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历史》章节试读

《个人历史》的笔记-第516页 - 凯瑟琳关于女性的思考与烦恼

我做这份工作的最大障碍是我的不安全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的特殊经历，但某种程度上是来源于定义中的妇女只能在某些方面发挥作用，我这一代的大多数妇女都面临这种情况。我们越发相信，我们的作用是当贤妻良母，受到的教育是我们生下来就是给男人们带来幸福和舒适，也同样给予我们的孩子。
我接受了我这代许多人的想法，即妇女智商比男人低，我们不能从政、当领导，除了家庭和孩子不能管理人和事情。一旦结婚，我们就被限制在操持家务，提供一个舒适、宁静的环境，喂养孩子，支持丈夫事业之中。很快，这种思维——确切地说，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变成了低能人，不敢参加讨论和会谈。不幸的是，这种局限性在妇女中——就像在我身上一样——产生了一种分散话题，缺乏精辟概括，愿意聊天，在事情快结束时才开始工作，解释过多，经常表示歉意等习惯。
妇女们也传统地——现在还有许多人这样——以一种夸张的愿望去取悦，在我那一代的妇女身上有一种综合症许多年来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举止。虽然那时我没有意识到什么，但我不能做出一个可能使得我周围的人不高兴的决定。多少年，我不管发出什么指令，常常用一短语：“如果你方便的话。”如果我认为我做了让别人不高兴的事情，我就非常痛苦。这一切的后果是，我们当中许多人，尤其是中年人，总是试图最大限度的避免惹恼丈夫。
我第一次去工作，我还是被过去的假设所困扰。当我开始工作时，我“劣于”和我一起工作的男人们。我没有商业经验，没有管理经验，缺乏政府、经济、政治和其他事务方面的知识。我真的感受萨缪尔·约翰逊对一个女大臣的描述——“一个女人说教就像一条狗用它的后腿走来走去，干得不好；但你会吃惊的发现它干完了”。既然我认为我是低人一等，我就不能在此两者间区分，一方面是男性的屈尊，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另一方面我必须工作的唯一理由是我生来运气好和丈夫死去后的坏运气。
作为控制一个公司的女性——哪怕是一个小私人公司，就像我们那时候的公司一样——那是，我站出来是出类拔萃和令人惊奇的。1963年，在我工作头几年里，我的情况特别特别。即使在我自己的公司里，没有女经理，很少几个职业女性——也许在我的四级管理层中没有女性。《华盛顿邮报》不是那种不守规矩的公司，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基本上生活在男人世界里，除了跟秘书们之外，几乎整天不能跟一个女性讲话。但我几乎未注意到我自己那种怪癖，对我的弱点完全是由于我追求新奇，未受过训练和挑剔，这跟一个女性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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