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中国诗歌

后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领域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这种变化的强度和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艺术领域，其性质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历史的发展似乎又一次验证了庞德的命题“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剧变中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了丰富而真实的反映，虽然这一反映的广阔和深刻程度从未得到恰当的阐释，——某种程度上还被有意遮盖着。一种敏锐而丰盈的历史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这个时代那些优秀诗人的诗歌意识中。自70年代末新诗潮发轫以来，中国诗歌第一次以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开放眼光向广阔而丰富的存在敞开了自身。这种变化的起点多少带有某种戏剧性。8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在进入90年代之际出现了令人怵目的分化和重组。这种分化和重组一方面体现在对80年代诗歌的本体论理想和文本理想的质疑和扬弃，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新的诗学理想的探讨和确立。诗歌写作不但在一个崭新而又困难重重的环境中得到了延续，而且其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得到了加强，在变化中保持和发展了诗歌的可贵的人文品质，并提供了一批极有质量的诗歌文本。“90年代中国诗歌”遂因此成为新诗史上一个醒目的存在。由于批评的缺席(王家新引钟鸣的话谓至少脱离文本5年、10年)，90年代的诗人不得不同时担当起批评家的部分职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批评家(90年代诗人普遍的高学历和丰厚的学识修养也为诗人从事批评工作创造了条件)。臧棣、王家新、肖开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陈东东等一批优秀诗人，同时又是出色的诗歌批评家。

作者简介

本书收录了对当代中国最顶尖的23位诗人的访谈，这些诗人是：昌耀、牛汉、林莽、杨炼、翟永明、柏桦、张曙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陈东东、清平、蔡天新、西川、臧棣、西渡、桑克、周瓒、朱朱、姜涛、胡续冬、冷霜、蒋浩。在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们为了建筑新的诗歌理想，阐释写作动机，探讨写作技巧，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批评之笔。

目录：

昌耀

“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

牛汉

历史结出的果子——答《诗刊》记者晓渡

林莽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些寂静中的火焰——林莽访谈录

杨炼

“在死亡里没有归宿”——答问

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么样——书面访谈

柏桦

诗人要勇敢，要有形象——答杨键、朱朱、韩雪等

张曙光

生活、阅读和写作——答钢克

王家新

回答四十个问题（节选）

孙文波

生活：写作的前提——答文林

肖开愚

个人写作：但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肖开愚访谈录

陈东东

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陈东东访谈录

清平

对西渡提问的一些回答

蔡天新

诗是可以携带的家园——答《东方时空》记者

西川

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

臧棣

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答西渡的书面采访

西渡

面对生命的永恒困惑——一个书面访谈

桑克

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答西渡

周瓒

期待那些特定的时刻——答穆青的书面提问

朱朱

“南京硕果仅存的诗人”  ——朱朱访谈录

姜涛、胡续冬、冷霜、蒋浩四人谈话录

书籍目录

昌耀　“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牛汉　历史结出的果子——答《诗刊》记者晓渡林莽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些寂静中的火焰——林莽访谈录杨炼　“在死亡里没有归宿”——答问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么样——书面访谈柏桦　诗人要勇敢，要有形象——答杨键、朱朱、韩雪等张曙光　生活、阅读和写作——答钢克王家新　回答四十个问题（节选）孙文波　生活：写作的前提——答文林肖开愚　个人写作：但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肖开愚访谈录陈东东　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陈东东访谈录清平　对西渡提问的一些回答蔡天新    　诗是可以携带的家园——答《东方时空》记者……

编辑推荐

《访问中国诗歌(特价)》：创美人文书系。

内容概要

西渡，1967年8月生于浙江。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l989年毕业后任职于北京某出版社。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风或芦苇之歌》，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编选过《太阳日记》、《彗星——戈麦诗集》、《戈麦诗全编》、《北大诗选》、《先锋诗歌档案》、《经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23位顶尖诗人访谈录重读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诗歌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艰难前行的一串串足迹。它们是诗的见证，也是心灵和历史的见证。　　——西渡我注意到有人已经快到无法慢下来，我注意到人正失去虚度他时间的能力，正像也失去了自己的精力变得集中的天赋。我知道人几乎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仅担任一个角色，尤其是现在，一个诗人无疑是一头恐龙，并无生存的可能。　　——朱朱

