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2
ISBN:9787301165683
作者:田余庆
页数:324页
作者简介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书籍目录
释“王与马共天下”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二 司马越与王衍
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一 小引
二 郗鉴的密谋
（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二）流民与流民帅
（三）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
三 郗鉴与王导
（一）郝、王家族的结合
（二）苏峻乱平后的江州
（三）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四 郗鉴与京口经营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五 余论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
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
三 庾、王江州之争
四 襄阳的经略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
（一）桓温先世的隐情
（二）桓温是桓范后裔
（三）桓范的郡望问题
（四）旁证
（五）小结
二 桓彝事迹杂考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二）桓彝过江后跻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三）桓彝族单势：弧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
（五）小结
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
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加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内容概要
田余庆(1924～ )，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合著，翦伯赞主编)、《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深入探索，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即门阀土族与皇权共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本书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的历史兴衰为线索，从政治史角度对我国中古政治史中“东晋门阀政治”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独特考察。本书使用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
章节摘录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漕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日：“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短了江淮问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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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二十余年了。祝总斌与胡宝国先生，在《历史研究》与《书品》中，对该书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评介 。2009年，“中国文库”丛书编辑委员会再次出版了田氏此书，由此可见，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之生命力与吸引力，仍是不减当年的。田先生此书的核心观点，即是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在他看来，自秦汉帝国建立以降，中国政治之发展，即进入一皇权政治之格局之中。在此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得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 东晋时代却是一个例外，在永嘉南渡直至刘宋代晋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一变而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随着所谓“次等士族”（陈寅恪的概括）的兴起，刘裕等人所建立的南朝政权，最终排斥了门阀政治，从而将中国之政治格局，重新拉回到皇权独尊之状态。这一趋势，随着隋唐帝国的兴起，最终得以完成，中国之皇权政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如果从汉晋隋唐近千年的历史演变来看，东晋出现的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发展这一历史主流中的一个回旋。这一回旋，固然有其深远之影响，但终究是暂时性的，是必然要重新回归到皇权政治之正统形态当中去的。可以说，这一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性质特征的整体把握，成为了田氏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纵观全书之结构，正是围绕这一“变态”之政治形态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演变、最终又如何消亡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如果我们将东晋门阀政治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该书之主要篇幅，即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生命体生老病死之全过程。可以说，对于一本具有二十余万字篇幅的学术著作而言，要将全书融贯为一密切勾连之整体，乃是颇有难度的。而田氏此书，不仅做到了此点，更通过王、庾、桓、谢、王等士族的代兴，将这一东晋门阀出场、在场、散场之全过程，演绎得如戏剧一般淋漓尽致。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精彩演绎，绝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对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是什么”，还要关注“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三把解开东晋门阀政治之门的锁钥——皇帝、士族、流民。