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书评

晚年郭沫若

晚年郭沫若邵燕祥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革”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革”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革”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巨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

李杜，文章之外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放在今天来读，大可不必担心像当年引起争议了。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解构的时代，一切皆可戏说，一切神圣皆可消解，今日活跃在各个秀场的偶像可能就是明天的过街老鼠。当今的人们每一天都经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冲击，躲都难躲掉，因此不会有很多人较真于李白与杜甫谁的艺术成就更高，谁的人品更美。君不见电视连续剧《杨贵妃秘史》已经把李白拍成什么样子了？一切皆可庸俗化，历史学家们气得七窍生烟，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媒体像全方位的放大镜与哈哈镜，任是谁在此照耀下，都再无神圣可言。所以郭沫若考证出李白杜甫的庸俗之处，不算令人惊诧。而且“诗仙”，“诗圣”的美誉，也不见得与百姓有多大干系；历史上的“扬杜抑李”与郭沫若的“扬李抑杜”的说法跟百姓也没多少关联，喜爱者研究者尽可各取所需，各为其主，各发心声，只要言之成理，何乐而不为？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两座高峰，后人哪怕只是瞎子摸像，摸到局部就够研究一生了。非要论高低，倒没必要，李杜二人应该也没想过争高下的，倒给后人留下这么多公案。当然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决不像当今媒体上捕风捉影的戏说，或是邀众取宠地独树一帜，而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与历史著作，作者展示他历史考证的功底与文本细读的严谨，才情与智慧并重，文采飘逸，充满典雅的中国气象。即便是读教科书长大，已经因袭成见的人，读过此书，也会有耳目一新，悠然心会之处。我孤陋寡闻，在读此书之前，根本不知有迎合伟人而作书一说，尽管觉得行文有轻率与牵强武断天真之处，但逻辑上，多是经得起推敲的。在那个时代，话一出口，就可能是一种立场，何况白纸黑字？如果一切都要用阶级二分法的话，文学写作与研究只会陷于狭隘与偏颇。郭沫若把李白与杜甫给还原成了普通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极其庸俗虚假的一面，李白趋炎附势而不得，却讥讽别人的趋炎附势，时刻不忘抬高自己的门弟。而写了“三吏”，“三别”的杜甫，却是“每饭不忘君”，享受着他的地主生活，却要处处哭穷，“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其实，这一切使诗人们显得更为血肉丰满，而非教科书中扁平形象的伟大诗人。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这些并无损他们的诗歌成就。此书算是郭沫若的封笔之作，作者在八十高龄而著此书，已遍尝人生况味，洞明了世事的表象，也必然隐含了对自我人生的一种审视。书中多写李杜二人的宦海浮沉，他们政治上的失意，对“每饭不忘君”的杜甫，多有微词与批判，又何尝不是作者对自己的一种反思与批评？“学成文艺武，货与帝王家”，不只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局限，即使对当代的许多文人，也是难逃的宿命。因此此书不仅对研究李白、杜甫二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郭沫若，研究中国文人，都是生动的文本。

非常欢乐的一本书

豆瓣上没登记更早的版本。事实上我是多年前看的，几毛钱一册的老版。倒真没想到21世纪还能再版。书中笑点之多出乎意料，简直是“谁在黑暗压抑的气氛中忽然搞出个恶作剧”。类似杜甫是吃多了撑死的这类独门考证，充分显示了郭老无比的学术功力和无厘头的作品风格。我不知道郭老是不是乐着写的？或者真如传言中，郭晚年在病榻上对身边人叹息：“人夸赞我为中国的歌德，其实是在骂我，而我还要笑着回答说不敢当。”我宁愿相信其实是前者，他边写边忍不住的偷着笑起来——逗你玩！

