了，皇帝和太子抱头痛哭：“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其实就运河两岸老百姓的角度说，大运河从来都是条害河。到了缺水的季节，政府为了保证航道的畅通，往往是宁可沿岸的农作物枯死，也不肯引运河水灌溉的。水淹安邑是不可行的，但水淹大梁实在是太可行了。最后，秦就是这么灭了魏国的，后来李自成也就是这么取开封的，再后来，还有国民党炸花园口。一代又一代的开封城遗址，层层叠压在地底下，就是说，假如有人从魏大梁城复活往上爬，爬个几米到了宋朝，再爬个几米又到了明朝，他可以充分体验穿越时空的感觉。所以，战国中后期，魏国还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人才库。仅举几个最有名的例子：内政方面，魏国出了商鞅（卫国留学生）、范雎；外交方面，魏国出了张仪、公孙衍；战场上，魏国出了乐毅。等等等。——魏惠王去世后，他的儿子襄王即位。我们知道，孟子见过这位魏襄王，然后骂了一句名言：“望之不似人君。”丫一看就没个当领导的样子。而襄王之后的魏国国君，差不多也都有点烂泥扶不上墙的意思。【商鞅黑洞】商鞅变法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受魏国前首相李悝的《法经》启发，而李悝，又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子夏是孔门高弟，虽然孔子曾暗示他有“小人儒”之嫌，但他文学科课代表的身份，大家还是公认的。这么论起来，商鞅这个典型的法家人物，他的师承，也得追溯到儒家那里去。《史记》里说，商鞅见秦孝公，先谈的是儒家的帝道、王道之类，秦孝公不爱听，他才改弦更张，主张变法的。这事的真实性当然可以怀疑，但从思想渊源上说，并非不合理。用良民，那么老百姓家庭和睦；用奸民，那么老百姓就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国的制度亲。与人为善，喜欢掩盖别人的错误的，这是良民；自私自利而喜欢窥探监视别人的，这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都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都能杀掉。前者是民意胜过王法，后者是王法胜过民意。民意胜过王法，国家就乱了；王法胜过民意，军队就强了。　　这就是商鞅要打击良民的理由。他在秦国搞“什伍连坐之法”，鼓励互相揭发，都是良民的话，这项法律根本就推行不下去。民弱有利于国强，在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事实。蒙昧无知，习惯于服从，并渴望在战场上获益的秦人组成的军队，确实所向无敌。荀子比较各国的军事实力后说：　　　　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当然，作为一个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不甘心承认秦军是无敌之师。他又说：“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但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齐桓公、晋文公、商汤、周武王这几位，早就往事已如风，哥只是传说。这就好像你跟一位现实中的拳王说，你打不过关老爷，更敌不过西府赵王李元霸，人家根本犯不着理你。最显著的例子如鲁仲连。长平之战后，赵国都城邯郸被秦军团团围住。有人出了个主意，让赵王尊秦王为帝，也就是表示承认秦王对天下的统治权，希望这能满足秦国的虚荣心，从而让他退兵。这时一个叫鲁仲连的齐国人，本来明明事不关己，却主动就跑到邯郸围城里，坚决反对这事。他说：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　　　　那个秦国，是一个抛弃礼义，崇尚砍别人脑袋的功绩的国家。那里用阴谋和阳谋来对待它的知识分子，把他的人民，像奴隶一样使唤。　　这意思是，我们齐国、赵国再不怎么样，比秦国强。所以：　　　　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於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要是让秦国满足心意称了帝，进而在普天下都推行它的这种政策，那我鲁仲连宁可流亡海外，也不甘做这野蛮的统治下的臣民。　　这就是著名的“鲁仲连义不帝秦”。当然，鲁仲连是天下高士，有很高尚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态度，不见得能代表一般老百姓。