在他看来，“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换言之，此三种势力，若能保持其动态平衡，则东晋之门阀政治，即可维持不坠；一旦其失去这种平衡，则门阀政治将面临危机；等到这一平衡无可挽回地被次等士族之兴起所打破之时，门阀政治筵席的“曲终人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二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该书最为显著的几点优长之所在。无疑，作为一部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品，田书在材料的细密考订与论证之周详方面，是颇为值得称道的。这一点，在书中关于郗鉴的密谋、郗鉴对于京口的经营、桓温先世的推测、桓彝事迹杂考等方面，表现得畅快淋漓。例如对于桓氏家族先世的考证，可谓层层推进，全面而系统，充分体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此一结论，的确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先生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田氏此文，可谓发千年之覆。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之史料，相较于以后之隋唐，尤其是宋元明清诸朝，乃是较为寡少的。作者在充分爬梳和利用传统史料之同时，也对于《世说新语》甚至《搜神记》一类具有一定传说色彩的材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解读。可以说，对于此类具有传说性质且多夸张与附会的材料之解读与应用，历来是实证性史学研究中的难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多次十分巧妙地处理了这些材料。如在考索南方士族心态时，田氏便利用了《世说新语》中记载南士道旁偷视、观禊等事的材料。在经过细密之分析与考辨之后，田余庆认为：《世说》所载之事件本身，似乎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这一严谨而又富有洞见之考察史料的方法，不仅大大扩展了这一时期史料的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田氏揭示此一时期的士人心理，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文献参考。然而，田先生也并非始终“一考到底”。正如胡宝国在其对于该书的评论中所言：“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 由此似可明晰，田氏此书一首要之优点，即在于其既有综合之思考，又有细密之考证，且在考索具体史实之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供利用之材料，对其进行了严谨而又不失灵活之分析与诠释，确是一部实证史学的经典性著作。此外，该书中十分注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我们处理历史问题，尤其是诸如魏晋南北朝这一极端复杂之历史时期的若干史事，依然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关于此种术语在该书中之应用，可谓比比皆是，这里仅举数例，略加说明：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郗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可以看到，这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在厘清复杂之历史局面与演进过程之时，的确能够起到分清主流与支流，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与决定性原因之作用。东晋时代，北方与南方、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皇帝与相王、侨姓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各种矛盾冲突，可谓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主次，看清问题之关键所在，的确是要为史料所奴役而茫然无所措，摸不清线索，理不出头绪的。接下来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该书关于地理形态对政治局势影响的分析。这一分析的重点，集中体现为所谓的上游与下游之争。对于这一问题之背景，田先生作了如是之交代：所谓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可以看到，王敦与司马氏之争，庾、王江州之争，桓、谢之争抑或司马氏内部的主相之争，无不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上下游之争。可以说，就东晋之地缘政治形态而论：下游靠近中枢，一般代表了中央的势力；上游依托荆州，一般代表了方镇的势力。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甚至皇族内部的主相之争（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父子），其性质固然不尽相同，其具体形态却总也逃不脱上下游分庭抗礼的格局。对此，田先生从上下游之地理形势、物产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上游而言，荆州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长江的流向，则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地形优势；而对于下游而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存在，为之提供了较大的政治优势与经济支持；而京口重镇之经营与北府兵的存在和发展，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军力保障。可以说，上游、下游，各具优势，这一博弈的焦点，则是处在上下游折冲要地的江州，东晋初期庾、王两方对于江州的争夺，即证明了此点：即谁占据了江州，谁就有可能暂时打破这一动态平衡，赢得一定的主动与先机，成为左右政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及的：“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因此，这一上下游之争夺，固然是东晋时期王朝内部斗争的重要一端，却也未能超越隋唐一统之前南北之争的主基调，淝水之战中上下游桓氏与谢氏的密切配合，即是一个典型之例证。三现在，让我们以陈寅恪、谷川道雄和内藤湖南为例，再来看看该书同其他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之间的同异之处。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及的，便是陈寅恪。