檀作文：郭沫若写李白实在精彩

读《李白与杜甫》 檀作文不记得是第几次读《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了。从前印象很不好。为的郭沫若挖空心思地贬低和糟践杜甫，看了叫人生气。我又向来鄙薄郭沫若的为人。因此，总是带着抵触的心理来读。这一回算是耐着性子，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对于《关于杜甫》部分，还是极反感。窃以为这本书的后半部，完全不必写。除了标榜阶级立场之外，看不出郭沫若在杜诗研究方面下过任何功夫。郭沫若写杜甫，通篇都是一种“找茬”的调调；读之令人生厌。我们若想从郭沫若对杜甫的具体论断里有所受益，注定是缘木求鱼。但若换一个思路，将郭沫若对杜甫的论述，当作特定时代文学批判的一个典型案例来解读，则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于学术史的了解大有裨益。研究20世纪学术史者，不可不读该书，尤不可不细读该书《关于杜甫》部分。郭沫若挖空心思诋毁杜甫，亦时时见出其天性之黠慧，若能抛价值判断于一旁，读者自可从中找乐。但说句良心话，该书的《关于李白》部分，确实写得好。古往今来的李白研究，并无几人能出其右。我每次读，都要为之拍案叫绝。郭沫若的文史功底和才气真是罕见。郭沫若尤其擅长直觉式判断，往往不待繁琐考证，一眼即能看出问题。郭沫若论王羲之《兰亭集序》有可能是伪作，说帖中“癸丑”二字写得过扁，分明是后来添上去的。我最佩服他这种直觉式断论的本事。非兼得天才与学力之长，不能作此直觉式判断。郭沫若论李白，亦颇多此种判断。譬如他说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奔流咸秦”的“咸秦”二字是“碎叶”之讹；又据魏颢《李翰林集序》“生子曰颇黎”，论断世传李白子名“伯禽”，实乃“伯离”之误。这些判断，皆前贤所未能道。虽然不免有臆测的嫌疑，但足以备一家之说。郭沫若论李白，处处见出大家风范。诸多判断，看似出于直觉，却又与史实若合符节。《关于李白》部分，“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这一章，写得最为精彩。永王事件，错综复杂。读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往往如堕五里云中，难得真相。郭沫若却将玄宗“制置”、肃宗称帝、永王东巡三者之间的时间差算得极准；将玄宗、肃宗、永王父子兄弟三人各自算盘，剖析得细致入微。此一部分剖析事件原委，可谓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所下判断，真如老吏断狱，精悍绝伦。故足以发千古之覆。我每读此章，必大呼痛快。郭沫若作为大史学家的政治洞察力，不是一般的文史研究者所能具备的。这大概与其一生从政、谙熟政治斗争有关。“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这一部分，亦精彩。郭沫若分析李白下狱及流放夜郎前后心理变化，极为妥贴。较之一般的人物传记，郭沫若在还原诗词作品的情境方面，亦见出他作为大文学家的敏感。他在行文中，随意插叙《早发白帝城》《上三峡》两首诗，说明李白遇赦前后心境的不同，令人叹为观止。学术研究，往往因袭者多而发明者少。郭沫若论李白，于史料左右逢源，而其论断又是这等醒透痛快。是以可贵。说到文章的写法，郭沫若《关于李白》也具有典范价值。同样是写李白，他绝不像李长之那样缺乏深度，但也绝不是陈寅恪那样纯粹论文写法。郭沫若用纯粹的白话来写作，语言生动，表达到位，不愧为现代文的大手笔。郭沫若博闻强记，随手援引的资料，也很有趣。原来陆游对李白和杜甫的功名思想，都很有些看不惯呢。陆游批评李白，说：“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坷也。陆游又写过一首《秋兴》诗批评杜甫：“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可满足猎奇心理，此亦一乐。（檀作文，著有《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 ）

