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府的治理

作者简介

本书中十位顶尖专家考察了“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核心特征。他们探讨了对世界上不同地区所采取的不同治理模式的结构和方向具有指导意义的哲学基础、行为模式和制度安排。

内容概要

　　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科学教授，美国国际研究协会的前主席，是世界知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是世界政治的动力和内政外交事务的重叠，他在美国众多名牌学府（如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许多国家的大学包括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印度的尼赫鲁大学拥有教学和研究职务，罗西瑙教授著作颇丰，迄今发表了140多篇论文，出版了30多部专著。最近的著作有：《世界政治的涡流：一种变革和连续理论》（1990）、《骚动世界中的联合国》（19920、《全球之声》（1993）、《国际政治经济：理解全球失序》（1995）、《沿着内政外交的边缘：探求骚动世界中的治理》（1997）、《与前对手的逆向关系：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1998）。在罗西瑙教授的早期著作中有现已成为名著的《外交政策的科学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一部集十位学者之力、历经数年研究讨论而最后汇集而成的论文集。虽然该书主题较为生疏、充满争议，并缺乏统一的陈述和一致的定义，但各章的内容仍然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考虑到十位作者之间的不同语言风格，在组织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做了细致的分工。第一至第十章的翻译任务分别由张志新、东海、姚志刚、张胜军、主父笑飞、李宇晴、李莉萍、陈红、袁雪珍和刘小林等同志担任。刘小林同志于百忙之中还担任了第二、三、七、八章的校对工作，最后由张胜军对全书文字做了统一。