关于陈先生与田先生在治学路数上的殊异，胡宝国在其《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在他看来：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在笔者看来，除却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分殊之外，陈寅恪与田余庆二人对于门阀政治这一具体问题的观察，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是陈氏试图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作一考量，而田氏则更多从政治与军事的范畴中加以定位。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根据陈氏的看法，具有学术文化特征的士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这样的士族也可以称为“文化士族”，因此，他的士族阶级实际上是文化士族阶级。 这种对于文化之强调，在田先生之全书中，是绝少能够觅其踪迹的。田氏作为一代政治史大家，似乎将门阀士族政治之本质属性，界定为其在实体政治中与军事上所具有的权力。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田书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限制于东晋一朝，而认定南朝与北朝，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这一论证，如果但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考量，无疑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果陈寅恪的说法成立，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士族之核心在其文化而不单单在其官位之高低，那么，我们对于门阀政治的理解，也就会与田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陈寅恪的理解，所谓的门阀政治，就不能仅仅依据其政治军事权力严格限定于东晋一朝，而是应该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历史沿革中去考察了。对此，田先生也是有所承认的，正如他所言：“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因此，陈氏与田氏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之殊，恐怕更多地是一角度与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必定要分个正误高下不可。此外还需重点关注的，便是谷川道雄的研究。谷川氏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该书与田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其对于结构性因素的关注。田氏此书，以考证精密、叙述融贯见长，可谓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谷川氏之书，则在进行若干具体考证的同时，包含了一种具有强烈理论预设的结构性思考。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说部分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根据谷川氏的观察：“总体说来，在六朝时期的某些阶段，存在着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这样一种二元关系的状况。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贵族制就是门阀贵族制。门阀贵族制必然导致身份上的闭锁性，同时也削弱了贵族在政治统一上的能力，因此贵族不得不与作为外部存在的王朝权力——常常以军阀政权的形式出现——进行相互补充。……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关系实际上反映了门阀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性，而君权强化又是与门阀社会发生巨大动摇的事实成对应关系的。” 可以说，与田余庆所述之东晋相比，谷川氏所要处理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乃是更为复杂和难于理清的。然而，谷川氏对于这种二元性的认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十六国政权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等篇章中。可以说，无论是十六国乃至北魏时期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抑或其不称皇帝，而以天王自居的政治行为；还是两魏齐周时期霸府与王都的二元结构，都是与这一二元性认识分不开的。实际上，在田余庆对于东晋时期的考察中，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诸如中枢与地方、上游与下游、皇权与士族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正是这一二元性的对立，构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本原因。接下来，谷川道雄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二元关系之后的走向，他谈到：“如前所述，这种二元关系以北魏末的内乱为契机逐渐朝一元化方向转化，汉人贵族依靠自身的力量担负起政权的一部分即是其体现。” 实际上，东晋末以至南朝的历史，也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来加以理解。即以刘牢之、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的兴起，最终将司马氏与王、庾、桓、谢等士族共治天下的二元权力格局，置换为以南朝帝王为中心的一元格局，使得南朝政权，在经历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之后，终于又重回皇权政治的正常轨道。然而，田先生在这里，似乎有意回避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性或者说结构性的思考，他没有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与同时期北方地区从十六国以至北魏的二元格局联系起来看待。实际上，这一由二元向一元的过渡，既发生于北方（以六镇之乱为其标志），也发生于南方（以刘牢之、孙恩等人的兴起为表征），乃是中国之社会由魏晋时代之门阀政治（或者说门阀与皇权之二元政治），逐渐演变为隋唐时代之皇权政治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变之一。也许，田先生太过谨慎了，这使得他虽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得出了同谷川氏类似的结论，却未能从全国的维度，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巨幅图景。当然，在具体的论断上，我们还会发现中日两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之间的一些若合符节之处。谷川道雄在论及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时谈到：“贵族阶层开始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根本原因抛之于脑后。