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七年

作者简介

《激荡十七年(1912-1928):从袁世凯到张作霖》内容简介：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鉴于其军阀色彩，历史学家通常称这段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走上北洋政府权力巅峰的，前后共有七个人：即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晚晴大相径庭：一方面，帝制终结，共和创立；另一方面，帝制常有复辟的可能，共和却无取信天下的能力。这七个人在这一段重要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较色。《激荡十七年(1912-1928):从袁世凯到张作霖》在主流史学观的基础上，力求采用原始史料，以期完整展示他们的际遇沉浮，全面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读者可将《激荡十七年(1912-1928):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作为个人小传看，也可作为历史读物来读。

书籍目录

袁世凯一、一失足成千古恨二、焚稿从戎三、末代班超四、袁家军五、前后“六君子”六、出响马，无战事七、末代宰相八、先入关中者王九、刺客、杀手、连环命案十、民国从此成乱世十一、此“君主”非彼“君主”十二、罪在朕躬一人十三、为日本去一大敌黎元洪一、壮士蹈海二、南洋和北洋三、宋江上山四、天下共主五、杀武案六、泥菩萨七、截车夺印冯国璋一、龙、虎、狗二、收顺御林军三、大总统骗人四、“吾家千里驹”五、天津会议六、田宅自肥之计徐世昌一、从龙之士二、经略东北三、文人做总统四、偃武修文五、“渔人”和“菊人”六、村人墓曹锟一、漫话“贿选”二、曹锟与刘备三、“最大的本钱”四、好人不好做五、生前身后名段祺瑞一、“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二、一元钱起家三、三造共和四、府院之争五、“军阀祸国”六、徐树铮之死七、亲日派？张作霖一、绿林学校二、东北王三、逐鹿中原四、四民主义五、红白帝国六、大帅与少帅本书大事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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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十七年(1912-1928):从袁世凯到张作霖》：民国的政权并非一脉相承。以1928年为界，可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分为两段：1928年前，通常被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贯传统，是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界定英雄，只崇拜打下江山的风流人物，而对声名狼藉的“军阀”不屑一顾。然而，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最充分地了解北洋时代的十七年，了解那个风云惊变万象峥嵘的大时代。

