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科普

后记

竭诚为科学家和公众搭建平台在各个方面的通力协作下，由北京科普出版创作专项资金资助的《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一书，终于跟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首都科学讲堂”的演讲内容首次结集出版。我们为从“讲堂”里走出来的这本书，能使更多的朋友得以分享智慧的果实、理性的灵光，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欣慰。2007年初，北京市科协老领导、科普专家张开逊先生，带着他长期的思考和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使命感，向我提出了举办大型公益科学传播活动：科学讲堂的建议。他形象地把科学喻为一只“智慧鸟”，它的两翼一边是探索与创造，一边是普及与传播。他认为，探索大自然与传播科学技术是科学家的天职。揭示科技成果背后的探索与创造精神、阐明理性思维的科学方法，是科学传播的重要使命。举办“首都科学讲堂”的方案一提出，就得到了齐让、朱善璐等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诸多知名专家、权威学者也响应热烈。大家认为：为科学家和公众搭建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一方面，科学家可以向公众广泛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让公众了解科学研究及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全面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实在是及时和必要的。经过半年时间筹备，以“解读科学精神”为主线，以“关注科学热点”为话题，以“分享名家智慧”为基点，以“提升公众素质”为目标的“首都科学讲堂”于2007年5月27日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鸣锣开讲，中国航天首席专家欧阳自远院士对我国航天科技成就的深情讲述，于丹教授对科学精神的深刻解读，博得满堂听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如今，已有近50位院士、专家和博士生导师投身于这个大型科学传播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家们的科普报告凝结了他们在攀登科学高峰历程中的体验和感悟，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资源精品。将“讲堂”内容结集出版，也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本书凝聚了诸多专家的心血，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作者反复求证、推敲、修改，其中折射出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令人真诚敬佩。这本书也是众多科普和出版工作者倾力合作、创造的结晶，从筹划到出版，八个月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贡献了智慧、付出了辛劳。在此，我代表北京市科协和本书编委会，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这本书的作者：11位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名家，能在百忙之中亲临“讲堂”，普及、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在文稿汇编成书的过程中倾注热忱。感谢科普专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陈芳烈、王直华先生，他们为本书总体把关，提出了很多专业性、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感谢资深记者、科普专家尹传红先生，他对全部文稿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统筹和加工，为每篇演讲撰写了“导读”、确定了提要，并补配了部分图片。感谢柴俪杰带领下的嘉星一族专业策划及执行团队，他们对“讲堂”全程跟进、全力配合，并对出版本书做了精心谋划，倾注了大量心血。感谢中国出版集团直属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他们独到的眼光和品牌图书的运作能力，使本书得以顺利付梓出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堪称“北京名片”的一个科普图书精品。“首都科学讲堂”作为社会化科普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阵地，将坚持高端定位、面向大众、长期举办的方向，每周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准时开讲。作为“讲堂”资作开发的延续，《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系列图书也将陆续推出，希望广大读者予以关注并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

《名家讲科普1:科学·奥运·航天》内容简介：当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翻阅着厚厚一大叠 的书稿时，传来了“万名科技专家讲科普”活动启动的消息。这是中国科协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的一项具体措施。

书籍目录

　顾秉林　分享智慧的果实（前言）　田小平　梦想从这里起飞（寄语）　于丹人　文视角看科学精神（代序）第一单元　赏析科学　吴国盛　什么是科学？　王绶琯　诺贝尔科学奖离我们有多近？　邓希贤　科学是智慧的游戏　周立伟　科学研究方法与治学谈第二单元　瞩目奥运　朱东华　奥运会开闭幕式：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袁泉　鸟巢的科技亮点　欧阳喜　辉绿色食品与绿色奥运　孟兆祯　中国传统园林美赏析’第三单元　点击航天　梁思礼　中国航天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欧阳自远　直面挑战：中国的月球探测　张履谦　现代空间电子对抗　周立军　竭诚为科学家和公众搭建平台（后记）

编辑推荐

《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1》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前言

