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书评

报人为谁而生——报人时代的一个生死追问

报人为谁而生——报人时代的一个生死追问“七八个宪兵从一辆人力车上拽下一个穿白布大褂的白发老人。老人被宪兵簇拥着推上垃圾堆坡上，身子尚未立稳，枪就响了。”1926年8月6日清晨四时许，北京天桥春茗园茶馆老板目睹了一个老人的被杀现场。这个老人就是民国时代著名报人林白水，他因讽刺时任国务总理潘复为军阀张宗昌之肾囊而遭此毒手——从逮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个小时，可见北京当局对之斩立决的迫切心态。林白水早年执教私塾，弟子中有大名鼎鼎的林长民、林肇民、林觉民等人。自1901年开始投身新闻事业，前后自办过七八份报纸，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政论家之一。这样一个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的老人，临刑前的遗言却是：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林的遗言其来有自，除了自身遭际之外，也是对当日社会的沉痛认知。就在此前，4月26日凌晨一时许，另一位报界名人邵飘萍因得罪军阀张作霖而在天桥刑场被枪杀。这是民国以来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的第一例，留下了恶劣的影响。此后陆续有报人被害，如：1932年初，《新大陆报》创办人王鳌溪因揭露蒋介石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而被捕，后被杀害；1933年1月，江苏《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因报道省府鸦片公卖丑闻而被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杀害；1933年，《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军方枪杀； 1934年11月13日，《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因触怒蒋介石政权而遭暴徒枪击致死；1939年秋天，《大美晚报》主笔朱惺公因发表反对汪精卫媚敌的文章亦遭暴徒狙击而死……那是一个皇帝虽已推翻但专制阴魂不散的时代。有一幅讽刺袁世凯的漫画说得好：老猿挥舞着“专制”的大刀独占城头，“刀大杀人多”！不过，清末以来民智渐开、军阀各霸的局面使得人们享有前人所没有的较大社会活动空间，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学说都纷纷登场，各类社会团体也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作为报人来说，如《新民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还是基本可以实现的。民国时代有那么多的私营报纸杂志，自生自灭，循环不息，就是证明。也许能说，他们本可以不死，因为他们曾经面临过另一种选择。张作霖曾给邵飘萍汇款三十万银元，远超当年袁世凯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梁婉拒，该文发表，对袁世凯称帝是一大打击），创下民国年间封口费之最；潘复曾责令林白水在报上更正并且谢罪；国民党法庭上的军法人员曾引诱王鳌溪改弦更张，按政府旨意办报……按常人的理解，人都有父母妻子，何必与军阀政府对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再说，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们也本可以作一点妥协，哪怕虚与委蛇也好。例子不是没有，大名鼎鼎的章太炎（时任《大共和日报》编辑）不就是因欠人二万元而无奈接受了袁世凯的资助么？（郑逸梅：《书报话旧》，中华书局2005年版）但是，邵飘萍悉数退回三十万，对家人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王鳌溪当庭拒绝，据理力辩。于是，厄运注定要降落在他们头上。民国年间报纸林立，从业者良莠不齐，风花雪月者有之，鸡零狗碎者有之，封建卫道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为什么邵飘萍、林白水们偏偏独立不羁，傲然面对专横野蛮的权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报人不为稻粱谋，不顾妻子计，他们是为谁而生？没有邵飘萍，就没有《京报》；没有林白水，就没有《社会日报》。报纸是他们施展身手的阵地，他们为报纸而生，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转换为：报纸为谁而办？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1849年就有过清晰的思考：“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言以蔽之，报纸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自然是为人民而办。令笔者惊讶的是，虽然晚于马克思数十年，但梁启超极有可能是在中国最早独立提出报纸喉舌论的人，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为一人、一党或一公司之利益而办，也有为一国乃至为全人类之利益而办；他倾向于为国家办报，渐进于为人类利益而办世界报。（黄团元：《梁启超的新闻理念》，《南方周末》2008年11月5日）笔者发现，邵飘萍、林白水们实际上继承并发扬了梁启超的新闻理念。邵飘萍认为，新闻社是与任何国家机关平等的独立社会机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王鳌溪在所撰《报业革命之商榷》中说：“号称民众喉舌者，对民众之所欲言、之所不能言、之所不敢言者，应即大声疾呼，方无愧此喉舌，若竟不为民众说话，而反为民众公敌散布其麻醉剂，宣扬其赞美诗，以欺骗民众，则其人格之卑污，较雉兔而尤甚，更何论乎社会导师。何则？雉兔虽卖身，仅止于其本身而已，新闻记者一卖身，复强奸及民众意志，此其所以罪不容诛也……”王鳌溪的好友、《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对王的观点极为推崇，常常对报社新人讲起王氏事迹，并背诵王氏一些诗句来勉励后辈，如“人民喉舌要尊重，我辈头颅要看轻”“世无公道全凭我，舌不自由枉有头”等。陈本人曾在1936年应邀就中国的新闻事业作过一次精彩的讲演，他分析道：“中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大概以外在原因为最多，尤其受政治影响，使舆论界得不着十分的保障，大家兢兢业业，连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报纸原是民众的喉舌，喉舌受了钳制，他如何可以发扬光大呢？”曾任《大公报》社长的吴鼎昌也说过：“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的这张报纸是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平心而论，我们无法怀疑吴所说的话，指斥他作秀——他不计盈亏、独力筹措五万元恢复已经停刊的《大公报》；等他出任国民党实业部部长的时候，又主动辞去社长职务以保持报纸的政治独立性。我们更无法怀疑邵飘萍、王鳌溪等报人的理念，因为他们已经以生命做出了沉甸甸的回答。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邵飘萍等这样一批充满道义感的报人，才使得《大公报》、《京报》、《新民报》等几大报纸至今仍在中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报人为谁而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报人们面临的一道生死选择题。笔者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们如果处在清末民国时代，会有怎样的表现。放眼世界，“报人为谁而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大同而小异。国际上素有将媒体列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第四种权力”便是以监督政府、开启民智为己职。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就说：“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维护社会公德，需要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否则，民众、政府会变得虚伪而可笑。一个玩世不恭、唯利是图，或盅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1918年10月，邵飘萍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与教育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学员中有这些显赫的名字：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陈公博等。邵亲切地称呼毛泽东“小毛”，那时，“小毛”经常登门拜访邵老师和邵师娘。1936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50年代，毛在接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不是自己的老师，邵才是。1974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毛在会见外宾时还提到邵，说鲁迅知道邵。看来，那段在新闻学会的日子对毛泽东来说是多么重要，而邵飘萍当年创办北大新闻研究会，确为卓具眼光之举。历史已经“俱往矣”，将眼光投向未来，果如普利策所言，塑造国家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那么，那些有志于将来从业新闻的人们，可不慎哉！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毛多次与《大公报》同人交谈，并特地为《大公报》写下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多年以后，这五个字风行全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如果追踪其源，笔者以为，邵飘萍、林白水等杰出报人的生命历程，无疑就是对这五个字最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