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章节试读

《民国了》的笔记-第3页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的景象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民国了》的笔记-第120页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和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民国了》的笔记-第30页 - 让子弹飞

读杨早《民国了》三十余页。
下午去了趟红树林，草地音乐会被公园管理处管理人员驱散，郁闷。

《民国了》的笔记-第128页 - 娘子关

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生产得到武汉电报：“黄克强亲到湖北。运动革命，起义爆发后一点钟，已占据武昌城，清帅瑞澂败走！”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与其同时，从广东到甘肃，传的消息却是“北京陷落，宣统驾崩”。
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可称相当拙劣，一是宣布戒严，二是干涉报馆，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条全部空白，只写了一行二号字：”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传言更甚，纷纷说：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各省都响应革命了！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只得朝令夕改，又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但一来一往，政府威信已至坠地，谣言有了更大的空间。

《民国了》的笔记-第41页

不料刘同大大咧咧，全不留心。孙武在脸盆里检验配制好的炸药，他可好，吸着烟卷站在旁边看，顺手一掸烟灰，有火星落在了炸药上，呼哧一声，轰，整间屋子都溢满了浓烟！
　　孙武离得最近，登时面部受伤，两眼不能视物，右手鲜血长流。清理文件的王伯雨隔得不远，被炸药灼伤右眼。李作栋、丁立中吓了一大跳，幸未受伤。刘同自己倒没伤着什么，只是熏了一脸黑。
　　此时飞溅的炸药已将室中桌椅点燃，浓烟更是自窗户滚滚涌出，已经听见外面有人喊“救火”的声音。众人心知救火队与租界巡捕转眼便到，………………这一来，宝善里的炸药、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全落入俄国巡捕之手。共进会谋划经年，打算在数日后举事的大部分秘密准备工作，尽数暴露于清朝武昌政府面前。
“如果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孙武说。
　　邓玉麟立即奔赴武昌小朝街85号，那里是拟议中的军事指挥部。命令迅速拟出：起义，就在今晚！这是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八日，公历1911年10月9日。

《民国了》的笔记-第130页 - 娘子关

回头又看了看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关于武昌起义那一段，和杨早的《民国了》对比，觉得一个是混搭，一个是小清新。到130页。不明白杨早《民国了》先出场的三个人，后来就基本没有出现了。为什么呢？

《民国了》的笔记-第36页

如果你本身就是新军的弟兄，早早晚晚，就会有同乡或同袍，接着操间休息或点烟的机缘，凑到你跟前问：要不要加入共进会？
这一定是个什么帮会的联络点。
　　自那之后，附近营房新军的弟兄，早早晚晚，就会有同乡或同袍，借着操间休息或点烟的机缘，凑到跟前问：要不要加入共进会？共进会？只听说过有天地会、哥老会。于是问的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塞过来一张印得很粗劣的纸：“值岗时，背着人看。”又补一句：“我的身家性命在你手上。”那张纸上写着：
　　共字就是共同，就会内而言，人人都要同心合力，共做事业，就会外而言，凡属相同团体，都要联合起来；进就是长进，长进我们的智识，长进我们的身子。明朝末年，满人乘虚侵入，做了中国皇帝，杀不完的汉族做了他的奴隶……
　　底下讲了许多抗满兴汉的历史，末了道：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不分门别户，取这共进二字，就是要拼死力，有进无退。
　　我们革命切记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

