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话集

作者简介

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王太庆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译者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太庆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书籍目录

欧悌甫戎篇

苏格拉底的申辩篇

格黎东篇

卡尔弥德篇

拉刻篇

吕锡篇

枚农篇

裴洞篇

会饮篇

治国篇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十

巴门尼德篇

智者篇

附录

苏格拉底、柏拉图传

亚里士多德论柏拉图 附：亚里士多德论苏格拉底、柏拉图

王太庆论柏拉图哲学和翻译问题

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

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

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

论翻译之为再创造 附：论翻译之为再创造（初稿）

希腊哲学术语的翻译问题

希腊专名的译法

学和思

编辑推荐

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王太庆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柏拉图对话既是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第一部分是柏拉图对话12篇的译文；第二部分是作者的论著，其中既有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有作者翻译经验的总结，对翻译理论问题的探讨。

前言

汪子嵩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太庆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太庆的这些翻译和论著都是他在近十几年中写成的。他对自己的写作非常慎重，总是要一改再改，精雕细琢之后才拿出来发表。他的这些译文和著述中绝大多数是在他1999年11月因病突然去世后，我们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属于他工作的未定稿，如果他健在，一定还要反复加工的；既然他已经不在，我们无权作任何改动，好在他自己写的稿子每一页都很整齐清楚，可以按原稿付排。    柏拉图的对话既是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被各国人民广泛阅读，已被译成各种语文，如英、法、德、意文都有他的对话全集的译本，而且不止一种，各单篇对话的译文更多。相比之下，中文译本就显得太少，至今没有译出全集，而且有近三分之一的对话还没有翻译。    太庆在《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文中概述了中国从汉唐以来翻译外国经典著作的历史，他认为近代从严复开始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经过“五四”，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翻译工作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情况也是这样。    民国初年郭斌和、景昌极两位先生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陆续在《学衡》杂志发表；《学衡》是反对当时新兴的白话文运动的，所以他们也采用严复式的文言文翻译。从景先生的译序中看到，他主要根据的是B．Jowett的英译本。1933年集成《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出版，五篇对话是：《自辩篇》(Apology)、《克利陀篇)(Crito)、《斐都篇》(Phaedo)、《筵话篇》(Symposium)和《斐德罗篇》(Phaedrus)。全书“序”中则说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及希腊文原本校阅，校阅者是吴宓先生。他们将柏拉图的主要术语Idea音译为“埃提”，将Doctrine of Ideas译为“埃提论”，景先生则译为“理型说”。但是到了1985年由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合译的《理想国》出版时，已经采用现在通行的白话文翻译，文字流畅可读，和六十年前郭先生的译文对照，是完全不同了。《理想国》在1921年曾有吴献书先生的译本，也是用文言文译的，1957年为了读者需要，商务印书馆曾经重印，到1985年才有了现代语文的译本。郭、张先生的译文是根据Loeb古典丛书希、英文对照本和牛津版Jowett & Campbell的希腊原文，并参考多种英文译本译出的，他们将Idea译为通行的“理念”。由此可见，六十多年来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既发生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化，又有从主要根据英译本翻译到主要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不同。    1932年出版了由张师竹初译、张东荪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虽然仍以文言文翻译，但已比较接近白话文。张东荪先生在“序”中说：张师竹先生完全根据B．Jowett英译本翻译，而他自己参考各种译本，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本的英译，对原译改动处占十分之七八，并加了许多笺注。“余于是知译事之难矣。”他认为译书“必先具备三事：一日文字之知识，二日学理之知识，三日须能循守著者之思路”。所以他的译文比较严谨。他们译的六种对话是：《欧雪佛洛》(Euthyphro)、《苏格拉地之辩诉》(Apologia)、《克利托》(Crito)、《菲独》(Phaedo)、《普洛他过拉》(Protagoras)、《曼诺》(Meno)。    严群先生多年从事柏拉图对话的翻译，1963年整理旧译，出版了《泰阿泰德、智术之师》(Theaetetus，Sophista)，这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对话，前一篇讨论认识论问题，后一篇讨论本体论问题，提出“通种论”思想。