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求索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0-5-1
ISBN:9787100071079
作者:周一星
页数:607页
作者简介
《城市地理求索:周一星自选集》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进展，更反映了作者从事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治学经验、研究轨迹和心路历程。作为作者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城市地理学》的姊妹篇，《城市地理求索:周一星自选集》可供从事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书籍目录
自序
在实践中蓬勃发展的城市地理学
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
北京城市气温与下垫面结构关系的分析
关于我国城市规划中确定城市性质问题
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几个问题
论我国城镇化的地域差异一
城市发展战略要有阶段论观点
确定城市性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The Futur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方法及问题
Definitions of Urban Places and Statistical Standards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Problems and Solutions
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
中国城市(包括辖县)的工业职能分类——理论、方法和结果
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风象原则
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
中国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多因素分析
The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China：A Preliminary Hypothesis
关于我国市镇人口的几个问题
论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基本问题
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评价和展望
市带县体制对辖县经济影响的问卷调查分析
对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比重的分析
《城市地理学》前言
对北京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的几点思考
建立中国城市的实体地域概念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分析的两个误区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
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避免“就区域论区域
再论中国城市的职能分类
中国乡村一城市转型的基础环节：乡镇企业的集中布局——考察“孙耿模式”有感
The Prospect：of International Cities in（2hina
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地理学
中国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新机制、新现象及要解决的新问题
从94届AAG年会看美国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动向
人文地理研究能为制订国家政策作贡献：以城市发展方针研究为例
济宁曲阜都市区发展战略规划探讨
应用“主城”概念要注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区
认识上海，发展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进一言
强化山东区域优势的龙头带动战略
基于五普数据对我国及各省城镇化水平值的修补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I）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II）
就城市郊区化的几个问题与张骁鸣讨论
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正确性
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
边缘的增长——新的中国大都市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美地理学交流30年：我的回眸
附录一 人生足迹
附录二 文字采撷
编辑推荐
《城市地理求索:周一星自选集》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前言
一代人只能做属于他那一代的事。我是江苏常州人，生于中国抗战危难的1941年。脑海中留有日本兵在太阳旗下持枪站在老家中山门城门口的最初印象。父亲带我和胞姐到南大街观看抗战胜利大游行铁定是记住了，因为那一天姐姐被人群冲散而丢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8岁，念三年级，已经懂事。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我都有感受，有些是通过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影响间接感受，有些是我直接参与而不能忘怀。幸好在政治运动频发的那个时代，我念书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质量较好，打下了后来有用的一点基础。1959年进北大赶上“困难时期”，大学毕业时“困难时期”刚完，风华正茂，盼望着支援边疆、建设祖国。很遗憾毕业留校刚刚备课《世界地理》，没有来得及上讲台，就赶上一年农村“四清”和十年“文革”。