但长平之战之所以会打起来，就是因为韩国的上党地区本来已经是秦的囊中之物，而上党的“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我们韩国人变成赵国人没关系，变成秦国人可不行。秦孝公死，商鞅成了新即位的秦国国君的捕杀对象。于是商鞅试图逃亡，关于他逃亡失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史记》说：商鞅想住旅店，店主人不敢接纳，因为根据商鞅的法律，客人必须出具身份证明，于是商鞅黯然说：“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高诱注解《战国策》，则提供了另外一说：商鞅被自己封地里的人民堵住了不得离开，人们说：“商君之法，急不得出。”　　两种说法在强调着同一个主题：商鞅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手里。　　实际上，商鞅作法自毙的事实，不必通过这样戏剧化的情节来表明。　　商鞅的师承与儒学有关；商鞅入秦，身份正是一个游士；商鞅是如此富于才智，而与愚朴的农民判然不同；商鞅接受了商於的封地，身份俨然在转为一个封建贵族……显然，他正是他制定的新法的打击对象。【战国无八雄——越国兴衰】《禹贡》里讨论天下九州的土地是否适合农业生产，给扬州评分是“下下”，就劣等中的劣等。这完全不合乎事实，却反映了战国时人对吴越地区生产水平的看法。长江下游自然条件好，吃饱肚子很容易，反而导致缺乏发展农业的动力。[10]而黄河流域的人乐土重迁，一边伺候自己脚下的地，一边鄙视扬州的水平低，想当然的就给评了个最低分。——一直要到他们给游牧民族赶到长江中下游来，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但那已经是后话的后话了。大概跟本朝一样，越国别的法律还没有，就先拿了部婚姻法出来。好战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因此要从婴儿的质量抓起，禁止老夫少妻或者欧巴桑勾引小正太。为了增加可以当兵的人口，勾践积极鼓励生育，甚至鼓励乱搞男女关系，反正能生孩子就行。《吴越春秋》上甚至说，为了激励战士的士气，勾践实际上是建立了一支慰安妇队伍[11]。据说越地的风气因此很混乱，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到处留下石刻，夸耀自己的功德，但唯独在会稽郡的那一块石头上，始皇帝刻意强调婚姻神圣非诚勿扰，大概这是表示对风化问题自己很重视，一定得抓[12]。【连横与楚国的噩梦】韩非子说，一帮子弱国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强国，这叫合纵；弱国追随强国对付其他弱国，这叫连横。　　韩非子是战国末年的人，当时显然是秦国最强。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六国联合抗秦，这叫合纵；而不管哪国跟秦国联合，都叫连横。　　这是战国后期的事实，但实际上合纵连横的内涵，要更宽泛一些。　　简单说，就是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南北合作，都是合纵；东西联合，都是连横。　　下一年即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秦国在丹阳、蓝田连续大胜之后，向楚求和，并主动提出，割还一半汉中的土地给楚国。　　这个汉中当然指的楚汉中。——楚汉中与秦汉中是两个地方，秦汉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陕西汉中。楚汉中则在湖北，也即上庸地区。这里地处长江、汉水之间，四面环山，地势十分险要。本朝太祖爷预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怕重工业基地被轰炸，故选择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的时候，还相中了这里（十堰）。举重爱好者秦武王嬴荡只当了四年国君，就在举鼎时把自己给砸死了。【赵国的两张面孔】谥法上说，“威强敌德曰武”，以上是赵武灵王谥号中有一个“武”字的原因。但“灵”则不是个好字眼，“乱而不损曰灵”，这是说赵武灵王惹了乱子，但所幸对赵国国力，并没有发生重大影响。众所周知，从血缘上讲，秦国是戎狄成份很高的，那么赵人身体里戎狄的血，当然也少不了。但中原诸夏，对赵却没有什么文化上的攻击，这自然是因为赵的风俗已经华夏化了。赵的都城邯郸，不但是冶铁中心，也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唯一一个大型商业都市。