由于严先生年老多病，至1983年才又整理出版柏拉图早期的三篇对话《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Euthypron，Apologia，Criton)。严先生是严复的后裔，他继承先祖的译风，也用文言文翻译，不过他的译文中已经掺进一些白话文词句了；而且他不像严复那样，在有些地方采用意译转述的方法，而是按照原文逐句翻译。严先生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的希腊文，并参考其他多种英文译本译出。对于希腊的人名地名，他不同意一般流行的根据从希腊文译为现代欧洲语音翻译，主张“悉从希腊原字翻音，并结合汉字四声，以求准确。”    1944年出版的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翻译作品。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二千多年来学者对它的内容一直有争议，被称为“最大的谜”，西方学者对这篇对话一直没有作出能前后一致贯通的解释。陈先生根据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分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这篇对话作了创新的解释。陈先生是根据J．Burnet校勘的希腊文《Platonis Opera》本译出的。他通过翻译详细说明他的解释观点，因此对柏拉图的原文，他采用直译，另外加写了数量上数倍于原文的注释，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义，直至内容的评价，特别注重其中论证步骤的分析，将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解释清楚了。但也因此读者如果不看注释而只读直译的原文，是无法看懂的。陈先生在“序”中说明了他译注的目的和方法，并且对严复提出的译文要“信、达、雅”的原则，提出了评论。陈先生在书中对柏拉图的主要术语提出了新的译词，如将Idea译为“相”，将estin译为“是”。陈先生的这部译注对太庆影响很大，不但引发他研究柏拉图和希腊哲学的兴趣，而且他后来进行哲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可以说主要是遵循陈先生指引的方向的。    1963年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他译了《伊安篇》(Ion)、《理想国》第2—3卷和第lO卷、《斐德若篇》(Phaeclus)、《大希庇阿斯篇》(Hippias Maior)、《会饮篇》(Symposium)、《斐利布斯篇》(Philebus)和《法律篇》(Leges)中和文艺有关的章节等，共九篇。朱先生说他自己不懂希腊文，但将英文和法文几种译本对照后，认为以由布德(Bude)学会印行的希、法文对照的法文译本《柏拉图全集》为最好，他是主要根据这个法文译本，并参考其他英、法文译本译出的。以朱先生的文笔。译文当然是精美的。    我们看到：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翻译柏拉图对话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这几位前辈的翻译，太庆都作了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更重要的是太庆在他自己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对翻译工作形成一套理论看法。    1943年太庆考人西南联大哲学系，1947年太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工作。贺先生强调翻译必须以研究工作为基础，规定要在译文前撰写导言，并进行讨论。贺先生对学生要求较严，太庆文章中提到过贺先生对他的批评。后来太庆说过：“贺先生既教了我哲学，又教了我翻译哲学的办法”……我的另一位老师陈康先生则从哲学翻译的理论上给了我们深刻教育，教我们把翻译看成一件严肃的事业。”(《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太庆对这两位老师的教导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1952年院系调整，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集中到北京大学。主要进行教师的思想改造。当时的西方哲学史组投有教学任务，教师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编译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陆续出版了《古希腊罗马哲学》、《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和《18世纪-19世纪初德国哲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洪谦先生因为太庆年轻，精通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工作又认真负责，所以将最后的审定稿子和编辑工作都交给他担任。太庆同时又和贺麟先生等一起翻译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也担任最后的统稿和编辑工作。在那些年里，太庆和贺麟、洪谦、任华、熊伟、方书春、王玖兴、齐良骥、苗力田、陈修斋、张世英、杨祖陶诸先生一起切磋讨论哲学著作的意义和翻译问题，往往争论不休；为了一个术语或一句话应该如何翻译，太庆常常去图书馆查找各种译本，寻求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翻译工作(实际上也是研究工作)，应该说是人生难得的机遇，太庆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在实际主持编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以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等著作时，他便驾轻就熟了。    经过五十年的工作，太庆逐渐形成一套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在《论翻译之为再创造》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留有两份遗稿，不但文字上有繁简的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差别，所以一起付印。)，他概括为：    翻译的过程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步是从原文追索原意，也就是说，从原文的词汇和语法入手，找出原著的逻辑结构。