与很多人相比，我还算幸运地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特别要“感谢”史无前例的“文革”，在让国家和百姓遭难的漫长岁月里，促使我树立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文革”后期在“复课闹革命”中开始接触一点业务，1978年以后才真正安顿下来，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专业，直至2006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我的成长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完全重叠，有幸见证祖国改革开放、由弱变强的伟大历程。可以说，我属于五星红旗下见识过诸多曲折的有文化、有理想、爱祖国的“四零后”一代。充分了解国情、有独立人格精神是我从事中国城市研究的优势；但历史让我错过了深造的机会，成为后来发展的“短板”。我能做哪些事？我与地理有缘。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喜欢地理课，初中就订阅《地理知识》，给老师画地理教学挂图，高中开始梦想当地理学家，大学如愿读北大经济地理专业，毕业后又在母校从教。受上世纪七十年代参与北京、邯郸、承德、芜湖等城市规划的启示，1978年开始进入城市地理学这个在中国几乎空白的领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城市地理在我国只有不多几篇论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一直没有出现在大学讲堂。1949年以后，它更是政治批判的对象。受当时我国城市地理学的“本底”环境决定，我的探索首先从学习西方成果和探讨中国问题开始。从1978年至2008年，我的城市地理三十年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以下一些基本理念。①注重城市地理应用理论层次的探讨。面对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和城市发展太多的现实问题，我力求既不脱离实际又不脱离理论，在实践中不陷入琐碎，在理论上不陷人空洞。我喜欢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再用于实践。
内容概要
一代人只能做属于他那一代的事。
我是江苏常州人，生于中国抗战危难的1941年。脑海中留有日本兵在太阳旗下持枪站在老家中山门城门口的最初印象。父亲带我和胞姐到南大街观看抗战胜利大游行铁定是记住了，因为那一天姐姐被人群冲散而丢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8岁，念三年级，已经懂事。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我都有感受，有些是通过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影响间接感受，有些是我直接参与而不能忘怀。幸好在政治运动频发的那个时代，我念书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质量较好，打下了后来有用的一点基础。1959年进北大赶上“困难时期”，大学毕业时“困难时期”刚完，风华正茂，盼望着支援边疆、建设祖国。很遗憾毕业留校刚刚备课《世界地理》，没有来得及上讲台，就赶上一年农村“四清”和十年“文革”。与很多人相比，我还算幸运地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特别要“感谢”史无前例的“文革”，在让国家和百姓遭难的漫长岁月里，促使我树立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文革”后期在“复课闹革命”中开始接触一点业务，1978年以后才真正安顿下来，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专业，直至2006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我的成长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完全重叠，有幸见证祖国改革开放、由弱变强的伟大历程。
可以说，我属于五星红旗下见识过诸多曲折的有文化、有理想、爱祖国的“四零后”一代。充分了解国情、有独立人格精神是我从事中国城市研究的优势；但历史让我错过了深造的机会，成为后来发展的“短板”。
我能做哪些事？我与地理有缘。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喜欢地理课，初中就订阅《地理知识》，给老师画地理教学挂图，高中开始梦想当地理学家，大学如愿读北大经济地理专业，毕业后又在母校从教。受上世纪七十年代参与北京、邯郸、承德、芜湖等城市规划的启示，1978年开始进入城市地理学这个在中国几乎空白的领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城市地理在我国只有不多几篇论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一直没有出现在大学讲堂。1949年以后，它更是政治批判的对象。受当时我国城市地理学的“本底”环境决定，我的探索首先从学习西方成果和探讨中国问题开始。
章节摘录
插图：利用美国人口情报社编制的《1977年世界人口资料表》提供的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上述两个指标的统计数字[4]，把它们绘到坐标图上[横坐标是人均总值（美元／人）、纵坐标是城镇人口的比重（％）]，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图上趋向于有规律的集中分布，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极少数国家脱离这种趋势呈零散状分布（图1）。这极少数国家如附表1所列，其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总值水平在世界上的位次相差悬殊、互不相称。这里分别有两种异常情况：（1）有些国家人均总值相对很高，而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属于这种情况的又分两类：一类是人口不多的单一石油生产国，如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8个国家。这些只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依靠这些年国际石油价格猛涨赢得了高额的石油利润。除了石油以外，其他经济部门比较落后。尽管这些年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水平仍相对较低或很低，相当高的收入水平并不能综合反映它们经济发展的程度。另一类是瑞士、挪威、奥地利等少数欧洲国家。它们有较长的工业化历史，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富裕程度都在世界前列。这些国家城镇人口比重虽然不算低，但相对说来却远远低于其他同类经济水平国家所达到的高度，主要原因是它们划分城镇的标准偏高。世界发达国家普遍把城镇标准的人口下限指标定在200～3000人，而奥地利是5000人，瑞士是10000人。