前言

作者序言以1928年为界，可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分为两段：1928年前，通常被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际公认的中国首都在北京；1928年后，则由国民党实行专政，是为南京政府。因此对我们来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像是隔了一代的历史。显然，民国的政权并非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北洋军阀”其实是国民党的死敌，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才要发动“北伐”去消灭它。北洋集团和国民党的对立，可上溯到民国成立之初。民国二年（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北洋集团刺杀，引发了“二次革命”，但旋即失败，孙中山等人只好流亡海外。因此，此时的中国，虽有分裂的苗头，却无分裂的事实。但是到了1916年初，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人为了反对洪宪帝制，发动了护国运动。国民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借尸还魂，依靠地方军阀的势力，在西南和华南的一些省份站住了脚跟，并终于星火燎原。从此，中国陷入“一国两府”的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将这些历史统称为“军阀混战”，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军阀混战的背后，另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首先，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多是从“北洋系”中派生出来的，而“北洋系”可说是袁世凯的禁脔，故袁世凯在世时，军阀混战是不存在的。其次，袁世凯死后，在北洋政府的中央，关于如何结束分裂的问题，被争论得不可开交，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总统要和平统一，段祺瑞和张作霖却力主行武力征服。然而对于北洋集团内部，这几个身居权力巅峰之人，主观上都是排斥军阀混战的，因为他们都自诩为北洋的领袖，而军阀混战即北洋内讧。再次，从1916年到1923年，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是有连贯性的，他们和南方军政府一起，为消除分裂局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1928年前的民国，前后有过七位“总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五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执政”（段祺瑞）和一位“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由于赖以产生总统的国会和“约法”屡遭摧残，加之前五任总统无不下场凄惨，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便不能也不愿用“总统”之名了，但他们确实都是如假包换的国家元首。这七个人都已被盖棺论定！除张作霖尚有些评书传奇流传于世之外，其余六人皆被绘上丑角的脸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身处新旧交驰、天地翻覆的时代，具有后人所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对他们，绝不能简单地一棒子打死！首先，他们都曾是清朝的臣子，故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派官僚的习气。但在前清，他们又是思想较为进步、实际上也很有作为的臣子。如袁世凯之经略朝鲜和治理直隶，徐世昌之治理东北，都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都是有口皆碑的。而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在张之洞、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是名噪全国的军事人才。至于曹锟和张作霖，一直被认为是两个粗浑的武人，却也在剿平东蒙匪乱的艰苦战争中立下大功。值得一提的是，袁、黎、冯、曹、段，都出身于正规的军人；徐世昌虽是文人，却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要职；只有一个张作霖，出身竟然是“胡匪”，但他们这些东北“胡匪”，却被宋教仁亲切地称作“二十世纪之梁山泊”。其次，就整体而言，他们是失败者，已被证明不能将中国带上光明的道路，但是毫无争议的是，他们都是民国前十七年中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在权力的巅峰，也都不是一事无成的，至少在主观上做了一番努力，有的固然鹰扬跋扈，有的却颇有些壮志未酬的悲凉。袁世凯在民国初年，于政治阴谋之外，在经济方面是有一定起色的，因此他那“袁大头”的银元才能如此坚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受制于人的可怜总统，都坚定不移地推行和平统一的政策，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符合。而段祺瑞和张作霖，虽然大体上奉行军事对抗的政策，但是前者通过参加“一战”为中国争取到了少许的外交筹码，而后者最终拒绝与日本继续合作，以至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至于曹锟，虽然是通过贿选才当上总统的，却在任内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宪法，且并无多少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昏君”或“暴君”，他天生的领袖才能还被顾维钧博士在回忆录中赞赏不已。何况，曹锟的政治生命，是与吴佩孚牢牢捆绑在一起的，而吴佩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得到民众广泛拥护的。最后，他们的晚节令人叹赏。这些被指为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早已被革命的军队打倒，但当他们面对外敌时，却表现出了革命者的非凡气概。冯国璋和黎元洪逝世较早，而当他们年轻时，都曾主动刺探过日本的军事情报，以报国需。黎元洪参加甲午海战时，敢于凿船自沉，后来他屡次身处危境，都甘愿成仁，决不有损大义。徐世昌、段祺瑞、曹锟以及吴佩孚，三十年代都陷身华北，自然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但他们都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于是，除了段祺瑞被其学生蒋介石接到上海予以保护外，徐、曹、吴都于不久后辞世，而他们的死因，或多或少都与日本人有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更为天下共知。至于袁世凯，虽然一失足成千古恨，窝窝囊囊地死去，却留下了两行遗书：“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其死不瞑目，仍念念不忘外侮。如果我们了解他年轻时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会加深对这句遗言的理解。综论之，这七位“总统”，都只能说是复杂时代的历史人物，而不能一概加以简单的否定。中国社会一贯的传统，是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界定英雄，故只崇拜打下江山的风流人物，而对声名狼藉的“军阀”不屑一顾。然而，这北洋时代的十七年，不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一个迥异于民国后二十二年的“异数”，就这些“总统”的个人情况而言，也同样如此！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最充分地了解那个风云惊变、万象峥嵘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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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北洋时期，从1912到1928年，十七年不到的光景，有七位元首。