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史（上下）

作者简介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新旧矛盾的斗争既紧张又充满着张力。一方面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另一方面是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充分展示了政治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本书作为明代政治史专著，把当时的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的重大变革中，并以此为背景，用翔实的资料、宏大的篇幅、全新的视角、公允的立场，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了时代的阶级结构、国家形态、政府机构、官僚管理、法律制度、政治改革、党派斗争、民族政策、对外关系、政治思想等方方面面，通过进代政治运作对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本书倾注了八位国内明史专家的心血，他们磨剑六年，爬梳剔抉，秉承历史学家的良知和严谨的学术风范，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明代社会政治画卷。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明代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第二章　明代的皇帝、皇权与帝都

第三章　明代的内阁

第四章　明代的行政体制与军事管理制度

第五章　明代的官僚管理制度

第六章　明代的法律与运作

第七章　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与改革

第八章　明代的民族政策

第九章　明代的外交关系

第十章　明代的政治思想

前言

　　《明代政治史》，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之所以确立这个课题，主要是考虑到明代政治史在明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重要地位，目前相对落后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明代政治史的学术价值和积极意义。从这个目的出发，力求实事求是，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认真进行重新思考，以中国封建　　社会晚期经济发展和世界历史变革为大背景，以皇权、阁权、宦权三者互动为切人点，探讨明代政治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并从中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运作的基本轨迹、主要特征与演变规律。现在，当《明代政治史》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想要说的是：希望它能够对加强明代政治史研究，推动明史学术交流，促进明史学科建设，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虽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但由于明代政治史内容相当丰富，情况变化极为复杂，加之我们能力有限，时间比较紧迫，因此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诸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是本课题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从策划到出版，一直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历史研究所科研处和图书馆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陈高华、王天有、张德信、栾成显、商传、毛佩琦等专家在百忙中为我们审读书稿、进行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表示感谢的。　　本书是一个集体项目。对于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在保证全书总体构架与旨趣的原则下，应当保持、发挥各位作者的学术专长与写作风格，允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必在所有问题上都与主编的学术观点相一致。同时，应从实际出发，各个章节不必强求篇幅相当。我们对本书　　就是这样处理的。　　本书分头写作，集体讨论，最后由我们两位统一修改，定稿。作者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诸位同仁之外，还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奇文瑛教授和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教授。具体分工如下：　　林金树：第一章；高寿仙：第二、五章；张宪博：第三、四章；吴艳红：第六章；张兆裕：第七、十章；奇文瑛：第八章；万明：第九章。　　张显清 林金树　　2003年9月

内容概要

编者简介

张显清　曾师从吴晗先生读研究生。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主要著作有：《严嵩传》、《孙奇逢传》、《明清实学思潮史》（部分）、《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副主编）、《孙奇逢集》（古籍整理，主编）、《中国事典・明代卷》（主编之一）、《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主编之一）等。

林金树　研究员。曾任明史研究室、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明代社会经济史、政治史兼及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万历帝》、《天启皇帝大传》（合著）、《中国明代经济史》、10卷本《中华文明史》（明代卷）、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明代卷》、《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等。

高寿仙　北京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张宪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吴艳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张兆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奇文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研究员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明代政治史》，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之所以确立这个课题，主要是考虑到明代政治史在明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重要地位，目前相对落后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明代政治史的学术价值和积极意义。从这个目的出发，力求实事求是，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认真进行重新思考，以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经济发展和世界历史变革为大背景，以皇权、阁权、宦权三者互动为切人点，探讨明代政治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并从中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运作的基本轨迹、主要特征与演变规律。现在，当《明代政治史》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想要说的是：希望它能够对加强明代政治史研究，推动明史学术交流，促进明史学科建设，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虽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但由于明代政治史内容相当丰富，情况变化极为复杂，加之我们能力有限，时间比较紧迫，因此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诸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是本课题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从策划到出版，一直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历史研究所科研处和图书馆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陈高华、王天有、张德信、栾成显、商传、毛佩琦等专家在百忙中为我们审读书稿、进行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表示感谢的。　　本书是一个集体项目。对于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在保证全书总体构架与旨趣的原则下，应当保持、发挥各位作者的学术专长与写作风格，允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必在所有问题上都与主编的学术观点相一致。同时，应从实际出发，各个章节不必强求篇幅相当。我们对本书就是这样处理的。　　本书分头写作，集体讨论，最后由我们两位统一修改，定稿。作者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诸位同仁之外，还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奇文瑛教授和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教授。具体分工如下：　　林金树：第一章；高寿仙：第二、五章；张宪博：第三、四章；吴艳红：第六章；张兆裕：第七、十章；奇文瑛：第八章；万明：第九章。　　　　　　　　　　　　　　　　　　　　　　  张显清  林金树　　　　　　　　　　　　　　　　　　　　　　　　 2003年9月

