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后记

为什么是“三张面孔”    2010年底，《百家讲坛》的编导郭巧红女士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到“百家”试个镜。郭导最初知道我，是因为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我讲《资治通鉴》的视频，所以我们就把样片的内容暂定为讲述《资治通鉴》中的某段内容。2011年2月到北京录制样片，和栏目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副制片那尔苏先生等相关人士接触后，在如何确定选题上，又作了些磨合。    聂老师提出，能不能在选题上显现点新意。“百家”风靡了这么久，讲历史，却很难脱出帝王将相、生老病死的窠臼。当时我对“百家”的制作流程、制作要求等，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一下子也提不出什么新颖的建议。只能就我的读书心得，和大家闲聊着。后来聊到，由于史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的立场不同，描写同一个事件或同一个人物，往往会有很多不同。比如同一个汉武帝，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形象，就很不一样。彼时那尔苏灵光一闪，轻击桌案，说，这个角度好，就讲一个“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于是，选题“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就这样定下来了。将专业领域中史料对勘的研究方法通俗化，做成电视节目，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创新。此外，聂老师还提出，能不能打破以时间为单一线索，讲述人生历程的旧有模式，也在提炼讲述线索时有点新意。于是就有了现在展现在各位读者面前，按四大板块讲述的汉武帝时代。所以，本书若有一些有众不同的特征，和“百家”栏目组工作人员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正式录制的过程，前前后后拖了十个月。期间得到责任编导郭巧红、马晓燕两位老师的诸多帮助。她们是每集文稿的第一读者，每次读完后都会认真地给我提很多有益的意见。由于长期在基础学科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讲稿一开始很难摆脱学术论文写作的习惯，在普通读者看来，行文难免艰深晦涩。她们两位始终不厌其烦地提醒我，电视媒体主要面对普通观众，再深奥的学术思想也要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没有受过专门文史训练的观众理解，才算达到目的。创作过程中，几乎每一讲内容，都在得到她们的反馈意见后，大幅度地修改。个别内容甚至不止修改过一次。所以，这部书稿同样凝结着郭巧红、马晓燕两位编导的心血。可以说没有她们的帮助，就不会有现在这部书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的倪为国先生促成了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万骏兄，为把这部原本适合于听觉的讲稿，变成适合于阅读的书稿，付出了很大努力。书稿中很多有意义的改动，来自于万骏兄的手笔。    另外还应该感谢史学界的很多前辈，虽然其中多数人我都没有机会拜谒，但他们典范性的研究，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书中引用各位前辈的重要论点，我都在相关章节中作了注脚，希望读者不要忽视。    想特别一提的是，本书第五讲“独尊儒术”，其实是用通俗的语言转述了我的导师朱维铮先生的思想，他的那篇名文《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最初发表于《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后来收入《中国经学史十讲》。去年，先生曾问及我在“百家”录制节目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在很多地方转述了他的思想。本来想今年节目和书推出后，请先生看看。不知用这样的方式把他的思想搬上银屏、写进通俗读物，他是否满意。可惜，今年3月10日，先生与世长辞。再也听不到他的批评与教诲了。人生总是这样，在不停积累收获的同时，也在不停积累遗憾。于我而言，这又是一桩无法弥补的遗憾。    为本书提供过帮助的师友还有很多，无法在此一一述及。谨在此向所有给我提供过帮助的人，表示感谢。书中肯定有很多不成熟、不正确的地方，都应该由我本人负责。敬候大家的批评！    姜鹏    2012年5月2日

作者简介

一代雄主汉武大帝，内强皇权，外服四夷，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奠定中华2000年帝制格局。然而，他又迷信方术、穷兵黩武，几乎将汉王朝推到崩溃的边缘。

强盛的大国和天下苍生的幸福，哪方面更急迫、更重要？

雄猜的英雄对荣耀的追求是否更能得到同情、得到理解？

所有的争论直至今天依然在我们的时代久久回荡！

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三位历史学家，三个不同的时代，讲述了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的三种不同的解读。