分享智慧的果实当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翻阅着厚厚一大叠《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的书稿时，传来了“万名科技专家讲科普”活动启动的消息。这是中国科协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的一项具体措施。我注意到，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齐让同志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万名科技专家讲科普”活动是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的重点活动之一。各级科协、学会将动员组织广大科技专家，深入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社区和农村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科普报告、讲座。同时积极支持基层办好系列品牌科普报告会，比如中国科技馆的“科普大讲堂”、北京市的“首都科学讲堂”。令我感到高兴的是，《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书系第一辑，正是“首都科学讲堂”演讲内容的首次结集出版，北京市科协为此还专门拨付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分享智慧的果实总是让人感到快乐的。北京市科协开办“首都科学讲堂”，就是基于充分利用首都知名专家云集、科教资源丰富、学术交往频繁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科学名家请进“讲堂”，宣讲科学知识，探究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文化；同时，在互动现场通过科学名家心路历程的真诚袒露，与听众的问答碰撞，让人们得以亲身感受科学名家特有的精神内涵与人格魅力，从而走近科学名家，走近科学，激发自己在人生路上理性思考、快乐前行。在各个方面的鼎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各位科学名家的积极参与下，特色鲜明的“首都科学讲堂”开办不到一年，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北京市一道内容丰富的科学文化大餐，一项标志性的科学传播活动。如今，已有包括国家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在内的众多的院士、专家、博士生导师，带着极大的热情走进了“讲堂”，在这项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尽一己之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科学名家是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领域的佼佼者，也应该是传播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提升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对科学家来说，参与科普活动或科普创作，既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也是一种示范和挑战。科普的内容，归根结底是出自科学的具体实践者：科学家们的工作，而科学家的科研工作正是针对着“一事一物”运用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过程。因此，一个科技工作者，特别是精于本行、富有经验的科学家，对古今科研事例的体会，包括对自身科研经历的体验，只要梳理一下表达出来，就会是对科学思想和科研方法很好的普及。本书作者之一、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在科研工作之余，还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在全国各地作科普报告，宣讲我国的月球探测项目和工作。他认为，满腔热情、积极、正确、清晰地传播科学，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他讲的一番话我非常赞同，他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花了国家和纳税人的钱，我们这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也有义务更好地传播科学思想，使公众更系统地获得相关知识，更多地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及其意义。所以，这实际上也是在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对于引导公众理解、热爱和支持科学，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实在太重要了。”记得国内一位重视科普工作的医学专家曾经说过，“科学普及也是一种社会责任。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轻视乃至鄙夷科普，那至少是对自己的职业和社会责任理解与重视不够的表现。”以此而言，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科技工作者，不应把为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工作视为负担，而应把它作为争取支持和获得信息反馈的极好机会。20世纪末，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谈到科学家为什么应该普及科学时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生存得好，且其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就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作好规划。“我坚持认为，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而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事实上，我们都能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科学素养程度已经开始影响到国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国民的价值观及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少学者认为，科普实际上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知识层次，这是最基本的层次，其任务是传授科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建立起对科学的基本认知，培育对科学的兴趣；第二层次是方法层次，就是展示科学的规律、学科方法和过程，其中包括科学史的教育，其任务是使大家能较深入和较完善地掌握科学；第三层次是理性层次，它的任务是普及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而第三层次的工作才是科学普及教育最重要的方面和最终目的。我深信，正逐步走向权威化、标志化、品牌化的“首都科学讲堂”，在提升科普层次、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方面是大有可为并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我也期盼着，能有更多的科学家、更多的听众走进“讲堂”、走近科学。祝“讲堂”越办越红火，祝《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书系也一直能够出下去、出好。

