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日关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9
ISBN:9787509715703
作者:刘建平
页数:285页
后记
2003年9月至2007年7月，我作为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入选者攻读国际政治学专业博士课程，以战后中日关系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调整、修改后形成的专著。感谢我的博士课程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义虎教授。在李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我的学习和研究取得了扎实的进步。李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宽容和热情耐心的帮助，对论文的指导严谨到斟字酌句的程度，使我感到了师恩的厚重。感谢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李玉教授，李老师作为日本研究的权威专家，从我的论文开题到完成，都给予了细致的指导。感谢我硕士课程的导师，也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的潘国华教授，潘老师是指导我从一名理工科本科毕业生转向社会科学硕士课程学习和研究的引路恩师，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对我的博士论文也给予了精心的指导。感谢论文指导委员会和预答辩指导小组的梁守德教授、张锡镇教授、张植荣副教授、张海滨副教授，还要感谢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两位校外专家外交学院的杨闯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卫灵教授，在诸位老师的热情指导下，我的论文不断得以改正不足而逐步完善起来。
作者简介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由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把中国排除在战胜国对日交涉之外，中日“战争状态”持续20余年，到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且仍然不幸的是，具有了邦交形式的中日关系反复受到“历史问题”的控制而呈现国家外交对抗和民众情绪对立的僵局。政治“议和”之后历史“和解”的“烂尾化”综合症，考验着政治家的外交能力；而把“不正常”中日关系对象化的知识阐释和思想把握，则是学术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书籍目录
第一章导言：历史再探讨的意义和理论新思维的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一）中日关系论的意义危机
（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三）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对学术发展的意义
二学术史与研究概观
（一）中国方面的研究概述
（二）日本方面的研究概述
（三）先行研究的比较特征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内容
（一）研究方法
（二）资料
（三）本研究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第二章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原型
一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
（一）野坂参三与中共日本研究的开端
（二）野坂参三对中共日本认识的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及其历史局限性
二新中国的“一边倒”国际战略与对日外交的始动
（一）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原则
（二）新中国对日外交的起步
（三）亚洲冷战体制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目标、模式
第三章冷战国际政治体制下“人民外交”的展开及其挫折
一人民友好意义的“人民外交”
（一）协助日侨回国
（二）“人民间”贸易协议
二以民促官意义的“人民外交”与冷战体制的结构性障碍
（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提出
（二）以民促官遭遇困难：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
第四章政治经济“分离”与“不可分”的原则较量
一日本的敌视、蔑视立场与中国对日外交的政治整顿
（一）引爆中日关系的导火索：从“刘连仁事件”到“长崎国旗事件”
（二）厘定原则：中国对日政策调整的过程与逻辑
二政治经济分离：国民外交攻势下人民外交的民间化转型
（一）贸易三原则——国民外交取代人民外交
（二）民间贸易体制的确立——政治经济分离
三政治经济不可分：军国主义复活危机中人民外交的复权
（一）军国主义复活：冷战转型期的东亚政治和历史心理
（二）象征对抗：民间贸易的再“人民外交”化
第五章邦交正常化：“法律解决”与“政治解决”的攻防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把握
（一）作为“战后处理”程序象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
（二）作为“唯一合法”主权确认的“恢复中日邦交”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分析
（一）“政治解决”的思路与试探
（二）“法律解决”的战术与效果，
