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

后记

按照约定俗成的“常规”，一本书完稿之后，最好为其写个后记，我本一介俗人，当然难以免俗。据我观察，“后记”主要有两种“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学者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论著中，均可找到范例。一种我戏称为“获奖感言型”。例如，王新生教授在其大作《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的后记中，以饱含感恩之心的笔调写道：“从1997年9月到2007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亲身（耳）聆听了沈仁安先生、宋成有先生两位指导教授孜孜不倦的多方面教诲，也得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热情指导；此后在日本‘东京财团’的资助下赴日考察，得到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蒲岛郁夫、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石井明，等先生的热情指导，在此一并对上述有关方面及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另一种我戏称为：“呕心沥血型”。例如，夏洞奇博士在其大作《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后记中，开篇即让读者浸染了他的心血：“就耗费的时间和心力来说，这本《尘世的权威》就相当于我的‘magnumopusetarduum’。（按：意为“饱尝艰辛完成的大作”）。首先因为它承载了我对北大十年的记忆。回头思量，在负笈燕园的十年间，我错过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确实，正是那里的湖光、塔影、银杏、书香改变了我的志趣爱好，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

作者简介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通过翔实的资料，围绕日本经济体制“四大特征”形成，以及理论和政策的互动对“四大特征”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日本的“战争崛起”。近世以来，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如同一栋大厦的建造：作为德川幕府“序幕”的“关原之战”，为其“平整地基”；“日清战后经营”的展开，使之正式“开工兴建”；一战期间的“大战景气”及其后的“昭和恐慌”，使之“轮廓初显”；二战期间“总体战体制”的建立，使之“结构封顶”；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使之“装潢完工”。

书籍目录

绪言：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研究状况综述

第一章 关原之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嬗变

一、关原之战和幕藩体制的建立

二、小农自立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

三、江户三大改革：殖产兴业政策的源头

四、“财阀”的出生和“日本型经营”的萌芽

五、现代金融体制的温床：江户时代的金融业

第二章 江户时代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转型

一、江户时代最初的“经济学家”

二、经济合理主义者和流通合理主义者

三、农本主义经济论者

四、日本型重商主义经世学者

第三章 “日清战争”前后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激变

一、殖产兴业：日本现代产业的形成

二、“日清战后经营”：经济体制史的里程碑

三、从“政商”到“财阀”和“官商一体”的象征

四、“二重结构”的母体：“株式会社”的勃兴

五、“自由劳动者”的产生和“三大神器”的隐现

六、现代日本金融体制的滥觞

第四章 明治时代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思想和理论

一、“殖产兴业”和“日清战后经营”的指导理念

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先驱

三、“国民教师”的“贸易立国主义”

四、“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三大贡献”

五、贸易“自由”和“保护”之争

第五章 一次大战和现代经济体制“四大特征”的显现

一、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变化

二、“大战景气”的刺激和“昭和恐慌”的冲击

三、从“引导”走向“统制”的政企关系

四、“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成型

五、“间接金融”的迅速发展

六、“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形成

第六章 大正至昭和初期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和争论

一、“日本式劳资关系原型”的理论和实践

二、“本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三、“日本法西斯理论鼻祖”的思想和理论

四、“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的指导理念

五、“金解禁论争”

六、“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第七章 二次大战和“四大特征”的确立

一、“总体战体制”的构建

二、“政企关系”的激变

三、“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定型

四、“间接金融体制”的确立

五、“协力体制”和“互相持股”的形成

第八章 昭和后期至平成时期褒贬“四大特征”的理论和学说

一、解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三大支柱”

二、辨析“日本株式会社”

三、“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利”和“弊”

四、战后日本金融体制的“光”和“影”

五、“二重结构”和“互相持股”的“善”和“恶”

后记

编辑推荐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关原之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嬗变一、关原之战和幕藩体制的建立江户幕藩体制是在关原之战后正式揭幕的。以战争建立的幕藩体制，是以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为导向的明治维新政府必须接受的“遗产”，同时也为历经中日甲午战争、一战、二战最终成型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四大特征”，举行了奠基礼。庆长三年（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在伏见城死去。临死前，丰臣秀吉留下遗言，由“五奉行”长束正家、石田三成、增田长盛、浅野长政、前田玄以，任其6岁遗孤丰臣秀赖的“付家老”（监护人）；“御法度、御置目之仪”即国家的治理，由“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合议”；“太阁藏入地”即他的领地和其他“算用”，由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总揽，由此建立了所谓“后丰臣秀吉体制”。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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