一部智慧闪烁、文采飘逸之作

记得1970年代末，在拨乱反正的思潮中，不少研究者都对这本出版于“文革”中的文史著作提出过批判意见，认为该书“扬李抑杜”的立场有谀时之嫌(毛泽东是喜欢“三李”的)，失于偏颇。但在读过该书以后，我却注意到郭沫若“扬李抑杜”的态度并没有滑到“神化李白”的简单化泥淖之中，这样就使得他有别于那些任意曲解、涂抹历史的学者。另一方面，郭沫若在该书中对李白的许多精彩分析以及在那分析中表现出的非凡才气也使该书与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党八股批评”（以姚文元为代表，以政治风向为标准，以溢美或蛮不讲理的胡批为特征的批评）明显区别了开来。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由于《李白与杜甫》在“文革”中的独树一帜，我甚至觉得它是一部在百花凋零的年代里填补了一项空白的作品。因为有了这部书，“文革”期间的文学研究才没有沦落为“党八股批评”的一统天下。因为有了这部书，中国的文化评论才没有在“文革”中窒息。文化评论指的是打通了文学研究、史学、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以至流行文化各种门户的综合评论。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李白与杜甫》，就不难发现郭沫若将历史的考证、诗人的心态分析和生活方式研究、诗人的政治活动、宗教观念与对于唐代社会风气(这个词有别于一般教科书上所指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通常指的是时代的一般政治、经济、思想状况，而“社会风气”则更多的与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有关)的描述结合了起来。这样一来，诗人就带着鲜明的个性特征站立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李白与杜甫(尤其是李白)就与许多教科书中的李白与杜甫区分了开来。例如关于李白的心态分析。书中通过对李白诗作的细致分析勾画出一个性格丰富的李白，一个与“谪仙”的浪漫颇不一样的、具有凡人气息的普通人形象:他有“极其庸俗的一面”，“抬高自己的门第”，[1](P220)“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1] (P248) 所以，才受到过王安石、陆游的讥讽，如此说来，他那些脍炙人口、狂放不羁的诗句(诸如“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之类)也许只是失意的牢骚。另一方面，他“又庸俗而又洒脱”，具有“双重的性格”：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1] (P224) 他“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1] (P221)而且，他“对于所接触到的事物都相当认真。他读书认真……作文认真……交朋友认真……学道认真”，“对于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1] (P227-228)这样的性格分析和心态分析显示了郭沫若分析文学现象的实事求是态度和知人论事功底。而这样的分析与描述在那个年代的“不合时俗”是否还隐含了别的深意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要以别具慧眼的分析使自己的研究与那个时代的“极左化思维”区别了开来，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意味。由李白的性格，作家进而探讨了“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这个话题。这样，他就触及了“文学与宗教”和“文学与酒”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禁区（那个时代的“热门话题”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家应该深入生活”之类）。郭沫若告诉我们，李白迷信道教。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有关:“唐代风气，凡是不愁吃穿的闲男闲女，大抵都在求仙访道，遁世出家。”[1] (P242)“唐朝的统治者姓李，他们把老子李耳(所谓“李老君”奉为鼻祖，在极力推崇道教。……生在这样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无论是想做官或想出世，都不能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1] (P413) 加上李白的认真个性:“好神仙，也很认真。……他深信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者返老还童。”[1] (P305) 然而，嗜酒却终于使他从迷信中觉醒。书中写道:“嗜酒自然是坏事，但对李白来说，有有害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酒是使他从迷信中觉醒的触媒。”[1] (P310)在“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这样的诗句中，郭沫若发现了有趣的人生:“酒与诗的联合战线，打败了神仙丹液和功名富贵”。[1] (P311) 这样的研究与分析，不是早已经超越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还原为“生活方式”的研究了么？而且，在讲究“艰苦奋斗”的岁月里，郭沫若竟然能谈及“嗜酒的有利一面”，应该说也是颇能令人目光为之一亮的。书中有一段神采飞扬的文字，写李白遇赦以后的心情:“他要放声高叫，使楚地的七泽腾起云雾;他要纵情歌唱，使湖南的绿水翻涌波澜。正是春日的芳华畅茂的时候，连船载着美酒，就花费多少的金钱也不用吝惜吧!”[1] (P294)也在显示了郭沫若的文学才华的同时，流露出了欣赏李白的生活方式的“士大夫情调”。而当郭沫若在书中以两章篇幅论及李白在政治上的大失败时，他是否也以“春秋笔法”写出了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某些痛苦与尴尬的体验?如“李白要想被当时的朝廷所重用，认真说是等于梦想。”[1] (P254)“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眷念着朝廷。”[1] (P257) “李白和杜甫一样，在封建制度鼎盛时代，都紧紧为封建意识所束缚。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以施展经纶，但都没有可能如意。”[1] (P259)“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劫难，他对于李?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1] (P279) 没有迹象表明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当时的郭沫若敢于对毛泽东和“文革”表示起码的怀疑，但他的儿子郭世英因为“反革命罪”被迫害至死的痛苦经历不会不在他的心中激起自责的波澜。中国的学者做学问，很少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或为了政治(无论是做政治家的工具还是做异端思想的鼓吹者)，或为了曲折抒发心中的感慨。对《李白与杜甫》，也不妨作如是观。即使这样的思考可能查无实据，至多不过是“大胆设想”，难以“小心求证”，单就这本书的文本而论，它也无愧于优秀的“文化评论”之作。它熔文学评论与史学考据、时代风气描述与心态及生活方式研究、政治思考与宗教批判于一炉，充满了才情与智慧，而且文采焕然，是明显有别于长期流行于中国现代文坛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刻板文风的，更为“文革”中登峰造极的“庸俗政治批评”所望尘莫及。甚至到了今天，当“文化评论”已经十分流行之时，当我们注意到一些视野开阔、思想和词语却只是拾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评论的牙慧，读来晦涩不堪时，就更觉得《李白与杜甫》这样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散发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智慧闪烁、文采飘逸的著作的可贵。作者：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