上述倾向在江南尤其突出，而在北朝，孝文帝以后的北魏王朝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潮迅猛而至。” 在这一点上，田余庆得出了与之惊人相似的论断，他在论及南朝之后的门阀士族时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 这，便是“衰至便骄”的道理，当这些门阀士族，已经不能在政治与军事中掌握权力，而不得不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了。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失去了他们所能真正依靠的阶级基础，成为了一个仅仅具有贵族地位的空架子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唐代之后，士族阶层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政治之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据此，我们又衍生出了田氏此书同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人理论之一重要分殊之处。内藤之理论，即是后来所谓之“唐宋变革”。在他看来：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可以说，在内藤的分期视野中，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中叶之权力结构，固然存在很大的内在差异，但其核心，乃是一贵族政治鼎盛之时代。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激变，中国之政治，才最终进入了宋代以后皇权独尊的时代。在这一框架下，门阀政治，作为贵族政治之重要一端，也必然不仅属于东晋一朝，而应置于汉季以降直至唐末五代近千年的长时段中去考量了。陈寅恪的观点与内藤相似，他认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可以说，无论内藤还是陈寅恪，都将魏晋隋唐作为一整体，未给与东晋门阀政治以特殊地位。而依据田氏之论，则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此一朝之制度，乃持续二千余年之专制皇权制度在特殊阶段的变态。如果这样来看，则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就有如中国漫长皇权政治中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中国政治由贵族走向皇权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之重要篇章了。四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来看看其中一些可商之处。前文中已经提到，该书是以论述与考证见长的实证史学之典型代表。然而，作为一本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田余庆先生，似乎更多地将笔墨放在了对于具体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之上，而没有去关注其之所以形成又之所以消亡的所谓“终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胡宝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也提到了田先生自己对此的解释 。可以说，在这点上，田氏并非是没有自觉的，与其说他“不能为”，不如说他“不愿为”更为妥当。然而，这种对于终极原因之追索固可不必有，我们却是不能将一时代之产生与消亡，仅仅归结为若干偶然性事件的。对此，田余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他在该书的开篇，即为我们作了如下的陈述：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特定”二字，体现了作者的态度，正如胡宝国所言：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田氏在此问题上的薄弱之处。纵观全书，其内部结构可谓谨严之至，然而，这一内在之统一却是封闭性的，换言之，其产生与消亡，似乎都是以一个王朝的开端与终结为标志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经典政治史视角，然而，为何门阀政治之结构，会在东晋之初开启，又在晋宋之际结束，田书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答案。这一点，与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该书中为我们呈现出的这一政权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化之巨大历史脉动，充分解释了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的演进过程。无论谷川的理论正确与否，他终究是作了尝试的，而田先生在此点上，似乎有些太过谨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他长于政治史，也颇有些为传统意义上之政治史所累，而没能为我们从结构上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最终，该书成就了一种细节与局部的完美，却陷入了一种结构与整体的迷思。紧接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对于经典政治史的迷恋，也导致了此书在对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重视程度上的不足。以经济来看，在全书之绝大部分章节里，作者全面梳理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演进之全过程，却于当时门阀社会之经济形态不赞一词。直到全书之末，田先生才用了4页的篇幅（315-318页），为我们简要介绍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种对于经济因素之不重视，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考虑，恐是对前一时期（建国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过分看重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柔和的反动；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之下，这种实证主义回归，对于突破已经显得有些僵化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史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经济之因素，毕竟不是通过几页篇幅的简单阐释，就可以置之一旁的。西方史界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年鉴学派，已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此点。