第六章结论：中日关系的历史连续性结构和周期性恶化的原理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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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在中国舆论热烈拥抱“全球化”的21世纪初，中日关系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坠入“冰川期”，尤其两国的民意调查、网络言论、街头行动更突显“相互嫌恶”的特征。既然“人民友好”失去了统计学支持，那么据其立论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之“人民”所指是谁？“友好”的逻辑何在？我们不得不从这种基本概念的“考古学”着手，以实证的历史学和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学重建中日关系的知识体系；而由此更发现，195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其实一直呈“周期性恶化”的发展特征。“周期性恶化”特征提示了“人民友好”表象下的战后中日关系有着不良的历史连续性结构；只有把握它，才能克服政治话语失效和历史叙事断裂的危机，才能在基于可靠知识的合理逻辑上尝试“新思维”。
内容概要
刘建平，法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1994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课程毕业后赴日本国立宇都宫大学留学：2003～2007年攻读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国际政治学专业博士课程，在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留学两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中日关系与中国政治、外交，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开放时代》等多种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50余篇，有论著《新中国的原点》和译著《日本新保守主义》、《日本人的战争观》出版。
章节摘录
（三）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对学术发展的意义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在1980年代开始复兴，进入90年代明显地形成两个潮流：一是不断地译介西方（主要是美国）理论并尝试用它们来表达对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看法，二是以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为旗帜，探索以现代中国历史为思想资源的中国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必须注意到，西方理论是西方学者以西方的问题意识处理西方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追求所作的哲学思考，其思想资源、政治立场当然是西方中心的历史经验和利益设计。必然地，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特别是一个在近现代历史中被强行纳入西方国际关系体系而又通过革命从列强的半殖民统治下获得主权独立的新兴国家，所谓民族利益、人类责任和中国知识者的思想自尊当不待言，单是从作为人类经验之一大部分的中国独特的近现代历史考虑，没有基于它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作为反映现代人类思想文明进程的社会科学之一部分的国际政治学也是不完整的。中国的对外关系经验和外交史研究，应该能够为国际政治学贡献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是一个理性的和有意义的学术追求。但在长期以来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探讨中，对中国革命领袖关于国际问题的言论和指导新中国外交的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是比较常见的模式，新中国外交史和对外关系史的写作也多以革命领袖的思想为纲领展开，而结合新中国外交实践的过程研究则严重欠缺。这给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基础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所得出的结论尚有待于大量的历史实证研究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撑。因为如果缺乏这种支撑，即使纯粹的外交思想史选题，也往往没有交代清楚演变的关节，更难以建立作为研究者的规范性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了。例如，关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研究，对于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研究者多是从领导人的“人民外交”思想出发，长期因循“民间贸易——半官半民关系——邦交正常化”的“以民促官”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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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面的“不正常”历史（书评）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表述中日关系的用语。中日人民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基调。这两个主调和基调，是研究者和学者们的主要论调，也是中国官方的一贯表态。前段时间中国渔船在钓鱼岛被撞、船员及船长被扣押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政府及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两国内部的民意汹涌，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难以预测的方向。