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考据

后记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已经出版了若干部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从道理上说，后出转精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后出著作的意义在于它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并且在价值评估上较少门户之见或特定立场的色彩而更为公允。但遗憾的是，并不是后出的思想史著作都在整体上超过了前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八十余年间，学者把写好思想史的期望过多地寄托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为此从西方引进这样那样的“方法论”，并尝试用某种“方法论”重新建构一种学术思想体系，借以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因此，便有以各种西方理论为架构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轮番登场。由于哲学史（思想史）写法与观点的变来变去，使得哲学史（思想史）学科在许多历史学者眼中最不像一种历史。我们认为，西方的某些哲学方法论确实有助于我们调整诠释的向度，但研究的观点和结论终究要靠史实说话，因此对于学术思想史料的深入发掘以及对其社会历史背景的透彻理解，应该是更为基础的和重要的。

作者简介

《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选收作者30年间学术论文23篇，分属简帛学、经学、理学、“实学”四个研究领域。论文所要解决的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采用的是义理与考据相结合而更偏重于考据的方法。作者指出，八十年来学者把写好哲学史（思想史）的期望过多地寄托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导致此类著作的写法与观点变来变去，因而在许多历史学者眼中，哲学史（思想史）最不像一种历史。作者从中国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考据学方法中汲取营养，强调“论莫定于有证”，以为文献考据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考证历史上的“事件”，也可以考证历史上的“思想”。相信《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对什么是经学、理学、“实学”等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定有裨益。

书籍目录

序言：思想史研究与考据学方法——姜广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成绩    一、简帛学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尚书》今古文真伪新证——战国楚简《缁衣》所引古本《尚书》的资料价值关于古《诗序》的编连、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研究  附一：古《诗序》复原方案  附二：古《诗序》白话文翻译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特殊符号的意义关于郭店简《老子》三组简文的传本问题试论汉初黄老思想——兼论马王堆汉墓出土四篇古佚书为汉初作品    二、经学通论经学思想研究的新方向及其相关问题重新认识儒家经典——从世界经典现象看儒家经典的内在根据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思想的权威与权威的思想——先秦的圣人崇拜与经学的发生政治的统一与经学的统一——孔颖达与《五经正义》从钦定经学到自由讲学——唐宋时期经学思想的更新乾嘉考据学成因诸问题再探讨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专论邵雍的“加一倍法”与“二进制”的一致性梅鹜《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梅鹜《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阎若璩与《古文尚书》公案    三、理学宋代道学定名缘起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宋学”、“理学”与“理学化经学”    四、“实学”“实学”考辨明清“实学”研究现况述评后记

编辑推荐

《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由中华书局出版。

前言

中国大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学术研究基本受启蒙心态支配，传统文化更多地被看作负面的惰性的力量。那时具有批判、启蒙意义的学术观点往往受到读者的推重，那是一个重视思想的时代，在此方面出类拔萃的学者甚至会被视为精神的导师。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学术取向发生了一种转变，学者开始发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学术界更看重实证的学问，一种学术观点只有能得到实证方法的支持，才会被接受和认可，而架空立论的方法不免受到质疑和鄙弃。这时一些体现实证学问的学术门类如关于传统经学和出土文献的研究，由冷僻而转向热络，逐渐成为显学。姜广辉先生便是此一时期的佼佼者。姜广辉，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修中国思想史。1981年毕业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内容概要

姜广辉



    1948年生，黑龙江安达人。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师从侯外庐先生修中国思想史，1981年毕业。其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主编、《朱子学刊》主编。2006年底受聘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化史、简帛学、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清代思想史等。主要论著有《颜李学派》、《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多次赴国外及港台地区讲学。多篇论文被译成外文发表。199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自1995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章节摘录

皮锡瑞《经学通论》：“孔壁古文罕传于世，至东汉卫、贾、马、郑，古文之学渐盛，其原出于杜林，与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据。”同书又说：“马郑注古文十六篇，世以为孔壁真古文，而马融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既无师说，真伪难明。”我们也倾向认为，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或许就是西汉中秘所藏《古文尚书》经新莽之乱而散落民间者，但《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只有一卷，以通常情况而言，一卷书的篇数不会很多，而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马融《尚书注》的内容很多，如果马融《尚书注》是以杜林漆书《古文尚书》为底本的话，那杜林的漆书《古文尚书》可能不只一卷。或者马融、郑玄等人的《尚书注》的底本另有来历。其次，关于《逸书》十六篇亡佚的时间问题，皮锡瑞提出：“《汉·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别有一书，而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即认为孔壁《古文尚书》亡佚于两汉之际。朱彝尊也说：“终汉之世，下及魏晋，莫有见之者。故赵岐注《孟子》、高诱注《吕览》、杜预释《春秋》，凡孔氏增多篇内文，皆日‘逸书’。”然而这种论证也许不能成立，因为“逸书”二字，既可以理解为已逸之《书》，也可以理解为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之外的《古文尚书》，《逸书》十六篇久佚，复出于民间，不为博士所习，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题下引马融《书序》说：“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汉儒重师承，无师说则不敢强为之解，因此马融、郑玄等人的传注只解伏生所传之二十九篇，其外的十六篇皆无传注，所以谓之《逸书》。这里所谓《逸书》者，非逸其文，而是其说逸而无考。此即如阎若璩所说：“郑注《书》有亡、有逸，亡则人间所无，逸则人间虽有，而非博士家所读。”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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