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年人物

后记

此书原列入“思想之旅书系”，1997年2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至今已逾十年。令人欣慰的是，这册小书并没有被人忘记，两三家出版社先后来联系重印，让我觉得起码还有人喜欢读这些旧文。至今挂在网上的一篇书评，出自一位我不认识的作者“若木”之手，窃以为最能搔到痒处，故不避“广告”之嫌，摘录如下：晚清至民国一段，时局纷乱，人心思变，而正是在纷乱的变化中方才显出人物的性情与品格，于是，平常史家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将人物放到大是大非中去表现，而夏先生别出心裁，所及人物景观格外不同。

作者简介

晚清至民国一段，时局纷乱，人心思变，而正是在纷乱的变化中方才显出人物的性情与品格。平常史家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将人物放到大是大非中去表现，而作者别出心裁，所及人物景观格外不同。对于王韬、林纾、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这些旧年人物，作者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企图发掘的是人物身上更丰实的一面，以及容易被忽略的角度。作者有别于平常史学家，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企图发掘这一纷乱时期人物身上更丰实的一面，而不是所谓的贴标签之类的历史定位法。

书籍目录

小引才子、名士名魁儒——说王韬的“豪放”心存救济利名轻——说郑观应的“恬淡”傲骨原宜老布衣——说林纾的“好名”海外偏留文字缘——说黄遵宪的“真率”我自横刀向天笑——说谭嗣同的“任侠”“圣人”心迹——时人眼中的康有为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粱启超我欲只手援祖国——说秋瑾的女杰情怀阅读秋瑾——一代英雌的人生意义来自巴黎的警报——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从留日到抗日——件长民与五四运动外交元老的投袂而起——汪大燮与五四运动抗辩政府的大律师——刘崇佑与五四运动酒不醉人人自醉言志与言趣标准妻子旧家女子自己的房间说着有趣人生得意须尽欢不亦快哉岂不快哉最得意人生有情泪沾臆不快活岂不哀哉吴趼人哭古今人物排行种种晚清报纸上的秋瑾之死改良少年贾宝玉今日黔中大腹贾，当年海外小行人——读陈季同《学贾吟》手稿本两种新刊黄遵宪集版本小议《芝山一笑》《绘岛唱和》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学者的收藏——读《（冯永轩藏品）近代名人墨迹》说“玩物丧志”初版后记后记

编辑推荐

《旧年人物》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阅读梁启超》；并主编“学者追忆丛书”，编校《〈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晚清至民国一段，时局纷乱，人心思变，而正是在纷乱的变化中方才显出人物的性情与品格，于是，平常史家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将人物放到大是大非中去表现，而夏先生别出心裁，所及人物景观格外不同。……对于旧年人物，夏先生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企图发掘的是人物身上更丰实的一面，而不是所谓的贴标签之类的历史定位法。　　　　　　　　　　　　　　　　——若木（书评家）《旧年人物》以“说”字当头，贯穿全书的“闲说”。实则是从小事观察历史人物微妙的心态，别有一番洞见，让人耳目一新。作者所选人物，都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纾、王韬、黄遵宪等，无一不让她施展了点金术；写得有血有肉，性情迥然，道出其主要特性；使这些晚清遗老，栩栩如生地进入读者心中。　　　　　　　　　　　　　　　——顾艳（作家）好古但不仿古，或者说不薄今人爱古人，使得夏君评古论今时通达宽厚，不刻薄，也少调侃。偶尔发现一点先贤的小破绽，也都一笑置之，……夏君把这些年追寻古人心路历程的若干短文集成一册，不知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品味人生？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章节摘录