挪威把人口在2000人以上、房屋间距不大于50米的居民点视为城镇，而条件相似的其他北欧国家，却把200人以上、房屋间距不大于200米的地方划为城镇[5]。此外，地理条件和经济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多山，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没有很多大城市和城市群；它们的主要经济支柱如瑞士的精密机械制造，瑞士和奥地利的旅游业，挪威的航海业、渔业、森林工业、石油业，或者产值很高，或者用人较少，甚至并不必需集中在城市发展。（2）有些国家是城市化水平很高，但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些国家也分两类：一类是新加坡、马耳他、巴林等面积特别小的岛国，它们人口密度很高，农业用地狭窄，人口多聚居在一个或几个城市，经济上却还属于独立不久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类是温带南美地区的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它们的经济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远距离，但主要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其城市化水平超过西欧、北美，十分引人注目。15世纪末以前，这个地区本来就不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主要分布区，欧洲殖民者入侵后，散布在各地农村的印第安人遭大量屠杀，欧洲移民又主要聚居在城市。加上近几十年来工业有较大发展，以各自首都为主的大城市人口畸形膨胀，使本来就很高的城镇人口比重更显突出。哥伦比亚也存在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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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去听了周一星老师的讲座，《城市规划专题讲座——漫谈创造性思维》。好久没有听过这么酣畅淋漓的课/讲座了，趁着记忆还新鲜，顺着笔记的脉络把我自己也想了很久的几个问题给串起来吧。也许每一位对学术感兴趣的同学都常常幻想自己能有神一样的创造力。毕竟，虽然我们都知道学术论文是如何被灌出来的，但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不同寻常的那一个——文章有思想、有深度、有内涵。但是这种能力，换句话说，生成这种能力的创造性思维，却绝非单纯的天赋、或者单纯的努力就能获取。那我们该怎么做？更具体地说，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我们可以做什么？根据周老师的观点，创造性思维实则只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相互推进和螺旋上升而已，其中求同思维是基础，求异思维是推动力量。关于这个观点的更具体的介绍，可以参阅林金辉（1995）《大学生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的关系》，在此就不再赘述。这个讲座让我回味最多的并不是认识论的话语，而是周老师稍后为佐证他对创造性思维的看法，而举出的几个关于他自己的研究的例子。我在标记“想读”《城市地理求索》一书时曾经写下这么一句话：一位地理学者的一辈子就浓缩在两本书（这本书和《城市地理学》）里了。听完这个讲座后再回头审视，也许可以说得更进一步：一位地理学者的全部路途和经验，大概就浓缩在下面的这几个案例之中。作为周老师进入城市地理学领域的开端，他对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研究大概是其初步遭遇创造力的见证。为了论证Northam见解的谬误，他自己动手搜集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并非线性相关，而是呈现近似的对数关系。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早期，是经济发展拉动城市化进程，而到了中后期，因果关系会发生逆转，所以就应该更加关注城市化的质量而非速度。这样的见解也许放在当下的学术话语里并不能让人惊艳，可是如果你发现这发表在1981年呢？要知道，在那之前，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界严格遵循的是描述路径，根本不存在什么定量分析成果。这个案例也引出了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第一个建议：“带着批判的眼光，大量阅读有质量的作品。”个中深意，三个关键词，想必并不需要做太多阐述。随后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另外一个研究。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就有人呼吁要维持原先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认为资源投向沿海地区会导致区域发展失调。但是周老师对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仔细分析了1949年之后三十多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额度与收益情况，发现西部的收益率比中东部低了一半以上。而与此同时，就相对城市化速度（各地方1979年水平与1949年水平相比较而得的指数）而言，西部的城市化水平大多增加了30%以上，而沿海地区省份普遍下降了20%甚至更多。结合这两个实际，他提出了“相对均衡”的概念，认为“均衡”这个词很容易导致误解，必须首先建立衡量均衡的标准，而非简单地规划基于空间面积的“绝对均衡”。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口或者经济要素分布角度看，1949年之后西部的城市化速度已经相对偏快，根本不符合其他要素的空间配置情况。由此得到的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建议是：“投身到实践中去，寻找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不要被课题利用，而要主动利用课题。”这个课题的结论，连同第一个案例一起，构成了周老师第一篇英文论文的主体部分，“The Futur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三个案例与“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有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首次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地理学界在接受了这个学说之后就逐步开始了滥用的过程（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北京大学==）。