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

作者简介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回顾了1931年至1965年期间日本的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指出了经济意识形态对日本经济活动实践的重大影响。《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是关于那些在战后日本真正地指导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思想家和战略家的第一个认真的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是我们在理论上理解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均衡转移时的关键。高柏这部充满智慧的书，有力地削弱了西方经济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用他们的模型解释日本个案的努力。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书，它对那些已经忘记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的人们将是一个震撼。

书籍目录

缩略语表

日本人名用法注释

第1章 导论

第2章 日本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第3章 管制经济

第4章 优先生产

第5章 促进出口

第6章 高增长与自由化

第7章 经济理性的制度环境

跋：历史视角中的日本发展主义

英文参考文献

日文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内容概要

高柏于1983年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获得学士学位，于1986年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从1987年起高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从1993年起，高柏在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为该系教授。他还曾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并在日本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横滨国立大学，以及东京经济大学访学。 学术兴趣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组织理论、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主要著作　　主编“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 包括：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改变现代历史进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个世纪了。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人反复提出并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现在的生活？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Noguchi YukiO，1995）这样写道：“对日本经济而言，这场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他认为，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日本经济不论是制度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仍在按“1940年体制”运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体制对战前日本经济而言是一个异质（ishitsu）的怪胎。这一体制过分强调生产排斥竞争，导致了一种“制度耗竭”，而这正是使日本经济动荡的“日本病”的一个主要症状。但资深官员榊原英资（Sakakibara Eisuke，1995）不赞同这种观　　点，他认为，不应把当今的日本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怪胎，而应将其视为与欧洲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比肩的模式，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大变革中演化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三种独特模式之一。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并非唯一地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全都超越了自由放任阶段，进入了国家干预的新时代。这一过程产生了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的新政。这些国家当今的经济制度仍然反映着发生于数十年前的这场变革。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消费者主权”或“完全竞争”来把日本资本主义说成是一个异质的怪胎，而应该从比较的视角来研究这一历史性的变革。　　野口悠纪雄与榊原英资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的确，起源于1931——1945年并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现在正在窒息着日本经济，而不是为它提供支撑。尽管在冷战期间人们有意不承认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但与此同时，日本战时的遗产使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走上了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了能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模式，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未解答的问题：1931——1945年日本的经济体制在制度与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战时的遗产为什么在战后会被继承？在谈到战后与战时的连续性时，应该如何认识2。世纪4。年代后期由盟军占领当局导人的民主改革的影响，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换言之，当今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是简单地从战时继承下来的呢，还是在战后吸收了一些新的因素？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吸收的这些新因素是什么？　　本书将直接讨论这些问题，并描绘出从大萧条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日本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　　关于一个后发展国家如何创造财富的一套独特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并讨论其在战后的演变。本书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视角来论证，在这些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指导下，1931－1945年间政府的政策创新与日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是如何使日本资本主义大大地偏离了1930年前的模式（本书第三章将讨论1931——1945年间发生的变化为什么可以视为大大偏离了1930年之前的模式）。此外，本书还将论及：很多战时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在经历战后民主改革后被保存下来并得到加强，用来应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这些意识形态与制度很好地适应了冷战时期的形势及50年代全球性的技术革命，并在60年代贸易与资本投资的自由化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有三个重要因素使得日本战时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在战后时期得以延续。首先，作为一个严重依赖贸易的国家，要以一个民族国家的姿态对世界体系的变化作出反应，日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日本感觉到有外在的威胁（如冷战和贸易与资本投资的自由化）时，便会重新使用战时全国动员的做法，只是使用的目的不同。其次，从1931－1965年的这段时间内，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这些运动增强了以集体生存为目标的政策的合法性，而压低了个体的价值。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公众对各种经济思想的判断，也改变了经济学家们对形势的看法。结果，在“民族利益”的号召下采取的很多做法造成和强化了当今日本经济体制中的问题。第三，政府以及政府一商界关系中的既得利益往往限制了在产业政策上可以采取的手段。尽管某些新的经济思想改变了政治行为主体认识自身利益和制定战略的方式，但仅靠这些政治行为主体并不能决定政策选择，经济思想必须在政界与商界精英的支持下才能增强自己对制定政策的影响力。　　日本式资本主义跟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有何不同以及其差异的根源何在，是日本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此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认真过。在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前，西方集团一直承受着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团结的巨大压力。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1993：54）曾说：“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只有一个上帝，他就住在美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德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前景看好的国家教会*。”由于这一原因，日本研究长期都是一个边缘化学科，被认为与美国的经济、政治与学术的主流无关。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的经济势力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扩张，日本研究突然“变得不再无关紧要”（Steinhoff，1993），这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即便如此，集中于对日本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差异的研究，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或妖魔化日本的研究。按约翰逊（Johnson，1988）的说法，到了8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理论的主要流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能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就作出合理的解释，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场“理论危机”。