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抬棺人》书评

（转载）】《书城》：“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读《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读《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作者：孙捷 吴中杰先生的新著《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是作者继所著《鲁迅传》之后，划出的又一道有力的延伸轨迹。在吴先生鲁迅研究的八种著述中，这本最新的《鲁迅后传》（以下简称《抬棺人》）视角颇为独特：它没有局囿于鲁迅本人的身后誉毁来展开叙述，而是选择了鲁迅葬礼的“抬棺人”作为写作对象——依照西方的风尚，抬棺人是接班人、继承人的象征。作者在前言中说，写作此书的意图是“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即透过几位抬棺人日后的人生道路，来探讨鲁迅精神和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对诸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老问题作出的一种回答。由此我想起鲁迅《野草》中的一篇短文《死后》，其中写道：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在我生存时，曾经玩笑地设想：假如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谁知道我的预想竟的中了，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 《死后》是鲁迅先生对自己死后命运的“预想”，这一预想发生于1925年的夏天，其时先生正卷入女师大风潮事件，与教育总长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进行着紧张的论战。十一年之后，1936年10月，事业未竟的鲁迅先生，真的倒在了前行的道路上。先生当然不可能真的在死后还拥有知觉，去关注自己死后的命运，但是他的文艺思想和战斗风骨却有人继承下来了。《抬棺人》便是为这些继承者立传，如果我们把这些继承者视为先生生命的延续，或者说是先生延存的“知觉”的话，便会发现，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便证实了《死后》中的“预想”，那些出现在梦中的麻木看客、马蚁、青蝇、巡警、书铺的小伙计……一刻都不曾消失过，一直在先生的身边纷纷扰扰。《死后》中说：“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这正是几位抬棺人日后的人生遭遇。 一 鲁迅葬礼上的抬棺人有十六人之多，由于篇幅、材料的限制和主题需要，《抬棺人》并没有一一去写，当然也不必一一都写。作者在前言中交待说：“我只选与鲁迅接触较多，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事业，并深度地卷入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五位抬棺人：萧军、胡风、巴金、黄源和聂绀弩，再加上因做秘密工作的关系，未能公开出面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幕后总策划的冯雪峰，共六人。他们的遭遇，也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看。” 《抬棺人》的写法，是在六位抬棺人身上各体现一面、或几面鲁迅的精神，进而构建起一个精神的群像。因为伟人不可复制，没有谁能完全地代表鲁迅，鲁迅精神是分流到他们中去的，我们在每一位抬棺人的身上都能见出鲁迅的影子。六篇传记像六根辐辏，支撑着“鲁迅后传”这个主题，鲁迅是它的背景、光源和轴心。下文以书中萧军、胡风和巴金的传记为例，来说明《抬棺人》的这个结构。 战斗性是鲁迅精神的一个核心，六位抬棺人中，直观上最符合鲁迅战斗精神形象的人是萧军，《抬棺人》称他为“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萧军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豪侠精神，这与鲁迅很是契合。鲁迅很喜欢萧军的爽直性格，但也担心他会因此而吃亏。《抬棺人》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萧军听到有人（似乎就是黄源）批评他有“野气”，就写信向鲁迅求教是否需要改正。鲁迅给他回信说：“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鲁迅出于保护萧军的目的，曾经指派叶紫做他的向导（萧军对此还略有微词）。鲁迅去世以后，萧军辗转来到延安，由于独立不羁的个性，他很快便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成了整齐划一的延安的一道不和谐音符。《抬棺人》中多处引用了萧军的日记和通信来展现他在延安的思想历程：他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看到把列宁、史塔林（斯大林）的照片特别放大，便产生反感，认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与毛泽东之间一直秉持平等的交往观念，“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解放日报》拒登他反对周扬的文章，他便产生了要离开延安的想法；他觉得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很混乱，就向毛泽东建议共产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无意中竟然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促成者（最后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背离）；他在王实味事件中坚持己见、“舌战群儒”……延安以自己的方式改造了很多慕名投奔的文人，但是萧军却始终像一块顽石，坚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不和众嚣，独具我见”。后来，萧军把这种独立思想带到东北，带到解放之后，遇到了更大的风浪冲击，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抬棺人》在挖掘萧军的这些经历时，是紧紧扣住他不屈不挠的战斗性格来铺开的。 《抬棺人》写胡风，称他为“九死而未悔的艺术殉道者”，指出了胡风为了艺术真理不惜自我受难、自我牺牲的精神特质。胡风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编辑刊物《七月》和《希望》。作者强调了胡风办刊物的特点继承于鲁迅：刊物应有个性、多吸收新作家、多用插图以增加阅读兴趣……，《七月》和《希望》培养了很多文学新人，后来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七月派”；二是写文艺评论。