译者如果是这门学问的外行，就必须以原文为出发点，小心地进而追出作者立论的道理，即客观存在的逻辑(并非个人的主观遐想)，从而化不懂为懂，成为内行。第二步，是这位已经弄懂道理的内行译者设法运用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来表达这个道理，即原著的内在逻辑，让读者明白它。原文的语言跟译文的语言不一样，译文不能照搬原文；但是其中包含的逻辑必然一样，否则翻译就是不可能的事了。每一种语言都以自己的特殊形式表达那共同的逻辑，因此译者既要精通外语，以便从其中看出逻辑，又要精通汉语普通话，以便恰当地表达出这个逻辑。而且外语中的专门术语，必须求得精确的理解，这样才能在汉语词汇中选用妥善的表达办法来表达它，如果汉语词汇中还没有现成的办法，需要增造新词，那也必须按照汉语构词规律从已有词素中选择合式成分来铸造，那样说汉语的读者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    这两个段落都是科学的活动。科学的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作者想出了道理之后，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是进行科学的创造活动；译者虽然没有亲自想出这个道理，却仔细地学会了它，再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这种科学的活动可以说是再创造。因而“信”和“达”都必须创造。    太庆认为决定翻译好坏的关键是两个，一个是逻辑，另一个是语言。译者首先必须对原著有相当的理解，了解原著所讲的道理。西方哲学著作都是重视逻辑的，一篇哲学著作有完整的逻辑结构，每个结论都是经由逻辑推理论证步骤才能得出的；译者必须分析研究，了解这些逻辑步骤，才是对原著有所理解。然后才是第二步，即将译者所理解的原著中的逻辑，用恰当的汉语将它表达出来。原著中的逻辑是客观存在的，用汉语表达的逻辑必须和原著的逻辑一致，如果译者没有很好理解，或是误解，甚至主观曲解，便不是好的翻译，因为原著的逻辑和译文所表达的逻辑在内容上应该是共同的，它们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表述形式上是不同的。所以除了重视逻辑内容以外，太庆特别注重翻译表述所用的形式——语言。他学习多种语言，对于语言学，从语法结构到语音都很有兴趣。他认为译者不但要通晓原文的语法结构，才能正确理解原作者的逻辑论证，更必须通晓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词汇以及习惯用法，才能将原著中的逻辑恰当地表述过来。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译者只要懂得外语，能够将原著中的外文逐字逐句译成相应的汉语，便是翻译的看法，他将这种翻译比做小学生的“描红”。他认为一个好的译者在看懂了原著的内在逻辑以后，还必须再认真地开动一番脑筋，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汉语形式才能将原著的逻辑正确地表达，既要不违背不歪曲原著的逻辑，又要符合汉语的语法结构和习惯用法。因为西方语文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很大，而且中国传统哲学不大重视逻辑推理，所以用汉语翻译西方哲学不像将德语译成英语那么简单，译者必须化功夫选择恰当的词汇和词句才能表达原意，并让中国读者能够看懂。而这一点又是翻译工作必须做到的，否则不如不译。因此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也是一种科学活动。太庆在文章中举了若干例子，是他经常提到的。    我以为太庆这些论述，既是从哲学方面，又是从语言学方面为翻译工作提供了理论说明，对我们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是有助益的。    三    太庆早期是研究笛卡尔的，我们在他的遗稿中还发现有1948年他对笛卡尔《谈谈方法》的法文原著的译稿，纸张早已发黄了。后来他参与翻译、统稿和编辑各种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的工作，遍及从古至今西方哲学史领域。但是到七十年代末，他经历了坎坷的生活，从宁夏银川回到北京后，他的兴趣已逐渐专注于古代希腊哲学。先是我和他要求商务印书馆的高崧先生，重新印行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在校阅全稿时，将陈先生因限于当时条件，不得已把原来的希腊字均转写为拉丁字母的，都由太庆恢复为希腊文字。后来他和我合编《陈康论希腊哲学》一书，我想从他学习翻译工作，提出将陈先生的九篇英文著作先由我译成初稿，请他校阅。他看得很细致，纠正我不少错误，有几页错误较多，他为我重译再抄，我得益良多。    八十年代后期，太庆准备翻译柏拉图对话全集，但刚开始译了几篇他就停下了，因为他觉得有些关于柏拉图哲学的根本问题，还需要重新研究考虑。就我所知，那是有关柏拉图用的主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其中首先是柏拉图所说的idea和eidos，现在一般都译为“理念”，可是我们都记得陈先生早已说过：柏拉图时代还没有产生后来的“理(mtio)”的思想，而且它们也不是主观的“念”。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确有几篇曾将idea说成似乎是主观的概念，但更多的是将它说成是认识的客观对象，所以陈先生主张译为“相”和“型”。对陈先生这个意见，我们都是同意的，可是在我和几位同志编写《希腊哲学史》第一卷时，我总觉得“理念”这个译词已经为一般读者所习知，换成“相”容易产生不习惯，不如“约定俗成”，仍译为“理念”。我将这本书寄呈在美国的陈先生后，他回信中对别的没有提什么意见，但对“理念”这个译词，他一再指出是不妥当的。太庆批评我说：“约定俗成”实际上是“约定错成”。他将这句话写在文章中，不过没有说明他所批评的是我。我在《希腊哲学史》第二卷论述柏拉图哲学时，下决心将“理念”改译为“相”，就是他促成的，可惜陈先生已经看不到我纠正错误了。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更普遍的术语einai(eatin，on，即英文being)。1987年我和太庆在《陈康论希腊哲学》的“编者的话”中说：这个术语陈先生最早按德译Sein音译为“洒殷”，后来有时译为“存有”、“有”或“是”；我们在陈先生写的中文论文中均保留他原来的译法，但在翻译他的英文著作时，均将being按通常译法译为“存在”。太庆对于这个办法是不满意的，他寻根究底，追到最初提出eatin的巴门尼德，对照希腊原文和各种译本，发现最早将这个词译为“存在”并引起误解的，原来是他自己。1993年他发表在《学人》第四辑上的文章《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中说明了这个过程：他在五十年代初翻译

