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动的天下

作者简介

《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内容简介：任何严肃的著史者都无法避免反历史的倾向，因为历史叙述是对个人和集体回忆产生的想象和重构。而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重构中国近世史和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重新构建了1500～1911年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反观自身的观念，对基于欧洲中心论和“冲击一反应”模式下的中国近世史观提出了质疑。为此，《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对中国近世之地理观念、外交思想、对外开放观念、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这些集体的世界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中国近世并未真正实现从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的实质性转化，中国的近世是一个涌动的天下。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卷 作为观念的世界图景总论：天下观及其评价范式第一节 什么是天下观：作为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世界观第二节 天下观与中国的身份认同第三节 叙事范式的修正：朝贡体制和“冲击-反应”模式的问题第一章 世界地理观的第一期变动：新世界与帝国地理身份的完善第一节 平等交往下的世界地理观第二节 清帝国地理身份的构建第三节 清初中国中心观之惰性第二章 第二期的世界地理观：重新定位中国和西方第一节 《海国图志》：“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第二节 徐继畬：夷夏大防观念的突破第二卷外交：他者的困惑与天下观的嬗变引言第三章 被纳入东亚的西欧：他者的困惑第一节 葡、西、荷、英未能冲击明朝第二节 天下理由：力量优势与财政补贴下的明朝朝贡体制第四章 重归天下一统：清初朝贡体制的固守与调适第一节 清朝朝贡体制的新特点第二节 礼制的维护和调适对荷兰和俄罗斯的不同态度第三节 心照不宣的交往马戛尔尼访华失败背后的价值观冲突第五章 天下观的崩溃：新型外交思想与外交体制的确立第一节 作为沉重记忆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节 为外交正名洋务派的世界局势观与外交思想第三节 外交体制的变化和遣使出洋第六章 天下观的崩溃：朝贡体制的瓦解与地缘战略的嬗变第一节 朝贡体制的瓦解及属国战略的转变第二节 重新认识海洋防日与东亚巨变的内因第三节 礼失而求诸野颠倒的东亚与作为中国动力的日本第三卷未曾封闭的帝国引言第七章 涌动的天下：“海洋明朝”对朝贡体制的消解第一节 禁海与海商集团：海洋明朝的产生第二节 “白银世界观”：海洋明朝的过度开放性第八章 涌动的天下：清朝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背后的动机与意识第一节 重归中国中心主义对外贸易管制政策背后的动机第二节 涌动的天下：“贾道”与商战第四卷民族身份认同：明清世界观变迁的内在延续性引言第九章 身份认同：明末清初传统世界观的瓦解与重塑第一节 以夷变夏：满洲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传统价值观的合理诠释第二节 明清易代时身份认同与国家观念的痛苦裂变：以士大夫为例第三节 在明、清与荷兰之间郑氏家族的身份纠葛第四节 南明的世界观信仰和王朝利益瓦解了朝贡体制第五节 朝贡身份认同的瓦解朝鲜和日本对明清易代的反应第十章 身份认同：民族国家的自我建构第一节 中国走向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内在因素第二节 “排满”思想的嬗变第三节 中国式民族主义中的身份构建第五卷文化：困境中的主体意识引言第十一章 第一次西学东渐：文化世界观的冲突与调适第一节 明末中国世界观转变的契机第二节 文化世界观的冲突与调适第十二章 重归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礼仪之争”与清初的世界意识第一节 “中国礼仪之争”第二节 想象的中国：康熙与欧洲第十三章 身份认同：从扭曲的底层到大同世界第一节 底层身份的迷失：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第二节 作为伪命题的“中体西用”论第三节 另一种“中体西用”“国粹主义”和“西学中源”论第四节 走向大同中国世界观的绝地反击总结：以天下“拯救”民族国家？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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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下意识到世界意识：中国世界观的历史演变（1500-1911）”，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09YJCGJW001），本书是此项目的体现成果。

前言

　　多年以前，我提出“走出晚清”的命题，“走出晚清是走向全球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一种对时代变迁作出的回应和选择。”其目的和今天没有区别，都是要走出欧洲中心主义构建的东亚和中国近代历史图景。只是随着视野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我将研究推进到明朝中后期。只有回溯到16世纪中后期——当中国和世界处于同步进入一个全新世界的时候，才能更清晰地看出所谓中国近代史（近世史）——尤其是对外关系史的本来面目。在此，我提出一种“大近代史”的概念。所谓“大近代史”，是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脉络，不以欧洲以武力全面进入东亚为叙事基点，而以中国和东亚发生的一系列对后世产生深刻而长期影响的事件为叙事中心。每一段历史都有其“尊严”。“我们不是去发现历史的奥秘，而是去说明它。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我们赋予历史以尊严’。这已经很不容易。”　　“大近代史”本身没有起点，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大近代史”关注一种累积效应，即多重因素长期叠加和反复导致最后可明确观察的结果，并且不预设其必然目标和价值标准。这正是本书得名“涌动的天下”的缘由。