郭沫若笔下的杜甫

《李白与杜甫》一书近期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再版，该书附录收有不少对该书的评价，其中不乏郭自己对本书的诠释以及对书中历史人物的臧否。第一印象来看，这本书的后半部充满对杜甫的否定，扬李抑杜显而易见。然而在连篇的贬低背后，作者的用意是什么，这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复胡曾伟信，《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郭沫若复胡曾伟的信中的“千家注杜，太求甚解”很委婉，其实是想指出过度回护杜甫的不必要性。事实上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写杜甫门阀观念、追求功名时就体现得非常分明。从郭对他人就杜甫作《滕王亭子二首》和杜拒任河西尉的看法就可以略窥一二。这两个例子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对盲目歌颂杜甫是非常反感的。这应该就是作者在书中贬低杜甫最主要的原因，要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在杜甫已成为“圣人”的时代里，不需要歌颂，维护其绝对圣人地位。而是应该指出他的不足，还原一个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杜甫，而不是众多学者笔下众星捧月的杜甫。但事实上郭沫若有点按耐不住自己情绪。郭沫若在著作中大量渲染杜甫的地主阶级生活与观念，无疑是受到时代的影响，提出一些牵强的结论：如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说茅屋如何的冬暖夏凉，人民的孩童被辱骂为盗贼，自已的子女竟是娇儿……等等论点来说明杜甫是不愿同人民接近的，杜甫是一个剥削人民的地主，确实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但这只是片面，更多的是一些客观结论。在郭沫若看来杜甫也是一个普通诗人，他未能摆脱追求功名的庸俗气息，杜甫在《封西岳赋》中对杨国忠赞誉有加，称他“维岳受陛下元弼，克生司空”，这是分明的，无论在任何学者眼里，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恭维。且书中还提到杜甫还把杨国忠比作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这在郭沫若眼里，是不值得提倡的。然而郭沫若本可以断然收笔，无声结束这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诘问与批判。但他接着继续提出一些观点，并不准备全篇否定杜甫，他借用白居易的《见尹公亮新诗偶赠》一诗说这是当时文人的通病，也是时代的缩影，不能完全归罪杜甫，这也体现出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没有沦丧自己的治学道德，没有趋炎附势、故意去贬低历史人物以哗众取宠，而是一种客观全面的心态去对待历史。事实这本书在更多时是对杜甫一些行为作出一些分析和反思。如在杜甫的阶级意识一章结尾，他道：“如果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杜甫不仅不能成为‘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和名都要销声匿迹，或者遭受一千多年的‘乱臣贼子’的骂名了。超越自己的阶级，谈何容易”，这些分析在对杜甫的描绘中时时出现可以说是关于杜甫这一部分的灵魂构架。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　　——茅盾致周振甫信（1972年）茅盾所说可以说是非常公正的了，论杜语“苛”，但也只是“稍苛”，这可以说是瑕不掩瑜，“论杜稍苛”并不能使《李白与杜甫》暗淡失色。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版最后说说郭沫若，作者在全书中的非凡考据功力无疑完全体现出来了，而著作思想还是要结合作者来谈。郭沫若是一个绝对复杂的人。郭沫若对历史有贡献，但他也被人诟病，新中国成立后，他再也写不出像《天狗》和《凤凰涅槃》一样的诗。他被视为一个歌颂时代和领袖的政治诗人。但实际上并非这样，从《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过深入的反思。在他身上处处都是杜甫，一个他一直以来都不甚喜欢的、追求名位的杜甫，一个饱食风霜、深知平民疾苦的杜甫……所以《李白与杜甫》更像郭沫若的忏悔录。