内容概要

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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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太庆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太庆的这些翻译和论著都是他在近十几年中写成的。他对自己的写作非常慎重，总是要一改再改，精雕细琢之后才拿出来发表。他的这些译文和著述中绝大多数是在他1999年11月因病突然去世后，我们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属于他工作的未定稿，如果他健在，一定还要反复加工的；既然他已经不在，我们无权作任何改动，好在他自己写的稿子每一页都很整齐清楚，可以按原稿付排。    柏拉图的对话既是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被各国人民广泛阅读，已被译成各种语文，如英、法、德、意文都有他的对话全集的译本，而且不止一种，各单篇对话的译文更多。相比之下，中文译本就显得太少，至今没有译出全集，而且有近三分之一的对话还没有翻译。    太庆在《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文中概述了中国从汉唐以来翻译外国经典著作的历史，他认为近代从严复开始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经过“五四”，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翻译工作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情况也是这样。    民国初年郭斌和、景昌极两位先生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陆续在《学衡》杂志发表；《学衡》是反对当时新兴的白话文运动的，所以他们也采用严复式的文言文翻译。从景先生的译序中看到，他主要根据的是B．Jowett的英译本。1933年集成《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出版，五篇对话是：《自辩篇》(Apology)、《克利陀篇》(Crito)、《斐都篇》(Phaedo)、《筵话篇》(Symposium)和《斐德罗篇》(Phaedrus)。全书“序”中则说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及希腊文原本校阅，校阅者是吴宓先生。他们将柏拉图的主要术语Idea音译为“埃提”，将Doctrine of Ideas译为“埃提论”，景先生则译为“理型说”。但是到了1985年由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合译的《理想国》出版时，已经采用现在通行的白话文翻译，文字流畅可读，和六十年前郭先生的译文对照，是完全不同了。《理想国》在1921年曾有吴献书先生的译本，也是用文言文译的，1957年为了读者需要，商务印书馆曾经重印，到1985年才有了现代语文的译本。郭、张先生的译文是根据Loeb古典丛书希、英文对照本和牛津版Jowett&CampbeⅡ的希腊原文，并参考多种英文译本译出的，他们将Idea译为通行的“理念”。由此可见，六十多年来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既发生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化，又有从主要根据英译本翻译到主要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不同。    1932年出版了由张师竹初译、张东荪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虽然仍以文言文翻译，但已比较接近白话文。张东荪先生在“序”中说：张师竹先生完全根据B．Jowett英译本翻译，而他自己参考各种译本，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本的英译，对原译改动处占十分之七八，并加了许多笺注。“余于是知译事之难矣。”他认为译书“必先具备三事：一日文字之知识，二日学理之知识，三日须能循守著者之思路”。所以他的译文比较严谨。他们译的六种对话是：《欧雪佛洛》(Euthyphro)、《苏格拉地之辩诉》(Apologa)、《克利托》(Crito)、《菲独》(Phaedo)、《普洛他过拉》(Protagoras)、《曼诺》(Meno)。…………