书籍目录

第一讲：帝王脸谱

第二讲：整饬诸侯

第三讲：淮南冤案

第四讲：大侠之死

第五讲：独尊儒术

第六讲：真假儒学

第七讲：丞相命运

第八讲：张汤沉浮

第九讲：酷吏当道

第十讲：四面出击

第十一讲：马邑失谋

第十二讲：卫霍功业

第十三讲：甥舅异趣

第十四讲：李广难封

第十五讲：通使西域

第十六讲：汗血宝马

第十七讲：财政告急

第十八讲：卜式作“托”

第十九讲：史公受刑

第二十讲：聚人用人

第二十一讲：向道求仙

第二十二讲：封禅前奏

第二十三讲：封禅大典

第二十四讲：祸起巫蛊

第二十五讲：父子之间

第二十六讲：兵戎相见

第二十七讲：史公绝笔

第二十八讲：罪己诏书

第二十九讲：临终托孤

第三十讲：是非功过

编辑推荐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附光盘)》——三面帝王刘彻——华夏民族命运十字路口的总设计师！    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他是中华民族帝国事业的奠基者？还是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始作俑者？圣王还是暴君？    百家讲坛史上最年轻的演讲者，复旦大学姜鹏为大家讲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的崛起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前言

为什么是“三张面孔”    汉武帝的故事，曾经以不同的形式，被重复讲述过无数次，史传、小说、戏剧，乃至电影电视。若仅仅是把的一生重新捋一遍，意义似乎不大。所以本书的宗旨，并不是简单地为汉武帝作传。    如本书标题所示，我们要讲述的，是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什么叫“三张面孔”？一个人如何有“三张面孔”？我们这部书的讲法，不是从某个单一角度来看汉武帝和他的时代，而是始终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发生在汉武帝时代的很多重大事件，三部史书的叙述并不相同，对各类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定性都很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三部史书对汉武帝形象的描绘、把握，大异其趣。每部史书描绘的汉武帝，形象都很鲜明，但相互之间却各不相同。所谓的“三张面孔”，就是指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这三部史学名著中，汉武帝有着不同的形象，这三部书中各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本书尝试着解读各部史书中汉武帝的形象，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不同，分析他们为什么不同。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历史典籍，它们的作者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也都是最顶尖的史学家。为什么他们讲述同一个汉武帝，却会如此不同呢？难道正如流俗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我们这部书，正是要告诉大家，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一个非常浅薄的观点，根本没有深入到历史写作的具体环境当中。正如我们看一样东西，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你能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而无论你站在那个角度看，所看到都是真实的。三位历史学家对于同一个描述对象，为什么会描绘出三张不同的面孔？关键正在于他们观察汉武帝的位置、角度，大不相同。通过对三位作者写作语境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不同才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描绘出来的汉武帝形象完全一致，那才是咄咄怪事。既然如此，我们在把握汉武帝形象的时候，又何所适从呢？哪位史学家笔下的汉武帝更接近真实？或者，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他们，得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汉武帝？各位读者如果有耐心把这部书读完，自然会有答案。    本书的结构安排    关于汉武帝的一生，我想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十六个字，简括了汉武帝在内政、外交、信仰、晚年反省等各方面的主要特征。这本书在讲述方式上，和其它同类作品也略有不同。我们并不简单地以时间为顺序，勾勒汉武帝的一生。而是以这十六个字为线索，把汉武帝一生最重要的事迹分成四大板块，分别评述。    （1）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关于“内强皇权”和“迷信神仙”    记得念中小学的时候，考中国古代史，若碰到“项羽为什么会失败”之类的题目，那就一定要在答案里写上“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这句话，否则要被扣分。项羽是怎么开历史倒车的呢？很多老师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项羽推翻秦朝之后，又重新恢复分封制，就是在开历史倒车，所以必定失败。    项羽真的开了历史倒车吗？那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依然继续分封，又怎么说呢？历史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地直线进退。若历史的发展轨迹，真能按“规律”来推算，那么历史也就没有意义。    社会和人一样，面对一种新的环境，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它、消化它。秦始皇在世的时候，虽然确立了郡县制，但在秦始皇去世以后，这项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秦末爆发的大混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看作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一次较量。反秦的导火线虽然由陈胜、吴广带领的农民起义军点燃，最终也是由出身并不高贵的刘邦重新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但仔细分析一下灭秦过程中，各支队伍的性质，就会发现灭秦的真正主导力量，其实是关东六国贵族的遗留势力。比如楚怀王熊心，齐王儋，赵王歇，魏王咎，韩王信等，这些人有些是自立，有些是被别人拥立，但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秦统一前六国的残余势力。项羽身为楚将，在灭秦的过程中，之所以能成为各路力量的领袖，也正是因为在秦统一六国前，楚国一直充当着关东六国联合抗秦的盟主。    所以，秦末这场战争，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延续。但它又不是七雄争霸的简单重复。正是郡县制的推行，赋予了这次战争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这新旧两种制度，进行了一场角力。在郡县制管理模式下，失去土地和人民的六国旧贵族，不甘心于失败，打起了反秦的旗号，试图回到统一前的分封时代。斗争的结果，秦朝灭亡了，郡县制也暂时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对于参与反秦战争的各国贵族来说，重新回归分封，正是当初“革命”的既定目标。这并不是由项羽个人喜好决定的。    刘邦在消灭项羽之后，仍然无法改变分封的既定事实，还是要通过分封异姓诸侯王来巩固“统一战线”。这证明，在当时已有的统治手段和物质条件下，并不能在短期内在广袤的疆土上确立郡县制的有效统治，尤其是就偏远地区而言。分封是不得不采取的妥协方法。郡县制和分封制这对矛盾，要到汉武帝上台以后，实施了一系列“内强皇权”的政策之后，才得以逐步解决。    本书第二讲至第九讲，分别讲述了汉武帝在打击诸侯势力、消灭体制外社会力量、削弱相权、打击贵族豢养门客之风，乃至统一思想等各方面的作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汉武帝任用、培养了一批酷吏。这些现象都成为那个时代的烙印，和汉武帝这个人紧紧捆绑在一起。如何看待、评价这些现象，可另行讨论，但不得不承认，在削弱分封制、巩固皇权方面，汉武帝的确是秦始皇的遗志继承者。    我们也看到，汉武帝重复着很多秦始皇曾经做过的事情。巡行、求仙、封禅等等。本书第二十讲至第二十三讲，以介绍汉武帝求仙、封禅活动为中心，揭示了汉武帝的信仰世界。在描述汉武帝“迷信神仙”的系列活动时，司马迁的《封禅书》，因其细腻、生动，深受后人赞赏。但汉武帝为什么会把秦始皇犯过的“错误”重新再犯一遍呢？光看司马迁讽刺性的描写，我们不一定能得到确切的答案。班固在《汉书》中解释说，汉武帝的这一系列行动，是希望加强和上天沟通，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我们不能把班固的观点简单地定义为片面维护汉武帝的说辞。汉武帝的这些行为与秦始皇如此类同，并不是由于他们习性相近，而是应该理解为，这是他们为维护初步建成的大一统帝国，在思想意识方面所作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百年左右时间，是一个历史单元。在这个单元中，中央皇权逐步加强，郡县制逐步取代了分封制。新制度的确立，和旧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必然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并不赞成进步史观，不认为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就是历史的进步。