章节摘录

　　如果对两个世纪出现的问题的复杂性做出比较，欧洲协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在19世纪，大国间存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分裂。相反，王朝的原则和做法使18世纪的欧洲具有政治同一性。(前一个世纪的宗教问题已通过三十年战争得到解决，不再是乌德勒支和维也纳之间冲突的根源。)两个欧洲帝国的没落并最终解体和许多新民族国家的出现是19世纪的特点(见下文)。相反。18世纪目睹了王朝国家的整合和巩固。在19世纪，奧托曼帝国和它的孱弱是国际竞争和冲突的长期根源。但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个“欧洲病夫”却刚刚显出衰落的迹象。鉴于19世纪的国际事务的性质和复杂性，与前一世纪相比，该世纪本应有更多的战争。但事实恰恰相反。　　不同于18世纪的先行者，1814—1815年间的调停者和他们的继承者接受了泛欧战争的教训。因此，他们建立和制定各种制度、制定各种规范和惯例以超越18世纪的权力均势这只退化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称之为治理体系。在没有损害无政府体制的原则和安全困境的持续性的同时，该体系有效地“限制了”大国和小国的“行动范围”、防止了多次违规行为、并依据团队愿望“扼杀”利己行为，从而极大地减少了战争事件。至少在1854年以前，“随着囚徒困境的反复上演……每个国家都抱着合作的态度以期望别国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多边和自我克制的问题处理方法已取代更常见的单边和较少克制的方法，成为优先选择”。欧洲协调还做了　　许多其他的事情，均不理想。有时它的决定和行动会遭到忽视、抵制和挑战；但更多的时候，问题都得以解决，也很少爆发战争。1822年英国退出维也纳体系后，坎宁为拥有新的行动自由而欢呼：“各国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凹当英国能够短暂地退回到相对孤立状态、忽视或忘却欧洲的利益时，其他国家原本也可以这样做，但都放弃了。他们为自己制定的各种措施所约束，打破这些限制通常会导致战争。他们的服从维持了和平。　　在维也纳解决方案之后的99年欧洲全面和平期间，也出现了多次危机。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危机可能已经导致战争。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可称为“棘手案例”(奧兰．扬[Oran Yang]，在其论文中的用词)的局面，“这些局面中的种种条件显然不利于作为社会结果决定因素的社会制度的运作”。我们已经引证了发生在1878年的那个前所未有的案例，当时欧洲协调迫使战胜国(俄国)修改和约以符合其他大国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一场即将爆发的双边战争得以避免。]9世纪20年代，欧洲协调对俄国和奧斯曼帝国施加的压力带来了希腊的独立，且使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野心有所收敛。整个19世纪里，大国对奧斯曼帝国的集体支持(例如，反对埃及穆罕默德．帕夏(Mehment Pasha)延缓了它的瓦解，和被单边(如俄国)瓜分。协调外交所阻止的小国战争清单也令人印象深刻。如上所述，如果发生在18世纪，清单中的许多个案早已兵戎　　相见。毫无疑问，1814—1815年间构建的领土权力均势是欧洲协调能够运作的必要条件。大国共同致力于维护协调的主要原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1856-一1875年期间可能是个例外。整个19世纪，均势和协调携手并进，对战争、尤其是大国战争的爆发几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八、治理体系的解体　　如同对欧洲协凋体系的效力和影响有过争论一样，对该体系何时和为何解体也缺乏一致的看法。杰维斯和施罗德(schIDeder)把1854年作为分水岭。但是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给维多利亚皇后的信中提到了维也纳秩序处于解体的边缘。一些人提出普法战争决定了欧洲协调体系的命运——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战争的爆发——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在该体系的规范和惯例当中，至少有部分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过细致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在1854年前后这个体系时有兴衰，但从未完全消亡。格雷斯登(Gladstone)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曾想复兴协调外交，但没有成功。“君主国际”(‘monardls’international)在1875年扮演了散布战争恐慌的角色，但柏林会议(1878年)实际上为巴尔干地区创建了一个新制度——这填补了维也纳解决方案留下的巨大真空——而且，柏林协商(1885年)在制定管理各国在非洲扩张与竞争的游戏规则问题上也起了作用。直到1906年前后，欧洲协调，不包括德国，作为和解人和改革动因在巴尔干地区仍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在1912和。1913年的巴尔于战争中，欧洲协调设在伦敦的一个大使级协商机构扮演了一个集体角色，尽管最终并不成功。可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期间，它却呈现休眠状态；而且在阿尔及尔危机期间(1906年)和奥地利兼并波斯尼亚时(1908年)，它不是软弱无力就是按兵不动。当然，它最大的失败出现在1914年7月，当时，不顾各种举行谈判和召开会议的呼吁，各国纷纷进行了军事总动员。表l粗略表示了协调效力的周期性。这里使用了治理体系的各种指标和标准中的三项：(1)制度的运用(倒如规范的遵守、协商、和决定与行动的频率)；(2)对治理任务的认识在观念上的一致；(3)集体成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个判断只是一种看法而非精确的尺度。　　作为治理体系，欧洲协调在1875年后比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显得更有效。但是当基本结构和观念上的变化侵蚀着治理体系的根基时，作为维也纳秩序的守护者，它的效力令人怀疑。相对于列出大多数解释欧洲在1914年走向战争的常见原因——秘密外交、死板的同盟、对进攻的狂热、总动员步骤和德国对奥匈帝国不负责任的支持都是通常的元凶——_我宁愿强调三个更基本的因素。首先是治理体系中的主要结构性变化。其次是适用于评估权力均势和战争准备的技术革新。最后一个因素强调高层决策者对战争的态度变化。　　欧洲协调体系是由具有许多相似特征的国家领导人建构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具历史声望。至少从17世纪中期开始，它们就一直是欧洲外交关系中的主要角色。尽管有一些国家已经是、或者正转变成共和国，其他一些国家仍维持王朝体制，但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外交、战争及调停所带来的社会化影响。1814——1815年创立的秩序设想了治理者的整合和继续存在。实际上，这个体系是为了维持一个由五个有能力和社会化程度相似的领导者领导下的国家社会而特别设计的。　　在整个19世纪，为创建基于种族/宗教/语言的划分和效忠论之上的民族国家所作的努力，是招致战争的主要问题。新国家的创立过程必定会损害像奥托曼帝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历史大国的利益。始于19世纪加年代希腊从奥托曼帝国中解放出来，接下来是意大利的统一(牺牲了奥地利的利益)和德国的统一(牺牲了奥地利和法国的利益)，最后是巴尔干地区众多国家的兴起(再次牺牲了奥托曼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利益)，这整个过程侵蚀了后拿破仑秩序的根基。两个历史帝国面非五个传统历史大国，管理着—个共有11个重要国家(不包括尚存的几个公国)构成的体系。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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