郭沫若眼中：李白非仙 杜甫非圣

中国每一朝代几乎都有一种代表性的文体，汉赋、魏晋小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唐朝诗歌最胜，李杜又是唐朝诗人中无法超越的双峰，为人赞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捧为诗圣，史上研究分析李白杜甫诗文的文章专著是数不胜数。 手中这本《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1971年就写成的作品，除了一些短诗词，此书可称为是他的封笔之作，而且此书是在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民英、郭世英相继自杀后著成的。人在痛苦时会作情感转移，或寄请于工作，或寄情山水，或寄情与文字，或寄情烟花柳巷，或寄情故纸堆，或寄情政治……对于文人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寄请于文字古籍学术，当年鲁迅就曾抄古碑排解苦闷彷徨，沈从文解放后研究古代服饰放弃文学创作远离政治。 郭沫若早期的《女神》诗集曾是我案头的常备书，《凤凰涅槃》、《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现代诗曾经是我诵读的功课，每每读起来就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 一个多么狂妄、张扬、反叛、自由、随性的诗人。 到后来也逐渐磨灭（隐蔽）了个性，变得唯唯诺诺，政治挂帅，“御用文人”称呼伴随其终老，为人所诟病。据说连他儿子郭世英都曾把其父郭沫若比喻为“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不过在那个时代又有谁敢不为御用？不是御用文人就是御用军人、御用政客、御用艺人，再说不为御用就为民用，不过是生存方式，我们完全没必要因人废文，否定他的一切价值。 这本《李白与杜甫》却有别于郭沫若的那些听命文学、口号文学、政治论文，仿佛回复了他早期的部分张扬与反叛的个性，隐含着痛苦的倾诉与反思。 有一种痛苦叫丧子之痛, 有一种解脱叫寄情古籍。我想这本书也许就是郭沫若寄情于李白杜甫的诗歌和古文献来转移丧子之痛的产物。这本书既是诗论又是史论还是诗人传记，再夹杂一些个人感情寓意在里面，所以此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广受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李白身世之谜。 以诗证史并非作者的创意，而是陈寅恪研究历史的方法，《柳如是别传》可作为此种代表著。郭沫若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曾发函邀陈寅恪担任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但陈寅恪辞谢未就。陈寅恪是研究唐诗的大家，其虽爱好李白李商隐的诗，但认为他们的诗作不是上品，他喜欢平民化的诗作，佩服陶渊明杜甫，最推崇白居易。郭沫若在本书开篇即对陈寅恪35年前发表的《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中的观点提出反驳。 一是对陈寅恪认为李白自述或口授的出生资料完全是出于“依托”也就是撒谎提出反对意见。指出陈把中亚碎叶误认为焉耆碎叶，显然是前提含混结论武断。 二是指出陈寅恪认为李家祖先是“因罪窜谪”是惊人的“疏忽和武断”，因“古时凡由汉民族居地移往外域，便说为窜谪或降居”。 三对认为陈寅恪断定李白为“西域胡人”的结论“极其奇异”，一一列举李白诗作进行反驳，揭示李白的身世之谜，证明李白乃汉人后裔，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陈寅恪已是公认的史学大家（已于1969年被红卫兵惊吓而死，比郭民英郭世英晚了一些），陈寅恪的观点已经为世人认同，郭沫若提出质疑自然会有争议。由此可见郭沫若作为一个史学家治学态度的严谨与史学功底之深厚。 再说郭沫若的“扬李抑杜”。 