不妨引用《货殖列传》里关于赵地风俗的一段：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司马迁说，赵国投机者多，奢侈品多，男人往往是流氓阿飞，抢劫和盗墓是家常便饭。女子们则从事娱乐业，擅长音乐和舞蹈，喜欢傍大款或高官。所以，各国君主的后宫里，都有赵国女人。——李斯《谏逐客书》里，也特别提到秦王的后宫里面有“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随俗雅化”，是说她们能根据时尚的潮流，精致的给自己化妆；“佳冶窈窕”则是特别强调了身材好，这大概跟爱穿高跟鞋（跕屣）有关。而正因为邯郸人行动时姿态高贵，所以有外地人专门来这里学习走路，于是就有了邯郸学步的掌故。照这个说法，赵国是一个相当淫糜腐化的地方。大概高度城市化之后，社会上总难免出现诸如此类的弊病。此类现象该算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还是不可宽恕的堕落，这里不讨论，问题是，这样的环境氛围，很难孕育出好士兵，那战国后期唯一能跟秦军正面抗衡的强大赵军，竟是哪里来的？答案很明确：来自代地。这里本来有一个狄人建立的代国。三家分晋之前，赵襄子用欺诈手段，把代国灭了。赵襄子的姐姐嫁给了代王，于是襄子请代王吃饭。他命令厨子们把舀水用的铜枓的柄加长，变得可以当武器使用，于是进献食物时奋力一击，就把代王杀死。然后赵军大举进攻，灭了代国。赵武灵王之后，赵国直到灭亡，也不曾再出现一个强势的国君，保王与共和之争，是不再有了，但代地与赵地的矛盾，仍不免继续存在。其表现，就是邯郸城里的赵国君臣，对代地的名将往往不能信任。赵王迁七年（公元前228年），秦国名将王翦率领大军直下井陉，扑向邯郸。李牧率军迎战，眼看即将出现的，是战国末期最耀眼的两位将星的对决。然而这时，赵王迁像一个脑残一样，轻易相信了秦国的反间，认为李牧谋反，派人将之处死。于是赵军迅速崩溃，赵国灭亡。《史记》介绍李牧的第一句话：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①，备匈奴。【齐国往事不如烟】大概正是因为士人们在自己登上国君宝座的征途上立的功劳很大，田家成功上位之后，就对士人们很优待，开办了社科院，发放丰厚的津贴和科研经费，让知识分子们讨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士人跟国君说话，则往往很不客气，孟子见齐宣王，老爱跟他讲民贵君轻，暴君可以打倒，民心决定成败的道理，齐宣王一般就傻呵呵的听着，就算生气，也不发飙。细想起来，齐宣王之所以对这些很容忍，一方面说明了这位国君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这等于是在论证田氏取代姜氏的合理性，属于小骂大帮忙的性质。 孟尝君那里最牛的三位，他们做人的原则是：不给天子做臣子，不跟诸侯交朋友。混出来了坦然当国君，混不出来也不肯当臣子。　　　　“而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　　　　次一等的有五位：治理国家可以当管仲、商鞅的老师，讲的都是大道理，听说了该做的就一定会去做。辅佐谁，就令其成就霸王的事业。　　　　“万乘之严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　　　　再差就是像我这样的，有十位：作为使者而遭到大国君主的侮辱，那就回去抹脖子，一定要把自己的血溅到这位国君的衣服上（意思是我要跟你玩命）。　　这事儿照例难说是事实，但大致可以认为它说明了齐国人心目中不同层次的士都是什么样的。　　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向秦始皇提议焚书，阐述焚书的必要性时说：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这番话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齐鲁地区的人来的。因为只有这里私学最发达，而跟国君唱反调的风气也最盛。更具体的说，焚书的导火索是博士淳于越提议封建，而淳于越，就是一个齐国人。【燕过无痕】燕王哙的“苦身以忧民”，孟子没有直接评论过，但不赞成也是肯定的。君主要不要亲自下地干活，孟子跟农家弟子（农家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墨家旁枝）有过专门的辩论，并在辩论中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主张。他也不认为国君需要吃苦，你可以寻开心，只要“与民同乐”就可以了。这些话题，都放在本书内篇里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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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历史的文章，大概分三类。 