虽然施坚雅在上世纪中叶曾经用这个理论检验过成都平原的集市分布，但是那充其量也不过是县内一个小区域的地理。然而九十年代之后，学者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有人甚至把这个理论用到了北京市域，乃至华北全境。而事实上，就连克里斯塔勒自己也从来没有对德国南部进行过抽象的“中心地”理论分析！如果把克里斯塔勒的理论中那些非现实的假设（比如均质平原和经济人假设）抛弃，城市地域在现实中又会如何发展？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思考——实践——思考——实践，周老师最终确认了一个新的可以应用在城市规划中的原则：城市偏重于沿着主要对外联系方向而发展。事实上，这恰恰是“最小努力原则”的另一表述。根据这一原则，他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的都市连绵区和城市经济区，最终结论都与随后实施的各大区域发展战略（泛珠三角整合、东北振兴等等）高度吻合，至于其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此就不多说。由此引出的第三个建议是：“研究要持之以恒，要耐得住寂寞，而不能太功利；同时，实践工作之后要思考提炼、虚实结合。”第四个案例是关于文献综述。总的来说，文献综述是一个以求同思维为主导的过程，是接下来进行“求异”和创造的基础。所以必须多阅读、多提炼、多总结，在这样的基础上才真正能发现一两个适合进一步拓展的问题。而常常，这一两个问题就是一篇硕士论文乃至博士论文的主题。从技术上看，这是这堂课提出的最后一个案例。但是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周老师面对一个刁钻的问题而进行的详细解读，不仅提供了另一个分析创造性思维的案例，而且也勾连起了我最近一年多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的关键词是城市化速度。2005年周老师应邀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曾经在几位大boss面前提出自己对中国城市化速度的估计，大约在年均0.8%左右，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就已经足够理想。从2005年到2009年，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基本符合预期。但是谁曾想，2010年六普实施后，统计局对城市化指标进行了一次性修正，一年之中一下子提高了3.7%，由此导致2000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上的）年均城市化增长速度达到1.33%，远远超过周老师最初的估计。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周老师总结了三个可能：一是他自己犯了错，对我国城市化速度估计得太过保守。二是我国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前后衔接不上，人造的成分很多，这一点我接下来会进一步展开。三是我国确实出现了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这种速度并不是好事，反而可能是过度城市化的征兆——虽然速度快，但是质量很差。如果你曾经查看过我国有关城市化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尤其是比对不同部门对同一指标的不同统计结果，一定会惊叹于数据的神奇。我前不久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在这里顺便和大家分享吧：城市统计年鉴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地区年末总人口 71726 89268 108729 119040 123376市区年末总人口 33542 50016 28583 36285 38149建设部数据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城市/城区人口 32000 37790 38823 35923 35373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看，这两组数据都存在极严重的问题，如果真的用这样的人口数据计算城市化水平，那么我国的城市化简直就是在坐过山车。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和基层统计工作不作为，导致了过去数十年间我国城市统计数据的严重缺陷，几乎无法拿来为学术分析所用。当然，统计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转变思路，用某种新的指标来代替旧的出问题的人口数据，也许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比如，用很难造假的城市用水人口数据：年份 全国城市用水人口2000 248092005 327232010 38157随便拿excel计算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在0.6%左右，更接近周老师的估计，而非统计局的数据。尽管统计局依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还是让我们怀着善良的期待，等着数据统计步入正轨的那一天吧。也许直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喜欢数据，更喜欢数据造假的大boss们才会明白自己的一念之差曾经造成多大的灾难。无论如何，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都不是凭空所能获得的，也许求同和求异的并置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也许长期不懈持之以恒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也许实践和理论的结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但是不管选择哪一条路径，都不应当忘记学术的现实关怀。我始终相信，只有这种关怀才能给兴趣植下最深的根，而兴趣是努力的前提，努力是创造力的源泉。最后，以周老师转赠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吧：“科学精神表现在：好奇心、客观性、怀疑态度、专心致志、恒心和毅力。”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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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星老师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已退休的老师，我有幸听过他的《城市地理学》一课，印象深刻。周老师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是学界公认的学者典范。这本书集结了周老师毕生研究的心血之作，值得收藏和品鉴，也是从事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区域发展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者不可缺少的一部案头经典。 -