郭沫若对李白虽有所“扬”但也并非毫无原则的赞颂，他指出李白自称为凉武昭王的九世孙之说不实，指出李白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特殊家境“赋予李白以双重性格”，后面又说道李白虽号称“谪仙人”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很强的，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绝非随意贬褒。 前人对有道家思想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只赞其诗而甚少赞颂其人，但是郭沫若此书却一反常规“扬李抑杜”，有人指其是在迎合毛泽东的旨意，拍领袖马屁。其实在我想来未必。这可能是作者对残酷的现实怀有不满，所以借着对所谓现实主义的刻意贬抑发泄心中愤懑，借由对超身事外的道家仙风浪漫主义的李白的赞扬来舒缓自己的心绪。郭沫若在谈到李白之子伯禽的两个女儿嫁给普通农民，范传正劝她们“改适于士族”，被她们拒绝了，郭沫若说“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不愧是李白的孙女！”是否他此时心中宁愿自己的儿子也是生于普通人家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了？ 同样，他对杜甫的那些推断一样是有些“惊世骇俗”，所以郭沫若说杜甫名利心重欲望强烈（比李白有过之无不及），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带有阶级性的，是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立场同情，也是站在同样立场上的憎恶，说农民起义军是盗贼，他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南村顽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之句，连穷人的孩子也被称为“盗贼”，可见其内心并不认同底层人民；而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只是“士大夫们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连自己家的茅屋都破破烂烂，又是漏风又是漏雨，还怎么广厦千万间？传统思想一直比较推崇杜甫是因其关注现实关注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作，如三吏、三别，他是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代表, 郭沫若发表这样的见解自然会招来反对意见。至于杜甫是不是在做秀或者只是口头上同情而实际上是鄙视下层人民就见仁见智了。 就比如领导节假日或到灾区去慰问下岗职工困难户、受灾群众一样，大部分是做秀罢了，劳民伤财，没什么实际效用。真正的关心关怀是要落实到实际政策上的,建立相关体制政策、减税、农村医疗、上学问题等等，而不是在嘴上在心里，要有具体行动才是真的。所以作者称杜甫的关注百姓疾苦是有其言无其心无其行，实在犯忌了，遭到反驳批评批判都是不奇怪的。 我觉得郭沫若的这本书能够不受前人观点影响，特别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思想严重受制，不敢想不敢说话的年代，能够利用现有史料，挖掘出人所未知人所未闻的新观点新解读是很不简单需要勇气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剥去李白诗仙杜甫诗圣的外衣，李杜原来只是凡人一个，在那个造神的年代敢于去神圣化，引起非议争议甚至攻击是正常的。即使在今天，无论作为解读李杜的诗、李杜的人还是唐朝的历史，这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 1978年的6月12日,郭沫若离开人世, 他的一生背负了无数名号: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革命家、政治家，无论生前死后他曾遭受多少非议争议，都不应该抹杀他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贡献。