内容概要

集结了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知名教授亲自授课的首都科技大讲堂的讲稿，图文并茂，内容最具权威性，贴近大众，关注民生，是大众走近大师、了解科学及未来科技趋势的难得的一手资讯和大众科普高端读本。主题包括：“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周立伟-科学研究方法与治学谈”“邓希贤-科学是智慧的游戏”“王绶琯-诺贝尔科学奖离我们有多近”“孟兆桢-中国传统园林美赏析”“张履谦-现代空间电子对抗”“梁思礼-中国航天事业的回顾与展望”“欧阳自远-直面挑战中国的月球探测”“袁泉-鸟巢的科技亮点”“欧阳喜辉-绿色食品与绿色奥运”“朱东华-奥运开闭幕式：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此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题词，清华大学校长、北京市科协主席顾秉林撰写前言，北京市科协常务副主席田小平写寄语，北京师大教授于丹作序，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周立军撰写后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科学是一种文化，它既面对自然，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自然，也深入人性，在科学活动中弘扬诚实、合作、为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真正的科学家不仅增长人类的自然知识，而且传播一种在思想上独立思考、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传播一种在人类生活中相当宝贵的协作、友爱和宽容精神，是最富有人性的。——吴国盛诺贝尔奖的问题一半涉及的是基础，另一半则涉及到精英。人们也许会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代二十几岁的人登上科研舞台，开展他们追求诺贝尔奖级成果的探索？——王绶琯费恩曼认为，这就是科学——人类智慧的游戏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可以从小玩到大，不断地升级，一直发展到玩高级的智慧游戏，也就是科学研究。于是乎怀疑、探索、创新，就成了科学发展的三部曲。——邓希贤一个科学家，只要亲身经历过完整的科学研究的过程，都会体会到创造过程中的四种境界，感受到问题的彷徨（酝酿期），求索的炼狱（探索期），顿悟的欢欣（顿悟期）和证实的煎熬（验证期）。——周立伟每一届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形式和内容都不一样，正是这一部分考察这个主办国家的综合素质、 综合能力、 综合形象。——朱东华这是一个用树枝般的“钢网”编织成的可容纳10万人的温馨“鸟巢”，是用来孕育和呵护生命的巢，它寄托着对未来无限的希望……——袁泉在整个诚信机制中，不仅是农产品安全，我们全社会的食品安全都面临着一种诚信机制的考验，所以不诚信是食品安全最大的敌人。——欧阳喜辉创造园林艺术美要以“人与天调然后天下之美生”为座右铭。风景园林总的造景特色是“盖以人为之美入天然必能奇,以清幽之趣药浓丽故能雅”。城市园林建设的宗旨应尽可能保持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孟兆祯在21世纪，国家对航天能力的依赖可以和20世纪对电力和石油的依赖相比拟，太空将会成为愈来愈重要的关系国家利益的新疆域。——梁思礼拓展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经济、科技和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无限求索的精神激励。——欧阳自远空间电子武器装备的发展，带来了21世纪的军事变革。战争的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特点就是争夺空间制高点，谁能够控制空间，谁就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张履谦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单元　赏析科学自从人类有了科学，便同时产生了对科学的思考，提出了“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借用德国科学哲学家汉斯？波塞尔的话来说：假如没有对科学的目的与方法的反省，没有对科学问题的特点与性质的质问，没有对科学中的解释的思考，没有对科学中提出的答案的可靠性及检验性的反思，我们便放弃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核心内容。更进一步地说，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经验科学及其发展常被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保障，而今天在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我们面对的却是对科学的怀疑和对科学的批评；有人甚至认为，科学中理论的形成是无法被说明的，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而带有很大的任意性。这些充满矛盾的现象，也要求我们再次认真地思考一下什么是科学，以及在一个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中科学是什么样子的？吴国盛教授关于“什么是科学？”的演讲，开篇即直言相告：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般的科学家以自然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而像他和波塞尔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则以科学作为其研究对象。吴教授首先介绍了“科学”这个术语的来龙去脉、追溯了在西方语境下“科学”的意思，比较了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人文传统下孕育出的不同的知识类型，强调必须从人文理念开始来探寻科学的根源。随后，又详细描述了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或者说科学在西方的第一个阶段：希腊的理性科学（作者称之为自由的科学、纯粹的科学）。最后谈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另外一种科学类型：现代科学（作者称之为求力科学、有用的科学），以及它所带来或面对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作者虽然讲的是科学，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他认为，期待定义是一种简单性思维。尼采说：历史性的东西是给不出定义的。科学也是一种历史性的东西，它处在演变之中。因此，对于历史性的东西只能给出历史性的说明。而作者采用的方法是：给出不同的科学类型。什么是科学？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叫“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并不适合对孩子讲，因为听说来的大人比较多，所以我就准备冒险讲讲这个困难的题目。我不是做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这一方面是我的短处，就是人们通常会说的，你不搞科学，你能讲好“什么是科学”这个题目吗？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长处，我以科学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而一般的科学家以自然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科学不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相反，是我们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对象。