才子、名士名魁儒——说王韬的“豪放”在晚清的中国人中，王韬可算是个名人。他率先游欧，首倡“变法”，著述宏富，交游广泛，不仅国人耳熟其名，在国外知名度也甚高。倘若描述其人的性格，怕只有“豪放”二字最搔到痒处。其实，王韬本人已有如是说。他尝撰《弢园老民自传》，自言不喜八股，“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又作自传体小说《天南遁叟》，自称“长于诗歌，跌宕自豪，不名一家”。而摒弃时文，好弄诗笔，均由豪放之性使然。二、三十岁在上海，人有戏言：吴门王胖，其才无双。豪具北相，圣压西方。牛马精神，猿貜品概。日试千言，倚狗可待。（王韬《寄钱昕伯茂才》）五十余岁重回沪上，邹弢往见之，记其“虽两鬓已苍，而谈笑诙谐，犹有豪气”（《三借庐笔谈。天南遁叟》）。终其一生，自少至老，王韬始终以豪放之态与世人相见。虽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韬却在这本性上吃过大亏。他既因豪放不羁，与八股格格不入，又非富家子弟可由捐纳得官。要想出人头地，在仕途上有所进取，性之所近的便只有养高名以动世、建奇计以立功了。《天南遁叟》中写他十六岁（实为十八岁）考中秀才，贺客盈门，他却不以为意，言其志曰：区区一衿，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此话倒不全是矫情。佣书于英人麦都思所办墨海书馆，在他并不视为上策，常有“劳同负贩，贱等赁舂”的屈辱感，只是为衣食计，才明知“托迹侏偶，薰莸殊臭”、“获罪名教，有玷清操”（《奉朱雪泉舅氏》）而不顾。尽管遭人讪笑、攻诋，然而一往十余年而不返，仍可见出其人性情。不过，当作正经事业来做的，其实还是上书建策。总算不是“英雄老去，机会方来”，太平天国革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乱世”，正是王韬寻求“成不世功”的良机。其间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三次写信给江苏巡抚徐有壬，代筹“御戎”、“平贼”策，而以对付外患为主；一是先后两次向江苏布政使吴煦献“却贼杀贼”之计二十条、“杜贼接济”之计十四条，专以剿灭太平军为急务；一是借探母病回乡之际，化名“黄畹”，向当地太平军首领、苏福省民务宫刘肇钧上书，建议夺回安庆、缓攻上海。前两次还算“正途”，只是因徐氏早死，王韬的豪宕不检又得罪了人，故未成功；后一次则纯属“险招”。关于此举的真实意图，王韬以后屡有表白：“夫仆之初心，人所未喻，《南行》一诗，稍见厥志，所谓'置身豺狼近，杀贼先结贼'者也。”（《与徐子书》）确否如此，还不能肯定。但不论出于何种考虑，没有些胆量豪气的书生总做不出来。此信很快被清军收缴，王韬险遭杀身之祸，逃亡之余，他还要为“奇计未就，谤书已来”（《与田理荃大令》）遗憾不已。出奇制胜的“不世功”没能建成，又差点丢掉性命，这一次的打击对于“自负奇杰”（《上江翼云明经师》）的王韬来说实在太沉重了。得英人保护遁居香港后，王韬已悟到此次落难与其豪纵性格不无关系，在给女婿钱徵的信中即有表露：往时诗酒征逐，兴酣耳热，辄与诸故人抵掌论天下事；至无可如何处，眦裂发指，或为阮籍哭途，或作灌夫骂座，以故礼法之士嫉之如仇。放废以来，久为时流所唾弃，境遇堙塞，气概顿尽，不复作此态矣。是否均为天下大事结怨于人姑且不论，在灰心丧气之时，王韬有意深自敛抑，原很自然。不过，上书惹祸究竟只是阻塞了他直接从政的路子，并没有断送其成名的前途。何况，从不世之功一转而为名山事业，这对留心古今、兼及中外的王韬并不困难。而他作为《循环日报》的主笔一旦打开局面，《普法战纪》等书为他在国内甚至日本赢得了声誉，王韬就更没有必要过于委屈自己了。本来，以王韬这种性格，做文士还勉强可以，入官场则绝对不行，“动辄得咎”、“人皆欲杀”，便是前辈大有体会之言。王韬不知就里，勉为其难，当然要碰得头破血流。而经此重创，加之年龄渐长，阅历渐深，豪气不除的王韬总多少有所改变。《瀛燸杂志》出版时，王韬已近五十岁。他赠书与妻兄杨引传，得其“锦心绣口”之誉，大不以为然，理由是：夫人生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而“'锦心绣口'四字，犹是才人本色”（《与杨醒补明经》），与王韬自认已经步入的硕彦境界相去太远，难怪他不领情。不过，他这番由才子而名士而魁儒的自我总结，倒是予我们的题目以极好的提示。初到上海的王韬，正值才子向名士过渡的阶段，其豪兴便表现为清狂、放荡，甚至带有几分洋场才士的无赖气。恃才傲物，讥评时人，是他此时的惯态。稍有余裕之后，买醉黄垆、访艳青楼也成了家常便饭。