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

作者简介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书籍目录

《研究丛刊》总序 李文海

前 言

绪论：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

一、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二、叹曾纪泽之死

三、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

四、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确立

——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机密报告谈起

五、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

附件一

附件二

六、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

引 言

(一)戊戌政变后守旧派的密谋

(二)两名杀手的选择

(三)日本政府对杀手的忧虑

(四)小田切穿针引线

(五)神秘的北京之行

(六)庆王府密谈

(七)紫禁城里的如意算盘

(八)日本领事满载而归

(九)清廷内部的不同声音

(十)密使漂洋过海来

(十一)发生在东京皇宫的一幕闹剧

(十二)西太后密使在东京

(十三)密使私会孙中山

(十四)告别东京

(十五)回国后的狼狈处境

(十六)慈禧追究刘学询私会孙中山

(十七)联倭杀康政策的失败

(十八)维新党人要杀刘学询

(十九)尾声——恩恩怨怨何时休

七、康有为与孔子纪年

八、戊戌政变后梁任公之二三事

——《梁启超年谱长编》戊戌己亥年补正

九、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

——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密谈解读

十、最早上书倡议实行拼音文字的林辂存

十一、甲午战争中的吴大潋

十二、文廷式的日本之行

十三、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

十四、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

——读唐炬稿本《留庵日钞》

十五、读书与考证

——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

十六、《陈宝箴集》序

十七、清人日记琐谈

前言

前言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的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文化之彼此交流，思想之互相渗透，对各自历史发展进程，曾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隋唐之际，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列岛文明蓬勃地发展。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袭来，日本率先采用西法，百度维新，骤致富强，反过来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7日)，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参赞黄遵宪，在东瀛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十年的巨大变化，大发感慨。他后来写诗称：“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黄遵宪还特别对此句加以注解云：“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子峨者，何如璋也。本书即由何如璋使日开篇。历史很快验证了黄遵宪的高瞻远瞩。甲午战争之后，在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迅速刮起了变法的春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唤醒国人。他们所高举的旗帜匕，书写的是“以开创之势治天下”，更张旧法，救亡图存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百日维新运动亦应运而生。仔细披阅中日两国历史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有为所发起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清楚表明，在变法运动高潮期间，光绪皇帝亲自书写谕条，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到日本公使馆与代理公使林权助商议中日两国亲交事宜。这位紫禁城里的年轻帝王甚至还书写过“朱笔谕条”，要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不言而喻，一心一意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已经把明治天皇当作自己推行新法的楷模。至于明治维新的精髓，可用十二字来概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康有为在戊戌春季上书统筹全局时，曾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结为“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并认为此乃“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在变法高潮期间，康有为还曾两度将《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皇帝，并且上书陈述进呈此书之深刻用意。康氏称：“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一言以蔽之，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

内容概要

孔祥吉，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是著名的清史和近代史专家。早年师从著名学者戴逸教授。近十几年来，孔祥吉研究员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颇著声名，其学术研究注重发掘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私人函札，重新解释若干史实，新见迭出。著有：《晚清史探微》、《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的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文化之彼此交流，思想之互相渗透，对各自历史发展进程，曾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隋唐之际，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列岛文明蓬勃地发展。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袭来，日本率先采用西法，百度维新，骤致富强，反过来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7日)，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参赞黄遵宪，在东瀛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十年的巨大变化，大发感慨。他后来写诗称：“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黄遵宪还特别对此句加以注解云：“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子峨者，何如璋也。本书即由何如璋使日开篇。    历史很快验证了黄遵宪的高瞻远瞩。甲午战争之后，在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迅速刮起了变法的春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唤醒国人。他们所高举的旗帜匕，书写的是“以开创之势治天下”，更张旧法，救亡图存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百日维新运动亦应运而生。    仔细披阅中日两国历史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有为所发起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清楚表明，在变法运动高潮期间，光绪皇帝亲自书写谕条，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到日本公使馆与代理公使林权助商议中日两国亲交事宜。这位紫禁城里的年轻帝王甚至还书写过“朱笔谕条”，要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不言而喻，一心一意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已经把明治天皇当作自己推行新法的楷模。    至于明治维新的精髓，可用十二字来概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康有为在戊戌春季上书统筹全局时，曾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结为“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并认为此乃“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    在变法高潮期间，康有为还曾两度将《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皇帝，并且上书陈述进呈此书之深刻用意。康氏称：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    一言以蔽之，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    ……