在论及这一危机的严重性时，艾伦·布林德写道：“总而言之，靠吮吸西方经济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几乎每一件事都做错了。这样不断出错，按理说应该让日本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日本经济的发展却似乎装上了永动机。那么，日本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美国式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始于亚当．斯密的一个宏大理论的基础上的，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一个与此相当的理论。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理论，以便能制定出明智的对日经济政策。日本人自己更关心结果而非概念阐释，所以我们也许得自己来建立这样的理论”（Alan Blinder，1990：21）。引然而，此后世界上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惊人巨变，动摇和分裂了学术界试图建立严肃的日本式资本主义理论的努力。面对这些巨变，有的人认为建立这种理论的任务不那么重要了。首先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即苏联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解体，弗朗西斯．福山在预测这一巨变对我们未来的影响时说道：　　西方自由民主制最终的胜利凯旋在其终结处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循环的出发点。……我们眼前看到的，可能并非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过去，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也即是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形式被普遍接受（Francis Fukuyama，1989：3-4）。福山的观点想要说的是：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更遑论日本式资本主义）均已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已不复存在任何一种堪与经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相抗衡的意识形态。　　其次，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停滞，日本那似乎所向披靡的竞争力突然下滑了。在一些战略性产业，尤其是汽车、计算机与软件业，很多日本公司失去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而美国公司则东山再起。此外，日本曾受到广泛称赞的终身雇佣制与年资薪金制也出了问题；面对经济萧条的压力，很多声望卓著的日本公司开始解雇职员。西方对此作出的反应差不多可以用一片欢呼来形容。英国著名的商业刊物《经济学家》（TheEconomist，1994）出版了一期题为“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增刊，其中有文章说道：“日本采用的做法与制度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才会获得成功，但这些做法与制度有很多生来就是过时的。”该刊宣称：成功已经使日本的体制过时了，这一点即使是曾经宣扬这一体制的人也是这样看的；日本正在向西方的体制趋同。　　然而，实际情况比福山与《经济学家》说的要更为严峻。相比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关于“经济体制应该如何运行”这个问题上，各国的制度化了的理念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有可能威胁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实际上，不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制度上，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是铁板一块。“由于它们共同的敌人已成为历史，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就其各自的体制孰优孰劣发生摩擦”（Neff，1993）。比较资本主义正在取代比较社会主义，这已成为冷战后时代学术研究的首要课题。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官员出于各种政治上的考虑，在理论问题上一般都尽量避免卷人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但在90年代，政府官员变得非常敢言，竭力捍卫日本经济制度的合法性。杆串原英资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统治世界的新古典或新美国的资本主义观，似乎已过了它的鼎盛期。……后社会主义时代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后自由放任的时代”（Eisuke Sakakibara，1993：v）。这种态度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他的三位顾问的说法，盎格鲁一撒克逊式资本主义再也不能被称为是普世性的了，因为基于市场经济但又允许政府积极干预的发展主义正在东亚扩展开来。这两种市场经济之间能否达成妥协，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态（Nakasone，Murakami，Sato and Nishibe，1992：168）。有论者提出，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各国的资本主义的确有所不同，而且将来也仍会如此。既然如此，各国“必须在某些方面相互包容。在有的情况下，这种包容可能会采取对自由放任原则加以修正的形式”（Sakakibara，1993：vi）。戴维·威廉斯断言，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当日本及东亚相当多的国家被迫遵从这一新的共识之时，历史才有可能终结。在此情形出现之前，无论东欧发生什么，世界都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终结”（David Williams，1994：xiv）。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9—ton，1993）警告道：在冷战后时代，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主要是文化上的原因，因为不同的文明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制度化的信念与价值体系不会轻易消失。随着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交往的增多，人们的文化意识将会加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文明的碰撞”。　　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引了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进一步突出了由经济意识形态的差异带来的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在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苏联与东欧国家都奉行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试图用休克疗法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休克疗法没能实现其目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发现，日本管制经济的经验非常可贵。另外，许多东亚新兴国家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都将日本的发展战略视为当代经济成功的秘诀。更有甚者，《商业周刊》（1994年专刊：32）在一篇题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产业如何在新兴全球经济中竞争》的特别报道中称：　　遍布东欧和东南亚国家的日本人，如各省大臣、智囊团成员和大学教师，都在向当地渴望得到指点的政府官员兜售日本经济模式。尚未受到西方媒体注意的这种传教工作做得很大，而且在今后几年里，会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这种暗中劝说的结果是：许多国家至少会吸取日本产业政策上的某些教训，比如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及对出口的重视等。其结果将是：世界或许不会全盘接受极端信奉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的新古典美国式资本主义。　　在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中，日本式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许多国家进行效仿，所以，日本产业政策和商业战略的理论基础确实值得认真研究。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仅仅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故意忽略其问的差异，只能使我们放弃认真的努力，从而无法为未来的国际经济构建一个更好的框架。用意识形态上的主张来替换对现实的客观分析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障碍。　　本书致力于从以下几方面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已有文献作出贡献。　　第一，转变日本产业政策分析的重心。重心将从传统的以政治势力为中心，即从关注谁赢得政策制定的斗争的结构性分析，转变到注重产业政策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治理结构的制度性分析。　　自从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提出了发展导向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论之后，许多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将政府政策是否受到私营部门的影响或抵制作为研究重点。讨论中，二分法的焦点，即政府、非市场治理结构和市场的关系，一直集中在政府与其他二者的关系上，但是，私营部门究竟是代表非市场治理结构或市场本身，则常常不甚清楚。这些研究固然加深了我们对私营部门在政策制定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理解，然而，正如戴维·威廉斯（David Williams，1994：194）所指出的那样，发展导向国家是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一种宏观理论。这一理论部分基于与盎格鲁一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对比。因此，专注于日本决策圈内部冲突的微观层面的分析，并不能替代在国家层面上对日本资本主义与其西方同伴之间制度性差异的讨论。　　在本书中，我将政府市场两分法的分析重点从国家转向市场。我认为发展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在于政府如何受到私营部门的钳制，而在于市场是如何通过政府与非市场治理结构而组织起来的。随着经济的增长，私营部门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又经常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消除外国公司与日本市场间的壁垒，在很多情况下，非市场管理组织已经直接替代了行政管制（bureaucratic contr01）。但是，从历史上看，非市场组织主要是通过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实践发展起来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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