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出版社:中共党史
出版日期:2007-1
ISBN:9787801996329
作者:沈国凡
页数:284页
作者简介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这桩冤案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乃历史之罕见。“三十万言书”所述是何内容？为何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揭批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过程中，胡风等人经历了怎样的起伏与暗潮？历时三十余载，胡风冤案才告终结，这起悲剧留给我们怎样的思索与启示？胡风案审理法官正文正解密历史真相。
书籍目录
序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部 接手惊天大案第一章 内部秘密调动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上）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三章 全国大搜捕（下）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四章 上海紧急行动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部 三十万言书的前前后后第一章 恩恩怨怨二十年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二章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三章 灾难既将降临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三部分 面对沉重的历史第一章 令人费解的“胡风分子”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二章 审讯“少帅”张中晓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第三章 有关“军统特务”疑案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四章 来自“中美合作所”的“特务”第五章 从朝鲜前线回来的“罪人”第六章 罗洛的命运与爱情第七章 一个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悲剧第八章 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第九章 梅志的苦难岁月尾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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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国凡，江苏大丰人，1950年7月出生于四川酉阳。当过工人、秘书、记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采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产生过强烈反响。曾参加著名的长江漂流探险采访，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写成长篇报告文学《长江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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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法官的最早印象来自那部看了不下十次的印度电影《流浪者》。那个名叫拉贡纳特的法官，固执着“贼的儿子是贼”的偏见，把正在热恋中的拉兹判了“杀人未遂罪”；后来他才知道拉兹正是他的亲生儿子。我慢慢长大，懂得了“血统论”并非外国的特产，它也正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君不见，那些打着红钩画着红叉的布告上都不忘记写上一句“出身反动家庭”。我不懂，他犯他的事，跟他祖宗八代啥关系呢！……尽管后来法官们都换上了跟国际接轨的、派头十足的“工作服”，我对这个群体的印象依然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过是什么的“驯服工具”传声筒罢了！ 彻底颠复我对法官看法的是最近读的一本书，王文正先生口述的回忆录《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王先生非等闲之辈，他曾担任上海高院的审判庭长，主审过“四人帮”上海余党。他在1955年审理过“胡风专案”。所谓的“胡风案”是建国以后震惊中外的第一桩大冤案，当局采取卑劣的手法，在有关人员的往来信件中，寻章摘句，掐头除尾，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该案牵扯到2100人，是二十世纪的“文字狱”。该案已彻底平反，中央承担了一切责任。这本书强烈震撼我的是法官们在当时的心路历程，使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即便在“戒备森严”的体制中心，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那人性的光辉虽然十分微弱，可是却像夜空的星星，执着地温暖着夜行者的心灵。从接手案件开始，公安机关内部私下里便议论纷纷，有的说，写了几封信，就定为“反革命”，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有的说，每封信应该是个整体，从中选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当他们接触到“分子们”的案宗，更感到“看不懂”。他们都曾经热情讴歌过新中国、**和伟大领袖，读读这样的诗：“今天中国人民/在自己祖国的红旗下/在毛泽东的面前/像百鸟朝凤/像大海沸腾……”这像是“反革命”、“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特务”、“自首变节分子”写的吗？把他们搞臭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究竟是什么目的呢？