《民国了》的笔记-第104页

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我想“求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所以总有人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谣言就像蚊虫，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
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在人群中传播” ，能够传播，说明什么？传播之后，造成什么？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 “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 年（宣统二年） ，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有一日党人聚会，半夜才散，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就停下来喝浆—— “引车卖浆者流” ，是不是很有古意？一边喝着，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灵机一动，随口诌了两句： “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 ”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赶紧接口： “这句童谣传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 ”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当然希望一呼百应，清廷垮台。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童谣” ，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 “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还不亡吗？ ”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一名巡警，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不但不禁止，居然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 。说完也就散了。谁知道过了两天，景杜二人就不断听到有人提起： “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什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 ，看来大清要完！ ”这句话居然传开了，从陕西传到山西、直隶，又传到京师。后来景梅九到北京，听到的版本，已经变成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这足以说明，这是一则与大清朝民众“既有心理”相吻合的谣言。而这种无事实因素的谣言，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跟所谓“开民智”的程度有关，也跟舆论的开放程度有关。
待得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枪响，在有电报的时代，事变消息次日便传到了北京，具体内容肯定不清楚，只知道革命党占了武昌，再加上“宣统二年半”的心理暗示作用，遂引发北京市面大慌乱，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
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 ！亲贵大吏，率先逃往津沪租界，银行爆发挤兑风潮，有人说亲眼看到邮传部准备了二十挂火车，皇上与皇太后马上就逃往密云，或者热河，再不就是奉天。全然没有外患的首都重地，居然自我扰攘，一片乱象。这里面当然也有革命党的推手。景梅九当时正在北京办《国风日报》 ，上街到大栅栏，正好碰见许多人仰首在看天空，他也跟着抬头，似乎天上确实有一颗星，听得旁边人纷纷议论说“是不是太白星？ ”景梅九想起彗星谣言，就叫了一声： “太白昼见，天下大乱！ ”哄的一声，这句话一天之内，传遍北京九城，有学问的官吏文士也纷纷以自己“夜观天象”的结果，来印证这句谣言，于是乱象纷起，风声鹤唳，一发不可收拾。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声称得到武汉电报： “黄克强亲到湖北，运动革命，起义爆发后一点钟，已占据武昌城，清帅瑞澂败走！ ”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与其同时，从广东到甘肃，传的消息却是“北京陷落，宣统驾崩” 。
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可称相当拙劣，一是宣布戒严，二是干涉报馆，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版全部空白，只写了一行二号字： “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这下
传言更甚，纷纷说：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各省都响应革命了！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只得朝令夕改，又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但一来一往，政府威信已至堕地，谣言有了更大的空间。谣言并不仅仅为革命党人服务。11 月 27 日，冯国璋的清军攻占汉阳。消息传到北方，又一次引发流言遍地，有说黎元洪已经躲进大别山自杀的，
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一时之间，连北方的革命党人都莫衷一是。反过来，南方仍在传说着“宣统死了” 、 “袁世凯死了” 、 “禁卫军与新军交战，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杀，国库被焚抢一空” 。
就这样，在纷攘不休的谣言战之中，一个旧王朝砉然倒塌，说到底，还是“既有的想法”占了上风。时光倒推到 1911 年 5 月12 日，局势似乎还很平和，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说： “有人预言秋天要发生骚乱，大家也都相
信这种预言。”关键，还在于“大家也都相信” 。

《民国了》的笔记-第71页 - 袍哥革命 端方之死

但是端方所处的情境不同，他倒霉就倒霉在他面对的是一帮无统属无归依的新军下层官兵。国仇云云，多一半只算借口。

《民国了》的笔记-第4页 - 引言：哪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

“替祖宗报仇”云云，不过是引子，关键是“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既然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合法性，那么朝廷对中国利权的出让便不仅仅是“失道”的问题，而变成了满族伙同洋人来掠夺汉族的生命财产。通过这种叙事的转换，反抗满足政权从“内争”变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民国了》的笔记-第123页 - 休言女子非英物

“据说，杀害秋瑾的主事者、绍兴知府贵福，死于两双少女之手。“据知府衙门内传出：在贵福被杀前两个月，有一少女都贵福家去当丫环，侍奉夫人。贵福死后，这个伶俐的丫环突然失踪。还有传说：贵福猝死当夜，有人看到两条身轻如燕的黑影，翻墙进入府内。……
尹锐志、尹维峻这故事像武侠小说，也像昆汀的剧本。
韩衍光复前在安庆城中便颇有名气，他四十多岁，以乞丐身份出现，”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褛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这付尊容在安庆丐帮中倒不算特殊，不过他带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老婆林红叶，不免引得旁人侧目。又像唐传奇了，这俩人好像李靖红拂，袁世凯是杨素，当然只是传说。

《民国了》的笔记-第66页 - 袍哥革命

同志军气势很盛……他们人数太多，火力太差……大多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镖。
……
……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点，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读到这我必须上来大吼一声：我四川袍哥牛逼死了！！！！】

《民国了》的笔记-第7页

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辛亥年的举义，逊位，共和，民国，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

《民国了》的笔记-第40页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从前文学社成员多是士兵，于是收“月捐”，每月征收会员饷银的十分之一。共进会因为各种行业都有，不便征收月捐，只能靠会员自愿捐输，没有什么固定经费。
　　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10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变得更尖锐起来。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家乡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人去盗佛。在6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6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际，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军医江芷兰。邹永成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800元。
　　但革命是无底事业，800元济得甚事？转手便空。那段时间，几个主事者日子艰难，孙武、邓玉麟、焦达峰将家中衣物典当一空，每人只剩得一套内衫裤，每晚睡觉时脱下，便要孙武太太浆洗，第二天又穿着。外衫更是只有一件公共的，谁要上街谁便穿出去。好在武昌天热，在家穿着内衫裤也能过。

《民国了》的笔记-第75页

客观评价端方是＂中国当时最好的收藏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之门的开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