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ISBN:9787534374982
作者:格雷厄姆·沃拉斯
页数:319页
作者简介
《政治中的人性》是一部政治心理学著作。人性的变化漫长而难以觉察，而政治环境的变化却如白驹过隙。环境中的象征符号能激起人的情感，诱发人的无意识。许多政治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操纵选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理性主义唯我独尊的时代，作者将无意识和情感等要素引入政治学之中，这令人耳目一新。在进行政治推理时，作者还试图将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到政治学的研究中来。全书探讨了理性主义、非理性的情感和无意识对政治道德、代议制政体、官员任命、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见解。本书理论性强，实践材料丰富，适合于那些对政治学、心理学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书籍目录
第三版序言(1920年)／3第二版序言／11序言／13内容大纲／15导论／31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3第一章 政治中的冲动与本能／3第二章 政治实体／43第三章 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85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101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129第二部分 进步的可能性／161第一章 政治道德／161第二章 代议制政体／195第三章 官员问题／239第四章 民族-国家与人类／269翻译对照表／302译后记／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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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整个政治冲动的心理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任何国家内公民相互之间的情感效果，而是在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所表露出的民族情感。未来世界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就像有时所说和时常所想的那样，对与自己同特征肤色的人类就拥有出自本能的本爱，而对自与自己不同的就表现出本能的仇恨。关于这一点，同于心理学家没有仔细考察有关证据，问题依然难以贸然决断。但我倾向于认为，民族仇恨和民族友爱强烈而又明显，其例子肯定能找到。这不是由一种特殊或普遍的本能造成的，而是由一些明显且相对较弱的本能相互结合，且经由习惯和交往的加强而造成的。
内容概要
作者：(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1858—1932)，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政治中的人性》、《伟大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传统》、《天才的思考》、《思维的艺术》等。其中《政治中的人性》及其姊妹篇《伟大的社会》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奠定了沃拉斯作为现代西方政治心理学创始人的地位。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或许在整个政治冲动的心理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任何国家内公民相互之间的情感效果，而是在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所表露出的民族情感。未来世界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就像有时所说和时常所想的那样，对与自己同特征肤色的人类就拥有出自本能的本爱，而对自与自己不同的就表现出本能的仇恨。关于这一点，同于心理学家没有仔细考察有关证据，问题依然难以贸然决断。但我倾向于认为，民族仇恨和民族友爱强烈而又明显，其例子肯定能找到。这不是由一种特殊或普遍的本能造成的，而是由一些明显且相对较弱的本能相互结合，且经由习惯和交往的加强而造成的。
章节摘录
