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作者简介

《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全面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出发.对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上的几次关键性的政策调整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解释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作者将这个理论模型运用于解释1913－1934年和1971－1988年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史上的两个典型的转型时期，分析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预测奥巴马任内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大致方向。《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聚焦于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和金融两大政策议题，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阐述了美国政策调整的国内制度逻辑。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导论：全球范式与制度解释第二章 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式第三章 制度理论的生成第四章 决策系统与微观制度理论第五章 走出保护主义（1913-1934）第六章 走向互惠主义（1971-1988）第七章 应对全球化（1993-2008）第八章 结语：制度结构与政策选择参考文献

前言

　　就在本书完成最后一稿修订的2009年10月末，来自各方的数据显示，遭受美国金融危机打击的世界经济初现回暖的曙光。全球经济提前走向复苏，金融风暴的惊涛骇浪似乎逐渐远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及其富有远见的战略视野。本书正是要论证，在国内层次，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特别是行政领导，对于美国奉行建设性的国际经济政策、展开务实性的国际合作究竟有多么重要。如果美国人民没有在2009年赋予奥巴马政府足够的领导权威，世界经济是否会像现在这样释放令人鼓舞的积极信号，还不得而知。　　本书虽然是我的博士论文，但却是我整个6年研究生学术生涯的结晶。它最初构思于我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而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将这种构思付诸现实。它是我迄今为止，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次学术的写作，这个过程是新奇的、愉悦的，也是繁琐的、痛苦的。犹如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映照着我过去六年所有的收获与不足。　　本书体现了我试图将国内制度带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努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主要是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和社会学都产生并发展了洋洋大观的制度学派。我原本感兴趣的是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理论，但是在这片学术沃土之上已经耕耘着数位杰出的年轻学者。作为一名学术后辈，自揣难以实现超越。更重要的是，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很多重要的国际行为和国际后果，事实上都是国内政治驱动的，单纯在体系层面进行国际关系的理论演绎已经显得“孱弱”。于是，我致力于把已经“丢失的”比较政治学“重新找回来”。硕士毕业之后，我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国内层面，重点关注国内政治制度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并最终将我的研究定位于“国际关系中的国内制度理论”。　　我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最基本的学术素养来源于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硕士期间时，我就拜读了由他主编的《在权力与富足之间：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其中收录有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i）等人的著名文章。正是该书将我引入了视野宏大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和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并使我开始关注国内制度结构如何塑造了国家的对外经济决策。我有心在卡赞斯坦和克拉斯纳的基础上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一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提供了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非常粗略的解释轮廓。此后，我又深受米尔纳（Htelen Milner）的影响，致力于建立一种打通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综合性解释模型。

内容概要

李巍，1999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孙哲教授，从事“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博士研究项目。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在《国际政治科学》、《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章节摘录

　　第五，对行政部门的国际经济政策进行建议、监督和调查的权利。国会有权要求总统、财政部、商务部、USTR和ITC等机构，定期向国会提交有关对外经济问题的报告或者要求负责具体事务的行政官员出席听证会并提供证词。比如根据《1988年贸易法》，财政部长就必须每年两次向国会就美国主要贸易国的汇率问题进行汇报。此外，国会议员还通过辩论和召开听证会对现行国际经济政策进行评估，提出批评和建议。　　对于贸易、金融、投资和援助四个主要的国际经济政策领域，国会所拥有的权限其实是不一样的。在贸易政策中，国会拥有的权力最大，因为宪法明文规定国会享有管理商业的权力，行政部门的对外贸易政策和行为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其次就是对外援助政策，行政机关制定的对外援助计划，也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因为国会对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具有最终决定权。国际金融政策由于其要求的专业程度最高，其技术复杂程度是国会议员所难以驾驭的，国会将其主要让渡给财政部，同时又专门批准设立了独立机构美联储直接负责参与财政部的政策制定。而财政部和美联储通常倾向于闭门制定国际金融和货币政策，这与美国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构成了鲜明对比。①至于国际投资政策，由于美国具有自由投资的经济传统，这方面的政策措施相对比较少，所以主要由商务部和行政部门内部的一些跨部门协调机构来负责政策法规的制定和管理。虽然国会并不直接插手国际金融和投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会对这两项政策会充耳不闻，相反，国会会根据选民的意见以及利益集团的要求通过公开发表意见、召开听证会、提出议案等方式对行政部门和独立部门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制定符合国会要求的政策。2005年，中国企业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失败的事件就是美国国会利用间接方式发挥政策影响力的生动案例。　　最近二三十年，美国国会参与国际经济决策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强。即便是在传统国会自觉隔离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事务上，国会也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国会大量增加了小组委员会的数目以更加专业地处理国际经济问题，这些小组委员会经常举行监督听证会，听取行政官员、商业领导人、学术界专家对拟议中的政策和计划的意见和批评。国会因此能够更加独立地收集国际经济数据并自主地进行政策动议，而不需要依靠行政部门。此外，国会议员越来越依靠从国会预算办公局、国会研究部、审计总署和技术评估局四个咨询机构那里得到涉外经济事务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这大大提高了国会参与国际经济决策的专业能力。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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