胡风是一个文艺评论家，他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强调作家应该面对现实，这些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文艺见解，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却成为他在日后受到批判的原因。《抬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这些观点，虽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则，但却与某种政治要求不相符合。”从《论民族形式问题》，到《论现实主义的路》，再到引起“胡风事件”的《三十万言书》，胡风到处碰得头破血流，却从来无怨无悔，这种屡败屡战、反抗绝望的精神，是鲁迅精神的另一个侧面。 自我忏悔、自我反省，是鲁迅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抬棺人》在巴金身上强调了这种敢于逼视自己灵魂深处的自省精神。在六位传主中，巴金最晚受到批判，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这与他温和的个性有关。也因为这个原因，巴金给人的感觉似乎与鲁迅很远，“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觉得巴金和鲁迅距离很远，其实并不远，因为巴金太了解这个社会，鲁迅也了解，鲁迅既了解这个社会，又敢斗争；巴金了解这个社会却不敢斗争，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是非，所以就非常痛苦。但巴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的精神，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陈思和：《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及传承》）巴金的这种坚韧独立的精神，在文革之后重新爆发出来，其成果便是提倡“讲真话”的《随想录》。《随想录》是一本自我忏悔之书，是巴金敢于逼视自我灵魂的产物。《抬棺人》这样评价《随想录》道：“巴金的历史作用，就是通过《随想录》的写作，重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使中国文学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在《抬棺人》中，我们还能看到在冯雪峰身上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实干家的结合，在聂绀弩身上看到的自由独立的人格追求，能看到黄源在政治势压下的不屈不挠。《抬棺人》对每一位传主的描写都有不同的侧重，这些不同之处既体现了传主的个性，也搭建了一尊鲁迅精神的雕像，从不同的角度透视出了鲁迅“死后的命运”。 二 延续了吴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逻辑严谨、史料充实、事脉清晰是《抬棺人》的基本特点。在对一些关键历史问题的叙述中，比如写鲁迅与狄克（张春桥）的论战，写胡风事件等等，作者大量地引用当事人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和官方文件来推动叙述、证实论断，显示了审慎客观的写作态度，同时保证了史料容量上的丰瞻，信实地勾勒出传主精彩而又复杂的生平和性格，此类生平和性格之于他们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于鲁迅人格、精神、思想和文学之间的传承。 尽管如此，《抬棺人》读起来却并不沉闷。作者在叙述史事与品藻人物之间能够做到切换自如，游刃有余，往往通过几件小事便能准确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风貌。比如写萧军、萧红第一次去赴鲁迅的宴请： 为了赴这次宴会，萧军特地去买了一张上海市街地图，按照鲁迅信中所示梁园豫菜馆的地址，找到了二马路和三马路之间的横街广西路，测量了路程距离，查出了电车和公共汽车的路线，估算了所需的时间。他全神贯注地在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萧红嘲笑他“简直象一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了！”萧红则觉得要赴这样重要的宴会，萧军那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太不像样了，她赶快跑出去，在一家‘大拍卖’商店里买了一块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在一天不到的时间内，为萧军赶制了一件外套，作为‘礼服’。 这段文字轻松活泼，把年轻人在面对偶像时的紧张兴奋刻画得惟妙惟肖。 再如第四篇写到聂绀弩早年与汪慰如一起去南洋闯世界的情景： 他到厦门时，却被接客的茶房引入一家高级旅馆，住入高级房间，他想说明无钱支付这些房费，但茶房听不懂普通话，他又不懂闽南语，根本无法交流，于是只好住下，而且被引入餐厅，与别人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次晨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聂绀弩正愁付不出钱时，店家却不要他的钱，让他走了——他们大概以为他是某大官或某大老板的同行者。船到新加坡上岸时，聂绀弩被一个红衣洋女郎吸引住，看得迷了眼，只顾跟着她走，而与汪慰如失散了…… 这里仅凭两个小小的细节，就让聂绀弩率性而为、萧散冲淡的处世为人作派，一下子跃然在了纸上。此情此景，以及用笔如此简淡，气韵却又是这样的完足，都是可以直接接续到《世说新语》那本大书的源头那里的。 对于萧军、聂绀弩这样浓墨重彩的人物，《抬棺人》侧重于用事例来说话，无须多加评论；但是对于胡风、冯雪峰这样的文艺理论家，《抬棺人》加强了理论论述，条分缕析地评断传主的功过得失。相比之下，对黄源与巴金的描述，则显得不甚恰意，或许无论从生平还是性格来说，黄源和巴金确乎要平淡得多，以致很难成为这部传记动人心魄的主角。 顺便提一下，《抬棺人》在胡风的专章中还提到了一位艺术家曹白，他也是鲁迅的抬棺人之一。曹白因为创作木刻《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而结识鲁迅，后来在鲁迅和胡风的引导下也逐渐走上了文学道路，写有许多报告文学。1939年参加新四军以后，他改名冯二郎。依靠“冯二郎”一名为掩护，曹白得以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得以顺利过关，但是代价却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这会是多么大的一种痛苦！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瞰历史，《抬棺人》中的六位传主，无疑都已经成为新文学史上有了定评的前辈巨擘，但是作者在写作中却并没有丝毫为尊者讳的意思，有些地方甚至批评得十分直白，这种笔法，本身也是对鲁迅的彻底批判精神的一种继承。比如1948年东北局对萧军发动批判时，聂绀弩曾撰文《由萧军想起的》作为响应，书中引述这篇文章时，不客气地批评聂绀弩此举“离开了他非常尊奉的真实性原则，丢弃了他一贯坚持的独立精神，而犯了批判运动中的流行病：不去查证事实，不进行独立思考，而只是根据上级所制定的罪案，跟着大批一通。”写巴金，多处提到巴金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整个创作思想被弄迷糊了，创作路线也就偏离得更远了”。至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各色人物，比如周扬、夏衍等人，作者的叙述更是毫不遮掩，爱憎分明。也正是这种爱憎分明的写作态度，让《抬棺人》更加获得了可读的趣味。 本文刊登于《书城》杂志2011年2月刊