书摘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尽管推理仅仅是人整个思维过程中的一部分，但人能够而且也在进行推理。希腊人所制定的有效推理规则主要针对的是政治领域的使用，但实际上这些规则在政治推理中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应用在物理科学中多得多，也比应用在物理科学中成功率要低。人们发现，这主要是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造成的。我们不得不选择或创造实体来进行解释，就像我们选择或创造实体来刺激我们的冲动和非理性推理一样。物理科学中所选择的实体有两种，既有十分相似的具体事物，又有与其他不同事物无法进行精确比较的抽象性质。在政治学中，不能创造第一类的实体，政治学家们常寻求第二种类型的一些简单实体，这些实体有些是事实，有些是性质，能当做政治筹划中的精确“标准”来使用。迄今为止，这种研究并未成功。有人用生物科学来做类比，认为政治学家应像医生那样，避免对所用材料过度简化，以对人的类型、个体变异和环境之类的众多事实进行有用的推理为目标，这样的话，政治学家们很可能就会取得有效推理的力量。生物学家列举的大量事实表明，如果任何类型中的个体差异像连续曲线一样排列，而非被当做统一规则或任意特例的话，它们都能被识记。另一方面，任何企图把环境事实中的近似连续性看成是可能会出现在人性的事实中，这种企图可能会失败。对历史的研究不可能与生物研究相同。 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政治推理的方法，与传统对其主题一材料的过度简化有共同之处。 经济学中，方法和主题一材料自发展之初就完全简化。从杰文斯那个时代起，经济学就开始用定量方法取代定性方法。政治学中可能出现的同样蛮革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政治问题很明显能用定量方法进行讨论，而有些问题则不太明显能用定量方法讨论。但即使是最复杂的政治问题，经验丰富、勇于负责的政治学家实际上也是用定量的方式来思考，尽管他们用以达致结果的方法经常是无意识的。 然而，尽管有些政治学家并非完全有意识地养成了以定量方法来思考问题的习惯，但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开始以理性主义假设来进行思考，很多人由于幻想破灭和厌恶就此完全放弃了政治。在训练政治家时，所需要的是能完全有意识地进行明确的表达和接受必需的学习方法。 在皇家调查委员会、国际性代表大会和其他组织以及一个人的工作中，这种有意识的变化已经存在，他们安排大量特别收集的证据并从中得出结论。他们的方法和术语，尽管没有充斥着数字，但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定量分析的。 然而，在议会的演讲中，过度简化的古老传统依然在持续。 第二部分 进步的可能 第一章 政治道德 政治科学中的这种变化，以何种方式来影响政治力量的实际趋势呢? 首先，政治思想家和作者们所抛弃的政治学中的理性概念，早晚会影响正在从事工作的政治家们的道德判断。年轻的候选人将会使用他全新的道德概念来联系这些人，他试图影响这些人的意志和观念。在那方面，他将从迄今为止限制政治家的位置开始，那些政治家已经被自身的遭遇搞得愤世嫉俗。 如果那仅仅是我们新知识的结果，政治道德也许会每况愈下。但变革将会更加深入。当人们的以往无意识或半知半觉变为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时，他们不但会警惕其他人利用自身的这些过程进行剥削，而且会更好地控制自己，防止身陷其中。 然而，如果有意识的道德目的能像政治力量那么强大，足以克服政治探索中不断进步的艺术，我们就必须把内在控制的概念组成一个像“科学”一样的理想的实体。这个实体能吸引大众的想象，并通过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进行传播。(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忽视了本能在自我意识中的各式各样的反应)困难是重重的，但因果关系思想的延伸广度与道德的热情强度并非不一致。 第二章 代议制政体 我们关于政治学的心理基础的概念正在变化，这种变化将会重启关于代议制民主的相关讨论。 老生常谈的东西不再被想当然地接受。可能一些政治思想家(尤其是那些受过自然科学教育者)将会重归柏拉图所提倡的专制政府中，这样的专制政府由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阶层负责运行，他们远离“虚伪的世界”。但英国人在印度的经验表明，即使是精心挑选的官员依然生活在“虚伪的世界”中，那种认为良好的政腑必须征得被统治者同意的说法，并没有把其真实的基础建立在最初的理性义设想之上。 然而，我们新的政治思维方式必然将会变革这种形式，包括如何达成一致的辩论形式，以及表达一致的机构形式。选举(像陪审团审讯)将会，而且已经开始变得更像是在正确的条件下做出正确决断的过程，不像是决断早就做出而走走过场的橡皮章。 延续理性主义古老传统的选举改革提议已经提出，代议制政体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因政治力量范围过宽而导致的新困难。但代表的概念将会传播，这既要求投票人提高知识水平和公共意识水平，又不能让其承受他所承受不了的压力。 P2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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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 Wallas的《政治中的人性》最早出版于1908年，是政治心理学领域早期有形象力的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当时的时事、心理学实验、欧洲相关历史，这对不熟悉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概括的读者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虽然有些内容明显过时，但是Wallas提出的一些问题，如代议制政府的界限等，在今天还有其价值。