虽然日本首相促成与温家宝总理的“走廊外交”，但从日本国内媒体的猜测和报道可以看出，日本首相实际上是“绕开外相”促成走廊外交，而这已经显示出日本国内对于中日关系的不同观点、立场，也表明了中日关系远非“邦交正常化”和“友好”那么简单，也不是如以往民众所了解的那样“正常”。刘建平所著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一书对大众习惯性的观点和思维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另外的阐述和判断。从书名可以看出，著者的观点是，“正常”的中日关系背后，其实有着“不正常”的历史和现实。比如，中日关系经常因为二战、靖国神社、东海、钓鱼岛等问题而出现波折、恶化，出现“不正常”现象。著者把此类现象或状态称之为“周期性恶化”。考察中日关系及其正常化，需要了解、理解中日建立外交关系的世界背景、中日历史渊源及其复杂性，这在本书中有所涉及。二战结束后，以美苏对抗为世界主要表象的冷战格局主导了全球的国际关系和局势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的外交形势。具体到中日外交，美日关系、中美关系、日台合约等对长期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本书封面对此直接地给出了注解。“由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把中国排除在战胜国对日交涉之外，中日‘战争状态’持续20余年，到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新中国的外交史具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在打破西方外交围堵的同时寻求外交突破，包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在存在“两个中国”的现实困境下，中国的外交突破和进展需要高超的智慧、技巧，需要国家实力做后盾。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次外交进展，都是台湾外交的失败，其表现就是台湾与所谓邦交国的断交、中国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但在中日建交即“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其实并不“正常”。各种问题纠结不已，令中日关系时常处于波动、恶化状态。“并且仍然不幸的是，具有了邦交形式的中日关系反复受到‘历史问题’的控制而呈现国家外交对抗和民众情绪对立的僵局。政治‘议和’之后历史‘和解’的‘烂尾化’综合症，考验着政治家的外交能力”。回到中日关系尤其是外交关系，书中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源于共产国际和两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民外交”成为中日两国发展关系的某种助力，同时这种助力又因为情势的变化而陷入困难。带着这种历史和“人民”情节的中日邦交，在世界局势变化之下，取得了突破，终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只不过，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双方本身就有着不同的解释，为后来的中日关系发展留下了许多“尾巴”。而本书就是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把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展和困境、政府和民间、理论和实践、政治和经济等等的复杂性作出可能的解析，试图重新解构中日关系。因此，根据前述的内容，本书其说是解析，不如说是还原，还原中日关系的历史、实际、实质、问题、矛盾，如此种种。这是作者的主要用意，虽然其还原不一定完全准确、完整。现实是，对于中日关系，存在着诸多差异，包括认识、理解、行为、态度、理论乃至政府政策的差异。中日之间的差异，中国和日本国家内部的理论界、民间、政府等的差异，中日历史、现实、未来发展认识上的差异，等等。著者就是试图理清这种种差异，把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逐一展示、解析，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分析帮助。著者对于中日之间差异有着自己的判断。如“友好论”之于中日，在理解上、态度上尤其是实际体现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或日本的官方和民间在某些话题、观点、态度上的差异乃至冲突；对于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差异；政治、经济及相互关系的判断差异。等等。以笔者的理解，更需警惕日本在某些方面的不良表现。如，对历史问题的不负责任态度，甚至以历史问题作为政党斗争的砝码、玩器。比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虽然中国以“人民外交”作为开启中日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支点，划清日本“人民”、政党、政府等的界限，但日本的表现却与中方的初衷相去甚远。日本的政党和政客反而在需要的时候，把“靖国神社”拿来争取民意、选票。这种政治的技俩难道只是单纯的政客和个人行为？这其实很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作为一本学术性、史料性、现实性、前瞻性较强的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如此之复杂，内容是如此之广，现实发展是如此之快，著者也不可能完全解析得清中日关系的所有领域。能够在把握史料的基础上，“还原”和解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不正常”历史及其发展，已经足够应证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对于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著者在封底给出了概括性的阐述。“在中国舆论热烈拥抱‘全球化’的21世纪初，中日关系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坠入‘冰川期’，尤其两国的民意调查、网络言论、街头行动更突显‘相互嫌恶’的特征。既然‘人民友好’失去了统计学支持，那么据其立论的战后中日关系史之‘人民’所指是谁？‘周期性恶化’特征提示了‘人民友好’表象下的战后中日关系有着不良的历史连续性结构。只有把握它，才能克服政治话语失效和历史叙事断裂的危机，才能在基于可靠知识的合理逻辑上尝试‘新思维’。” -