弘扬鲁迅文学传统的力作——读吴中杰《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弘扬鲁迅文学传统的力作——读吴中杰《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文/朱立元王文英　　继《鲁迅传》之后，吴中杰教授又推出了他鲁迅研究系列的另一部力作《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读完这部40余万字的厚重著作，我们感到一种令人震撼、甚至窒息的沉重。　　《鲁迅后传》第一个鲜明特点是立意高明。作者没有选取“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表面热闹、吸引眼球的写法，而是立足于弘扬鲁迅的文学传统，选择了六位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期待由此“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我们认为，这个立意深得鲁迅精神的精髓。该书选择了六位抬棺人———萧军、胡风、巴金、黄源、聂绀弩，再加上鲁迅丧事的幕后总策划冯雪峰———作为《后传》的传主，描述他们充满艰险的遭遇和苦难的命运，实际上这也就是描述了鲁迅文学事业接班人、继承人的遭遇和命运，因此，完全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看。　　全书大部分的篇幅，是集中描写鲁迅过世之后，这六位抬棺人所走的文学道路和他们的人生境遇。因为六位传主之所以会先后受到政治打击和迫害，大多都与坚持鲁迅开创的文学现实主义道路有关。这里的现实主义“当然是指面向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不是文艺思潮史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深恶那种假话、空话连篇的载道文学，把‘真’看得重于一切。鲁迅要求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鲁迅文学传统的真谛就集中于此，六位传主的悲剧经历始终也系于此。　　其次，该书对六位传主人生经历的描写，紧紧围绕着捍卫、弘扬还是反对、压制鲁迅文学传统这条主线。虽然每人的具体经历、事件各各不同，但作者发现，按此主线的眼光来审视，六位传主的人生经历又大同小异，大体都可分为三个阶段：1、鲁迅在世时与鲁迅的交往和受到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刻影响；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继承、发扬鲁迅文学传统的风雨历程；3、新中国前17年在极左路线下由于坚持鲁迅传统而受到无情的政治打击，“文革”中更是受到文化专制主义严酷的迫害，直到新时期才重见天日。这些鲁迅抬棺人无一例外的悲剧命运使人不由得发出这样揪心的追问：捍卫和弘扬鲁迅先生开创的文学传统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如此荆棘丛生？！　　对此，该书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作出了回答：就因为他们始终面对着一种掌握着权力的反对鲁迅精神的强大政治力量。该书将传主们归为“鲁迅派”，对立面则是打着鲁迅旗号、实际上根本违背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反鲁迅派。这两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分歧、矛盾和斗争，贯穿于“五四”以来直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是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阵营内部两条文学道路、两种思想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然而，不幸的是，它们最终都被上升为政治斗争，作为鲁迅派代表人物的六位传主先后都被政治上批判、打倒乃至陷入囹圄、蒙冤受屈。这样，本书在为六位传主树碑立传的同时，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曲折发展的历史。　　再次，该书对六位传主的不同性格、气质、风貌从多方面展开精心的描写，使他们每个人都以鲜明、生动的个性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萧军，本书选取了一系列重要事件来展现其性格的核心是天不怕地不怕、事事独立思考、敢说敢做、不愿受任何束缚的男子汉气质，作者为他立传的标题“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非常贴切地概括了这种性格。其他如胡风执着于信念、九死而无悔的韧性战斗精神；冯雪峰既有理想主义又有实干精神，政治上有大胸襟但心地善良、容易轻信的性格；等等，也都写得生动传神，读后如见其人。　　笔者认为，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对传主的悲剧经历不仅仅停留在作客观的叙述，而是夹叙夹议，叙中有议，通过议论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鲜明地体现了捍卫鲁迅文学传统的立场，爱憎分明，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痛快淋漓。比如，在概括六位传主无论有多坚强的个性，都无法逃脱共同遭遇政治悲剧的命运时，作者深刻指出：“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决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再如写冯雪峰在全国解放以后，负责鲁迅著作出版事务，他想要尽量出得全，但是周扬等人由于怕鲁迅批评他们的文字也被收入，因而竭力阻扰，对此，作者以调侃的口气评论道：“鲁迅研究在那时虽然是个热门课题，但长期以来却也是个敏感区域，一不小心，就会踩入雷区。”这样精彩的议论在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种分析评论成为整个《后传》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增添了该书的深度和厚度。原文链接：文汇读书周报http://dszb.whdszb.com/whdszb/html/2011-09/30/content_1092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