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一个有趣的悖论：Wallas用理性的方式分析了政治生活非理性的因素，且试图用理性控制非理性因素来追求有效的民主、无战争博爱的国际关系。这与同时期的《乌合之众》有很大区别，古斯塔夫.勒庞对非理性因素的分析中用了更多的心理学的方法，对领袖、群体的非理性活动的现状、原因的心理分析也更为透彻深入，而且，在我看来，勒庞的关注点在如何利用非理性因素，而非对其控制。当然，这与Wallas多次参与伦敦市议会选举的背景也有关系，他不仅是政治学家，也是政治实践者。、他熟谙欧洲政治的过去与现状，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代议制政府中的实际操作分析独到精准，心理学方面的分析虽然有，但不透彻漂亮，所以此书偏“政治”少“心理”。Wallas在本书开头写了内容大纲【15-29】，且每章开始时多会点明本章处理的问题及与其他各章的关系，这对阅读理解是个不小的帮助。但是，不明确的体系，不免让人有凌乱琐碎之感。以下是本书的大致框架。在第三版序言（1920年）中，Wallas强调了本书中他的两个主要观点：挑战民主运作中的唯理智论的假想；应有一个有意识的、系统的思考结果来对上述假想取而代之，“感动日月星辰”的博爱能助我们远离战争、远离明争暗斗的国际关系，达到人类大同。 政治学研究现状（1908年）不能让人满意：虽然代议制政府在欧美被当做政府的最佳形式，但不同国家、地区民主的程度不一，现存的选举制越来不能承载增多的社会冲突。 在当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的背景下，Wallas呼吁学界重新审视过去思想家探究政治与人性的关系的研究，如柏拉图、边沁和穆勒，结合结合心理学来研究政治中的人性，“开掘一座政治创新的宝藏”。人的冲动、思想和行为都是他的本性和他所出生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43】第一章“政治中的冲动与本能”从人的本性角度对这种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进行论述：分析了敬畏、财产本能、好战本能等对政治运行的影响，尤其是对选举的影响。当这些本能很“纯粹”时，也就是说，不伴有竞争性或相反的冲动时，它们的即时效果会大幅提高。【21】所以，艺术话描述的结果比具体观察的结果即时感情效果要大的多，但就像我们不会因悲伤的电影吃不下晚饭一样，艺术化的效果不会持续太久。第二章“政治实体”从人的政治环境角度对同样的关系——人的思想行为与其本性、环境的相互关系——加以论述。生活在川流不息的印象之流中，政治实体必须首先被感知（感知条件：相似、有意义）才能被识别，从而激起我们的冲动或者行为，产生政治效果。现代民主国家中，政治实体包括国家、政党、报纸等。政治进化还连续创造了新的道德实体，像正义、自由、权力等概念。政治实体能运用色彩、音乐、语词等手段有效的影响选民的记忆和情感。情感越单纯越强烈，就越容易与色彩相关联，而不容易与词语相关联。【69】人们经常受到直接的情感冲动和本能冲动的支票在政治中行事，而情感和兴趣又被引向形形色色的政治实体，而这些政治实体与我们周围的事物迥然不同【87】。Wallas分析了人的本性的非理性倾向、政治环境的可操控性后，否定了唯理智论的第一个假设：人们总是理智的选择最佳途径来达到预定的目的。， 在“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政治推理的材料”“政治推理的方法”这三章中，他试图探讨唯理智论的第二个假设——当人们依照政治行为的后果而作出推论时，人们经常以理性推理的过程来进行——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信的。非理性推理活动基于直接联想，不用或极少涉及逻辑。实际上，相对于某些较高类型的非推理性联想而言，我们日常所作的大多数推论都属于较低类型的思维。【87】只有当他为了生活中的远大目标而作出决断时，他才进入到纯粹的理性思维领域，这正是动物无法企及的。【89】大多数人的多数政治观念不是经实际体验所检验的理性产物，而是由习惯所决定的无意识或不知不觉推理的结果。这点有不少有趣的应用，如在党争中用海报等手段暗示对手的恶名、而非诉诸文字声明的方法效果显著又可以避免对簿公堂的麻烦。精确理性的推理在政治中是否可能呢？相比于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为什么在政治领域中推行有效推理会那么困难呢？这涉及到两个问题：政治推理的材料、政治推理的方法。过去，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上帝理念，被视为理所应当，直到它被边沁的功利主义取代。在人们可以感知快乐和痛苦这个普遍公认的基础上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某种程度上使人类变得可以测量比较，但它不适用于政治家进行完整的政治决策：苦乐是人性的要素，但对政治来说，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重要要素。【109】Wallas认为在为政治科学寻找材料的过程中，我们需在一群相关的生命体重发掘到底有多少共同性质可以被观测和测量，并提出三条主义原则。