前五位是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最后两位不叫总统，一个是临时执政（段祺瑞），一个是大元帅（张作霖）。无论怎样，他们都是当年获得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的元首。北洋时期的民国元首，论控制力，往前，比不过清朝皇帝，往后，不及国民党政府的当家人，好些时候政令不出都门，北京政府，就管个北京城。民国是乱世，民国的总统也是乱世的总统。但是，民国的总统，却未必不是东西，更不见得个个混蛋。民国没有办好，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文化有起色，教育有成绩，实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连年混战，四分五裂，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民国办不好，总统有责。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个个骂名在身，都是白鼻子。不仅是因为后来的统治者，都是他们的反对派，也的确是因为他们没把活儿干好。活儿干不好，不是因为他们人不好，个个图私利。其实，再也没有比元首更想把国家的事做好的了。很简单，做好了，脸上最有光彩的，就是他们。　　——张鸣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华民国”的三十余年，是一个满纸荒唐的乱世，也是一段一把辛酸的恨史。惟其荒唐，实堪供恨！仅民国前十年，就至少有三件贻笑天下的恨事，一是洪宪帝制，二是张勋复辟，三是曹锟贿选。三件事接踵而至，将年幼的民国摧残得奄奄一息。而洪宪帝制，更是始作俑者。后人常将袁世凯称帝的这段历史称为“秽史”、“惨史”、“丑剧”，但回顾历史，终不如“恨史”两字更为贴切！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位正式大总统，论意义之重大，古往今来，除了始传家天下的大禹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孰能出其右哉！古语云：。“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竟然抛开这古今第一等的荣耀，去追随尸居余气的帝王遗教，偶一失足，便从云端摔人万劫不复的深渊，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遗恨？何况，我们平心静气地来看袁世凯在称帝之前的表现，虽然毁誉参半，毕竟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袁世凯的第一件大功劳，便是逼清帝退位，建立民国。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迅速征调了精锐的北洋军前往征剿。但是北洋军“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袁世凯）”，故行至孝感前线后，便逡巡不进，满帅荫昌莫如之何。朝廷迫于形势，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刚一复出，北洋军即军心大振，一日之内攻克汉口，不久又攻取汉阳，南北双方的战斗力立分高下。如果北洋军继续猛攻.，武昌多半是守不住的。但是北洋军却突然停止了进攻，主战的冯国璋被袁世凯撤换，替之以主和（共和）的段祺瑞。这便是袁世凯的养寇自重之计，.若非其计，清帝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退位，而武昌也不可能如此幸运地保全。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袁世凯的政治地位也是倏忽突变的。由于他在戊戌政变时投靠后党，当慈禧太后逝世后，光绪之弟载沣做了摄政王，必欲杀他而后快，他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奉旨回籍养病。此番武昌闹革命党，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使他由戴罪之身一跃而为内阁总理大臣。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他并未达到历史上王莽、曹操那样大权独揽的地步，因此，他想逼帝去位，决然做不到顺手牵羊那样简单。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放任革命党在南方有限地发展，即所谓“养寇自重”，自己则跑到太后跟前去痛哭流涕，说革命党如何神通广大，朝廷军饷如何不足丢云，先是将皇家的存银挪用一空，等太后感觉无以为继时，又以四百万两的“年俸”作饵诱引太后接受共和，同时又暗示段祺瑞等将领和各驻外使馆发出逼帝退位的通电。就是用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他没有在北京城里放一枪一炮，就把江山赚了过来。当然，他在紫禁城“公关”太后的同时，也与南方的革命党人进行着紧张的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即如果他逼清帝去位，即推戴他为民国的大总统。后来虽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革命党人并未忘记当初的承诺，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非袁世凯不能鼎定民国，因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做了70天，使遵守约定，让位给他袁世凯了；但是，革命党人中也有反对他的，如同盟会京津分盟的严伯勋等四人，便曾在北京刺袁而未中。但这次刺杀事件，暴露的恰是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和虚弱。事实上，袁世凯的“养寇自重”是长期计划，而非一时权宜。他对清朝早就丧失了信心，因此当慈禧太后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他的次子袁克文时，他当即便借故推辞了。而他对革命党人前期在南方的活动也早有注意，认为不可低估；对留学归国的学生，都竭意延揽，如段祺瑞即留德的高才生；对留学生高谈革命自由，也不以为忤，反予以相当器重。等到他被摄政王吓回河南老家后，表面隐居耕读，实则与全国的各大政治势力都有来往，若隐若现食客三千，有孟尝、平原之风，其中也不乏革命党人。据说他常赠党人以重金，宣统年间每月必有党人起事，所用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南袁府。这些秘事，当时革命党中唯有与闻机密者才知道，因此严伯勋等刺杀袁世凯，也实在是一种误会：可谓莽撞。如此，便可解释为何辛亥年间南北谈判时，多数党人心甘情愿将天下拱手让与袁世凯了。这份建立民国的功劳，他的确该大大记上一笔的。其实；他在清朝就是极有作为的臣子，其才具朝野共知。他早年随吴长庆远戍朝鲜，后来吴长庆回国，军队交由他负责，前后共驻朝十二年。在朝鲜，他不仅整顿了中国驻军的军纪和军威，而且帮助朝鲜国王编练了“镇抚军”；他不仅帮助朝鲜戡平动乱并整顿财政，且两次将日本势力逐出朝鲜。事实上，他在朝鲜大权独揽，却又不强客欺主，类似于东汉时驻节西域的班超。。而他生逢清末这样的衰世，与班超所处的“强汉”又不可作同日语。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袁世凯虽未参与此战，在朝鲜的历史使命却不得不宣告结束。但他接下来的表现更加出色，那便是在小站练兵，揭开了中国编练新式军队的序幕。甲午战争对国人的刺激很大，训练新军，迎头赶上，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他当初以西式操法帮朝鲜国王编练军队，取得巨大成功，因此才被朝廷选派在小站练兵。新建陆军效法德国军队的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武器亦购自德国，并从德国聘请了十多名教官。小站新军即北洋军的源起，后来更被他训练成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其战斗力之强，在当时的中国，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才堪仇匹。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小站的这支新军中，诞生了一批能力非凡，又对他十分忠诚的将领，成为他日后鼎定天下的股肱之臣，其代表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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