内容概要

　　任何严肃的著史者都无法避免反历史的倾向，因为历史叙述是对个人和集体回忆产生的想象和重构。而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重构中国近世史和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重新构建了1500～1911年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反观自身的观念，对基于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反应”模式下的中国近世史观提出了质疑。为此，《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对中国近世之地理观念、外交思想、对外开放观念、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这些集体的世界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中国近世并未真正实现了从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的实质性转化，中国的近世是一个涌动的天下。

章节摘录

　　反观1500～1911年数百年的对外世界观的变迁，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内在涌动，在这个“涌动的天下”中，本书从所涉议题得出如下主要启示：　　其一，文化世界观方面：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世界观并没有真正冲击和取代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欧洲曾经长期处于东方的边缘，也曾经长期被卷入东方的体制。这种“他者”的困惑在21世纪将会重现。自16世纪以来，西方仍然没有确立和中国的价值观调和的基本原则立场。世界文化的普世性问题仍然未解决。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有很大的重新构建的空间，与徐光启时代没有本质区别。从本质上而言，中国是一个“半民族国家的文化国家。”因为中国“民族国家化”的程度并未达到彻底解构了中国对天下关怀的本质属性。那么，中国不太可能走向彻底民族国家化之后的欧洲列强已经走过的大国崛起之路。中国自身的道义约束要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崛起之时的情势。从约束的角度而言，这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并不利。但从世界的角度而言，中国恰恰因为没有抛弃过对天下的道义关怀，中国的崛起极可能对世界而言是有利的。世界应该庆幸中国没有彻底走向基于欧洲历史的民族国家崛起之路的逻辑，也即庆幸中国没有接下霸权争夺的接力棒。　　与西方语境中的“帝国”（empire）概念不同，“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与其说是帝国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天下’要表达的正是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者说完美概念（尽管具体制度和实践永远是个难题）。”“天下概念的重要性表现为这一哲学概念创造了思考问题的一个‘世界尺度’，它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国家尺度无法度量的大规模问题成为可能。”“‘天下’这一概念为适合世界问题的广度而创造了一种世界尺度（原文为粗体，下同——本书作者注）。世界性的问题只能在世界语境中以世界标准而不能在本地语境中按照国家标准去分析和衡量。这正是老子提出的知识论原则：‘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真正基础，它直接规定了这样一种哲学视界：思想所能够思考的对象——世界——必须表达为一个饱满的或意义完备的概念。”自古至近代，这种对天下的关怀从未泯灭，“夫贤才虽不求于天下，而实未尝一日忘天下。”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极有可能塑造一种新型的大国身份——既不同于欧美历史上的帝国，也不同于中国自身历史上的天朝。至于其内涵到底是什么，既有待于中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的思考、设计和实践，也有待于外在环境与中国目标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构建。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西方思想里没有‘天下’这个哲学观念，这是中国式的天下帝国与西方强权帝国的原则性差别……天下万邦只有差异而没有必要划分出异端。”　　对于赵汀阳的“天下”思想，有论者轻描淡写的认为：“这样一种过于极端的‘天下主义’思潮原本就不是历史研究，至多也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构想。”然则对中国世界观的考察，因议题本身的属性，它必然是历史学、汉学、政治学和哲学的综合研究，谁也不能规定“只能是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哲学研究就是乌托邦研究，但不能等于“乌托邦构想。”每一个学科从自身的研究方式出发对同一个议题的研究都具有学术价值。对于天下观念的当代价值的思考应该具有学术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有人因为恐惧历史上业已崩溃的天下观念可能变成“不堪入目的怪物”，而认为“个别学者鼓吹以中国天下观和文化来整合未来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认为这是“带有讽刺性”的事件。