章节摘录

昌耀“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①——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张晓颖（以下简称张）：您常自喻是一个“头戴荆冠”的诗人，长期以来，您和您的诗都曾受到不应有的冷遇。应该说，今天这种状况已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无论是专家还是读者，都对您和您的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此，您想说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荆冠”改为“桂冠”？昌耀（以下简称昌）：其实凡是我写的东西，我感受到的都是时代给予我的。我在诗中写出我对时代的感受，写出我的美学追求、我的社会理想。至于是否被人接受，是否被人肯定，对我并不重要。读者层次是多种多样的，我不可能叫他们都接受，也不必强求。您说我的诗曾受到冷遇，我想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多数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我的同时代人，以至于年长一代的读者，都还能接受我的东西，这点我感到很欣慰。我的创作基本上分两大块：一个是在艺术上的有益探索，这方面比较偏重一些；另一个是抒写我的内心世界，谋求与更多的读者沟通。另外有少数比较难读的诗，在圈内被叫好和欣赏。前几年我的创作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但是出版比较困难，这就使我的诗普及程度不够。在这方面，青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些工作，为我出了几本书，但多数还要靠我自己发行。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写东西不是单纯为了去当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诗人，我觉得对社会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对于美、对于善，应该做出自己的评价，包括自己的美学追求。我的诗不是游戏之作，里面都有些严肃的主题，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这就说明我的诗有存在的必要，有它的生命力，这也是我所追求的。“荆冠’’是命运决定的，至于“桂冠”，那是读者给我的荣誉。这是两回事。张：有人称您为一个宿命的诗人，这种“宿命”和您毕生追求的崇高精神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昌：我对人生的看法是，从人生最初哇哇啼哭着降生到这个世界，仿佛就已被注定一个悲剧的命运。从生到死，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顺的，都充满了苦斗这样一种精神。从这点来说，它是宿命的。但是，人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后退。我在诗里表达过这样的感觉：就像在一条船上和激流搏斗一样。此外，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也无不血泪斑斑。许多思想家、宗教家、仁人志士都为人类的拯救或理想国的建立做出自己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现在仍在继续。如果说，这是善的精神，那么，我一生实际上都在敬重这种精神——包括基督那种牺牲自己、拯救人类的精神，包括释迦牟尼普渡众生的理想，都让我很感佩。然而善的道路是如此曲折多艰，我的《唐·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正反映了我感受到的这种无奈。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有点苦斗的精神，没有退路可走，也就是说，痛苦是绝对的，但是斗争也是绝对的(所谓“斗争”，是向命运的斗争)，这种精神便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一种意思。诗是崇高的追求，因之艰难的人生历程也显得壮美、典雅、神圣、宏阔而光彩夺目。这就是我对“宿命”的理解。张：您在《题(命运之书)》一文中这样写道：“对于我，命运仅仅是一卷书。”在这卷书中您读到了什么?又读懂了什么?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您是否重新领有了自己的命运，或借助您的诗实现了对命运的嘲弄?昌：《命运之书》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探讨命运的书，一个是对命运的书写。我生命的整个历程已经贯穿在跟命运做斗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我是一个不大合时宜的人，在1950年代我是一个“右派”，到现在这个时期，好像我又不合潮流，这就是我的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我对自己的追求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在诗里毫不讳言地说过：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我觉得我的追求应该是和老百姓的追求贴得很近，这不妨参照我在书里题写的一段话：“简而言之，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公正、富有人情。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也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我一生羁勒于此，既不因向往的贬值而愧怍，也不因俱往矣而懊悔。如谓我无力捍卫这一观点，但我已在默守这一立场……”(《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因此，我对命运始终不认可，如果我认可了，那么也许我的命运就得到改变了。我年轻时就因为命运而受难，二十多年后，我更没必要更改我的初衷。读了我的书，就知道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一卷书。我没有更改自己，没有更改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没有更改自己的人生态度。我想，在这方面，我就是我自己，我的命运是自己选择的，我是主动的。可以说，通过我的诗，我实现了对命运的嘲弄。张：对青藏高原，您一定是有话要说的，因为您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青海的地域特征，比如《青藏高原的形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文学的角度认识青藏高原呢?昌：我到青海来是1955年，那年我还不满19岁，那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本来可以上大学，但我热爱文学，特别是这种边远地区，对我有一定的诱惑力，所以我就投身到青海来了。在1957年，我就是因为一首诗，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我跟青海的关系、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是我自己的选择，同时又使我感到痛苦……(诗人说到这里，百感交集，潸然泪下)最近有朋友对我说过，在我的诗里，我可以摧毁一切，但在生活当中，一切可以摧毁我。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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