由我们来讲“什么是科学”，恰好能够发挥我们的长处。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名不正则言不顺，让我们先来看看“科学”这个术语的由来。科学这个词，中国古代没有，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汇。它是对英文science这个词的翻译，不过一开始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格致，或者格致学，用了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致知的意思。“科学”这种译法来自日本人。有一个叫西周时懋的日本人，他觉得西方的学问跟我们中国的学问很不一样，认为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文史哲不分的通才之学、博通之学；而西方的学问是一科一科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所以他就把science翻泽叫“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以后这个翻译从日本传到中国，大家觉得“科学”这个译法比“格致学”要好一点，结果就流行开来了。到今天为止，中国人使用“科学”这个词也就是一百年左右，甚至广泛传播开来还不到一百年。但是在这一百年之内，科学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生活中一个最显眼的术语。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引入了两位先生，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从那时起，科学就被认为是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一个重要法宝。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科学和民主就被认为是洋人的“长技”。在这个语境之下，“科学”其实更多指的是现代西方的技术，是导致“坚船利炮”的东西。在现代汉语中，“科学”经常被读成“科技”，原因就在这里。当时的中国人其实更关心的是“技术”，对“科学”并不熟悉，也不太关心。因此我们今天讲科学，首先需要来一个正本清源，也就是追溯在西方语境下“科学”的意思。英国人讲科学一般讲的是自然科学，讲science就是指natural science，跟我们中文很像。我们讲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就不用加“自然”两个字，你要讲别的科学就要加一个定语，比如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都要加定语。英文是这样，但法文和德文并不是这样。法语的science和德文的wissenshaft并不必然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一般意义上成体系的知识，包括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法语和德语的“科学”继承了拉丁文scientia和希腊文episteme的意思，讲的都是成系统的知识。因此，要理解来自西方的“科学”，必须首先搞清楚西方人的“知识”追求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为什么会走这个路径。这就要讲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过去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科学是一个与文化无关的东西，它“横空出世”，无牵无挂，普遍有效，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生活形态。似乎只要有人，人只要想活命，都一定要搞科学。这还是把科学理解成了技术的表现。其实，科学对于人类的基本生存并不是必需的。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大多数民族是没有科学的。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或者准确地说，科学是在西方这个特定的文化传统中产生的特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人文传统会孕育出不同的知识类型。在西方，这个知识类型就是科学，可在我们中国就不是科学，而是礼仪伦理。探寻科学的根源必须从人文理念开始为了把“科学”引出来，我们要从人文这个视角来人手。我们讲人终有一死，为什么我们一个必死的人都活得很愉快、很努力、很认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活的生活模式。我们在这个文化之下，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这个文化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文理念，就是关于做什么样的人是最理想的人的一个界定。中西文化之问的根本差异在于人文理念的差异。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许多人会说，都是人嘛，吃饱喝足就是基本的要求，是共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吃饱喝足，吃什么？喝什么？到什么地步为足？吃什么东西？以什么方式吃？，这些都是问题。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们必须从人文理念开始来探寻科学的根源。中国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对于儒家来说，什么是人呢？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的“仁”，仁慈的“仁”，克己复礼为仁的“仁”，杀身成仁的“仁”。这个“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亲情之爱，推己及人的爱，有差等的爱。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关于理想人性的基本规定。为什么会这样？中国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建立在一种自然农耕经济之上的血缘文化，以血亲为文化基因。我们有时候也说中国文化是个亲情文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情是最高的东西，情感至上，理和法次之。我们中国人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跟我们文化基因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愿意打官司，有什么事愿意私下解决，我们的居委会调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轻易上法庭，上法庭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打赢了官司也不见得就是个好人。所以我们经常说合法不合理，理比法似乎要高一点。因为即使打赢了官司，你依然可能是输了理。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理比法要高，但是理也不是最高的。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理是相对的，你如果认死理那就没意思了。那么，什么是最高的呢？刚才我提到情感至上。《论语》里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学生问孔子为什么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这当然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两年半，或者是三年零一个月，一定要三年呢？