只是想指出历史演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单用一句“开历史倒车”来否定项羽这样的人物，失之武断。    （2）“大国崛起”的双刃剑：关于“外服四夷”和“晚年改辙”    汉武帝对匈奴的重拳出击，终于让长期受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压制的汉人，长舒了一口气，而且此后的很长时期内，汉人掌握着汉匈关系的战略优势。不仅如此，汉武帝向周边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既巩固了郡县制，也拓张了秦始皇留下的中国版图。    《资治通鉴》曾三次总结过中国历史版图，第一次是秦始皇时代，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为总结汉、唐强盛期的版图。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版图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是在汉武帝时期。经由汉武帝时代的努力，历史版图远远超越了秦始皇时代。而盛唐版图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上继承了汉武帝时代的底图。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也未尝不可。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老百姓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汉武帝为保持对匈战争的优势，派遣李广利率领大军，横渡流沙，千里出击，到大宛国抢夺汗血宝马。《史记》在描写太初元年（BC.104）那一次汉军远征大宛时，有一句题外话：“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看似和这次战争无关的十个字，却是曲尽当时生民哀苦的极佳侧描。而长期以来的汉匈关系史，以及班固的视角，又告诉我们，当时的边境和对外关系问题，也是不得不处理的棘手事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兼顾彼此的两难。很多时候，国计和民生之间，总是充满着张力。做到彼此兼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本书第十讲至第十九讲，主要就是讲述汉武帝“外服四夷”的相关内容。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和它的内部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往还互动。长期的对外征伐，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富，也使得走上生活绝境的老百姓，成为社会动荡因素。在如何协调安内与拓外这对关系时，汉武帝和他的太子刘据之间，长期又有不同看法。父子间的隔阂被其他政治势力利用，与太子争夺战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巨大的政治变故，即汉武帝晚年著名的“巫蛊之祸”。    “巫蛊巨变”中，太子刘据先是在长安起兵，后又兵败出逃，最终被迫自尽。这一系列变故都大大出乎汉武帝的预料。晚年的汉武帝痛定思痛，正视尖锐的国内社会矛盾，认为太子生前主张的安内路线，有很大的合理性。于是不仅为屈死的太子恢复名誉，还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痛悔以往，改革国策。在司马光看来，正是汉武帝的晚年的这次反省与改革，使得汉朝避免了重蹈亡秦的覆辙，而能继续它的统治。    由于身处时局之中，对于“巫蛊案”，亲眼目睹了这场巨变的司马迁，始终欲言又止，在《史记》中表达得相当隐晦。在“巫蛊案”发生后不久，司马迁也终止了《史记》的写作，所以我们在《史记》中找不到汉武帝晚年改革的内容。这或许由于司马迁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失望，或许由于司马迁本人生命的终结，使他无法看到汉武帝晚年的改辙。无论出于哪种情况，这都体现了司马迁叙述汉武帝时代的局限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将《汉书》和《资治通鉴》与《史记》进行比较对读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全面地把握那个时代。本书第二十四讲至二十九讲，即为对汉武帝“晚年改辙”部分的探讨。    以上算是对本书主要内容的简括。如何把握汉武帝的时代，如何评价汉武帝这个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通过比较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三位史家不同的描述视角，解剖他们各自的时代语境，来揭示汉武帝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为什么总是在变化。希望这样的分析方法，能帮助读者“历史地”看待历史问题。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姜鹏    2012年国际劳动节    草于沪上客寓