章节摘录

书摘谈话人：苏格拉底    昨天傍晚我从驻扎波得代亚的部队里回来，由于在外甚久，很想去看看我的旧游之地。因此我走进了金牛角力场，也就是女王庙的对面，在那里遇到很多人，虽然有些人我不认识，但是多数是熟人。他们看到我突然出现，就远远地跟我打招呼，有的在这里点头，有的在那里招手。凯瑞奉。疯疯颠颠，从人群里一跃而起，向我跑来，抓着我的手说：“苏格拉底啊，你从战场上怎么跑出来的?”我们出发前不久波得代亚城下发生了一场恶斗，这消息已经传到了雅典。    我回答道：“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呗。”    他说：“人家跟我们说这一仗打得很厉害，有很多我们认识的人倒下了。”    我说：“这话不假。”    他问我：“打的时候你在场吗?”    我答道：“我在那里。”    他说：“那就请你坐下给我们说说，我们全都不知其详。”    他一边说一边让我坐在加赖斯克若的儿子格里底亚”的旁边。    我坐下跟格里底亚等人打了招呼，向他们说了军队的消息，这是他们所要打听的，有人问这，有人问那。    他们问够之后，我开始问他们，向他们打听大家爱慕智慧的近况，打听青年中间有谁智慧超群，或者美得出众，或者在这两方面都很出色。那时格里底亚朝着门口瞧，看见进来一些青年，彼此高声争辩，后面跟着一群人。他说：“至于美是怎么一回事，苏格拉底啊，我想你马上就会明白了。那些走进来的人就是那位如今被认为最美的人的开路人和爱慕者。那个人我想已经近在咫尺，就要到了。”    我说：“这人是谁呀?他是谁的儿子?”    他说：“你知道的，不过在你出门之前他还小，不算青年。他叫卡尔弥德，是我的堂弟，我叔父葛劳贡的儿子。”    我说：“天哪，我知道的。那时候他就不坏，虽然还只是个孩子；现在他该是个长大了的青年人哕。”    他说：“你马上就会看到他有多大个头、长得多么神气了。”    正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卡尔弥德进来了。    要我这个人来判断美不美，朋友，是很不中用的。说实话，我好像一块最糟糕的试金石，根本测不清青年人的美；这个年纪的任何人没有一个在我看起来不是美的。因此那个人我觉得长得非常匀称，相貌堂堂；我认为别人都被他迷住了。他一走进来，大家都大惊失色，手足无措。他后面还跟随着另外一批爱慕者。在我们这样的成年人身上产生这种感情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我发现那些男孩子们没有一个不对他目不转睛，连最小的都是这样，好像他是一尊神像似的。    凯瑞奉对我喊道：“苏格拉底，你觉得这位年轻人怎么样?他不是有很美的面孔吗?”    我说：“美极了。”    他说：“如果他愿意脱下衣服的话，你就不会单单注意他的面孔了，他的整个形象是无与伦比的。”    凯瑞奉这话得到大家的同意。    我说：“天哪，你们说的这人可不是举世无双的模范么，如果他再加上一点点东西的话!”    格里底亚说：“什么东西?”    我说：“如果他在灵魂方面也很完美的话。他大概会是这样的，格里底亚，因为他出于你的家门。”    他说：“他在内心方面也是既美又好的。”    我说：“那么，我们在考虑他的形体之前，何不先让他亮出灵魂来给大家看看?他这个年纪正是喜欢谈论的时候啊。”    格里底亚说：“那太好了。