章节摘录

尽管何如璋在朝鲜问题上与黄遵宪一起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但是，由于受琉球交涉一事的影响，李鸿章已对何氏产生了不良的印象，、认为他“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继续留在日本会影响对琉球之交涉，故而建议总理衙门将何如璋调离日本。于是，何如蹄离开东京，重返故都，又回到翰林院任职。光绪几年(1883年)九月，何如璋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办福建船政。次年当法国侵略军进攻马尾时，他以临阵仓皇出逃，被清廷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期满之后，又为两广总督李翰章邀约，归广东主讲韩山书院。何氏一生真与李鸿章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期，我们又在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何如璋的两封亲笔密信。此信是何氏由日本归国后所写，其内容亦与李鸿章有关。其一曰：“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八底稿，厅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土战备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文后，驻北京的情报接受者又用红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刘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其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其二曰：“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此情报末尾，有红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正是由于第二份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于“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书写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由于日本驻京公使馆已破例注明出自何如璋之手，且均注称之为“内报”，内报者，盖情报之谓也，所以，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非常重视，几乎每个字都用假名注明读音，许多过目者都按惯例，在阅过后，于正文旁边签字或盖章。 这两份密信的收信人，均为渡部书记生，此人应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中下级官员。信的末尾，均没有注明时间，而外务省按照收文先后，把它排列在明治十六年七月八日与九日之间，故可判断此文送到东京的时间应为光绪言九年六月初五日与初六日（1883年7月8日、9日）。张之洞作为一个很有头脑的封疆大吏，很早就对日本予以注意。他看到日本经由明治维新之后，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尤其是甲午战争中，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居然把清王朝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严酷的现实，使张之洞心灵受到子强烈的震撼，头脑受到深刻的刺激。穷则变，变则通。头脑灵活身处高位的张之洞，希望中国能借助日本经验，引进日本先进的经济技术、兴办日本式的企业，按照日本的军事训练方法来训练中国军队，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张之洞虽然早有取法日本的念头，而他所产生联日的冲动，则是由日本派参谋大佐神尾光臣访问湖北引起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出兵抢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列强虎视眈眈，调兵遣将，蓄势待发，瓜分豆剖之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而日本军方恰在此时亦开始在长江流域活动。参谋神尾光臣原在驻北京公使馆任事，后被参谋本部选中，专程前往武汉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张氏对日本军方代表之来访，开始颇有戒意。他不知道日本人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故而采取回避态度，只让他的亲信钱恂及海关道等与神尾光臣周旋。但是，当钱恂将同神尾光臣会谈的情形告知张氏之后，张之洞则大为振奋。据《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条下记载：十七日出省勘京山唐心口堤工，二十八日回省。日将神尾光臣来，公方出省，令关道及知府钱恂接待。神尾密示修好之意，是时俄谋占大连、旅顺，德据胶州，英欲擅长江之利，各国军舰云集海口，日本怵于大势遣使来，嗣神尾又遣其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来密告，奉政府命，劝中国结好英日，派学生赴日学习陆军。派学生赴日起意于此。年谱的上述记载太简略，使人几乎看不出神尾光臣之行，对张之洞产生了多大的刺激。