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师别传》章节试读

《浙江一师别传》的笔记-第1页

一、闲书，有煽动力；
二、摘抄：
1、经亨颐一生中一定作过无数的报告和讲话，或长或短，或非讲不可，或仅是应酬客套，现在单单从看到的文字，我是极喜欢他的开场白的。他开门见山式的讲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又很坚定的人，他不绕弯子直奔主题，虽说毕业式每年要搞，纪念会年年要开，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么几句励志的内容，但经先生是个认真之人，他还是花样翻新，每次都要讲出一个新的内容。从他的日记也可看出，为了这看上去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讲话，他还是在做功课的。
经亨颐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积几十年之功底经营浙江一师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线，虽然他并不怎么禁止师生们自己沽来的酒，但内心里他只相信自己酿的酒，即浙江一师的家酿。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经在浙江一师到底酿了些什么酒？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进入微醺状态，哪些人又是“酒后闹事”，又是哪些人因此发布了“禁酒令”？
2、经亨颐在日本是学理科的，具体专业是物理和数学，此前也学过化学，不过他感兴趣的却是伦理，后来在校授的课也是修身方面的，在今天大概只算作“政治”课吧。这个理科生，后来诗书印画俱佳，学问之全简直不可思议。
3、当时的同乡会权力很大，尤其对那些游子们来说，出门在外，异国他乡，靠什么来维系个人和祖国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留学生之间彼此的联系？靠同乡会。那是一个国弱民贫的时代，一个中国游子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离开组织的。在同乡会开会讨论谁回国来做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时，聪明的许寿裳和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都不来参加这个会，老实的经亨颐去参加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派经亨颐回杭州来做这个教务长。没办法啊，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啊。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经亨颐也是为自己的经济着想，因为不管怎么说，回来就可拿官饷了，何况官府也开出了条件，等把学校办起来之后经亨颐还可再回日本继续学业，而且可以由自费生变为官派生……外来和尚好念经。海归的经亨颐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么。
4、在五四时期，全国中学（师范）类最有名的就是两所学校，一是浙江一师，第二就是湖南长沙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后来因“一师风潮”辞职之后，经亨颐去家乡上虞办春晖中学，不久就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誉。
5、但如果从新文化新思潮的角度来看，浙一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的思想基础便是与时俱进，我们现在说与时俱进，还以为是一个挺政治、挺新潮的词语，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而经亨颐给予其发挥和发展，使其成为办学的总方针，特别体现在他对师生进行人格教育的内容上面，包括校训的“勤慎诚恕”四字，都是人格教育思想的体现。经亨颐在他的《杭州回忆》中说过他提倡与时俱进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一、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二、道德判断没有客观的标准。这两句话的伟大，可以把一切伪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无遗。道德是有机的，是随时代演进的，决不是未有人类以前，哪一个上帝预先制定的，又不许既有人类以后哪一个圣人任意假造的……
6、要知道在新旧社会更替之时，其剧变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改革攻坚，也不只是我们想象中的男人剪掉一条辫子那么简单，我想这跟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是一样的震撼。旧制度在土崩瓦解，但新的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来，同时旧的观念还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比如1909年“木瓜之役”的导火索仅仅是因祭孔而起，新派老师觉得没必要再祭孔了，而夏震武们认为孔夫子就是祖宗啊，哪有不祭之道理呢？于是冲突便一发不可收了。据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写道，他来上任时也是穿着西装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师也跟他一样跪拜，只不过日本教师在偷偷地笑。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传统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经亨颐一开始也是要入乡随俗的，他只是慢慢地在积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他的改革才得以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实践也证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难的，在这破与立的博弈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经校长的四项改革措施。