因为他生来爱好智慧，而且像他自己和别人所想的那样，是个出色的诗人。”    我说：“亲爱的格里底亚啊，这是你们家族的传统特色，是从梭仑传下来的。你为什么不让我认识一下这位年轻人，不把他叫来呢?即便他年纪没有现在这么大，也不妨当着你这位堂兄兼保护人的面跟我们谈谈嘛。”  他说：“你说得很对。我们就把他叫来。”他同时就转身告诉仆B人：“去叫卡尔弥德上这里来，说我要他来给一位医生看看他前天跟我说的那种毛病。”然后跟我说：“他新近告诉我，说他早上起来头痛。你何不说你懂得治头痛的方子呢?”    他说：“可以这样说，只要他来。”    格里底亚说：“他就要来的。”    于是事情发生了。卡尔弥德走进来，引起了一阵喧闹。我们c坐在那里，每个人都向他边上的人身上拼命挤，希望那位年轻人坐在他旁边，挤得坐在两头的人有的只好站起来，有的只好趴下去。卡尔弥德走上来坐到我和格里底亚之间。那时候，我的朋友啊，我开始感到很局促。我原来自以为有把握和他从从容容地谈话，这点把握突然不见了。格里底亚跟他说我就是那个知道药方的人，他转身向我，好像要问我话的样子，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法描述的亮光。角力场里的人全都一涌而上，把我们围在核心。亲爱的朋友啊，霎时间我的眼光穿透了他的衣裳，感到欲火中烧，不能把握自己，暗想居狄亚真是深知爱情的三昧，他谈到一个美少年的时候向另外一个人发出警告，说道：你胆怯的小鹿啊，不要往狮子E眼前跑，那样会成为它的口中食。这话真是不假，我就体会到了被它吞噬的滋味。不过，他问我是不是知道治头痛的方子，我还是勉强跟他说我知道。    他跟我说：“那方子是什么呢?”    我跟他说那是一种草药，不过还要加上咒语，服药的时候念动咒语，就会完全恢复健康；要是光吃药不念咒，那就无效。    他说：“那我就把你念的咒语抄下来。”    我说：“是不是你请我念?”    他笑着说：“是我请你念，苏格拉底。”    我说：“你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我要是不知道，那就坏了，因为我的年轻同伴们总是谈到你，我记得很清楚，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经常看见你跟这位格里B底亚在一起。”    我说：“这好极了，我可以比较无拘无束地告诉你这种咒语的本性了，因为我原来并不知道怎样使你了解这种咒语的作用。亲爱的卡尔弥德啊，这种咒语的作用不止是治好头痛。你大概听到过那些杰出的医生的说法：他们在有人请他们看眼病时说，他们不C能单单治眼睛，要治眼睛必须治疗整个头部；如果以为可以单治头部，不管身体的其余部分，那也是十分愚蠢的。说清这番道理之后，他们就诊断整个身体，把患病的部分随同全体一道治好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所说的道理以及实际情况呢?”    他说：“当然注意到了。”    我说：“那你认为说得对，完全同意吗?”    他说：“毫无问题。”    我看到卡尔弥德跟我看法一致，就恢复了勇气，逐步挽回了我的信心，感到我的力量又回来了。于是我跟他说：…………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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