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章节试读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的笔记-第二章之善恶报应 - 第二章之善恶报应

佛教信仰与民间社会心理
佛教走入民间社会后，普通百姓并没按照佛教的自身教理教义理解信奉佛教，他们的信仰中带有极强的功利性目的。（“信义”or“信权”“信利”）（他们相信菩萨罗汉等神灵主宰着现实人生（至少宁可信其有），故而希望他们的信仰和崇拜能为自己带来福泽。）
在此基础上，民间社会结合原有的民间信仰，形成了新的民间社会心理。这些民间社会心理通常融合儒释道的信仰系统，并且夹杂有原始的民间信仰尤其是鬼神信仰。
善恶报应
1、善恶报应思想对民间社会具有深刻影响，不仅在人活着的时候有其社会功能，而且在人们的观念里支配着身后的鬼魂世界。（城隍庙屋檐下的大算盘；阴间地府的业镜等；）
2、佛教传入前，中国文化中就已经具备善恶报应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以天人感应的形式影响中国社会）
（1）《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韩非子》：祸福随善恶；
《晏子春秋》：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天命靡常”（蕴含善恶报应的思想萌芽）
《尚书·召诏》：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初期天人感应思想）
（2）到西汉，董仲舒采用“人副天数”“谴告”说等一些列神学语言，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天”是“百神之大君”，检查人世间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所有人的功过是非善恶，然后给予相应的惩罚）
（3）稍后的图谶纬书更加重了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
（当东汉社会流行神仙方术，谶纬迷信之时，恰巧佛教传入。于是，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天人感应相互融合，形成富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善恶报应思想，广泛传播于中国民间社会）
3、佛教常把劝人修善止恶当做自己的基本宗旨。
《七佛通戒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劝善书”也常印此八字）
十恶；（杀生，偷盗，淫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
十善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
五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
（这些善行恶行有其与世俗道德、社会伦理规范相吻合的地方。）
4、佛教独特的理论依据：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的宇宙人生图式。
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
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
四谛：苦，集，灭，道
十二因缘：无明，行（前世因）；识，名色，六处，触，受（现世果）；爱，取，有（现实因）；生，老死（来世果）-----（三世两重因果）
轮回，根据十善十恶来决定来世的轮回
五戒十善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感生天，人，阿修罗；
十恶五逆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感生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
轮回的三种方式：随重（根据今生善恶的比重）；随习（如果今生未作大善大恶之举，则随今生一些特殊的嗜好习气转世投胎）；随念（根据人死之际心中的一年来决定轮回的去处）
（佛教如此宣传因果报应，原想要人们透彻了解事件的空，苦，无常，证悟涅槃寂静的诸法实相。）
5、民间社会心理的理解（借此获得今生的幸福，来世的山包，或者亡亲死后的安乐）
佛教宣扬可以通过个人的行善修得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安泰，禳灾息祸，极大拓展了普通百姓的心灵空间，在他们宿命论的思想土壤上培植一颗单纯依靠自身努力生长的生命之树：善恶报应，自作自受。
在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宋以后，基本上形成了善恶报应的社会心理。（南宋洪迈《夷坚志》420卷，谈善恶报应的内容占去大半；宋俞成《萤雪丛说》；宋吴自牧《梦梁录》）
（中国的天人感应思想+印度佛教的三世两重因果报应论=民间社会的善恶报应说）
6、受佛教影响的善恶报应在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影响。
（1）对道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太平经》；完备的鬼神督查体系来考察世人的善恶）
（2）辅助实现儒家伦理规范。（神道学说辅助推行儒家教化，以善恶报应规劝子孙从善改过，如司马光《家范》；《朱子治家格言》；族规乡规民约等）
（3）促成个人不断反省是非功过的社会风气，尤其在明清时期普遍流行各类“功过格”“劝善书”等。（如刘山英编录《信心应验录》等；又如“自知录”功过格等，把善恶报应的思想观念推行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4）善恶报应思想的流行，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占察法会”使更多的底层百姓接触佛教，信仰佛教。）
综上，佛教在民间培植了善恶报应的心理基础，为自身的发展留下广阔空间。虽然他们始终没能理解佛教的教义，或者说他们从未想过要去理解这些教义。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的笔记-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进程 - 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进程

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进程
1、佛教传入汉地：汉明帝遣使求法（《魏书·释老志》有记载，但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等均未载录具体的年代。）；最迟到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佛教已经传入汉地，这是不争的事实。（《后汉书·楚王英传》有记载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之事。）