【109-127】关于政治推理的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的“先验”定性推理的方法，相比之下，作者倾向于定量的方法。但是，定量思维并不意味者非要以统计数字进行思考，或大体采用统计数字进行思考……数字并不是唯一的、常常也不是最准确的方法。当然有人对定量方法表示过异议，不论是明显的还是含蓄的，答案是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去做，任何人只要去做，他所面临的所有可行性选择都要相互平衡。【155】通过论述了政治中的人性，特别是其非理智成分 ，第一部分讨论了政治科学的功效问题，我们越来越可以根据政治原因就可以推断政治结果。政治学已引入心理学、在定性的方法之外开始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讨论探究问题，那么政治学的变化究竟世界有多大影响？我们的确能采用新的方法来思考问题，能准确预测阶级、国家、民族等盲目本能所发挥的力量的影响，却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本书的第二部分进步的可能，包括“政治道德”“代议制政体”“官员问题”“民族-国家与人类”四章，讨论这些新趋势和我们的政治道德观念有什么关系，与国家的代议制和行政机构的形成和运作有什么关系，和国际间理解和达成种族间的谅解有什么关系。“政治道德”一章处理的问题是新形势（选举制）对政治道德、政治观念有何影响？年纪的政治家可能会把所有的伦理道德传统抛弃，他们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刚从教科书上学来的，这些方法着重探究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迄今为止，这些非理性因素早就成为老于世故者和众人觉醒者的业内机密。【171】孰谙民主制政治奥妙的人，会用简单好用的方法，尽力满足忙碌之人的好恶，如此，“劣币可能会充斥良币”。我们这些生活在达尔文主义之后的人，在历经惨痛的教训之后，才明白，无论知识多么丰富多彩，我们都不能指望它能给带领我们走向尽善尽美之境。【173】在认识到这些新情感存在后，应该把这些情感纳入到深思熟路的理性推理对政治行为后果的掌控之中。【187】而我们缺乏这样的掌控能力。“代议制政府”要求多数居民的定期更新的同意，建立在瞬息万变的群众观点之上的政体在柏拉图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民主是否是好政体还值得商榷。民主或专制、记名投票或不记名投票、投票审判的可控制性、工人生产环境的变化等，Wallas对这些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细节提出有力独特的质疑。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他（工人）到了成年再去读书，对他来说，词语和思想就成为一种抽象和极端概括的东西，这些东西与他的日常花费生活相差甚远。【233】，读到这时，深觉书本与我的疏离的我毛骨索然。题外话了。关于代议制政府中的官员问题，主要集中在是否所以官员都应选举产生？若建立独立与选举制的文官制度，文官选拔标准应是任命制还是公开考试竞争制？选举产生的官员有无权利任命非选举产生的官员？选举的具体形式，普选或间接选举、集中一次选举或分散选举？选举宣传费用、方式及怎样处理报纸媒体关系？这些问题都涉及到选举的有效性，虽然有些已成定规，但是很有重新审视的空间和价值。在探讨了理性主义对国家内部的组织有什么影响后，最后一章探讨这种理性主义倾向对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现代国家幅员辽阔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的“一眼望穿”的10万人以内的小国，这导致国家不再是鱼塘、村舍、村庄，可以这么说，现代国家已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一个抽象概念的实体。现代国家的生存之本是民众的思想和情感。【275】马志尼、•俾斯麦都倾向于认为只有介于人类和个人之间的同种的“民族-国家”，才能进行有效管理，才能唤起人民的归属感，都反对“世界主义者”。这个概念在19世纪欧洲政治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主义作用无可估量，但是要解决20世纪的问题，民族-国家主义就越来越无足轻重。【277】就实际意义上说，优势民族究竟是应该把自己的扩张计划建立在灭绝弱小民族的基础上呢，还是试图在种族许可的尺度之内，竭尽全力提高弱小民族的素质？【291】探讨了不少政治实例、观点后，Wallas稍嫌仓促地提出他的解决方案：博爱。在尊重个体、民族多样性的基础上博爱能让我们信心倍增。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好像赋予人们几分怜悯，让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人，手持有自觉意识的生命火把，代代相传。【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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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半天没看懂。 -
政治生活，有人性吗？有！格拉厄姆•沃拉斯作出了肯定地回答。