当然，这里的天机是任何人都参不透的。王先生说，一次，有个医院院长问：“说他们是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可那时候参加革命是要掉脑袋的，谁愿意拿脑袋来开玩笑，来混进革命队伍？你说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王先生当然很“狼狈”，支吾了过去。百姓不是“愚氓”，高压之下，暖流仍在潜流……王先生和他的同事不是反潮流的英雄，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识和勇气，他们不是历史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没法一手挡住滚滚乌云。但是他们在他们职权容许的范围之内，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两个年轻的“胡风分子”被怀疑为“军统特务”，因为在名册上有他们的名字。证据“充分”，本可以定罪；但是王先生说为了尽可能不冤枉一个好人，必须搞清事实真相。他西行重庆，七次和在押的狡猾的军统特务斗智斗勇，终于明白，那是特务们吃“空军饷”搞的名堂。在当时，“反革命”加“特务”，那可是杀头之罪呀；王先生硬是把两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绞刑架”上拉了回来！读到这里，我对法官们的主持正义充满敬意。我想，自己原先对法官的某种成见不也是一种“血统论”的“残渣余孽”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王先生思索道：全国上下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却从未发过一个正式文件，给一定的政策界限；只能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来指导工作；而这些按语多半是文学性的不无夸张的语汇。王先生感叹说，可见当时的法制观点是多么薄弱！“薄弱”是一句客气话，当一个公民无缘无故半夜三更从热被窝里拉出来，送进监狱，后来再补给你一顶“帽子”，或劳教或劳改，甚至枪毙，再向你的亲人收二角钱的“子弹费”，你说这是个怎样的社会呢？王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是：“对于我来说，从当年‘胡风专案’的一名审判员，到今天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在自身的发展中成熟了，更加理智了。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是的，1919年，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民主征程，历尽坎坷，无数革命先烈为此血流成河，使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但是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我们像王老先生一样呼吁：“愿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也对着王老先生保证：决不让悲剧重演！（6月4日） -
我们的文学史教材讲胡风往往会提到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49年之前，中共文艺存在所谓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分支，前者是布道牧师，是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文人；后者是统战对象，以城市布尔乔亚为主。在此次大会上，周扬与茅盾分别代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做了总结经验报告。比较两者的文本和发言态度，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周扬刚开始宣读报告就用马克思旧约先知的口吻布道，斩钉截铁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中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而茅盾的报告虽说也是总结经验，但更多地却是战战兢兢反思之前的种种错误倾向，尤其是将矛头引向了胡风。胡风是30年代国统区左翼文学运动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其理论体系乃是世界革命文艺理论与五四小资产阶级新文学的调和，一如日后的阶级兄弟切·格瓦拉。在鲁迅死后，延续了鲁迅的文艺风格，通过编辑《七月》、《希望》等刊物和丛书，在革命文学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虽说是革命青年，其文学实践却延续五四文学的路线。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核心精神与毛主义动员群众的精神一脉相承，其本质在于树立人民在革命叙事中的核心地位，敦促知识分子向其学习以自我改造，进而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五四文学的特点却是知识分子以其先知先觉启蒙普罗大众，批判国民性，两者并非不能共容，但毕竟是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的延安文艺与小资产阶级的五四文学之间的龃龉，使五四文学传统的最大代表胡风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中。胡风并非没有尝试过妥协，如果仔细阅读他为开国大典而作的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不难发现他在真心歌颂毛泽东的同时，努力调和两者理论之间的矛盾，尽管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以失败告终，诗歌的每一行都洋溢着他所谓的“主观战斗精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首诗的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体的程式化、无节制的感情宣泄败坏了这首诗原本可以有的艺术高度，但在眼界、内涵、感情、表现上是前三十年少有的佳作。哪怕放到今天，忽略诗歌中的价值取向，依然不能算一首平庸之作。