布罗代尔那一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经典划分，即将政治史归入了“短时段”。根据布氏的这一理论，事件史虽则“最富于人类趣味”，却也最为肤浅。对此，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在另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中，布罗代尔将事件描述为“表面的动荡，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尖”。“我们必须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它们。”为理解历史，必须一头扎进浪底。 此外，自年鉴学派兴起以来，突破学科畛域的总体史诉求，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对于这一发展，政治史当然是不能例外的，它必然不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必须放在总体史的框架下理解，才能发见其实质。因此，政治史之研究，也就必须同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避免停留在表层的宿命，真正找到推动历史演进的深层结构之所在。当然，政治史并没有没抛弃，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最新变化，即是所谓“政治史的复归”。可以说，这一学术范式的转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到福柯和布迪埃等人的影响：权力运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乔治•杜比（G.Duby）所言：“重返政治史的我们已今非昔比”。在赵世瑜看来：“这种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或可称为‘社会政治史’，在这方面，孔飞力的《叫魂》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这一看法，当今之政治史研究，固然出现了复归的趋势，但其研究方法，却已然为社会史所改造并具有一种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关怀了。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这种政治史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到了权力的运作层面而非权力本身。对于这种趋向，邓小南教授在其《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为例的点滴思考》 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可以说，对于东晋门阀政治之研究而言，田先生此书，无疑称得上是一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然其由于时代之限，抑或当时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交流互动之不足，似乎未能具有总体史的关怀，也未曾考察东晋门阀政治在其权力运作层面上之具体方式。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的起点。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便是此书中对于淝水之战性质的探讨，即“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 对于这一问题，田氏作了如下的判断：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 接下来，田余庆又作了如下的推导：“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 此种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似乎与全书一以贯之的实证基调有些不合。当然，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田先生作此判断，恐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的苦衷。然而，他毕竟给出了答案，这种对于战争性质问题的宏观探讨，令我们重新找到了六七十年代“五朵金花”中若干所谓性质问题论争的影子，历史，果真可以如此简单地定性么？即便抛开这一定性本身是否具有其意义不论，田氏在该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次南北战争性质的演变纳入一逐步由民族战争为主向统一战争为主并最终完成这一转化的基本脉络，似乎亦有罗志田所谓“倒放电影”之嫌。罗氏此说，即“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应该看到，田余庆之判断，乃是建立在已经知晓淝水、瓜步之战失败而隋灭陈之战胜利的结果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后设的判断，时人未必作如是观。例如苻坚，其虽为氐人之首领，却是以文化正统自居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根据谷川道雄的分析：“他的政治理念依据中国古来的政治道德，而这与他热心于振兴儒学又是密不可分的。他建立学官，让公卿以下的子孙学习，此外，还率领皇太子及朝臣的长子行释奠之礼。不单如此，还命令军队将士、后宫随从皆修儒学。尤其是在后宫，不论阉人或是女隶，凡有聪慧者，都授其经学。” 因此，如果从当时人的角度考量，前秦之统治者，在与东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乃是极端重视和急切的。这，很可能便是苻坚在经济、军事诸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汲汲于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仅仅依据战争的结果而将淝水之战定性为民族战争成分较多、统一战争成分较少，而将明显是两个族群之争的元灭宋、清灭明之战争视作统一战争，显有倒果为因、倒放电影之虞。实际上，所谓的“统一战争”，主要应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而“民族战争”，则体现了交战双方的民族（种族）属性（实际上，此一概念应与族群内部战争，如五代十国时期相对应）。这两个概念，似乎原本就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是不能纠集一处，强作一非此即彼或由此到彼的的判断的。更何况，田先生虽然强调了客观历史进程之复杂性，却仍然将这一变化修剪得过于齐整了，根据罗志田的看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的确，当我们将历史的花园修剪得过于齐整的时候，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一刀一剪之中，越发离我们远去了。谢一峰2010/12/5
精彩短评 (总计4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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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坚定ing
