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周恩来

作者简介

周恩来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应付裕如。他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鸽的平和与鹰的机警、水的柔情与火的炽烈，这些极为不同的双重品质潜藏在他的体内。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一直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才干、品德和灵活自如的政治智慧使他成为人们心中的丰碑！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6年间，他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治国主张，其影响将会在中国长久地延续下去。

书籍目录

序（胡长明）人生篇　“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  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  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  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良心安则人格立  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  攻恶毋太严，教善毋过高  实意做事，不尚高论  博学勤思，以才辅德  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自备炉锤，锻造人格  以忍求进，以屈求伸  兼听·虚怀·自我改造  了却生前事，超然返本真　外交篇　务实的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两个阵营，三种力量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不要乱攀“母子关系”  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求同存异，淡化分歧  外交无小事  另起炉灶，灵活建交  战略上联合，战术上批评  就势将赫鲁晓夫一军  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  针锋相对要看全局  讽刺与挖苦决不是外交  美国要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  退避三舍  设身处地，理解为先  利用尼克松，带动日本人  租借卫星地面站谈判篇　硬于所当硬，让于所当让　占优先报价，处劣后摊牌　调整预案，打破僵局　利用矛盾，争取主动　以链条式让步求稳妥，以一次性让步显真诚　让步的艺术　事实胜于雄辩　先治气，后治心　要互相承认，而不要互相敌视政治篇（上）　离开军事政治便是空谈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左”倾并不比右倾好  以反面手段达到正面目的  错误要逢人就讲  抗日是前轮，民主是后轮  不做“无兵司令”，不做“空军司令”  没有四张王牌决不冒险赌博  有时直进，有时迂回  以多种策略对付蒋介石  不计前嫌，不忘旧功  爱才惜才，用人不疑　筹组政府，智请黄炎培　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国家管理力量的源泉是人民　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　用系统论思维处理问题　事物的20％决定另外的80％　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　千方百计保护干部　力促邓小平复出军事篇　分兵游击，集中指导　退中求进，迂回取胜　声东击西，留头斩尾　瓮中捉鳖，鳖会咬手　抓住“生命线”不放松　围点打援，各个击破　钳制正面，主攻侧翼　出没无常，变化无穷　向东示形，向西突围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　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们要搞尖端国防经济篇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计划不是法律，也不是废纸　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头脑冷静，考虑周全　任何时候都要用“两条腿走路”　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政策是不一样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经济发展需要国际合作科学文化篇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　不要给知识分子“上大课”　要提倡地道的中国东西　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建设时期应“以学术为主”　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只要人民喜欢，就有价值　一车两轮，相辅而行宣传篇　宣传与军事并举　借谈判进行宣传　宣传口号要迎合中间派　大处着眼，抓住本质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投石问路，恰到好处　一字不改，照样发表　象征、暗示与轰动效应　公开宣传与秘密传播　对外宣传要对症下药党建篇　党指挥枪　党的机关社会化、职业化　思想统一是最根本的统一　党员不能蠢如鹿豕，只知服从　协调矛盾，团结为上统战篇　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　“大无外”与“小无内”　统战的最佳途径：求同　求同而不非异　争取几个代表人物，影响后边一批　统战三字诀：智、仁、勇　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全面认识中间派　以说服为主，以斗争为辅　变间接同盟军为直接同盟军　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地下工作篇　乔装打扮，瞒天过海　布闲棋冷子，应不时之需　乘其不备，出其不意　外圆而内方，同流不合污　单线联络，分散领导　勤业、勤学、勤交友　因势利导，纵深发展　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跋主要参考文献

编辑推荐

　　大胸襟包容天下事，大智慧成就千秋业。　　人生篇——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　　外交篇——求同存异，灵活务实　　谈判篇——利用矛盾，争取主动　　政治篇——不计前嫌，不忘旧功　　军事篇——集中指导，逐个击破　　经济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科学文化篇——一车两轮，相辅而行　　宣传篇——适时、适度、适情的宣传策略　　党建篇——协调矛盾，团结为上　　统战篇——求同而不非异　　地下工作篇——布闲棋冷子，应不时之需

前言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一、家族莆景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戚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成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内容概要

胡长明，男，1965年9月生，汉族，湖南澧县人。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现任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执行主编。从1995年以来，曾单独或与人合著有《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家事图系》、《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

