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云独去闲》书评

江南有多“闲”？

江南有多“闲”？——评《孤云独去闲》《孤云独去闲》，肖伊绯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吴骧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孤云独去闲》，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民国人物评传集。副标题“民国闲人那些事”，已说得很明白，是专写那类比较“闲”的名人。但究竟什么样的标准，才是“闲”，才是真“闲”呢？本书选取的20位民国“闲人”，据说其选用其人其事的标准乃是捕捉民国历史中独具个性之人物与事件。粗略一看，这些人物祖籍在“江南”区域中的竟达13位之多，“闲人”的半壁江山皆在江南。那么，江南究竟有多“闲”？闲人榜上，江苏常州人有三位，董康、蒋维乔、赵尊岳。苏州人两位，吴梅与王季烈，无锡人有丁福保与南京人有夏仁虎。单单是江苏人就占据了七把交椅，著者的写法也颇具匠心，把江南文化的那个“闲”字落到了白纸黑字之间。不妨列举一二。董康(1867—1947)，曾是近代中国不多见的法学专家、资深法学海归，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这样一位专家，到后来却辞官休养，专注于搜求各类稀见古籍。到后来，董氏藏书与刻书的一番闲情逸致，“武进董氏”不但成为民国刻本的金字招牌，也成就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书林佳话。如今，董康当年仿照明代版本技法所刻印的书籍价格颇受追捧，已经超过了普通明代古籍的价格。闲也要闲得有专业范儿，董康就是一例。再来看蒋维乔，是实实在在的中国近代养生学先行者，其静坐法养生之道当年红透大江南北。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1895年先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舍研究“西学”，后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着手编辑小学教材，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在教育界影响巨大。辛亥革命后，蔡元培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蒋维乔应邀任教育部秘书长，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但以上这些事务工作，并不妨碍他对身心健康方面的特别关注。因蒋氏少年时衰弱多病，自创呼吸静坐养生法，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与欧美诸国。又将静坐法与佛学研究相结合，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大乘广五蕴论注》等。其实，蒋维乔的养生学原理是简单易行的；但能静下心来坐一坐，如今却是难得的奢侈。现代人的忙碌，又有几人能做到真的这样的平心静气、闲坐无事。无论如何，与董康辞官刻书相类似，这又是闲也闲得有专业范儿的一例。书中写到的吴梅（1884—1939），则更有意思。在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之后的昆曲虚热中，又由于和喧嚣一时的“非遗”总能扯上关系，吴梅作为一位被遗忘已久的曲学大师被推上文化前台。吴梅传记、著述及全集均已陆续出版，大师身影渐次浮出水面。但书中的少年吴梅，暂时还不是“大师”，而是有情人、伤心客。秦淮河畔故事多，新的故事却不多。吴梅的这一段原本闲得没影儿的旧事，还是被后来人从那些闲词逸句拈提了出来，成为秦淮故事中的一段新掌故。著者结合珍罕的奢摩他室《暖香楼》初刻本与吴梅定谱《湘真阁》曲本，联系其日记、书信及佚作，搜寻蛛丝马迹种种，勾勒出少年吴梅的一段隐秘情事。《吴梅全集》中遗漏的诸多细节，在这里一一披露，著者极尽钩沉索隐之能事，将这样一篇看似“戏说”文字做出了考据学意义上的学术份量。无怪乎，作为吴梅再传弟子的康保成教授也对此书欣然评介说：在战乱的年代，能有那么一些“闲人”，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一不留神，就成了难以超越的大家。其中吴梅是我的师爷，是一代曲学宗师。真羡慕他们!也希望生活在浮躁年代的我们，读一读这些“闲人”做的“闲事”。是啊，世上难得有闲人。或许我们此生都注定做不了“闲人“，但总可以读一读这些“闲人”做的“闲事”吧。江南有多闲，恐怕不是单纯的文化想像可以去量度。看看江南人物的生涯种种，对什么是“闲”，什么是“江南”，会更多一份真真切切的感受与领悟吧。

两个晚上知道的事情

在很多时候,用两个晚上知道的事情,可能比一生知道的事情还多.虽然更多是曲人,更多带有"闲"的味道,但还是看得惊心不已.像叶德辉,像董康,像顾佛影,谁人不令人唏嘘不已?但我无法回去,无法回到那个乱世,只能在今天的某个约略寒冷的春夜里,默默地读他们.和他们的欢喜悲愁.很偶然和肖伊绯通过邮件,是一个达观聪慧的人,惜字如金.就像这书里,就像这书的许多人,充满一种惆怅的味道.