从“那些读历史的人已为我们在1859年洗劫圆明园，毁灭了我们永远休想望其项背的千年艺术瑰宝而感到奇耻大辱”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可能暗示给那些把自觉生活的火炬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迷惑的人以更仁慈的怜悯”。书读到最后，这些句“醒世恒言”让我从略微困惑的状态中猛然觉醒。你可以把这种观点看作是白人作者之于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人性中普世博爱的那种体现。这本书跳出了马志尼的“单一民族论”与俾斯麦的“强权即是真理”，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经典的力量，超越国界，直抵人心。
从《万历十五年》跳出来看《政治中的人性》，本来它应该是最直白的，但反而是最难理解的，因为它让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主题。虽然在我们东方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中，“以人为本”“人性论”似乎是潜意识中的常见观念，但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看待这门学问，沃拉斯确系首创。彼时，政治的研究方法多囿于分析体制，将时下的各类体制作比较，或者是空泛地奢谈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与贵族主义对人的合适性，而人的天性则被认为理所当然。这种研究方法大大抹杀了政治心理学之于政治分析的重要意义。《政治中的人性》开辟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领域，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想起前些日子我们政治主体小组的讨论发言，我做了关于麦凯恩败选演说的人性分析。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我对他的支持者对这样一位“失败者”的狂热惊诧不已。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他被挖掘的负面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不论是贿选丑闻，抑或是在电视辩论上的拙劣表现，乃至他搭档年轻时的裸照，都被长枪短炮掀了个底朝天。可依旧有那么多志愿者甘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挨家挨户为他筹票，依旧有位老妇人在隆冬季节声泪俱下地对奥巴马当选后的“苦难”生活的凄苦描述。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主传统下的“理性人”的推论显然无法给这个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在此时，也许其他某些因素发挥了作用，可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跳出“唯理智论”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经验检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的或半意识的推理结果。功利主义政治学大师边沁在他的《道德与立法原则》中强调“大自然把人类置于痛苦和快乐两位主宰的统治之下，人人都想以尽可能少的牺牲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句话有它的适用范围。单就选举来看，它的局限是很明显的。譬如人的认识往往依附象征而存在（譬如党派的象征歌曲、旗帜等）。前文中的老妇人如此憎恨奥巴马，正与她日积月累的反民主党情绪相关。除了特定类型的人与他们在遗传变异过程中所发生的微量变化之外，他所在的环境与所观察到的环境对他的政治行为与冲动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奥巴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他的竞选方针可以改变得极其迅速，但他的声望、他所在的民主党的名声以及所控制的报纸的传统特色却改变得极其缓慢，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关系往往会产生道德上的麻烦。也许这才是老妇人动情捍卫麦凯恩的原因所在吧。对于奥巴马，记住林德赫斯特的那句话“千万不要在群众大会上为你自己辩护，除非是对批评进行反击；听众沉浸在攻击带给他们的乐趣中，会忘掉以前的指责”。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人们对于与自己相似（包括政见相似）的领袖的心底的支持。喜爱和自己一样的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基础，这是由先理性特征条件所决定的。譬如在感情上，恋爱中的男人不会煞费苦心地解释他的完全正常的感情，并把它称之为这是从他心上人的出类拔萃的优点中得出的理智结论。麦凯恩看到了这点，并作出了亲民的表现。政治就是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望的那样，而是球员发现能使之取胜的那种种。一些白人，可能从心底缺少对奥巴马的肤色的认同感。基于此，麦凯恩的志愿者为其辛勤拉票也就不辞辛苦了。