无论何事，王韬只是一味任性直行。他为李善兰向人讨要《九章算术》与《数学九章》刊本，将孙澈所编词选四册径送熟人强其代售，这还都是出于帮朋友的忙。而李善兰把从他手中交换得来的围棋两盒送人后，王韬又借口“本我家故物”，像个贤孝子孙一般向得主索求，则全是为自己快意。朋友之间，他更是无所顾忌。他想喝酒，便写信给孙文川：今晚拟造高斋，效康骈剧谈，风雨过从，亦最难得事。……昔者元直访水镜而呼餐，楚元为穆公而设醴，敢援此例，以告足下。但当目为酒人，幸勿诃为恶客也。他缺钱用，又送诗给孙文川：今朝又是花朝了，早起诗成酒未酤。偶忆孙郎多诺责，酒钱还肯送来无？孙氏也真可人，每一次都不让他落空。而王韬将施之于朋友间的故伎重演于官场中人，却往往碰壁。他有《岁暮干人书》，是写给已解职的原苏松太道吴健彰的，虽然文采飞扬，主意只在要钱：“减太仓一梯之米，已饱侏儒；注大海半勺之泉，即苏涸鲋。”书去，吴氏迟迟不理会，令王韬大生怨恨。在日记中虽然自责“贬节以谋利，吾诚过矣”，但接下来就大骂吴健彰为酿成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罪魁祸首，“将来邑志中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并且说，他在此前写给吴氏请其捐资刻书的一封信中，已“隐约其词，盖有挟而求耳，而不虞此老竟漠然置之也”。有意敲诈，未遂则恨恨不已，岂不很有些痞气？王韬的纵酒、好色本来像他的吸鸦片一样，并没有多少深意。但他既自视为奇才，一般行事，在他说来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理由。这一时期，他最喜欢提及的古人便是魏无忌。信陵君有救赵存魏的大功，晚年因受魏王猜忌，“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史记·魏公子列传》），后竟病酒而亡。王韬要高自标榜，于是引魏公子为同调。以他的体质，本应戒酒，然而他拼命痛饮而不稍加节制，自解为：信陵之醇酒妇人自戕其身，周伯仁之过江无三日醒，刘伶之荷锸便埋，此皆中有所郁结，托麴君以自晦，谓世上无可言，而醉乡有真知己也。然韬岂真能好酒哉？偶过饮，胸鬲便觉不快，晨起，头即岑岑然。加以体素患热，痰灼唇裂，与酒甚不宜。而犹不肯轻放杯杓者，以群公衮衮，不堪醒眼对之耳。因此，越是警报频传，他饮酒狎妓的意义便越深刻重大，所谓“时事至此，何从下手，只索痛饮耳”（《与龚孝拱上舍》）。听说太平军攻下苏州，他最先想到的是：“此间弹丸一隅，未知属于何人。使其果至，书生当杀贼而死，以报我国家耳。幸其未来，当及时行乐。”遂先往酒楼，“酒饮无算爵”；再去宿娼，尝试“生平未尝一至”的“台寄”（“小家女子可以托其招致，谋一夕欢”）风味，颇有“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之概。对人说起，仍是“余今日之所为，亦信陵君醇洒妇人之意也”。因而，他吐露其壮志伟愿的方式自与常人不同，常在酒足饭饱、拈花惹草之时慨叹：噫！今日中原，豺虎纵横，干戈扰攘，得享清福、领略闲趣者，能有几人？能有几处？思至此，不禁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要说时局对王韬的兴致全无影响，也不尽然。起码其好友管嗣复从常州脱身至上海，向他讲述沿途所见杀戮惨况，又同去勾栏吃枇杷时，王韬便会因想到枇杷的产地已为太平军攻占，而“食之颇不能下咽”（均见《王韬日记》）。不管是否有意模仿，王韬的这些举动总令人想起魏晋名士的作派。最明显的是生死这种大关节，在王韬口中也说得十分轻易。其友郭福衡自松江来信，谓太平军一到，他即以死报国。王韬嘉许其志，与友人聚饮时，便“请与诸君各浮一大白，以决郭君之必能死也”，并声称将为其收骨树碑，上刻“清故忠烈贞士郭君之墓”。但复信给郭氏时，王韬又要他“暂至此间，亦可与友朋数日聚首。果其大事决裂，死亦未晚”。而且王韬认为，在上海死比在松江死名声更好：“且云间城陷，仓猝自殉，人以为避贼及而然耳；何如在此间从容就义之为更美乎？”这种思路，非名士习气极重的人不会有。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王韬的成名之心也愈炽。日记中常见“头颅三十，未能成名，殊自愧耳”、“顾尚未能忘者，名耳”一类话，后来，他也向人坦白过，在沪时，曾“妄欲以虚名动世，求于时下名士中厕一席”（《与杨醒逋书》）。既存此心，在放浪形骸、但求自适的同时，也难免沾染上名士的虚矫气。