一类就是把上课所讲的写下来，属于用文字记录的口语，其实不宜当文章看。但也出过一本书，书名是《读罢春秋不成歌》。本来不是这个名字，不过有些事我无力做主，出来是这样，也就这样了。后来这书稿给其他做出版的朋友看过，他们都说这书是有市场的，如果给他，他也愿意做。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好消息，然而，听着却也有些悲哀。 　　有一些文章比较用心。比如关于晋史的那组，部分在《读库》发表过。其实这组的风格倒不怎么《读库》，谈不上“有料”，我没怎么做史料的考辨，倒是为了该怎样写，花了些的功夫。于是很累，文章老也写不完。但这种功夫花进去，并不容易被看见，有读者看了比如《祖逖与刘琨》啥啥的，以为不过是在翻译古文，这个评价，倒也是意料中事，没什么可多说。 　　写战国，比如《商鞅黑洞》，写得比较有快感，读者那里也讨喜，这也就算难得的相宜了。这样的文章也写了有十多万字，于是就又出了一本书。 　　书名是《歧途哭返说战国》，这个书名虽然照例不怎么样，但不能委过，必须首先交待这是我自己起的。理由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那个历史岔路口，往那个方向走，好像都充满了悲催之感。 　　封面很丑，不过还是打个广告：书里的内容，还是可以的。 　　

读书笔记——国君借士人压制贵族

这是一个77年的同龄人写的书，见解之精辟，叙述之流畅，感情之真挚。因《读库》上一篇惊艳的《商鞅黑洞》，立刻上网买下了刘勃同学/老师的所有三本出版物。这是包含《商鞅黑洞》的那本，是刘勃三本书的最后一本，我首先读过，发现《读库》中的正文一段实际上很多是书中的页尾附注，读起来文字更加流畅。不枉此行，知道了很多以前忽略了的战国故事。战国时期，叫史实也好，叫故事也好，都能至少反映记下这一故事的时候，先辈们所认为应该记，值得说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所谓“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流动。1. 战国的起点以前一直以为战国是以孔子的卒年作为起点的，即前475年，现在知道我全搞错了，首先战国是以司马迁记六国年表的周元王元年作为起点的，其次孔子是早死了4年。不过，似乎隐隐中我把孔子的死与战国时代的到来结合在一起，也是有一点道理的。“三家分晋”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这是头一次大夫篡了诸侯的位。以前学历史的时候根本没注意，春秋五霸里根本没提战国七雄里这重要的三国，而这重要的三国，实际上也是在战国开始之后差不多一百年才出现的。从这个故事里，作者还比较了一下司马迁和司马光，说司马迁是“太会讲故事”，而司马光则是“目的性太强”，中国的史家历来游走在这两端（直到今天好像也还是如此）。不过，可喜的是，作者并没有对此发感慨，而是“就着故事讲故事”，从故事中找逻辑，于是大呼此书买得值。司马光眼中的战国起点是前403年，这一年周天子认可了三家分晋的事实，赵魏韩正式成为诸侯国。司马光这一点是站在道统的立场上来说的，即春秋时期那种尊重周天子家人为诸侯的时代真的一去不复返了，连周天子本人也认了。孔子重“礼”，其实最大的礼就是“名”、“分”，司马光所“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一旦君、臣，公、侯、卿、大夫的名分都乱了，“礼”也就不存了。缺什么补什么。2. 士人不必爱国既然大夫很危险，那么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就扶持了一个“士”的阶层。士只要官职，不要土地，也永远成不了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数量多而权力分散，因此对于国家政权是安全的。同时，战国时期的“士”少有爱国的，多数都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某个国君的政治理想。国君和国在士人眼中是实现个人理想的平台。诸侯们之所以容忍这“朝秦暮楚”的群体，也正因为他们可为己所用，而又不担心他们会谋己之位，这一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正和老板们之意。贵族是爱国的，例如屈原，因为他离开了楚国就什么也不是，他的政治待遇（即大夫的地位和封地）不是谁都能给的；士不需要爱国、爱家，因为他需要的政治待遇哪个国、哪个家都能给他。甚至任用外国的士比用本国的更安全，因为本国的士还有可能与本国的大夫们结成战略同盟，外国的士在本国毫无根基，他的出人头地只能依靠国君我。