今晚去听了周一星老师的讲座，《城市规划专题讲座——漫谈创造性思维》。好久没有听过这么酣畅淋漓的课/讲座了，趁着记忆还新鲜，顺着笔记的脉络把我自己也想了很久的几个问题给串起来吧。
也许每一位对学术感兴趣的同学都常常幻想自己能有神一样的创造力。毕竟，虽然我们都知道学术论文是如何被灌出来的，但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不同寻常的那一个——文章有思想、有深度、有内涵。但是这种能力，换句话说，生成这种能力的创造性思维，却绝非单纯的天赋、或者单纯的努力就能获取。那我们该怎么做？更具体地说，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我们可以做什么？
根据周老师的观点，创造性思维实则只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相互推进和螺旋上升而已，其中求同思维是基础，求异思维是推动力量。关于这个观点的更具体的介绍，可以参阅林金辉（1995）《大学生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的关系》，在此就不再赘述。
这个讲座让我回味最多的并不是认识论的话语，而是周老师稍后为佐证他对创造性思维的看法，而举出的几个关于他自己的研究的例子。我在标记“想读”《城市地理求索》一书时曾经写下这么一句话：一位地理学者的一辈子就浓缩在两本书（这本书和《城市地理学》）里了。听完这个讲座后再回头审视，也许可以说得更进一步：一位地理学者的全部路途和经验，大概就浓缩在下面的这几个案例之中。
作为周老师进入城市地理学领域的开端，他对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研究大概是其初步遭遇创造力的见证。为了论证Northam见解的谬误，他自己动手搜集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并非线性相关，而是呈现近似的对数关系。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早期，是经济发展拉动城市化进程，而到了中后期，因果关系会发生逆转，所以就应该更加关注城市化的质量而非速度。这样的见解也许放在当下的学术话语里并不能让人惊艳，可是如果你发现这发表在1981年呢？要知道，在那之前，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界严格遵循的是描述路径，根本不存在什么定量分析成果。这个案例也引出了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第一个建议：“带着批判的眼光，大量阅读有质量的作品。”个中深意，三个关键词，想必并不需要做太多阐述。
随后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另外一个研究。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就有人呼吁要维持原先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认为资源投向沿海地区会导致区域发展失调。但是周老师对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仔细分析了1949年之后三十多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额度与收益情况，发现西部的收益率比中东部低了一半以上。而与此同时，就相对城市化速度（各地方1979年水平与1949年水平相比较而得的指数）而言，西部的城市化水平大多增加了30%以上，而沿海地区省份普遍下降了20%甚至更多。结合这两个实际，他提出了“相对均衡”的概念，认为“均衡”这个词很容易导致误解，必须首先建立衡量均衡的标准，而非简单地规划基于空间面积的“绝对均衡”。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口或者经济要素分布角度看，1949年之后西部的城市化速度已经相对偏快，根本不符合其他要素的空间配置情况。由此得到的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建议是：“投身到实践中去，寻找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不要被课题利用，而要主动利用课题。”这个课题的结论，连同第一个案例一起，构成了周老师第一篇英文论文的主体部分，“The Futur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三个案例与“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有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首次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地理学界在接受了这个学说之后就逐步开始了滥用的过程（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北京大学==）。虽然施坚雅在上世纪中叶曾经用这个理论检验过成都平原的集市分布，但是那充其量也不过是县内一个小区域的地理。然而九十年代之后，学者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有人甚至把这个理论用到了北京市域，乃至华北全境。而事实上，就连克里斯塔勒自己也从来没有对德国南部进行过抽象的“中心地”理论分析！如果把克里斯塔勒的理论中那些非现实的假设（比如均质平原和经济人假设）抛弃，城市地域在现实中又会如何发展？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思考——实践——思考——实践，周老师最终确认了一个新的可以应用在城市规划中的原则：城市偏重于沿着主要对外联系方向而发展。事实上，这恰恰是“最小努力原则”的另一表述。根据这一原则，他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的都市连绵区和城市经济区，最终结论都与随后实施的各大区域发展战略（泛珠三角整合、东北振兴等等）高度吻合，至于其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此就不多说。由此引出的第三个建议是：“研究要持之以恒，要耐得住寂寞，而不能太功利；同时，实践工作之后要思考提炼、虚实结合。”