最后麦凯恩还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白人政治精英的形象。经验主义的政治艺术主要在于通过故意利用下意识的非理性推论来制造舆论。他凭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国绅士、越战老兵的形象来吸引自己的支持者。这正是利用了“联想”这一因素并抓住了人性中的基本内涵。一个刻有使“一切人都弯腰”的神像名字的圣像，或甚至声之于口但未出之于口，在感情最强烈时，其力量要比真正了解它的意义大得多。我们还会认同这样一个观念――“词”本身是非常硬性的，但通过联想，它的意义则会丰富许多。这种联想需要时间产生，譬如民族主义者用歌曲或过去的业绩来恢复和加强他们与较大的国土发生相关的感情联系。麦凯恩深知这一点，他不停地给他的选民以他光辉过去的回忆。尽管他没有达到成功的结果，但单就选举本身而言，抓住了政治生活中的人性因素无疑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人性因素大大地影响了选举生活，但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是否依旧会发生作用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譬如二十世纪初世界上颇为流行的代议政体，大多数英国人隐隐地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争取民族独立和内部改良的愿望表示同情。然而，当一个中国人问他们自己是否应该投身于一个争取一个欧洲式议会的运动，他们当中却几乎没有人愿意给他明确的忠告，这也许正是人性弱点的体现吧。一些政治老手也会狡猾地抓住这些弱点，他们把人当作徒然有感觉和见解的纯粹的非理性动物。但不论他们身处何位，保守主义的先驱柏克始终认为人的政治推理能力与他们的工作是完全不对称的。哪怕是相对流行的代议政体，也只是被看作职业政客冷酷地操纵人民冲动和思想的替换办法罢了。在代议政体下，游说者的冲天干劲儿必然会箝制住刚做完一天工作的人们的疲乏的神经……国家、政体处处留有人性的足迹，谁还能否认行为主义的政治心理学的重要意义呢？
也许是学以致用，抑或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最终的落脚点总会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政治中的人性因素呢？是得以充分地发挥还是被某些东西禁锢住了？
从“小平您好”到“什锦八宝饭”的日益盛行，也许反映了我们政坛稍微活泼的气息。但如此大规模的亲民形象宣传，《人民日报》“新华网”不遗余力地报道，是不是也潜藏着总书记的一些无奈呢？昆明市长仇和将市级官员的电话号码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公布在了《昆明晚报》上，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样一种合理合法的举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民众叫好，官场哗然，这样个性的官员确不多见。试思量之，这是某些部门认定其不合情理还是反映了那些机构本身的万马齐喑呢？谈到基层的公务员与职工，总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万里十五年》。他们可能具有些许个性，但与强大的官僚机制相比又太过渺小，仅仅是大体制机器上的零件而已。他们唯一存在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防止发挥有效思想的机会只限于极少数像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样生活在不负责任的自由天地中的富人吧！我们公民的被选举权与基层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呢？呵，也许参与者们比我更清楚。
《南方周末》说改革开放30年，人性已然回归。可回归多少，我心里始终存在着大大的问号。
唐老师说我们不应以西方的观点去研究西方的制度，那样我们不会找到出路。只有以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来看政治，我们才会真正取得大的发展。在东方，我们强调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君子又都禁锢在哪呢？
不要把君子宅在一个个办公室里，不要待他们垂垂老矣还要参加繁多无聊而又冗长的会议。
政治中有人性吗？有！
体现在我们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了吗？
但愿同样是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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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同期的读物，这本读起来太轻松了，完全是来放松的。 -
这套书很不错 还能提高英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