闲是一种状态，独去闲是一种态度。

闲是一种状态，独去闲是一种态度。。。。。。。。。。。。。。。。。。。。。。。。。。。。。。。。。。。。。。。。。。。。。。。。。。。。。。。。。。。。。。。。。。。。。。。。。。。。。。。。。。。。。。。。。。。。。。。。。。。。。。。。。。。。。。。。。。。。。。。。。。。。。。。。。。。。。。。。。。。。。。。。。。。。。。。。。。。。。。。。。。。。。。。。。。。。。。。。。。。。。。。。。。。。。。。。。

学术有什么用？

学术有什么用？——评肖伊绯著《孤云独去闲》吴骧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孤云独去闲》，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民国人物评传集。其实，封面上“莫谈国事”的招贴，已经别有用心，足以让人觉得这本书与众不同。那么说它很意思，究竟有什么意思，其实一言以蔽之：学术有什么用？这只是个追问，可以思索，却无法回答。全书集中评述了20位民国人物的生平事迹，其中大部份是终生以学术为业的专家学者。虽然曾经或才情盖世，或意气风发，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即人生结局都不圆满。不妨列举一二。董康(1867—1947)，曾是近代中国不多见的法学专家、资深法学海归，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这样一位专家，从给清政府修律到为北洋政府效力，从没干几年帝国灭亡到任财政司长时被暴徒群殴，始终有点莫明奇妙。到后来辞官休养，自己摆弄藏书与刻书的一番闲情逸致，却又因刻书纸墨版本均相当考究故定价不菲，而招致一些读者与学者的“奸商”微辞。当然，还有郑振铎认为其学术不精，忿忿不平的要待将来“发覆”一番。1926年11月，董康加入了沈钧儒、蔡元培与苏浙皖知名人士组织的“三省联合会”，主张实行苏、浙、皖三省自治，被孙传芳通缉，从此海归又归海，开始其十年流亡日本生涯。1937年他奔赴日占伪华北政府任职，又成了“汉奸”。1927年被枪毙的叶德辉（1864—1927），是学术界多少年来一直有点争论无休的冤假错案。但叶氏本人的特立独行，无疑仍是招灾致祸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八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逃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不那么妥当的审判，最终还是让这个“读书种子”非正常死亡，以指摘世道、学术谬误为快意人生的叶德辉就这样极其荒谬的死去。无疑，叶氏以正统“经学”自居进而横扫各路思想的作法则过于书生意气，最终没能把他切齿痛恨的牛鬼蛇神们扫除，却让自己一次次的斯文扫地，成为一个当时代不可理喻的“谬人”，终致杀身成仁。除却这两个比较典型、特别极端的例子之外，书中还有一类搞学术不得善终的人。如蒋维乔（1873—1958），曾任教育部秘书长，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因少年时衰弱多病，自创呼吸静坐养生法，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与欧美诸国。但其医学原理却为鲁迅痛斥，其结合佛教坐禅的方式又为印光所不屑，总而言之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1958年，因听闻反右运动风潮，当得知自己突然成了“右派”，又不得不自杀了。王季烈（1873—1952），曾是最早将X光理论译介到中国，并确定“物理学”学科理论的早期物理学家。因曾任前清小吏，辛亥革命后东躲西藏，终于在1927年由北京迁居大连文化台，1931—1933年间担任伪满“宫内府顾问”。后辞官返回苏州，精研经史诗文及昆曲，与刘凤叔等人校订曲谱，当然也有人批评其学术不精，曲学成果基本属于照搬前人。近年更有刘凤叔后人屡屡撰文，称其剽窃其父辈曲学成果云云。 这些姑且不论，这个原藉苏州的物理学家，几乎一生都在“北漂”，可终究没能漂出个什么前途。好不容易捱到1949年，再次应邀北上任文史馆职时，突然瘫痪，不久即病逝。除了这些一生颠沛流离、始终不得志的学者之外，其他的学术人物，如弃官归隐的夏仁虎、少年情伤的吴梅、真金白银附庸风雅的赵尊岳、始终追不到贵小姐的顾佛影、一生谨小慎微的罗福颐，无一不是活得相当低调、憋屈的。书中列述的最后两位人物，曹葆华与李健吾，似乎稍微主旋律了一点，毕竟这是两位1949年之后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主流”人物了。但书中所阐示出来的生平线索，也是让人为之一震的。没有专门翻译马恩列斯著作之前的曹葆华、没有只做外国文学译介之前的李健吾，无论生活境遇还是思想状况也是相当纠结不堪的，挣扎与彷徨仍然是他们的症候。好在他们后来找到了“组织”，有了固定工作单位，也就主流了，各方面都和谐了。至于他们的本心原意，则只有他们自己才心知肚明了，是书作者笔触委婉，有点言不尽、心已远的味道。不管怎样，《孤云独去闲》的重点倒并不在一个“闲”字，“门”里的“木”头写不成一个“闲”字。在全书看似木讷平实的史料分析背后，实则隐藏着某种欲言又止的悲怆。全书的主旨，如果作者觉得说出来还有什么不妥或顾忌，作为读者，作为局外人，我却禁不住来喊个话。一句话，学术有什么用？