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孔子的方法是通过唤醒他幼年时的回忆，让他重温父母养育的恩情：你小时候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你不只三年吧，吃的苦、操的心、受的累不只三年吧，通过这个让你回忆起浓浓的亲情，把你带回你的童年，让你逐步感觉到问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在情感的氛围当中，这个问题就被消解了。所以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亲情文化。有时我们讲“血浓于水”，“一笔写不出两个吴字”，都是讲的这个意思。西方文化却是一种地缘文化，有别于我们的血缘文化。什么叫“地缘文化”呢？今天我们诸位走到一起就是一个地缘行为，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为了某种事情走到一起。走到一起之后如何构建文化秩序呢？地缘文化实质上是契约文化，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需要定一套规则。比如说：要听讲就要好好坐着把手机关掉，不要讲话之类的；我作为主讲人，也需要好好讲，努力回答问题，等等。这就是契约。契约文化始终是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一个标志。这个“约”是西方文化很重要的标志，包括基督教中上帝和人之间也要定个约，《新约》《旧约》都是约。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中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意识也是来自西方文化。他们对规则看得很重，可以说看得很死，因为对他们来讲，规则一旦被打破，文化就解体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可以说规则意识比较淡漠。因此西方人看不懂中国的东西，经常以为按道理中国应该不行了，可是时间过去了，还是很行。他们不懂我们中国人有规则，但是不唯规则：我们中国人做事情讲究灵活性，见机行事。我们的古典文献《易经》就是讲变化的智慧的。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把事情搞好，这是最高的智慧。我们因地制宜、相机而行、见机行事、与时俱进，我们还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当然，这个词后来用坏了，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实际上过去是好词，就是说你非常懂得在不同的情况下调整自己，不要拘泥于死的条条框框。俗话说，活人哪能叫尿憋死，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相比之下，西方人对规则就强调得比较死。我们中国人不大讲交通规则，有红绿灯，但不唯红绿灯，行人往往看见没有车来就过马路，不管现在是不是绿灯。可是德国人半夜三更两点钟路上一辆车没有、一个人没有，他也一定要等着红灯变成绿灯再过去。这当然是很极端的表现，但却表达了西方文化对于规则的强调，因为这是它文化的一个特质。我们出国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外国人非常刻板，通融的余地很小。对我又没我写个推荐信吧，咱们中国人都说好话，尽量多说好话，对我又没有损失，你好我好大家好，何必呢？写好一点嘛。他不，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绝不通篇好话。这跟他们的契约文化有关系。契约文化有一个特点：它要求个体的独立性，个人的独立性，所以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中很突出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认为没有真正的个人，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网络之中、社会之中。每个^在家有父母、亲戚；出门有朋友、领导、同事，关系网非常重季．一个人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个网络之中。一个人取得了一点成绩，通常他都会把成绩和荣誉归于领导、同事、家人乃至伟大的耜国。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认为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主义、个人主义对契约文化是基本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核心人性理想是仁爱的仁的话，那么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自由。自由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这样讲的，“不自由，毋宁死”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西方文化始终把对自由的追求，作为他们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当他们需要捍卫什么东西的时候，最强有力的理由是“自由受到威胁”。我们中国人不大理解“自由”这个词，“自由”这个词在我们汉语里面往往是坏词：自由散漫、自由主义、自由化都不是好词。我们也不大理解自由是怎么回事，以为自由就是胡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经常喜欢举这个例子：比如你肚子非常饿，走到一个包子铺前一摸兜里没有钱，请问一个自由的行为是个什么行为呢？通常的中国人都会认为：抓起包子就吃就是自由的行为。因为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孙悟空式的，蔑视规则。但是抓起包子就吃呢，在哲学家看来恰恰不是自由。因为他认为你是在屈服于你肉体上的欲望，而没有按照道理来行事。所谓自由就是“由自”，由着自己，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规则来办事，然而什么又是自己呢？其实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始终探讨的问题就是“自己”。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哲学家康德讲“物自己”，都把“自己”列为首要的问为什么要讲“自己”呢？这就要说到科学的起源上来了。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大家知道，现代西方文化是所谓的“两希文化”，一个“希”叫希腊；一个“希”叫希伯来。所谓的“希伯来”指的就是基督教，所以西方文化一个源头是希腊科学，另一个源头是基督教，这两个结合起来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两大来源。我们讲科学必然要从希腊讲起。希腊文明的鼎盛时代是公元前500年到前300年之间，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大体相同。历史学家称那个时候为轴心时代，是现代文明的开端。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确实是一个很讲自由的国度。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把人分为自由民和奴隶。奴隶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没有自由。所以对希腊的自由民来说，希腊学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告诉他的子弟们，究竟什么是自由，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因为，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搞清楚自由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希腊的学问就是要围绕自由做文章，告诉希腊自由民的后代、贵族的后代，如何才能真正领悟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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