一定要看 -
“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一朝，其政治演变如何？门阀政治的详细定义如何？东晋一朝历史怎么维持皇权与门阀的平衡？门阀政治最后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
田先生在这本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些问题，其运用史料之多，之熟，分析条理之严，之密令人惊叹，其推出结果之合理，几立于无可辩驳之地。
这本书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文史类论文凡涉及东晋一朝者莫不援引以为力证。
更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这本书一点也不枯燥，对魏晋间历史有稍微了解的人只要耐下性子都能看懂，但事实上也用不着耐性子，因为其文字纵横捭阖，能引人入盛。 -
看了你的文章，想拜读田先生的大作了。 -
少数能看的进去的专业书之一，正在看第二遍中。
其中对于许多历史问题剖析得很详尽，并且比较客观地列出不同的观点，感觉不错。对于许多问题也点到即止，不去纠缠，恩。。 -
看完小说《达芬奇密码》，最近又开始啃历史书了，现在看的是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说到田先生，还是从他的《东晋门阀政治》开始了解到的。几年前在网上瞎逛，看到一个可以下载书的网页，就顺手下载了《东晋门阀政治》、《南明史》、《草原帝国》等书，只是在网上看很不爽，所以要LP从他们学校图书馆帮我借来，别的当时都没找到，只有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在馆，然后一看而不可收，在我看来这书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堪称我看过的最棒的历史著作，看完后不舍得还回去，一直回味再三，认真读过两遍后才依依不舍地要LP还回去，后来遍搜各图书市场和书店均没有买到，出差时去各地书店也未见踪影。直到在当当发现了再版后的新书，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珍藏，一本送给了同样喜欢历史的一朋友。
后来在网上又看到了田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二话没说85折买下，这大概是我在当当买过的打折最少的书了。此书虽然是不同时期的很多论文的集汇，但都不脱田先生用力的秦汉、魏晋史，特别是魏晋部分更是其着力之处，很见功力的。特别是对历史细部的挖掘和研判很是振聋发聩。
其实在此之前看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已经感觉到了对历史细部研究的妙处了，遑论《万历十五年》的那种横切面式的展示了。
之前我似乎更多的是关注所谓的“大历史”，以通史的研读为乐，这主要还是在于自己识见的缺乏，属于恶补阶段。当这种识见积累到一定程度，历史的细部就跃入了眼帘。象田先生对青徐豪霸的判读，对《隆中对》里诸葛亮“兼跨荆益”主张的追根溯源到西汉末年白帝公孙述等，阅读乐趣盎然。
此书我是挑着读的，也是由于易中天的“俗讲三国”的巨大声势，我就从三国这一部分开始阅读，即使还带有儒法之争味道的早在1974年的为曹操讲话的文章，现在看来依然识见真著，不片面，客观严谨。
嗯，继续看下去吧，于历史的细部品味古人的生活罢！ -
建议读这本书之前过一遍魏晋史。然后本书值得读第二遍 -
很不错的文章，摘抄了不少精彩句。 -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被公认为研究魏晋历史的名著。自1989年出版以来，历尽3次改版。一本专业历史著作能够如此畅销，不仅是因为其文笔的简洁流畅，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及视野的独特。
本书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政治的阶段性。第八部分的《后论》之作，一方面将前面各题的论述加以贯通以阐明本书脉络，另一方面对东晋门阀政治的内涵外延作了补充说明 。
在序言中，田先生便明确地提出了其所谓“门阀政治”的概念：“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本书虽然定名为《东晋门阀政治》，但并不是截取历史上门阀政治的一个段落加以研究。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 ；“控制皇权，操纵政柄” 。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陈苏镇先生在《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阐释了“门阀政治”这一概念的创新意义。士族内部存在门阀（或高门）士族和次等（或低级）士族两个阶层，门阀士族只是士族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门阀政治”不等于“士族政治”。“事实上，田先生所说的‘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强调的是士族的权力状况；而学界习用的‘士族政治’则是指‘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作用’，强调的是十足的政治功能。”
祝总斌先生曾说，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他在《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举出了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很多精彩论述，以此来赞赏田先生这一方面功力之深 。
胡宝国先生也曾撰《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来谈自己读《东晋门阀政治》的感悟。在他看来，《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对学术研究的突出贡献是研究角度的创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田先生引入了流民武装这一政治力量。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 。田先生在书中最后总结说：“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胡宝国认为，如果没有引入流民武装，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
（注：对于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笔者读来甚觉酣畅淋漓，为其视角之新颖与文笔之流畅感叹。因对这一研究领域了解不多，不敢妄自评判其得失，只得查阅了相关学者论述，综述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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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如此书，顿觉政治之中全无善良之辈，盖所谓“真理皆血淋淋”者~ -
好文，思考。 -
梳理源流，辨析明义，非常有用 -