第四个案例是关于文献综述。总的来说，文献综述是一个以求同思维为主导的过程，是接下来进行“求异”和创造的基础。所以必须多阅读、多提炼、多总结，在这样的基础上才真正能发现一两个适合进一步拓展的问题。而常常，这一两个问题就是一篇硕士论文乃至博士论文的主题。从技术上看，这是这堂课提出的最后一个案例。但是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周老师面对一个刁钻的问题而进行的详细解读，不仅提供了另一个分析创造性思维的案例，而且也勾连起了我最近一年多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个话题的关键词是城市化速度。2005年周老师应邀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曾经在几位大boss面前提出自己对中国城市化速度的估计，大约在年均0.8%左右，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就已经足够理想。从2005年到2009年，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基本符合预期。但是谁曾想，2010年六普实施后，统计局对城市化指标进行了一次性修正，一年之中一下子提高了3.7%，由此导致2000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上的）年均城市化增长速度达到1.33%，远远超过周老师最初的估计。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周老师总结了三个可能：一是他自己犯了错，对我国城市化速度估计得太过保守。二是我国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前后衔接不上，人造的成分很多，这一点我接下来会进一步展开。三是我国确实出现了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这种速度并不是好事，反而可能是过度城市化的征兆——虽然速度快，但是质量很差。
如果你曾经查看过我国有关城市化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尤其是比对不同部门对同一指标的不同统计结果，一定会惊叹于数据的神奇。我前不久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在这里顺便和大家分享吧：
城市统计年鉴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地区年末总人口 71726 89268 108729 119040 123376
市区年末总人口 33542 50016 28583 36285 38149
建设部数据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城市/城区人口 32000 37790 38823 35923 35373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看，这两组数据都存在极严重的问题，如果真的用这样的人口数据计算城市化水平，那么我国的城市化简直就是在坐过山车。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和基层统计工作不作为，导致了过去数十年间我国城市统计数据的严重缺陷，几乎无法拿来为学术分析所用。
当然，统计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转变思路，用某种新的指标来代替旧的出问题的人口数据，也许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比如，用很难造假的城市用水人口数据：
年份 全国城市用水人口
2000 24809
2005 32723
2010 38157
随便拿excel计算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在0.6%左右，更接近周老师的估计，而非统计局的数据。尽管统计局依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还是让我们怀着善良的期待，等着数据统计步入正轨的那一天吧。也许直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喜欢数据，更喜欢数据造假的大boss们才会明白自己的一念之差曾经造成多大的灾难。
无论如何，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都不是凭空所能获得的，也许求同和求异的并置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也许长期不懈持之以恒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也许实践和理论的结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但是不管选择哪一条路径，都不应当忘记学术的现实关怀。我始终相信，只有这种关怀才能给兴趣植下最深的根，而兴趣是努力的前提，努力是创造力的源泉。
最后，以周老师转赠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吧：
“科学精神表现在：好奇心、客观性、怀疑态度、专心致志、恒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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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师做研究的风格很令人钦佩，力图把问题说明白的态度很值得学习 -
同样是门外汉，多多切磋：) -
老一辈学术底子厚，言之有据 -
哎 只听过几次周老师的讲座 罪过罪过 -
还没看 但是不错应该 -
加油：） -
非常敬仰的一位教授。扎实的作品集。 -
O(∩_∩)O。。看了不少你的文章评论，貌似不是地理专业的，但是感觉好专业啊。。学习学习 -
很好，这是周先生一生的结晶！支持 -
周老先生一生的科研历程的总结和学术精华的展现，值得一看。 -
哈，原来短章同学才是对城市大有研究啊 -
还不错！专业内的前辈！ -
很多东西，周先生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现在很多研究的水平还不如他，值得好好研读。 -
。。下学期就要上城市地理了。可是还是对好多理论一头雾水 -
这凝集了周老大部分学术精华，值得收藏！ -
周老师的人格魅力让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此书。出差前先看了前言、后序等，更加了解了周老师的为人、做事风格，看周老师写的文章，以及了解他的故事，很励志。山东规划院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