2、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后经历了“格义”、“判教”两个历史阶段，形成中国佛教理论不断发展的演进序列。
东晋时期般若学盛行，出现六家七宗（这是用老庄易等中国固有文化思想去理解、传译佛教的“格义”阶段）；
南北朝时期高僧大德斥责这种“格义佛教”，主张按照原意理解佛教经典，出现各派论师。这个时期是空宗与有宗，大乘与小乘佛教纷然并行的阶段。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判教思想，并依照一定的标准于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一般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认为自此以后宋元明清便走向了衰落。（但是，这是就佛教理论的发展而言的，宋元明清佛教在理论建树上已失去隋唐时期的那股磅礴的气势，若是就佛教对民间社会的影响而言，宋元明清佛教尚不能用“衰落”来形容。）
3、探讨佛教对中国社会，民间生活所造成的现实影响，首先会联想到寺院僧尼的晨钟暮鼓、古佛青灯的生活，以及民间百姓吃斋念佛，布施行善，烧香许愿，超度追荐等佛教俗信。
4、不妨以五代、北宋之际作为分界线，把中国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进程分成两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佛教在民间社会逐渐兴盛乃至有些泛滥的发展过程。
5、佛教传入之初，就已隐含了民俗化并走向民间社会的倾向。因为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重要的诱因是东汉时期流行的神仙方术，图谶纬书等迷信思想。汉人之所以能够亲近佛教，主要还是因为把它比附于当时那些迷信思想。（意即佛教之传入是契合迷信之诱因，对佛教之理解与接纳也恰在于比附迷信，故而佛教自传入之初就不可避免的流于迷信这一民间社会之产物，故而隐含了这样民俗化的倾向。）
仙佛不分的特点，以后一直成为民间社会信仰佛教的态度，即所谓“见佛辄拜，遇仙则求”的现象。
6、从历史发展顺序来看
首先，现存石窟造像资料汝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使我们得到了一些感性认识。（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显然，这些官方或民间的造像基本上处于世俗性功利目的，反映出这时候佛教一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传的一大批中国人自撰的疑伪经，为佛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提供了经典依据与思想基础。（据隋彦琮《众经目录》卷四所列的伪经，已达209部490卷）（这批伪经打多遵循中国固有的思维理路，文化传承，风俗习惯，很能适合中国普通民众的人生理想，故而它们在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与地位。）
代表作有：《四天王经》《延年益寿经》《益算经》等——以佛教观点讲述人生寿算，迎合中国人希求长生多福的心理
《提谓波利经》——借佛口将佛教五戒与中国文化特别崇奉的五星，五岳，五行予以配对，吸引民间社会同情佛教、信奉佛教
《地藏菩萨（占察善恶）业报经》——末法时代的众生应当用木轮相法占察前世的善恶业因、现世的苦乐吉凶
观音信仰，弥陀信仰，弥勒信仰，地藏信仰（民间社会更多以冥界信仰来表现）等佛教信仰由此得以培植，逐渐流行于中国民间社会。
因此，这个时期的佛教开始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伦理观念相互结合，逐渐生成新的民间信仰，逐步奠定民间社会信仰佛教的心理基础。
善恶因果报应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等传统思想相契合，于是有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千百年民间社会的普遍心理。
佛教译出或编出许多佛教人物孝亲的故事来迎合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儒家），如释迦牟尼为母亲上天说法，大目犍连，地藏菩萨地狱救母等；
根据佛教教理发展出一整套用于“慎终追远”的丧祭仪式来迎合民间伦理需要，辅助实施儒家礼仪，如超度追荐（做七，百日斋，三年斋等）
再次，在唐一代，民间社会的佛教活动十分频繁，已具备相当规模。
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影响中国人至今的十王斋、念经课诵等超度追荐仪式已经大致成型。俗讲，变文也反映出民间社会的佛教活动已经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佛教虽已经走向民间社会，但基本上尚未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反过来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向。这股社会力量要遭宋元明清社会中得以充分展现，那时佛教彻底融入了社会生活，与儒教道教乃至各种民间原始信仰融合在一起，勾画了中国晚起封建社会的生活图景。）
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845年），使得佛教受到重创，后周世宗（955年）整顿佛教，飞出境内寺院3366座，中国佛教再受打击。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这是从中国佛教的理论建树和理论影响而言的，如果从民间社会影响而言，中国佛教很快就恢复了生机，香火旺盛）
最后，北宋以后佛教在民间社会更加兴盛。得益于：
净土信仰盛行于宋代。称名念佛，“易行道”，适合民间社会口味。
宋代佛事活动十分频繁，制定了许多仪轨。超度荐祖，修福行善，宗教性活动世俗化变成日常生活的第一部分，有些佛教节日转为民间民俗节日。
宋开宝四年（971年）敕令开掉中国第一部汉文木版《大藏经》。印经风气，佛经流传，满足民间社会信仰佛教之需要。
北宋后佛教的世俗化，民俗化，一方面仍然以寺院为活动中心，僧俗一起庆祝佛教节日如浴佛节，盂兰盆节，腊八节等，形成地方贸易性质的庙会等；另一方面，佛事活动已被引入社区生活，家庭生活，被掺入各种民间宗教。
（其辅证资料在信史正史中不常见，可参照其他野史中的描述，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夷坚志》《容斋随笔》《燕京岁时记》《帝京岁时记》《陔余丛考》《阅微草堂笔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西游记》《红楼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