论证追求严谨之余在格局方面逊色不少，门阀政治在南北朝的兴起确有其独特背景，但总归不脱出专制皇权与自治力量间博弈关系。对南北朝时期皇权扩张与崇儒间正相关关系的论述，结合陈寅恪所提出的曹魏时期才性论的两种观点，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皇权想要制衡以至压制门阀，必须在庶族中简拔人才以充实科层力量，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便是儒玄之争，余波一直延续到李唐，华夏法统第二次变局的种子，也大致埋藏完毕了。 -
章章经典啊……可以当范文了。 -
田余庆确以缜密细致见长。 -
说实话，在看这本书前，自己对东晋的历史也看了很多，而世说新语更是自己的最爱。可是读了这本书后，才发现自己对东晋历史的了解还远远谈不上深入，史书展现给我的还只是表面的事实，而不是背后的动因。
作者在这本书里通过分析东晋不同时期的门阀政治，给读者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东晋政治概况，特别是其将“王马共天下”溯源至司马越与王衍的合作，这对于解释东晋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具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书中的祖逖、陶侃等人也展现出了另一种面目，耐人寻味。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通过政治演变不失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方式。
但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古人和现代人的政治心理类似。很显然，这一点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我很是怀疑，这种”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研究方式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里面有多少是历史的事实，有多少只是今人的想象？也许，那些古人们在政治事件中的原因真的很简单，远没有现代人那么勾心斗角，心机重重。不过，该书引用资料广泛，立论有据，远非现今流行的那些快餐历史书可以攀比。 -
读这样的书沁人心扉，虚心受教就是了。 -
楼主是严谨治学之人。 -
學兄送書。讀完最大感慨只能是一個詞“通透”，堪稱名山之作！有很多啓發，有待今後學習中一點點證實。 -
好书！至今没有一本讲述东晋门阀史著作能出其右，也是解读魏晋社会政治最佳书籍之一 -
是的是的 -
123页，"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读世说新语时只知道魏晋风度，读史后真是大倒味口。楼主不愿让原先的美好想像被轰毁，可以理解。 -
前言：第一次写这种概述性文章，文笔与逻辑必然有所欠缺。此外个人观点较少，主要还是概括书中主要内容，还望见到此篇的人海涵。不过有了这开端，相信总归能有进步的空间。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势力上，例如淝水之战下桓氏与谢氏的合作，以及士族门阀对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暗中支持。
如上所说的格局若有一条被打破，那么也就宣告着门阀政治即将走向终点。这种迹象首先表现在皇族谋求振兴皇权打破了皇族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其次又有广大低等士族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冲击了门阀士族垄断的旧有政治格局。东晋朝最后一个门阀士族——太原王氏成为中央内部皇权与相权争夺的砝码，门阀与皇族主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荆扬门阀专兵的场面不复存在。低等士族的代表刘裕与孙恩，一个依靠京口北府兵，一个依靠宗教，相继在舞台上崛起，最终结束了东晋门阀士族。
如前述，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有其暂时性与过渡性。门阀政治产生的条件有其外部民族原因，更是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过渡性整合。中华文明的主线是皇权政治，门阀政治也是皇权政治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出现了变形。但是不论如何，门阀政治带给了古老的中国一种很有创新性的社会格局，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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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田余庆先生的史学功力太深厚了，本书考证之严密，观察之细致，论述之精到，确为上乘之作。尤其是桓温那一章，堪称经典！ -
田氏扛鼎之作。 -
东晋历史研究必读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一本让人可以一口气读完的佳作，如果可以称之为文笔。 -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原载于《书品》 -
很好的书，就是对这方面没兴趣。。。 -
写评书的好素材 -
田老师可以写小说了 -
你这个说法真是够特别的。 -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
艰难读完，想起小时初读三国的情形…… -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曰：“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郗鉴的作为主要是一、屯驻京口，用流民帅平定王敦；二、协调了王导与陶侃、庾亮之间的关系，维系了士族权力结构的稳定。
借史臣此论以观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锁钥在手，亦可谓“处其利而无心”。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
无疑郗公之能在于其审时度势，认清时局与自己。也许真有处其利而无心的高尚品德，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智慧。当时郗公屯兵京口，扼建康之锁钥，依常人处之，实难有谦退之举。人总是在不断追求更多，更光鲜的东西。入主中枢，获得更大的权力，甚至如王敦，桓玄之辈恃兵恣擅，意在移晋室之鼎。但郗公的可贵之处恰在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上限，以其门望实力难于在门阀政治之中有所建树，而谋求不忠的野心更为时局所不容。
处其利而无心，不被欲望冲昏头脑。认清自己的上限，不去羡慕追求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
田先生的书考据丰富，抽丝剥茧。读历史若没有足够的脑洞和智慧，很难真正写出如此精彩的书。 -
田先生的好书~ -
