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三人谈》书评

闲言碎语

为这样一本书写书评就感觉像为《全城戒备》写影评一样。4.4分的片子，影评？呵呵。当然决不是说陈木胜是个烂片导演郭富城没有演技。同理，虽然此“三人谈”的三位老师均可称的上是目前法学界的超一流学者，但讨论的内容以及此书本身由谈话录音整理而出版的性质决定了为此书写书评不太有意义。所以这篇短文，算不上书评，也就是读后感。加上很有可能成为第一篇“书评”，所以这种盲目的虚荣的追求这个无聊的“第一篇书评”，让我很想写一写无聊的读后感。从学术史的角度失去考察，国外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至于今天是否仍然属于热点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法学界，法律文化热早就过去了。20世纪80 年代末90年代初扬名立万的那批学者或多或少的都要生产几篇有关法律文化的学术论文。可是今天呢？现在还会有哪位学者会写“中西法律文化之比较”？核心期刊在N年以前就已经拒绝了诸如此类异常宏大的文章。那么蒋浩先生和三位学者为什么会选择或者同意以法律文化为题进行三地三校六场三人谈呢？原因就是因为法律文化这个过时的题目有着极其宽泛的外延。中国的、外国的，与法律有关的，与文化有关的都可以谈一些。题目小了，怕凑不够六场。现在国内所谓的大学者在高校所作的学术报告基本上也都是大题目。难道学术报告只能大题目么？美国就不是这样。很多美国教授的题目都非常小。现在国内的一批年轻学者，他们作学术报告的题目也是比较小，往往就是他们最近几年主要研究的一些东西。我也听了一些，觉得也有问题。当然不是说他们讲的不好，只是和我关注的距离太远，提不起兴趣。当然，在如今的中国高校，起码法学的学术报告，基本上是听不到什么东西的。你很难能够从这些大学者的口中发现什么新大陆。前段时间听了一场黄源盛的讲座，除了一个段子印象深刻之外，其他什么也没记住。所以听讲座，也就是去追星，看看这个经常看到的名字究竟长的什么样，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凭借着卓越的口才，机智的谈吐乃至非凡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众多学生要提前几个小时去报告厅占位。贺卫方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贺老师在学术上本身就是国内顶级的了，而且口才几乎鹤立中国法学界，加上长的又是那么帅。整个法学界能同具此三项的学者也就贺老师了。而且贺老师又有着极高的个人修养。有一次做会务，需要在夜里11点多打宾馆房间的电话，逐一通知与会的老师们明天发言的时间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天晚上，贺老师是唯一一位在通话的最后对我说谢谢的老师……有点跑题了。这次三人谈，安排贺老师做他所谓的穿插者是极为合适的。原因从本书也可以看出。田涛老师，作为一名北京籍的学者也是口若悬河、幽默风趣。只是有的时候往往跑题，而且每次都要让贺老师给叫回来。从本书的篇幅所占的比例也可以看出，田涛老师讲演的欲望的确超强。显然，何老师其实是有些吃亏的。贺、田两位老师本身就是口才极好，而何老师为人又非常低调和腼腆，以至于数次出现贺老师让田老师稍微休息一会而叫何老师硬说上两句的场面。尽管如此，本书仍将何老师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逻辑性超强，注重体系，从不跑题，勿论啰嗦，注意细节的精确，为人谦逊，不抢话。当然幽默就差了一些，好像全篇只有在讲到文革中“流行打到老师”时何老师上小学而贺老师上幼儿园时，出现了“笑声”。说说学生的提问。前段时间，有个师弟对我总结道，本科生的提问总是先说我读了那些书发表自己的观点生怕别人以为他是文盲，长篇大论之后才提出问题。实际上，何止是本科生，很多研究生、博士也是如此。实际上没有必要，提问么，提一个问题就可以，一个问题最长也就几十个字而已。不过看到，北师大有个学生竟然提问到资本主义是否会灭亡或何时灭亡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当我翻到本书的最后一张照片时，发现是一批学生在排队。经过咨询了曾经到过西南政法的舍友之后，证实了我的猜测。因为照片上很多学生的依着打扮是比较土的。上海和北京应该不会这么土。回想起四年前刚刚到上海的我也很土。上海改变了我，上海改变了很多人。上海这个城市是不怎么适合静下心做学术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想的都是怎么穿怎么玩，受到外界的诱惑太多。重庆和上海比，虽然土，但却十分适合做学问。西南政法的学生虽然穿衣服很土，但是他们是很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