学术有什么用？

学术有什么用？——评肖伊绯著《孤云独去闲》吴骧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孤云独去闲》，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民国人物评传集。其实，封面上“莫谈国事”的招贴，已经别有用心，足以让人觉得这本书与众不同。那么说它很意思，究竟有什么意思，其实一言以蔽之：学术有什么用？这只是个追问，可以思索，却无法回答。全书集中评述了20位民国人物的生平事迹，其中大部份是终生以学术为业的专家学者。虽然曾经或才情盖世，或意气风发，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即人生结局都不圆满。不妨列举一二。董康(1867—1947)，曾是近代中国不多见的法学专家、资深法学海归，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这样一位专家，从给清政府修律到为北洋政府效力，从没干几年帝国灭亡到任财政司长时被暴徒群殴，始终有点莫明奇妙。到后来辞官休养，自己摆弄藏书与刻书的一番闲情逸致，却又因刻书纸墨版本均相当考究故定价不菲，而招致一些读者与学者的“奸商”微辞。当然，还有郑振铎认为其学术不精，忿忿不平的要待将来“发覆”一番。1926年11月，董康加入了沈钧儒、蔡元培与苏浙皖知名人士组织的“三省联合会”，主张实行苏、浙、皖三省自治，被孙传芳通缉，从此海归又归海，开始其十年流亡日本生涯。1937年他奔赴日占伪华北政府任职，又成了“汉奸”。1927年被枪毙的叶德辉（1864—1927），是学术界多少年来一直有点争论无休的冤假错案。但叶氏本人的特立独行，无疑仍是招灾致祸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八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逃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不那么妥当的审判，最终还是让这个“读书种子”非正常死亡，以指摘世道、学术谬误为快意人生的叶德辉就这样极其荒谬的死去。无疑，叶氏以正统“经学”自居进而横扫各路思想的作法则过于书生意气，最终没能把他切齿痛恨的牛鬼蛇神们扫除，却让自己一次次的斯文扫地，成为一个当时代不可理喻的“谬人”，终致杀身成仁。除却这两个比较典型、特别极端的例子之外，书中还有一类搞学术不得善终的人。如蒋维乔（1873—1958），曾任教育部秘书长，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因少年时衰弱多病，自创呼吸静坐养生法，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与欧美诸国。但其医学原理却为鲁迅痛斥，其结合佛教坐禅的方式又为印光所不屑，总而言之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1958年，因听闻反右运动风潮，当得知自己突然成了“右派”，又不得不自杀了。王季烈（1873—1952），曾是最早将X光理论译介到中国，并确定“物理学”学科理论的早期物理学家。因曾任前清小吏，辛亥革命后东躲西藏，终于在1927年由北京迁居大连文化台，1931—1933年间担任伪满“宫内府顾问”。后辞官返回苏州，精研经史诗文及昆曲，与刘凤叔等人校订曲谱，当然也有人批评其学术不精，曲学成果基本属于照搬前人。近年更有刘凤叔后人屡屡撰文，称其剽窃其父辈曲学成果云云。 这些姑且不论，这个原藉苏州的物理学家，几乎一生都在“北漂”，可终究没能漂出个什么前途。好不容易捱到1949年，再次应邀北上任文史馆职时，突然瘫痪，不久即病逝。除了这些一生颠沛流离、始终不得志的学者之外，其他的学术人物，如弃官归隐的夏仁虎、少年情伤的吴梅、真金白银附庸风雅的赵尊岳、始终追不到贵小姐的顾佛影、一生谨小慎微的罗福颐，无一不是活得相当低调、憋屈的。书中列述的最后两位人物，曹葆华与李健吾，似乎稍微主旋律了一点，毕竟这是两位1949年之后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主流”人物了。但书中所阐示出来的生平线索，也是让人为之一震的。没有专门翻译马恩列斯著作之前的曹葆华、没有只做外国文学译介之前的李健吾，无论生活境遇还是思想状况也是相当纠结不堪的，挣扎与彷徨仍然是他们的症候。好在他们后来找到了“组织”，有了固定工作单位，也就主流了，各方面都和谐了。至于他们的本心原意，则只有他们自己才心知肚明了，是书作者笔触委婉，有点言不尽、心已远的味道。不管怎样，《孤云独去闲》的重点倒并不在一个“闲”字，“门”里的“木”头写不成一个“闲”字。在全书看似木讷平实的史料分析背后，实则隐藏着某种欲言又止的悲怆。全书的主旨，如果作者觉得说出来还有什么不妥或顾忌，作为读者，作为局外人，我却禁不住来喊个话。一句话，学术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