然而，这可能是来自一种对天下观念进行重新讨论的目的性的误解。事实上，不仅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合理的总结过天下观念，而且总结历史也并不意味着恢复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学界必然会担忧的中国中心主义或因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丧失对个人解放价值的关注。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国内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构建并不会因为对天下观的再思考而受到干扰甚至掩盖。恰恰是因为我们无视中国的特殊性文化才有可能导致李贽所言的“君子误国，尤甚于小人。”既然天下观念并没有消除，为什么要刻意回避它？　　仅从对天下观的变迁的相关叙述而言，这个过程已经在构建——尽管它还是极其缓慢的。天下观曾经给了中国人人性发展的最高境界的呵护。走向民族—国家观则使中国人暂时失去了这种呵护，因而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即是这种不安全感的反映。即便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但由于天下观的关怀意识并没有彻底消退，并且随着低一层次的民族—国家的力量的兴起（即所谓复兴、崛起），可能又会导致其再次凸显。“不是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民族—国家向着天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摆脱那种现成的符号框架与区域性限定，才能抵达更高的人性的可能性。换言之，即使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我们也仍然可能、也有必要在某些层面、某些维度向着天下思想开放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世界观基因中对未来（甚至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中国在过去的500年并未因走向并不经典的民族国家而彻底失去这个对“天下”予以关怀的梦想。　　天下观的突出与当下盛行的中国文化热同步，但并不等同于20世纪的民族主义思潮或“国粹主义”。在20世纪，“国粹主义”是为民族身份认同服务，而今天天下观并不是以增强民族身份认同为目的，而是以中国独有的关怀世界的秩序为目的。这里面已经具有本质区别。天下观绝不仅仅是存在于王朝时期的中国传统之中，而是一直延续性的存续着。今天的凸显，是源自于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当文化实体的能力需要唤醒这个基因的时候，基因即凸显出来。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而言，明清两朝（16～18世纪）的闭关锁国导致了落后挨打。这是把19世纪的事情强加于前面的3个世纪了。西方冲击东方的基督教普世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两大价值支撑点。然则，当时双方谁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义”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一则是靠实力说话。在那3个世纪中，中国除了与俄罗斯有较大规模战争，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没有大规模战争，并且中国在西方海外贸易中一直占据主动地位。二则传教士和殖民者们实际上长时期认可了这种东亚价值体系，他们一直处于被动的被定位的地位。这些都不能说是闭关锁国导致的中欧关系形态。明清（至中期）尽可能的容纳了开放性的因素，禁海一直是作为国防政策而不是国家发展战略时断时续的存在的。几个或一个口岸的通商已经能够满足帝国的外贸。开埠的数量不是决定性要素。“闭关锁国”论的本质是欧洲中心论。其理论假设是：正是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打击，才体现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闭关锁国”，如果不是“闭关锁国”，中国在晚清不会“落后挨打”。　　欧洲走向近代和现代并未向任何外来文明采取一种统一的开放、学习的政策。欧洲国家走向近代和现代史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并无谁进行了统一的总体设计。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历史创造者们也并不知道必然导致领先于中国的历史后果。要17和18世纪的中国人预测19世纪后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形态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谬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移情”思考。事实的根本点在于，欧洲被清末以来的中国人想象成一个均质的政治实体，因此具有采取统一设计未来现代社会的政策。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欧洲并不同中国一样，具有统一的国家形态，甚至也并不具有统一的对外力量。欧洲走向近现代的根源在于其内部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这是中国不具备的最重要的动因。将后来的落后挨打归结为“闭关锁国”政策，不仅没有看到欧洲历史的内在逻辑，也没有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认为靠一种对外政策就可以解决中国走向现代的问题，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模式。它恰恰会导致中国片面的追求力量优势而忽视国内变革。　　