我对历史基本只能算是一业余的，之前对于六朝的历史更多限于世说那些清秀隽永的小故事，田先生的这部大作以分论的形式串起东晋一朝的政治历史。历史人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门阀的兴衰对东晋的兴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本书从门阀与王权共治天下的角度，通过门阀的兴衰更替阐述了东晋王朝的兴衰历史，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尤其提出了“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只有在这一时期门阀才是跟王权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这一观点，读后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者考证，是从零碎的史实推导出来的，抛开结论的勘误，中古时代离当今已经久远，史料有限，可是作者还是尽力的去收集足够的史料以使自身的观点能够丰满经得起考证和质疑，这点对于学术来说真是殊为难得。 -
真心赞 -
读来惊心动魄！政治岂是“风流”二字可以解释的~ -
楼主的分析细致严谨、娓娓道来，功力不一般，尤其是对陈、田两位学者不同治学路数的对比，精辟到位。
学习！ -
多谢，有意思的部分略整理了下，个人想法少而浅薄。^______^ -
”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这个观点第一次听到，真是有意思啊！舒服。 -
醍醐灌顶。 -
东晋政权为何不与石勒通聘？从南宋以来的史学家都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对东晋尚能焚石勒之聘币表示赞许，寄予了自身的同情。但田余庆分析出，这是因为晋元帝属于八王之乱时的司马越集团，与成都王司马睿集团所属的羯族对立。东晋延续的政治对立，是八王之乱的政治集团，而非后人理解的民族大义。 -
东晋门阀和秦汉魏晋都很好~田老的论文严谨又有文采，是我最近读过的少有的想要慢慢看，唯恐读完的书，拓跋史探也是很好的~ -
之前看了两本关于晋朝的书，甚是不爽。玩票写作，游戏文字，跟严谨的学术著作云泥有别。还是本书这样严谨的学者之作能让我体会到阅读的乐趣。
史料之掌握，考证之细密，态度之严谨，让人叹服。
本书几个论题说的都是东晋政争。最后一段总述高屋建瓴。田先生如果能写一本东晋史肯定好看。 -
《东晋门阀政治》不解释。 -
已购 -
今天刚把全书读完，只觉受益匪浅。田老师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东晋门阀政治的起源、发展到瓦解，鞭辟入里，从中对东晋这段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琅琊王氏的“王与马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后来经过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的巩固，门阀政治不断发展。皇权不振，士族专兵，给门阀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最后，太原王氏的覆灭，标志着门阀政治的瓦解，次等士族最终夺取了权力。
田老师在这本书中，通过五个家族的介绍，加上郗鉴平衡士族权力作用的介绍，以及通过仔细的历史考证，再现了东晋门阀的权力角逐史。每个细节，都体现了田老师对东晋历史的详细解读。虽然只是攫取了五个家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片段与典型，但这些细节足以窥见整个东晋历史的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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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东晋地图。
郗鉴走了四步好棋。
1，反对王敦入侵。作为流民帅，南下的第一步反对王敦入侵，抱住皇室大腿，使得和刘遐、郭默、苏峻等人区分开来。后面逃过大清洗的根基。
2，及时易帜，选择王导为盟友。王敦一叛，王导是默许态度，而郗鉴作为新南下的流民帅，站在了司马氏一边，在周氏追封问题上与王导有绝对分歧。但形势在王敦二叛的时候改变，到成帝时，庾亮和王导已经可以分庭抗礼。王导需要军事力量对抗日益势大的庾式，郗鉴作为有军事实力而无政治实力的将领需要王导，两方一拍即合，两世联姻。
3，会表忠心。苏峻叛乱，上令“各方镇起则斩首”。郗鉴在最后王敦逼近健康情势将不可收拾之际，斩白马表忠心再发兵救援。苏峻之乱后，东晋朝廷又依样画葫芦寻衅剥郭默兵权并召之入朝，郭默身死。郭默身处江州要地，自身谋事不密，又有庾亮陶侃觊觎也是原因。郗鉴行事谨慎从不落人口实，使得郗式家族得以世代经营京口，是南下流民帅结局最好的一个。
4，经营京口，控制东道粮运。
庾亮
这是个比起琅琊王陈郡谢九锡温不太出名的人，一生的政治主张也就是取王氏而代之，比较无趣。
元帝用刘隗、刁协掣肘琅琊王氏，王敦一叛，用的是清君侧的旗。明帝继位，庾亮见王敦，两人言谈甚欢，王敦甚至“改席于前，赞亮之贤”。
明帝继位，顾命大臣卞壶（神奇的名字）实际上是刘隗、刁协的传承者。卞壶屡屡弹劾王导失仪，似乎偏向庾亮。但是门阀问题，“推贵游子弟”，庾亮果断和王导联手驳回上书。
庾亮的败笔酿成大祸，但下面的应对确实神来之笔。庾亮自请外镇居芜湖，以上游之势威逼健康。此时健康上有荆、江的顺流之师，还有近在肘腋的豫州威胁（郗鉴的京口趁势而起，成为重中之重）。庾亮比之王敦桓温的局限性就在此，他不急于发展军事优势控制健康，而是寻求更和平的政治优势。于是和王导的江州之争就此开始。
庾亮出镇，温娇死，江州为陶侃所得。五年后，陶侃死（只要你活得后久…），庾亮得到荆、江、豫诸州，军事上连成一片。
王导の反击：借石虎入侵之机调换将领，取得豫州江州部分控制权。这部分很有意思，王导的亲信袁耽上书石虎来犯，但不说只有十几匹马。之后朝廷不核实，直接派宰辅亲自出征，出征还假黄钺，出去逛了一圈王导和袁耽还双双升官…
庾亮の反击：庾怿急行军占半洲。王导借庾怿部将投降石虎为名，贬庾怿，并召回庾怿。庾亮力阻。自此庾怿监四郡夹长江扼建康，重击王氏。
木犹如此，桓温桓宣武
桓温是个谋定后动，做人及其成功的家伙。
桓温的门第在东晋历代当权里最差。娶了公主在庾式手下以后，也是个事大官不大的职位。值得一提的是桓温此时的官位，北伐“前锋小都”。
桓温论亲戚是庾家外甥，又屡次受庾家提拔，何充竟然再三笼络桓温对抗庾式，而庾式也上表为桓温请封。不能不说桓温会做人，左右逢源。
敲山震虎，欲取先予：
1，褚裒。桓温势大，司马昱的对应行动是引殷浩抗之。石虎死，桓温立刻放话北伐，借此求兵权事权，朝廷以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结果褚裒兵败身死。
2，殷浩。殷浩接过褚裒摊子上阵，但只摇旗不出兵。于是桓温移兵武昌，逼司马表态，殷浩被迫北上战败。自此司马氏彻底丢掉北伐的实力和旗帜。
3，徐州京口。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直接搞定了郗愔的儿子郗超，才从郗愔手中取得徐州。
4，豫州。三次北伐失败的替罪羊，桓温降罪袁真，袁真反，身死。
5，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几天内完事，无人阻拦。
谢安
一个和世说新语差了很远的人。比如谢家子弟是芝兰玉树，书里认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态势，应该在说谢家人要内慧外庸。
1，谢尚倒台，谢安立刻步入仕途。
2，谢安见桓温，“遥拜之”，对王坦之说“不能为性命忍俄顷耶”
3，召流民帅，重建北府兵，而非训练。
4，置宁山居
另外看后半本的时候有抑制不住的穿越感，谢玄要用九韶定音剑，徐道覆容貌英俊近妖，刘裕使一把厚背刀，孙恩最后玩了一把破碎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