而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却对此记载十分详细。张之洞非常惋惜没有能见到神尾光臣，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方面他草拟电报给神尾光臣，但张氏并不知神尾行抵何处，故只好发给上海道蔡钧，让蔡氏想方设法找到神尾，此电报保存于《清国兵制改革》刚开头部分。其文曰：上海蔡道台，此电请探转苏杭宁波等处。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君光臣：台驾来鄂，适先期奏明，出省勘堤工，仅派江汉关道及知府钱守接待，深以为怅。回省后该两员禀告阁下来意，极为欣悦。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他国，方能联为一气。现在极愿面商一切切实详细办法。但中国制度，督宪不能出所辖省分，而此等事非面谈不可，可否请台驾来鄂省，俾得面罄敝国真意。是关东方大关系事，不胜盼企之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情词恳切，急于面商神尾光臣的心情已跃然纸上。但蔡钧却不知神尾一行的行踪，无法直接代达，只好转交给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代理二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而小田切氏此时正在“苏州出张中”，他返回沪上见到电报时，亦感到十分兴奋。可惜，神尾一行已在归日途中。因此，小田切除将电报转神尾光臣外，还于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四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将电报誊写一份转给他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并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介绍神尾在武汉与张之洞代表钱恂等会谈情形，以及他对张氏这份急电的处理意见。由此，可清楚看出，日本政府对张之洞的积极反应是十分重视的，而且，他们始终是把介入清国兵制改革作为与张之洞交往的中心内容。张之洞为了尽快与日本代表晤谈，还试图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设法找到神尾光臣。在《张之洞未刊电稿》中，尚保留着张氏之有关电文。张氏称：致杭州{廖抚台，日本神尾、尾川两将来鄂，弟适出省勘堤工，予饬关道礼待。据述来意，重在修好联交，及派人就学，颇关大局。今拟邀伊等重来相见，伊等离鄂，见岘帅后，由苏而杭，必谒台端，请达鄙意，代为劝驾来鄂，面谈商办为祷。丁酉十二月初四日，巳刻发。张之洞联日冲动，还充分表现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1898年1月2日)，一天之内，连续三次致电北京的总理衙门，反复阐述联日的重要。第一封电报于是日辰刻发出。张氏在此电中详细分析了胶州湾事件之后的国际局势，表面上同意总理衙门不能轻易与外国结盟，“仅联一二国，适启争局”的方针，实际上却是在表述，当务之急是“首先迅速联英倭”。并称：“倭情甚急，自欲防害，必无奢望，落得联之。” 另外，北京的《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强学会》同日创刊)刊登了《中西纪年比较表》，其开头部分有如下内容：“神州以君纪年，海外以教纪年，义名有取也。万国既通，考据斯赜，沟而合之，而无眩焉。”反映出康党对纪年法的强烈兴趣，姑—且不论其中是否“寓有改元之义”(汤志钧)，“神州以君纪年，海外以教纪年”等表述，与下文将要提到的《大同书》中的内容重复，实在意味深长。《强学报》头期发表的“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文字，果然耸江南土人之听闻。就连强学会的会员们也闻之变色，惧怕祸及自身，要求将康有为除名。十二月初，南京来电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命令查封强学会，《强学报》也被迫停刊。而发电人正是对康的孔子改制说一贯持反对态度的张之洞。《强学报》被迫停刊的理由，如上所引《申报》的消息，是因为擅自刊登了尚未公开的“廷寄”，以及事先未经商议使用了孔子纪年这两点。其中，特别是后者是促使张之洞翻然改变的直接原因，他认为使用孔子纪年是对清朝正朔的否定。孔子纪年对当时的人们具有何等巨大的冲击，这从湖南“旧党”对康梁一派的猛烈批判和攻击中可窥见一斑。例如，在汇集了反变法言论的《翼教丛编》的序文中，编者苏舆有如下议论：其(梁启超)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古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值得注意的是，对孔子纪年的批判是和批判平等、民权等西方的新学说相提并论的。虽然同样敬奉“先师”“圣教”，但在当时守旧派看来，孔子纪年竟然和平等、民权同样是异端邪说。不过考虑到了L子纪年的构想来自基督生诞，倒也难怪这种批判了。另外，与苏舆联手攻击变法派的湖南“巨绅”叶德辉，在《正界篇序》中反对梁启超的《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攻击新党“以孔子纪年黜大清之统，则无古今之界”。他也和张之洞一样，从孔子纪年判断康梁一派具有否认清朝正朔的意图和叶德辉的头脑中，大概早已出现了“民权=平等-托古改制=孔子纪年=反清无君”这种等式。这是当时变法反对派的典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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