1860年在上海，王韬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与太平军不共生，要学鲁仲连蹈海而死；仅仅过了一年多，便有上书太平天国事；继而又一遁千里，并未践言。可见文人的话，当不得真。正是因其避难香港，这才有了从名士进为魁儒的王韬。此时，这位“三吴甫里之狂客”显然已变得颇为持重。尽管喜谈时务、上书言事的习气不改，而曾国藩、李鸿章、丁曰昌等一时重臣均有意招之幕下，王韬却一概辞谢，宁愿作局外人参划谋议。晚年，他也还请人鬻书以佐刻资，不过言辞之间已十分慎重。他甚至吟出过“才不能奇未敢狂”（《粤中赠卓司马湘兰》）的诗句，狷狂之态确实大为收敛。但是，“未敢狂”恰恰道出其狂气未除只是由外转内，不再似前期咄咄逼人而已。同样，他也不拒绝虚名。“长毛状元”的传说从其《循环日报》同事口中传出，而王韬并不曾加以更正，焉知他不是因为这件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事纯属无中生有，对他不构成危险，且颇能耸世动听，才喜欢保留这个神话？最能见出真性情的到底还是他的文章。著书立说乃儒者分内事，何况其豪情逸兴借此一端才能发露无遗。不轻易臧否人物，倒正好纵论时事，“以胸中所有悲愤郁积，必吐之而始快；故其气磅礴勃发，横决溢出，如急流迅湍，一泄而无余”（《改园尺牍续钞咱序》）。至于醇酒、妇人的嗜好，在王韬本无意放弃，也确实终身不变。1879年东游日本，王韬已五十二岁，却仍载酒旗亭、看花曲院，兴致甚高。日本文士喜谈风月的习俗与他一拍即合，使他如鱼得水，以致竟有“天壤王郎，欲以十万黃金购尽东国名花”（《与佘元眉中翰书》）的狂言。只是这个“王郎”毕竟年纪大了，偶尔也会被“东国名花”冷落，于是王韬作诗曰：黄金费尽买来愁，垂老颓唐花见羞。只待十年容色改，那时看汝尚风流？日本人士见其“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也不禁生疑。王韬却答道：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羌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资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王安石囚首丧面以谈诗书，而卒以亡宋；严分宜读书钤山堂十年，几与冰雪比清。而终以偾明。当其能忍之时，伪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扶藻游记》）比起从前的矫饰，这话可算是极为坦诚。先圣有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札记·礼运》）。这就难怪王韬振振有词。只是一味“率性而行”，不说有伤风化，至少也是自戕身体。王韬晚年自称“药炉茗碗，独遣良宵，几于一月二十九日病”（《与马眉叔观察》），便是纵欲过度的结果。虽然王韬对“信陵君醇酒妇人”有了新解，但一回到国内，环境的压迫还是使他不由自主地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典故：“入春以来，羌无好怀，非药炉茗碗长夜无聊，即载酒看花跌宕风月耳。信陵醇酒妇人，借以消愁排闷，岂真溺而不返哉！其心独苦也。”（《与杨醒逋明经》）而在饱经忧患之后，犹出此语，也显得颇为沉重。旅港时期，王韬尚友古人，魏公子之外，还多了一个杜牧。杜牧知兵法，有谋略，曾著《罪言》等文讲论治乱战守之道；又性喜征歌狎妓，留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之句。王韬南来后，自号天南遁叟，解释“遁”之意为：磨蝎在宫，天谗司命；斯世忌才，所遘尤甚。贾谊献策，杜牧谈兵；拂意当事，便成罪状。遐荒闷采，含素养贞；吁嗟绝岛，乃容我身。此“遁”之所由来也。（《遁窟谰言·自序》）显然是把自己的上书与杜牧的著论一体看待。他的《歿园文录外编》与《弢园尺牍》多为政论文字，因此也称之为“杜牧之《罪言》”（《弢园著述总目》）。而在日本所作的赠妓诗中，王韬更屡次以杜牧自比。杜牧在筵席上看中紫云，向主人讨要（见《樊川外集．兵部尚书席上作》），这也成了王韬诗中常用的典故：座中岂有樊川在？怕发狂言乞紫云。除了遭际不遇的相同点外，有经世安邦之才与风流俊逸之情，正是他思接千载选中杜牧的原因。何况杜牧还留下了不少传世名作，这也比魏公子更切合晚年的王韬。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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