时间开始了——毛泽东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掌声和呼声静下来了这会场静下来了好象是风浪停息了的海只有微波在动荡而过只有微风在吹拂而过一刹那通到永远——时间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陈思和在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如是评价胡风的这首几千字的长诗：“诗歌的语言里贯彻着个人视角的亲切感，又不失分寸地把毛泽东推上了历史巨人的高峰。这正是胡风诗歌理论的核心：诗人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发酵，诗人的情绪的花是人民的情绪的花，诗人的巨大的感情因素必须与时代的精神特质紧紧地结合起来。”但是这首诗一经刊发，便遭到了集体的批判，上纲上线之夸张令人瞠舌。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切，些许不同为何要置人死地，我们必须深入当时语境才能明白。从文学自身规律出发，前三十年的大陆文学多半没有文学价值，只有文学史价值，不论以拂晓晨曦的民国文学，还是以春草丛生的后三十年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前三十年文学不论是情节、人物还是文笔都显得无比刻板化和脸谱化。因为前三十年文学基本上不是文学，而是经学的某种变体，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史不能仅靠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以道德谱系学来讲，国共两党都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直系血裔，不论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恩怨，他们都是同一个生态位的产物，四九年之前国共之间的差别远小于联俄通共前后的国民党，而列宁主义乃是修正过后的马克思主义，但就像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列宁主义本质乃是僭主政治永远的战争状态，施米特比较罗马独裁官与列宁主义不同时强调前者在战争中事急从权是为了保护罗马宪政，并且是短暂的，在战争过后必将大政奉还。而列宁重新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不仅为列宁主义政党在战争状态下事急从权提供了辩护，同时将战争时间永久化，除非无产阶级的敌人被亲手毁灭，否则专政将永不停歇。十九世纪的国际法学家必将告诉我们，苏联从来不存在一个和平政府，自诞生起其对内与对外都是战争状态，如果存在暴政不过是出于“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这一历史路径使一切列宁主义政党共享如下两种特征：以机会主义处理一切政治与非政治事务；并使得人们无法形成可供趋利避害的稳定预期，换句话说，依照西欧千年标准来看，共产主义国家不存在法律，其所谓法律更接近军法/军事管制。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农民起义来比附革命政党，历代帝王里最有清教色彩的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也早早从战争状态转型至和平状态，经受过儒家训练的文官迅速接手国家机器取代军人进行统治。而革命政党不论是游击战争，还是夺取政权，建立政府，都处于战争状态，四九年不过是之前武装斗争的自然延续，只是斗争对象从国内敌人转换到国外敌人。无产阶级专政以其敌人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敌人（所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一旦没有被完全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就永远不会消失。共产主义国家从其内在定义讲，甚至不能称之为国家，而是出于权宜之计伪装成国家，目的是为了毁灭一切民族国家的先在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国家不存在外交，托洛斯基、周恩来与其说是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外交官，不如说是莫斯科-北京祭祀集团的口衔天宪的神谕传达人。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列宁-斯大林要全盘进行经济管制，并侵入西欧绝对主义君主路易十四、腓特烈二世也不曾涉足的私人领域，而非像传统的绝对君主满足于简单地垄断公共领域。列宁主义的前身并非马克思的巴黎公社，而是鲁登道夫施行的在理论上完美无瑕，以至于后人难以模仿的总体战策略。因为总体战的特征乃是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全部力量，为某一战争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的胜利/德意志帝国对法兰西的胜利）服务，动员一切能动员的资源乃是战争机器的本能，不为此燃尽膏脂誓不罢休，只是来自国统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看破这一切罢了。如果我们不理解所谓列宁主义等同于战争状态，便不会明白为什么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排斥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仅是和平年代的奢侈品。同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四九年以后要消灭胡风，为什么各国共产党人革命成功后会不约而同地消灭原先的小资产阶级盟友。他们没有过错，但与革命意识形态存在异见本身就是过错。总体战需要统一思想与体制，这样才能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在这样的体制里，世界非黑即白，非善即恶，即使是中立也是在阻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人，哪怕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意识，同样是革命的敌人。