7、而在一师这样一个剧变的氛围里，不仅学生在变，如以前崇拜单大师的施存统和俞秀松变得激进和革命了，连老师也在变化，如“极端严厉的体操教员胡公冕先生，这时翻然改变，成为社会运动的急先锋……”（曹聚仁语）废除考试，或者说叫考试制度的改革，这肯定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应有之义。以“一师风潮”中的湖畔诗人们为代表，汪静之等人能那么倾心于诗歌创作，这一定与功课压力小，包括考试压力小有关的，但废除考试一说又过于敏感，所以在关于一师的相关回忆中，很少有人提及此，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8、在这里经亨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以前有的人是不敢引用的，他说：“老实说他们（笔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刚’）抱着思想革命的志愿是有的，可是都不愿做共产党。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第一师范当时堂堂皇皇的态度……”实际上经亨颐说得既对也不对，说不对是因为陈望道就是参加了共产党，而且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说对呢，因为陈后来又退了党。这当然是经亨颐站在一个教育家的角度上来看待“政治”和“激进”的，或者他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宣中华、汪寿华、叶天底这一些人的革命立场的。照经亨颐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对宣中华们好一些，他们后来也不会激进地跑到上海干革命，因此也不会牺牲性命了。但实际上宣中华在国共合作时期是兼有两种身份的人，他还一度成为国民党浙江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经亨颐的政治盟友，因为经亨颐就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经亨颐和沈定一、蒋介石都是作为浙江的代表而被内定为国民党执委的。
9、然而经亨颐在宁波，最终也是为当地的保守势力所不容，两年之后他又被省厅撤职，从此以后可以说他告别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时间代理过中山大学校长一职之外，他便成了国民革命中的一名职业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从今天的角度看，经亨颐是一个激进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师，那真是藏龙卧虎，有为艺术的为教育的，也有为政治的为社会的。前面讲到“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在经亨颐辞职之后他们也都离开了浙一师。而新任的浙一师校长姜琦来了之后，更是高举前任校长与时俱进的大旗，特别是在学分制这一点上，就完全是在姜校长手里给实施了起来，或许这也印证了另一句话——外来和尚好念经，因为姜校长是从暨南大学教务长的位子上过来的，而陪同前来并作抚慰的则是蒋梦麟。
10、从日记看经亨颐，还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工作就不用多说了，诸多的交往应酬好多是为了办学，为了筹得经费，便要跟官绅商士等打交道，其中也有给官员送礼的记载，只不过当时送的是书画之雅礼。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即经先生关于省教育会的记载甚至不亚于一师。有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教育会一转。经亨颐兼任浙江教育会会长，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会从筹款到房子造起来，可以说里面有着经亨颐诸多心血的。而且最为可贵的是，省教育会具有独立精神，不依附于官府，可以向官方募捐，但决不听从官府的指令。经亨颐指出：“教育会非官厅之佐治机关，会长非隶属于官厅之佐治员，故官厅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会，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会长。”
11、其中对于五四运动在杭州的记录，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跟后人写回忆录、重新摆正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1919年5月28日的日记载：晴。自8时至下午3时，在校。省长、督军有连署特别通告，措辞外和而内厉，因集全体学生，施临时训话：爱国与祸国不可分，适可而止，留以有待。
12、……经先生写于1924年的《我最近的感触和教育方针》中的某些章节，还是颇为振奋的，经先生说：我可以简单下一句教育的定义，是构成政治关系的“势”。但构成的方法，如现在的中等教育酷信自由，听其自然感化，我认为实在是不对的……我要郑重警告，近年教育趋向是故意打倒军（阀），唯恐文弱不堪。我浙江人本犯文弱的大毛病……我们浙江不少军人，到哪里去了呢？呵呵，有的做了文人了，有的念阿弥陀佛了，有的在家享福了，直可谓放弃天职！……我们浙江，文人有余，与其做无聊的学者，不如做有作为的土豪；与其做鬼鬼祟祟的政家，不如做磊落光明的军人！教育为什么？求学为什么？
13、后人论及李叔同在一师的开创性工作，概括得最全的要数秦启明先生，他历数了李叔同的这些事迹：首开室内写作课。首开野外写生课。首开西洋美术史课。首开版画课。开设音乐课。首设弹琴课。……所以才有丰子恺的如下回忆：在我所进的杭州师范里……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校内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在校园内），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4点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我们学校里的图画音乐教师是学生所最崇敬的李叔同先生。