章节摘录

　　兼听·虚怀·自我改造　　一个人在世上只是很小的一分子，其知识面和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独师其心，不假外求，满足于一孔之见，无异是“井底之蛙”。只有打通与外界的联系，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反映，才能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听就要“兼听”而不要“偏听”，“兼听”指听取多数人和多方面的意见，“偏听”则指听取少数人和某一方面的意见，前者得到的信息广泛而全面，而后者得到的信息狭隘又片面。如果将它们比作两个信息库的话，那么，通过比较完备的信息库加工处理出来的结论显然要比相对不完备的可靠得多。　　周恩来很欣赏唐朝皇帝李世民的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而在认识和处理问题上很注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预见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吸收他人的长处，以补自身的不足。周恩来并非天生就足智多谋，他的智慧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人，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和整合。有趣的是他不仅认为“兼听”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而且符合人的生理机制，比如人有两只眼睛，能看黑的，也能看白的；人有两个鼻孔，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人有两只耳朵，自然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只听正面的不听反面的意见有悖人的生理机制。有些人只喜欢听阿谀迎合之词，而不听逆耳忠言，这在周恩来看来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听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有的人本来开始还有主意，因为东听一句西听一句，反倒把自己弄得惶惶无主，失掉了主张。周恩来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听多了之害，而是因为听者缺乏思考，缺乏“集中”的本领，也就是加工处理的本领。一个人在掌握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必须在思考分析的基础上辨别是非，做到既不因己见而废群言，也不因群疑而阻己见。周恩来指出，这种辨别是非的本领从青年时代起就应该培养。　　周恩来建功立业，从实处著脚；讲修道德，则从虚处立基。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周恩来将之奉为圭臬，终身遵从不移。1916~~，周恩来在给好友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农拙，急流让尔贤。”自视为拙，急流让贤，如果是对一个平庸之辈而言，算不得什么，但对周恩来这样才华横溢而又抱负远大的人来说，则体现出一种美好的人格道德价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海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过去住过的地方办一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他还告诫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这样才会有压力，有进步。心中有所恃，目空一切，必然色浮气盛，自我陶醉，丧失进取精神。　　虚怀若谷的人处世信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周恩来正是这样。他重视他人的长处，宽待他人的短处，对自己则完全相反，不炫耀自己的长处，而非常清楚自己的短处。周恩来一生追求完美，他的人生哲学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改造就是一个不断扬弃错误的过程，一个不断向新的境界迈进的过程，一个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的过程。他在上世纪50年代给知识分子作报告时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我祖籍浙江，先辈们长期在江苏做官，所以人们称我是“江浙人氏”。要论我的出身，说得好听，叫“书香门第”，而实际上是封建官僚阶级，因此。我从小也接受了家庭的各种不好的影响，并和大家一样接受过旧教育，后来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革命。“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跟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　　中国传统士大夫都把修身当作第一等重要的事情，修身其实就是改造，名不同而实一致。尽管周恩来和传统士大夫在改造的形式、内容、标准和目标上存在差异，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做时代的道德楷模和人格代表。　　了却生前事，超然返本真　　生死问题是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而这个哲学问题又集中在对死亡的看法上，对死亡的态度恰好是对生的态度的反证。惧怕死亡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患得患失，忧虑重重；而不怕死亡的人才能乐观进取，力争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事业。　　周恩来对死亡的态度非常理性，也非常超脱。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自然法则，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进取，拼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不害怕死亡，不企求生命的重复，他唯愿有限的生命进发出最大的光和热。如果把周恩来的人生观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尽心尽力”的原则，有义务有能力去做的，就一定去做，争分抢秒地去做。尽心尽力了，就不枉为一生，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周恩来给世人的印象是，他像负重的“牛”，像一架不断运转的“机器”，将身体和精神之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他所崇拜的偶像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给历史留下的是一个尽职尽责、辛勤劳作的“宰相”形象。　　1975年9月，距离逝世不到半年，周恩来接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宾主寒喧之后，话题自然地转到主人的健康上来，周恩来开玩笑着却言辞令人辛酸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还欣慰地说：“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充分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显然，他觉得把“接力棒”传给邓小平，是他最后的“尽心尽力”，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可以直面马克思的请帖了。　　许多同志和亲友为周恩来不久于人世感到痛惜，而周恩来则以自然法则和异乎寻常的超脱来安慰他们。有次，他躺在病榻上同侄女周秉建通电话，周秉建对他的身体忧心忡忡，但周恩来却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周秉建后来说：“在那些无法与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话，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做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　　与众不同的是，周恩来在嘱咐自己的后事时，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认为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其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周恩来彻底回到了他的本真状态，但他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永不消蚀的道德力量！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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