第一次文代会两种口径的不同，预兆着解放区文艺在有限吸收五四新文学传统后，要将延安战争文艺推广至整个帝国，而与其争夺生态位的五四新文学和内部其他左翼文学则将以看得见的手予以扼杀，一切都是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但早在1948年内战胜负已分明时，对国内统战对象的清算便已经开始，沈从文、朱光潜等资产阶级文人以及左翼内部的胡风等人，都是左翼报刊批判的对象，与之相对的则是对解放区文艺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对国外进步人士的肯定性评价。所谓统战对象，仅在胜负未分之前存在用处，一旦国内革命胜负已分，共产主义将视线转向国际，新人便取代了旧人的价值。越早被统战的对象越不值钱，这一逻辑贯穿至今，今日房事龙的下场可见一斑。如果旧的统战对象不端正自己的态度，依然妄图施展自己的棱角，或者要求共产党人实现曾经应许下的诺言，必将被园丁在社会主义大花园中刈去。在共产主义的神性话语里，这并不叫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而是顺应历史的必然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将时间的进程预定，倘若人以其自由意志选择堕落，那么就算此前有再大的贡献，也不足以抹消其抗拒历史必然性到来的污点，一旦堕落，便有其原罪。文化大革命，是此番逻辑的自然推衍。肮脏的权力博弈，仅是共产主义先在使命的表象，其本质乃是为谁能获得经义的解释权做斗争，即历史必然性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在人类社会中呈现。如果不能梳理清楚这一点，便不会理解革命者的思维模式/双重思想，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哪怕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在毛时代早已腐朽堕落的苏联/中国高级官僚，也一直坚信共产主义有解救全人类的使命和义务。共产主义国家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一方面是为了文宣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警惕出现异端与自己争夺对经义的阐释。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早早领悟这一点，迟早要被历史必然性借顺天承命的代言人之手碾压过去。很多时候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无所不用其极的强权与暴力，而是他不可能给你稳定的预期。沙皇俄国与大清朝固然腐败，却有王法可依。革命党人追求历史必然性，一百个革命党人却有一千种必然性，使民无所措手足。无章法可依，摸着石头过河使革命党人随路径依赖而成为机会主义者， 反形态的权力从来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得陇望蜀是他们的真名。他们是最坚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由特殊材料制成，没有原则是最大的原则，为了革命的胜利而违背自己的诺言，像吃饭喝水一样容易，因为到底何谓革命的胜利，如何实现胜利除了一纸宣言外，别无他物，但凭自己解释。二十世纪各国未被机会主义败坏的士绅往往以己度人，相信对方不管再坏，也会像自己一般坚守承诺，因此总遭革命者欺骗，他们得手之易，不会难于拼写一加二等于三。知乎上至今还有人认为“1946年到1950年的中共，本质上就是一个社民党。1946年的斯大林，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两极之一。”他们如果穿越到前三十年，结局并不会比胡风好上多少。他们的后代失却了这种革命热诚，堕落为迷恋丛林法则的末人，相信世间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功利计算，至今还在我们周围蝇营狗苟，不胜烦人之至。大狗叫，小狗叫，毕竟还是不同。 -
如此的大悲剧，不容为历史遗忘；可我到现在才知道了胡风的名字。胡风案的影响是使知识分子失去最为宝贵的独立精神。独立自由，胡不成风？但因胡风。历史从来都是沉重的。亲历者口述下这段历史让人触目惊心，无言以对，只能一声叹息。有些“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可惜了，那些高贵的、自由的、单纯的灵魂，从来都是历史中的失败者。于是我记住了，小学课本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不见得那么崇高。那些平时不被人轻易提及即使提及了也要小心翼翼的名字，反而更值得铭记。为什么？大概是因为那些名字，是历史的伤疤；一旦触及，就会隐隐作痛吧。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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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字太多了，病句太多了，编辑出这样的书，编辑是用哪个眼看的稿子？一星是给王文正先生的。 -
口述史。其实挺好的，看完就完全了解胡风案件的始末了。 -
sub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共和國第一冤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真相》。抓不到重點 -
这位亲历者在文中也为那帮坏蛋作了些辩护，为了出版可以理解。 -
文人相轻演变成政治倾轧。可悲 -
采访人水平有限，被采访人又不曾位居核心，不够深入、尖锐。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
2012.2.21想读，3.16购于京东。11月底读完。 -
1955年6月8日，毛在有关胡风案件的材料上有个批示，批示很短，一看就能记住：“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加一点文章进去。”这个“文章”便是以后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解放前后的延安整风、胡风案件，后来的主旋律，文艺真正地失去了自我。#读书##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
又觉得貌似看过？那还是在旧图呢。没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