知识分子：书写时代与被时代书写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酝酿于1967-1968年，写成于1969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诚如邢小群女士在《才子郭沫若》中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学者都失去了发表学术著作的权利，郭沫若和章士钊能出版个人论著实属极少的例外，而这样的著作本身必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可以说，从这本书问世以来，就存在颇多争议，七十年代末以来，这种争议由于社会的开放而从腹诽逐渐变成了学术争鸣，而这种争鸣又必然和郭沫若这样一个中国曾经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评价有关。笔者这代人，与这本书诞生的年代无缘，无法对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有太深的“了解之同情”，但这同时也为今天人们能再次谈起那一代人提供了机会。《李白与杜甫》作为使郭沫若先生“留下数不清的叹息”的一部著作，究竟要讲些什么，它的历史价值在今天是不是依然可观，会给今天留下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或许，我们最终并不能真正讨论清楚这本书和他的作者，但绝不会低估这本书再版的价值。笔者读这本写于四十年的书，总是会不免想起《万历十五年》，想起几千年中国社会的文官政治。很多人在读那本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时，都禁不住为那个颠簸不破的官僚体系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所骇然。每每看到关于郭沫若先生的资料，都使人感觉那种文官政治体系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势整合和摧残，从来没有消失过。郭先生这本著作写的是中古的两个知识分子，从他历史学的专业背景来说，貌似是史笔在握，书写时代；然后笔下流露出来的，却字字表现出被他自身所处的时代所书写的迹象，如果说到叹息，当时空仿佛倒错，这一点或许才是最值得后人啜啜的千年一叹吧。全书从第一节开始就对陈寅恪先生学术观点进行了批评，这显然是背负着某种学术写作之外的使命。因为如果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是不应该在布局谋篇之初就抛出这样结论性的东西来。另一方面来说，即便是今天学界的槛外之人，也皆知陈寅恪先生当年在唐代文化领域的精研和学术地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陈先生离世，不能再发表任何学术文章出来回应，有学者认为这是郭沫若先生趁机在陈先生的专业领域对其作出否定，以回应陈先生当年不愿北上进入新时期学术体制的事情，这种说法无法考证。书中对李白身世、民族的考证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而且从各方面讨论李白身世究竟是汉是胡，其先祖是流放还是自由流动到中亚碎叶，都带有显著的先立论后取证的痕迹。据说李白的身世曾经一时间成为关乎国运的大事体，某些方面对这本书的价值评价也集中于郭沫若先生及时论证了太白乃中原人士，似乎为民族挽回了一笔精神财富。郭先生对李白有倾向，从客观来说有其必然性，因为太白的诗风恰恰是作为诗人身份的郭先生所期许的，飘逸洒脱，大气磅礴，涤荡着蜀中才子向有的风流气度，与郭先生的蜀中地域情结也相吻合。纵观全书，特别是李白部分，郭先生大量采用了太白的诗词作为直接考据，而诗词本是个人的意兴偶发，虽然诗仙留下了大量与生平有关的诗作，但不可能篇篇都有史诗般的史料价值。从这出发，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加入了大量的主观推定，在无旁证的情况下，注定要受到学界的质疑。而且笔者并不相信，作为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会不知道这一点，明知而为，这一切都像郭沫若本人后半生的身世一样，充满了不可解之处。众人皆曰，《李白与杜甫》这本书，扬李贬杜，很多争议即出于此，但是通读全书关于李白和杜甫两个部分，给人感觉郭对李白的评价没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高。相反，郭沫若先生在书中对李白的批评也很多，而且对李白的性格，这个人一生在虚荣和淡泊之间徘徊的复杂之处，看的也很清楚；对“诗仙”沉迷于炼丹、修道、过度酗酒等问题，并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很尖锐的提出来。用今天的话来说，李白在他的时代就是个问题人物，一面留下了大量经典的出世诗词，一边又总是意外乐观地入世，接受召见，充当供奉，出入中枢，还糊里糊涂地卷入皇位党争。这个历史人物比别人看起来更矛盾，由是矛盾，则使人感觉或许更加真实一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郭先生这本著作的态度是对的，不过要先抛掉那个时代人们对封建历史人物本能上的批判这个因素。读者感觉对李白的批评比杜甫要少，有“扬李贬杜”的味道，或许是因为没有用当年流行的阶级观点的视角去写李白，而在写杜甫的章节则每每出现为用阶级观点进行批判以至于牵强附会、流于荒唐的现象，于是形成一种对照。在今天看来，郭先生对杜甫的态度确实是奇怪的。这集中反映在对杜甫《三吏》、《三别》的批评上。也就是说恰恰在最能反映杜甫对劳苦大众态度的纪实作品中，得出他是为地主阶级代言这样的结论。这不仅溢出很多年来通行的语文教科书对杜甫的历史评价，同时，也没有表现出理性审视杜甫这个历史人物的足够诚意，无怪于有太多人对这本书持有不同看法。进一步说，或许郭沫若先生这本著作里对李白和杜甫根本就没有偏倚，而是一律对这两个人都采取严肃批判的态度，区别只是角度问题。因为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封建社会鼎盛朝代的人，而且在文学特别是诗歌艺术的殿堂里都留下了大量不朽的经典，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对封建人物的警惕和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批判他们，即是对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形态的批判。在政治挂帅的时代里，这几乎成为已经背负沉重精神负担的中国知识人的一种本能的意识。这本著作出版之后，直到去世，郭沫若先生再未出版新的学术著作，这显然很有些评论所说的“赶写”没有关系。本来李白与杜甫这两个历史人物就有颇多值得挖掘和反思的东西，历久而弥新，两个人的诗歌作品曾经长期在我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语文教科书中拥有显著的位置，亟待从这些教科书的阅读中走出的几代人对他们进行重新审视。另一方面，又是郭沫若这样的知识人，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来做这样一部《李白与杜甫》，无论如何都使这部作品有对时代“存照”的意义。2010..6.17《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0年0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