章节摘录

书摘　　明末市民运动，集中出现于经济贸易发达的工商业中心市镇，而且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与速度，形成广泛的社会风潮，延续数十年，遍及东西南北各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熟性，尤其是城市经济的新发展。同时也充分说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政治力量。当时市民运动的不足之处，是组织形式比较落后、原始；没有鲜明的纲领、口号；没有自己的领导机构；斗争手段仅是罢市、示威游行、鼓噪、焚烧、殴打、击杀之类；不能和当时的农民斗争联合起来，这些主要是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对此，不应苛求。　　造成内阁制度畸形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制度。权力可以被划分为各种类型，内阁所拥有的是直接服务于决策的议政咨询权。由于明朝中枢机构缺置不设，又由于内阁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当君主政治的天平需要调节时，内阁常常作为一个十分机动的砝码来使用，于是形成了万历初政等个别的历史时期，但这并不是200多年内阁制度内在的、本质的规律。　　西方传教士在晚明的进入，带来了新的宗教和包括新的地理学知识在内的大量的科学知识，而有关西方社会制度、政治观念方面的知识却极少，这自然没有对明末的政治思想产生大的影响。但新的地理学知识则改变了一些人的认识，并进而使这些人对中国与夷狄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得出与传统思想不同的结论。因此，明后期政治思想中华夷观的变化是西学影响的结果，也是国人深入思考的结果。　　……书摘2　　在前面提到的33次比较主要的起义中，南方占88％；南方之中，又以粤、闽、浙三省为突出，计21次，占64％。而以起义领导者的身份划分，可归纳为三类，最多的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农民，其次是所谓“海寇”、“海盗”与群雄旧部，再次为少数教徒和僧人。按时间看，最早为明太祖登基后5个月，最晚在他病死前2个月。这些情况很值得注意。广东、福建、浙江与南直苏松，历来都是对外通商要地，海寇、海盗活动的区域，元末最早起兵反元的方国珍就是从浙东海上起事的。在东南沿海地区，有不少人世代以海为生，依靠海洋经济，或出洋捕捞，或进行海上贸易。明代，从明太祖开始，为了防止倭寇交通东南沿海居民，威胁国家安全，一直禁止人民私自出海。明太祖在位之日，曾屡下诏书，反复申明禁令：　　洪武三年(1370)二月，下诏：“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京师。”　　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谕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如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又曰：“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七年九月辛未，“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　　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诏曰：“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命令严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与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明太祖在去世前一年，洪武三十年四月仍“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对外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条件之一。明太祖推行海禁，虽是事出有因，无奈而为。但其结果，不仅妨碍了某些军政人员利用海道大发其财，而且也断绝了东南沿海一部分居民的正常生路。因此，尽管朝廷一再“禁民下海”，实则屡禁不止。在洪武朝影响较大的起义中，绝大多数发生于粤、闽沿海地区，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三月那次起义仍是在广东。多次起义是由“海寇”“海盗”直接发动的；起义失败后“余党遁人海上”。而洪武元年五月那次起义，则是浙江昌国州蓝秀山“海寇”以方国珍的旧部的名义发起的。如此等等，都足以充分说明这些起义具有强烈的反抗海禁政策的性质；还有少数是元末以来群雄矛盾的余波。他们都与单纯反对赋役剥削不同，这也是构成洪武朝农民起义时间早、次数多、色彩多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洪武以后，官吏违法乱纪日趋严重，封建剥削量与日俱增。农民的反抗斗争亦因之此伏彼起，绵延不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起义，势头一次比一次激烈，义众增多，时间加久，地域更广，次数也甚为频繁。有人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做了以下粗略统计：　　从洪武到宣德的60多年间(建文朝四年除外)，全国各族人民起义和反抗事件共411起；　　从正统到正德的86年中，共发生农民武装反抗505起，其中弘治朝71起，正德朝125起；　　从嘉靖到万历的100年中，共发生农民武装反抗463起，其中嘉靖朝244起，隆庆朝45起，万历朝174起。　　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农民因不堪赋役剥削，杀死知县，揭竿而起，由此点燃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熊熊的烈火。　　崇祯三年(1630)李白成、张献忠先后加入起义军队伍，一步一步地把起义引向胜利。　　明末农民大起义，为当时人们聚焦的热点问题。它历时十余年，义军上百万，纵横十多省，震撼全中国，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建立过大顺、大西两个政权，口号之明确，制度之完备、影响之大，皆为以往农民起义所不可比拟。专门研究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过程、组织、纲领、政策、历史作用等的论著极多，而且多有高论。著名明史专家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足资备览。为避免重复，兹不再赘述。　　这场大起义，发生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透露了一些以往未曾出现的信息。其一，皇权衰落，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先是神宗晏处深宫，虽“操权有术”，但“万事不理”，以致从万历中叶开始，时局急转，由治变乱。而是时，神宗又“贪财”成癖，惟货是闻，派遣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以“开矿榷税”为名，搜括商民，闹得民愤载道，怨声震天。明朝的败亡遂成定局，再无回天之力。“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神宗过后，光宗即位，忧郁、纵欲，一月而死。继而熹宗成天摆弄斧锯，不理国务，朝中大政由宦官魏忠贤随意处置，国亡在即。其二，农村两极分化加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突出表现是土地高度集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起义军“均田免赋”的口号，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的，这透露出农民阶级的觉悟已有明显的提高，开始意识到土地问题。其三，党争剧烈。白世宗以后，君主深居简出，不见群臣，上下沟通渠道阻绝，纲纪废弛，约束无章，于是群臣争权夺利之风日炽。从嘉靖初年“大礼议”开始，党争加剧。至隆庆，“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进人万历，“门户纷纷角立”，以致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泰昌、天启年间，三案构争，党祸益炽，直至明亡。其四，出现新的民族危机(矛盾)。明初以来长期困扰明朝安全的“南倭北虏”，于时已发生了根本转变。南倭，在嘉靖末年已经基本平息；北虏，蒙古贵族的侵扰，隆庆时已经和解，满洲贵族的后金政权成为明王朝的致命威胁。四者之中，矿税使之祸在历史上罕见；党争中东林党及其继承者“复社”的出现，反映出江南经济的新发展，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近代政党建设的某些初级内容；后金政权的崛起，也是历史上的新事物，而由此引发的辽东战争，促使明王朝实行“三饷”加派，使得农村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则是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这些都为更多的农民参与起义，做了极为有力的舆论动员。　　……

图书封面

---

 明代政治史（上下）下载 更多精彩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