内容概要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师从朱维铮教授，著名宋史研究专家、《资治通鉴》研究专家。2006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并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

章节摘录

第一讲  帝王脸谱    关于汉武帝的不同评价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也是非常典型的帝王，我们总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除了清朝的康熙和乾隆，没有比他在位时间更长的了。这五十四年，汉武帝干过很多事情，他这一辈子的功业和事迹，我用十六个字来概括：    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这十六个字可以涵盖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信仰以及自我批判等各大方面。正因为他做过这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应该如何评价他，意见就大不相同。所以，汉武帝也成为我们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可能很多观众都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看完这部电视剧后，大家对汉武帝有什么看法？我曾经问过不下十个人，结果我得到不下十个答案。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汉武帝聪明、浪漫，有人说，这个人心计太重了，手腕太狠了。虽然我们可以分出，有些是肯定汉武帝的，有些是否定他的。至于为什么要肯定他，肯定到哪一步，为什么要否定他，否定到哪一步，那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    同样一部电视剧，同样一个故事，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古代的史籍浩如烟海，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讲法各有不同。把这些不同的历史纪录放在一起，简直令人头昏目眩，无所适从。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里面描绘的汉武帝形象，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描绘的汉武帝形象，就大不相同。最后，这两位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则截然相反。班固说：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卷六)    班固说，汉武帝唯一的缺点，就是还不够谦恭节俭，如果这方面能向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学习一下，再配上他的雄才大略，那简直太完美了，和《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里面称颂的古代圣王相比，就会亳不逊色。可见班固对汉武帝的才华、政绩是深信不疑的，给出的评价相当正面。    司马光呢？司马光对汉武帝也有个整体评价，他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这五十四年的皇帝做得非常荒唐，作为一个皇帝，欲求强烈，用刑惨酷，大兴土木，到处打仗，还要迷信鬼神，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造反了，跟秦始皇简直没什么差别。从这段文字来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是悲观怀疑的，给汉武帝的评价也相当负面。    班固和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汉书》和《资治通鉴》同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分量的史学著作。但是他们对于汉武帝的评价，竟然处在两个极端上，一个说他好得不得了，一个说他坏得不能再坏。搞得我们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从。    那除了这两位，还有没有大腕级的历史学家记载过汉武帝呢？有，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这个时代。而且司马迁看汉武帝，有其他历史学家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什么优势？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这个时代，甚至可以说，就生活在汉武帝身边。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光看文字的话，会发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是晦涩不明的。很多话不能直接说，直接说有压力。但透过字里行间，仔细分析，就会察觉到司马迁对汉武帝很有看法。    中国古代的史书，流传到今天的少说也有几千种，但按重要性排出前三名，那一定是这三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恰好，这三部书都花重墨记载了汉武帝的历史。我们可以拿来做个比较，看看他们描绘出的汉武帝形象，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不同，而不是偏听一个人。一个故事，三种讲法    我们先来看个例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迟暮之年的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上演了一场父子人伦惨剧。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纲领，有一条“晚年改辙”，汉武帝晚年沉痛地反思了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就跟这次事件有关。怎么回事呢？有个叫江充的人，很得汉武帝的信任，他出于某种原因和目的，栽赃太子和太子的生母卫皇后，说他们用巫术诅咒汉武帝。这个罪名极重。汉武帝下令调查。江充果然从太子和皇后的寝宫里搜出很多用于巫术诅咒的道具。太子为自保，被迫起兵发难，最终兵败自尽，卫皇后也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    如果我们比较《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同样是“巫蛊之祸”，这三部书的叙述方法不同，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也不同。    首先来看《汉书》。在《汉书》里，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看上去非常清楚。有一次，太子的家人触犯法令，正好撞在江充手上，被江充给治了。太子去求情，说这个事就不要让他父亲知道了，不希望这点小事给他添堵。结果江充没给面子，如实上报。汉武帝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奉公守法的表现，江充因此威震京师。    后来随着皇帝日渐衰老，江充忽然想到，要是汉武帝百年之后太子登基，因为当年这件事情搞打击报复，自己岂不是性命堪忧？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企图阻止太子继位，就想出了利用巫蛊来栽赃陷害这么一招。    据《汉书》记载，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很明显是江充，汉武帝是被蒙蔽的。而且在太子死了以后，皇帝追悔不已，又是造思子宫，又是造归来望思台，一个痛失爱子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但我们再看《资治通鉴》，对这件事的理解就不一样。《资治通鉴》在讲江充和太子的矛盾之前，先铺垫了一段小插曲。“巫蛊之祸”前三年，汉武帝的宠妃赵婕妤怀胎十四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事情不正常，俗话说“十月怀胎”，她却怀了十四个月。汉武帝却说，上古的圣王尧，也是在娘胎里待了十四个月才肯降生，这个孩子跟尧有得一比，于是就把赵婕妤生产的这个地方命名为“尧母门”，把赵婕妤比作尧的母亲。    汉武帝是什么意思？当时卫皇后和太子刘据都好好的，汉武帝却把刚出生的小儿子比成尧帝，而把赵婕妤比作尧母。尧是上古的圣王，我们常说“尧舜禹汤”，要是尧帝再世，谁还有资格与他竞争皇位？皇后和太子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想法？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发现汉武帝这个动向以后，又会干些什么？这个事情看上去和巫蛊之祸没有直接关系，但司马光却非常尖锐地指出，这正是巫蛊案的祸根所在。“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那些想做政治投机的人，揣摩着汉武帝可能更喜欢小儿子，但又不能轻易废长立少，所以主动充当打手，为汉武帝策立少子扫清障碍。司马光认为这才是巫蛊之祸的真相。如果汉武帝真有此意，那是荒谬。如果汉武帝并无此意，命名“尧母门”只是随意之举，那是不谨慎。总之，这桩人伦悲剧的首要责任人，不是别人，正是汉武帝。    P1-4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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