此外，在文化世界观上，争论“体用”不如遵循自然发展规则。因为体用之争根本是个虚假的命题。即便不提“中体西用”，具有强大而厚重的主体性的中国文化也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相对完整的情况下真正从本质上被西化或从很大的量级上被西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体西用既是个无法真正需要实践的主张，更是一个伪命题。从逻辑上而言，如果进行了一项毫无选择性的选择，就落入了霍布森选择效应（HobsonChoiceEffect）的圈套。因此，与其说“中体西用”是晚清的一项文化选择，毋宁说是毫无意义的说辞——除非它另有目的。文化的延续性将成为中国重新获得认同和走向世界的最后的依靠，在软实力的构建中，中国具有更大的弹性、宽容性和适应性，这不是其他文化所具备的。放宽历史的视野，如果不仅仅关注16世纪以来的世界观问题，那么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就可更清晰的看到：印度对中国的佛教输入——虽然曾经多次遭遇灭佛之坎坷，但是它是如此的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以至于最终与本土的儒道合流。自南朝梁陶弘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认为“夫万象森罗，不离两仪所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以来，从隋唐至宋，主张儒释道合流的大有人在。宋明以降，儒教、道教、佛教三家思想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宋明时期的理学，几可视为“三教合流”的产物。宋明以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深受儒释道的综合影响，如此，认为中国文化独尊东方、儒家独尊中国的这两个逻辑都是不成立的，相反，中国恰恰是广为吸收了周边各文明实体的文化而不断更新生长的文化国度。因此，有理由怀疑中国文化是封闭的观念。西方在到达东方时没有深入了解这一点，而随后数百年形成的“东方主义”又武断地加强了这个“印象”——而不是认知。近世的欧洲认为中国停滞和封闭，那是其力量优势下的话语霸权，如果20世纪的中国人自己这么看，那的确是因为在时间上看得不够长。　　其二，地理世界观方面：地理世界观已经转化为地缘政治观，它包括疆界、海洋和日本问题。厘清帝国疆界的舆地政策已经转化为对边界问题的实际处理；海洋和海权问题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世界观问题，不仅仅是战略问题；对日本的关系——尤其是构建信任的问题，是中国获得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核心问题；此外，对于“陌生的邻居——印度”的地缘关系，也一直是中国未曾重视的课题。中国在历史上与印度的交往获益甚多，在“金砖四国”的概念下，应该允许存在一个次一级的中印关系系统，如果中印在价值观上达成默契——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亨廷顿所谓的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结合的论断就彻底崩溃了。时至当今，印度方面也看到了与中国再次交融的价值，2005年甚至出现了“Chindia”的概念，似乎印度方面对中印再度结合发展表现出更大的兴趣。长期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人将目标过多的锁定在美国和欧洲，当前开始重视日本，但南亚在中国崛起之梦的框架内可能起到的历史作用还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此外，中国的世界观目前仍然以欧洲现代“元地理学”（metageography）——一种基于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地理意识形态——为基调。而未来元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地带恰恰是“非西方人怎样理解全球的人类图示”，中国曾经以天下观构建了真正全球视野的元地理学，具有参与构建未来新的世界版图结构的优越基因。　　其三，外交世界观和民族世界观方面：一方面，从对外的角度而言，天下观具有对民族主义的中和价值，也具有对未来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价值。如何在构建民族国家（大国）的价值基础上吸收传统基因是一个战略课题。不走传统之路，也不走帝国之路，那么走哪一条路？这是个很大的课题。随着中国在力量层面的崛起，最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和中国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地位的确发生了巨变，中国人有理由享受这种地位抬升带来的自得和欣快感。然而，天下观决不是简单地重复王朝时代走向万邦来朝的制度性安排，而是具有“国家解放”的价值——它在本质上是反国家利己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困境正是亟待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重新挖掘天下观的现代性价值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从对内的角度而言，民族国家身份的构建仍然伴随着世界新兴的民族分离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前代的民族融合策略在当代受到一定的局限，但构建民族认同的本质仍然是文化认同而非强制力——这是“夷夏大防”观念中最具现代价值的遗产。国内民族问题与身份认同在新时代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艰巨的世界观问题。明清易代以来的国内民族与身份认同问题在经历了20世纪的整合后，表面上达到了一种均衡，但是如何应对新一轮的整合，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吸收经验教训。