利用士来压制贵族，强化君权，这是战国历史的主轴线。3. 历史地理——魏战国初期魏国很强，但在魏惠王50年的当政期分别败于齐、秦，失去了霸主地位。之所以败于齐、秦，当然有魏惠王不会用人等主观原因（孙膑、商鞅都曾先到魏国谋职，魏国自己也是个人才库），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魏国的地缘条件。分析的突破口是魏国何时从安邑迁都大梁，以及为何要迁都大梁。三家分晋后，赵魏韩都分别从山西往外发展，并且由于“封建”的特殊土地分配模式而最终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格局。赵国在最北边，根据地是太原盆地，最终从晋阳迁都中牟（河南鹤壁）而后邯郸，到了河北南部；韩国在中间，根据地是临汾盆地，后来从平阳迁都阳翟（河南禹州）而后郑（河南新郑），到了河南中部；魏国在最南边，根据地是运城盆地，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河南开封）。可见，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东南，这个方向靠近东周政治中心洛阳，同时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魏国最终被西边的秦国灭掉，但战国初年是想不到的，虽然那时魏国占据了关中盆地东段，而且吴起也提醒过这是块战略要地，但那时的秦国还太弱，而且西部经济也不发达，所以魏国往东南方向迁都后，逐渐把西部让给了秦国。经济发达的地方往往交通便利，而交通便利的地方则往往易攻难守。于是魏国成了四战之地，直接面对齐、秦夹击（南面有迁得更往南的韩给顶着楚）。读完这一章，深切领会到战国政治地图的混乱，以及学历史要看地图的重要性。4. 君权——秦整个战国时期，都是君权不断强化，贵族权力不断削弱的时期，但战国七雄，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秦国这样将这一趋势贯彻得如此彻底，从而最终成了武力最强大（经济显然也不能太差，至少粮食是要丰富的）的一方，灭掉了仍然或多或少保留有贵族势力的东方六国。商鞅变法，就是这种强君削贵，同时还将全民军事化的一个突出事件。强调“耕战”，废禁其他所有娱乐活动甚至生产活动（如果商、学也算是一种生产的话），打造了一支粮草充足、斗志昂扬的嗜血军队，这样一支力量，想不灭点东西都难。商鞅之后的秦国，是典型的国强民弱（弱智的弱），不值得提倡，却不可不防，一防敌人变成这样，二防自己变成这样。之所以是秦而不是其他国家发展成这个样子，很重要的原因是秦国政治原本就比较简单，贵族势力在战国诸国中是最弱的。贵族在这里承担了一个“中产阶级”的作用，让国家发展路线不走极端。不过，一个平庸的秦国究竟对秦国人好还是不好呢？这个不好说，至少当时的秦国人我想是乐于到外头去烧杀抢掠的吧。5. 蛮夷之国——越越国在历史上似乎除了勾践以外（包括同时代同一个故事里的西施、范蠡），再没有留下其他什么记忆。墨子评点“好战之国”时，越国占了四分之一名额（其他三位是齐晋楚），这都是春秋末、战国初的事。越国在战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灭掉吴国后的下一节基本上就是被楚国灭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文明程度远逊于中原，连像样的官僚体系和宗法传统都没有建立起来。看起来更像是游牧民族靠着成吉思汗的武功胜极一时（恐怕归功于吴王夫差的好大喜功以及轻敌更合理一些，正应了汤因比所说“游牧民族崛起于农耕文明衰败之时”），而后随着他的死亡而迅速崩溃。能拖到勾践的五世孙无强才被灭掉，已经算是幸运了。作者没有把笔墨放在后世文人们爱放在嘴边的“逼死文种，放逐范蠡”的不重视人才，比之民国初年孟辉写的《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又多了一层思考。6. 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楚楚怀王是个有趣的题目。《史记》中的楚怀王简直就是个窝囊废（作者称之为“脑残”），被秦国玩弄于股掌，甚至最终被秦王掳去做了阶下囚。不过，奇怪的是，楚人却很尊重这位怀王，不仅楚被秦灭时他最被感念，甚至项羽百年之后还借了怀王的名号来号召楚人。真实的历史其实就从这些疑点开始露出马脚的，作者整章20页内容娓娓道来。自春秋时起，秦楚一直交好，那时楚强秦弱，是楚国在帮扶秦国，而到了战国，逐渐变成秦强楚弱，楚被伍子胥带吴兵攻破都城时，还是秦国出手相救。但在怀王时期，秦国打通了韩、魏，并掉了蜀地，形成了对楚国的新月型包围圈，怀王不得不防了。虽然《史记》中总说怀王败绩，但他败也败在进攻不利上，总体上是对秦国占优势的，割地求和的其实是秦国。