14、许寿裳先生，因为他不仅是当事人，还是精神领袖，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到了冬天，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因由于监督易人：衡山先生（作者按：即沈钧儒）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笔者注：有一种说法是这个绰号是鲁迅率先取出来的）。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嵌、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浚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不过我们倒可以看出当时学监和教员之间的那种关系。第一，许寿裳等一拨人都是沈钧儒做监督时聘请的，清政府当时有一规定，做学监的必须是科举出身的，这也是一种文凭吧。沈钧儒和夏震武其实都是科举出身。现在沈走夏来，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夏震武在未到校之前就发来通知，要许寿裳陪他一起去拜孔子，这从老规矩上来讲是对的，何况夏先生是著名的尊孔道学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说某个官员如何重视教育，上任甫始先去孔庙拜谒，那此种作秀一定会被写入史传的。夏先生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许寿裳的深浅，于是便得了个冷冰冰的“恕不奉陪”，这一定是很不爽的。接着又是夏先生不懂规矩，不去拜访住校的老师，而仅仅是差送一张名片了事。因为照人情世故来说，只有老师本人不在，你才可以派送名片，于是教师们便决定教训一下这个校长，反过来这也是给他一个台阶，“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但是他偏不认这个理，而且还要摆架子。好了，一般爱摆架子者，都是很自恋且自傲的，于是乎如许寿裳所写的那样，双方完全已经上纲上线了，于是“木瓜之役”遂告爆发。
15、那么这一场夏震武和以许寿裳为首的海归派之战役，没有等到打起来，夏先生便已经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寡不敌众啊。有学者还说到一个细节，夏震武是要让老师们穿礼服，对学生进行“廉耻教育”庭训，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也无可厚非。于是以许寿裳为首的诸教师纷纷罢教，并且向两浙提学提出辞职。后来据张宗祥说，本来是应该向校长夏震武提出辞职的，但是夏震武藐视教师，教师也不理他。最为关键的一点是，25位教师均搬出学校校舍，住到了距校有五六里之远的湖州会馆内，这是由博物老师湖州人杨乃康提议的，于是住校的单身老师们便将行李搬出了学校。湖州会馆在杭州上城区小营巷的酱园弄，这个地方离钱均夫的家很近（即今天的钱学森故居）。老师们不仅仅是行李搬出，他们干脆就不来教课了。照今天看来，这完全是海归教师们的一厢情愿，如果从人之常情看，好像还不至于如此决绝吧，你可以跟校长作对，但是你不能耽误学生吧？然而如果再展开去一想，想一想许寿裳、鲁迅们在日本是受何等的教育啊，当年秋瑾们在日本搞聚会作演讲，还闹过要集体回国的风潮，同是绍兴人的许寿裳、鲁迅是反对这么做的，因为要出国一趟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境不宽裕的学子来说，因为当时就家境来说，秋瑾当然要优于许周两家的。谁知秋瑾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宣称，要判处许寿裳和周树人的死刑！这就是辛亥前中国精英分子的热血和心胸，这也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基础之一，因为血性和革命有时就是一对同义词。教师们的罢课行动，比起10年之后的“一师风潮”来，可能还要心齐。这个时候夏震武才受到了真正的压力，于是他一方面向浙江巡抚增韫要求支持，另一方面由跟他亲近的富阳学生们为他奔走，还请中间人出面劝说，他自己呢也是多次到湖州会馆交涉和劝说，但是以海归为主力的教师们就是不买他的账了，教师的态度很是坚决，完全是不妥协的态度。在当时的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新思潮的龙头老大，老师之罢教便波及和影响了杭城及附近的学校，他校的老师们也纷纷声援之。一开始，当局也使出了提前放寒假的撒手锏，可教师们认为这也极不合理，因为离正式放假还有一个月呢。省城各学堂在仁（和）钱（塘）教育会开会集议，《申报》还专门登载了《学界公启》：两级师范学校监督夏震武对于教员，滥用威权，串引外人，蹂躏师校，人所共知，无烦赘述。既为清议所持，竟至恬不知耻，违背部章，提前放假。似此以私人志气，凌蔑学界，贻害学生，大局何堪设想！凡为学界一分子，均得主张公道，维持教育前途。同人等准于19日午后四时，假木场巷仁钱教育会开会集议，公决办法。事关吾浙学务全局，非区区为教员鸣不平也。届时务乞早临为盼！这么一来，事情就闹大了。舆论导向之重要，可见一斑。接着《申报》又以《两级师范风潮再志》为题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两级师范监督夏震武与教员、学生冲突一事，学生曾联合200余人，两次哭诉，学务议长置之不理。刻闻全省学界接准嘉、湖两府教育会通电，决议齐集省垣，公开大会，议逐监督，维持师校。已到者共六府，俟十一府代表到齐，即行定期开会。本日全堂学生缮刊警告，声讨夏震武九大罪，遍致绅、商、学、军各界以求公评。省城各学堂亦于昨日在仁钱教育会开会一次，如何办法，尚无揭晓。或云：仍须俟各府公裁议决云。这《申报》也真是厉害，做谁的喉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原先笔者以为，此役只是老师的事情，学生并未参与，从《申报》的新闻看，学生也参与介入进去了，而且声讨夏震武竟有“九大罪”，在如此这般的压力之下，夏震武只能宣布辞职了。
16、参加罢教的教师们便在湖州会馆里拍照留念。这是100年前一张难得的照片，且不说其中的意义，就光是从照相术的角度来看也是很难得的，因为此前的照片都是几人合影，一下子25个人合影，……从照片上看，这些教师自然都是颇为自由自在的，长衫和西服融在一起，也没觉得什么不和谐啊，比如像鲁迅穿的就是西服，有几个人还戴着领结的，而长衫马褂也挺神气的呀。要知道那还是清王朝啊，可是新思想已经这么有势力了，今天想来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而且后来听说他们这些人还都有了《水浒》中的诨号，如许寿裳称“白衣秀士”，张宗祥称“霹雳火”，周树人（即鲁迅）称“拼命三郎”等。不可解的是一代大师张宗祥先生被称为“霹雳火”，可见每个年轻人心里都是有火的。不过这些封号可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夏先生封给他们的，许寿裳为“白衣秀士”，显然他是主谋者。
17、并由第一中校选派学生10余人持函分赴各县联络，全省学校一致通行定明日在新城站新市场两处焚烧校中原有日货，分绝对可烧（如玩具等）、可烧（如用物等类）、不可烧（如仪器等类）三种办法。有意思吧，焚烧日货是一种很绝对的方法，但是又分为绝对可烧、可烧和不可烧。什么东西不可烧呢？就是学校的仪器设备，这是拿来教学用的，这说明学生除了热情之外还是很有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