“中国”的身份构建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并不能说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中国”概念在天下观之下的模糊性，恰恰为中国身份的认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不是局限：中国、中华、中国人、华人等等富于想象力的概念是具有身份认同的巨大弹性的。　　经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没有彻底的实现经典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中国或者易受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或者易受传统天下秩序的贻害；但却给中国修正经典民族主义留下了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可以运用中国的传统智慧去填补的。　　国人欣喜于最近十多年来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潮。然而，民族认同中最根本的是超越文字和语言这种工具的认同性，或者说是思想的认同性。克里希那穆提（JidduKrishnamurti）虽是印度思想家，但是用英文向西方（或者世界）传递“般若智慧”。作为20世纪致力于使人类得解放的精神导师，其思想境界、智慧高度非一般智者所能及。克氏的成功是东方文化可以具有普遍认同的最好范例。倘使天下观真要具备这种认同高度，则非得有如克氏般的哲人去推动不可。中国将不缺力量，而缺运用力量的智慧。　　其四，开放观方面：以往认为中国对来自基督教普世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这两大西方冲击无动于衷，所以才导致中国后来的极端被动挨打的观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16至17世纪的东亚世界观的基本格调中，明清中国具有强势地位。明清统治者和民间都作出了正常与外界交往的努力，并非闭关锁国。与同期的欧美相比，清中前期忙于构建帝国的统治身份，从地理到文化，清朝将视野置于东亚边缘地带的治理和帝国内部的整肃，并且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善了多民族帝国身份的认同。其涌动的力量证明清朝中前期并未停滞，因此并非停滞的帝国。　　然而，中国国力的增长很可能导致文化自负从而陷中国于失控的外部环境。比如，明朝疯狂单方面吸取海外白银，由此虽然加强了海上明朝的开放性，但也导致了明朝财政对外的过度依赖，而明朝对此一直放任自流，不去尝试有节制的、寻求控制性的白银外贸和财政政策，最终极为讽刺性的终结了明朝的统治——明朝不是失败于封闭，反而是失败于过度开放的“白银崇拜”！——只是明清易代时西欧并没有力量真正撼动东亚中国的优势地位，才未发生明末中国即现美洲化的结果。清前期在力量上重新巩固了文化的自负。然而，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开放带来的风险之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晚清中国的开放的风险即超越了文化控制力。晚清涉足国际商战的胡雪岩因对其行为的失控而覆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代中国的开放所带来的风险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均更强烈地对中国文化的控制能力提出了要求。比如，谨慎地对待走向一个不熟悉的全新世界——金融世界——时，应该避免基于力量强大之经验带来的文化心理自负。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并不熟悉的“货币战”世界，明末中国输于货币战争，在2008年以来的这一轮“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吾人侥幸脱身，下一轮呢？明清中国的文化优势使得中国基本能够脱身于卷入世界的风险，但文化优势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如果中国的文化不能真正支撑时下所谓的“中国模式”，那么在下一轮更大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如果认为自己能够再次置身度外，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自负。　　总之，1500～1911年时间段的中国世界观之变迁揭示了两个本质性的问题：其一，世界观的普世性其实是一个“使之具有普世性”的问题，明清两代的天下观念本是一个主动展示的自觉过程，其衰变却是一个失控的自发过程；其二，天下观念的体制已经彻底丧失，而其观念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并未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彻底消亡。就前者而言，是一个观念的互构过程，如果在衰变过程中将自发过程扭转为自觉适应过程，则会进入观念的互构过程，中国也不会输得那样惨；就后者而言，既然制度上不能恢复传统，新的世界观的构建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意味着中国必须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文化——其核心是价值体系——才能够取代天下观念。上述两个问题其实都是认同问题——前者事关他者认同，后者事关自我认同。因此，使中国的世界观具有普世性和创造新的文化认同这两个任务是21世纪中国对外关系战略构想中最根本的问题，既然力量层面的崛起使得第一个问题越来越具有可能，而创造与历史断裂的新文化却根本没有可能，那么，为什么不真正思考中国历史的合理逻辑到底何在？为什么不真正思考天下观是否具有合理因素呢？这样做的目的是将这个自觉过程发掘出来，以便主动出击，推进他者认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运用我们的理性，那么中国很可能在一种既非民族主义也非天下主义的尴尬定位下充满连自己都难以忍受的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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