不过怀王的确心慈手软，对秦作战不坚决，总是被秦许下的割地诺言所迷惑，最后被掳其实也是因为讲道义。楚人怀念怀王还是有道理的，他其实是在用最小的代价努力维持住楚国大国的地位，但是实力有限，并不很成功。他之后的楚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7. 地缘与政治——赵赵地与代地是赵国两块风格迥异的地盘，而赵武灵王也是一个“乱而不损”之人。赵国是主流文化圈内的，所谓“邯郸学步”更说明它甚至是引领时尚潮流的国家。但这仅指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地，远在山西北部的代地实际上是蛮夷之地，并不被常居赵地的赵国贵族所认同。赵武灵王所做的，就是将权力中心北移，重视盛产骑兵的代地，无形中就压制了赵地，从而达到和商鞅变法一样的压制贵族、独尊王权的目的。胡服骑射，虽然出发点是提高骑兵战斗力，但压着贵族穿着胡服上朝，这显然是有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的。赵地和代地的矛盾，在赵武灵王期间激化为王权与贵族权力的矛盾，进而演化为继承人的矛盾。赵武灵王的长子赵章是代党，后来继承王位的赵何是赵党。表面上看，这种废长立幼被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史书描写为“宠爱后妈”（吴娃），但实际上，作者觉得更是赵武灵王向赵国贵族集团妥协。但之所以后来赵武灵王又要立赵章，很可能是退位为主父之后的赵武灵王经营代地有了实力，想要重掌大权。然而，这次政变没有成功，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作者后来提到，虽然赵国没有分裂，但王室对于代地的军队总有种不信任感，因此才在关键时候能中反间计，处死了来自代地的将军李牧。“乱而不损曰灵”，写史之人显然是不怎么待见赵武灵王的。而赵武灵王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好赵、代，也就是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也的确是功亏一篑。至于说把政治矛盾简单化为“美人误国”，那也是老百姓们喜欢听的故事。8. 贵族之国——齐田氏代齐，走的是和平演变，对齐国旧体制延续下来的较多，齐国本来贵族传统就很盛，甚至孟尝君这样的大夫基本处于自治状态。在战国时期，贵族势力强，就相当于中产阶级势力强，国家通常比较中庸，求富而不求强。不仅如此，因为田氏代齐过程中，士阶层的支持有很大作用，所以，士的地位在齐国也很高。别的国家君主可以借助士阶层压制贵族，而齐国的士地位之高甚至连君主也指挥不动。齐湣王也不是没争取过集权，在强秦的压力下，齐湣王杀了不少士族和贵族，还赶走了孟尝君，但齐国不比秦国，贵族和士族势力很大，而且齐国没能推行郡县制，以至于秦国打过来的时候，各地封建的贵族闻风而降，实在是可悲。不过，这种政治局面，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或许也算是一种可喜。9. 禅让——燕燕国只有到了战国最后100年才在史书上有了浓重的一笔，就是因为燕王哙的禅让。燕王哙首先从称呼上就和其他诸侯很不同，——他没有谥号，只好称名字。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身体力行墨家亲民学说，甚至甘心学尧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相过子之，由此惹来大祸。首先是太子反对子之被杀，而后是齐宣王灭燕，再后来是国际调停，齐国退兵，赵武灵王立燕昭王，而后是乐毅率联军伐齐……燕国在战国之末大大的风光了一把。因为这些风光多在前一章说齐的时候写过了，这一章作者主要说了禅让，指出燕王哙这一思路是受了墨家的影响，而不是常人说的儒家。10. 必然与偶然——秦赵长平之战两国交战，最终拼的是综合国力，无论是赵奢、廉颇还是赵括，都不笨，多些起伏而已，结果其实已经注定。长平之战，廉颇用守，是不得不守，因为进攻打不过，靠耗还有胜率（关中大旱，其实秦国也在拼死力）；赵括用攻，也是不得不攻，因为赵国耗不起。至于说赵括纸上谈兵，赵王不听谏劝，这些都更像是小说家言。作者这里找了不少例子，一方面说明赵括制军有方，一方面说明秦军也是惨胜。此章结束前，作者还发了一番很有道理也很令人惊心的感慨：屠杀是能够吓倒老百姓的。11. 为什么是秦统一及其他这一章所说的问题都是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作者有话想说，但可能自己也知道辨识度不够，所以放在最后一章类似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