2010年9月7日，中国东海钓鱼岛附近，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西北偏北约12公里的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相撞，日方扣留我渔船及船长，中日危机再次爆发。这次事件是中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也揭开了中日关系的历史伤疤。 从中国人的感情上来说，中国人是不会原谅日本人的。历史上的日本是个无文字、无姓氏、无资源的三无国家，通过向中国学习才有了文字，有了文字才有了文化，有了文化才有了姓氏，1875年后大部分日本人才有了姓，虽然姓氏还是显得那么没文化，什么田中、村上、山下、小岛、丰田、饭冢、卫门（看门的）、奴（奴隶）、沓（鞋子的意思）…..住在什么地方就以什么为姓，干什么的就已什么为姓，还有些细细古怪的性，什么犬养、猪手、牛头、鬼头、色魔、俘囚、土蜘蛛、我孙子、御手洗、七条、八马、九鬼、五十六……笑死人。从这个角度说中日是师徒关系，那时的日本就像中国人的徒弟一样，师傅尽心尽力的教，徒弟很刻苦的学，但有一天这个徒弟自觉师傅的东西学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看不起师傅甚至忘恩负义反过来对付师傅了。 明朝的倭寇还可以说是日本浪人的海盗行为，不是日本政府的所为，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强盛起来，而中华帝国这时则尽显衰老之态，狼崽子长大了开始咬人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惨败，割地赔款；日俄战争竟然争夺的是在中国的利益；最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是东北三省的沦陷以及8年侵华战争，日本这个邻居开始露出狰狞的面孔，杀我人民，占我土地，夺我资源，到最后战败了也还是死不认错，这是最可恨的的地方。 刘建平这本《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研究的是中日战后之间 “不正常”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外交史。看完这本书让我明白原来中日外交中国方面是做得多么失败，所谓的“中日友好”是个多么荒谬的谎言，对于中国政府对日本态度的暧昧、软弱、无能感到震惊。 早在延安时期，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大山光义之流就用五十几个华北日本士兵“代表”了“几十万”华北侵华日军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谎言忽悠毛泽东了，欺骗了中国人。以为“日本人民”是反战的，所谓“日本人民”和“日本国民”本就是一码事，日本侵华战争是靠军人就可以完成的吗？没有“反战的”“友好的”后方日本人民造枪炮子弹、军需粮食、慰安妇、战争兵员，日本能发动起战争了吗？“日本人民”和“日本国民”就是现在在日本右翼反华实力也是占绝大多数的，一次次的参拜“鬼社”、修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岛争端难道不是日本人民做的？刘连仁事件、长崎国旗事件、否认强迫中国妇女成为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些行为难道还没让我们看清日本人民、政府的真面目吗？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对日本侵华战争认错。中国政府和某些人只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我之前曾经和一个日本人闲谈，谈到中国放弃战争赔款这件事，他说放弃赔款是中国政府自愿放弃的，而且日本后来贷了很多款给中国发展经济。我知道那些贷款都是以购买日本设备和贱卖资源矿藏为代价的。 中国政府当年就是被打着“促进两国人民友好”的公明党大骗子竹人义胜的谎言欺骗，而最终放弃战争赔款，而且是在日本方面用一种轻视和冷落的态度认为中国“没有国际法资格谈及赔款条款的情况下，日本同意保留中国放弃赔款条款就已经貌似让步了”，更不要说在联合声明上中国在日本的要求下把“结束战争状态”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才换来了一句“日本政府对此由衷感谢”。 我觉得这种屈辱比当年的《二十一条》还大，因为当年毕竟是在各国势力武力、政治压力下，经过多方周旋据理力争甚至以死抗争无效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而现在中国作为战胜国，竟依然要这样低声下气没有骨气和自愿放弃国人利益甚至哀求对方接受“不用赔款”这份大礼，只是为了换回一句根本没有任何诚意的“感谢”，他们连认罪都不认罪怎么会感谢？ 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什么所谓的“中日友好”？完全是中国政府自欺欺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正如作者在书中讲的：那些原以为的“友好”竟然是“蔑视中国观”的历史连续性结构要素。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是个幻想，中日邦交是中国外交的失败，日本其实只是在嘲笑和蔑视而已，我们就以为是在对我们微笑和示好，真让人恶心和气氛。 我可以下定论，日本绝对是一头喂不熟的恶狼，不，原谅我侮辱了狼这种动物，日本人绝对是恶魔，它随时都在算计着中国，准备着再向中国下手，他们从迫不及待、傻呵呵的中国人手中廉价采购煤、稀土等资源，储备起来足够使用五十年，正如很多人说的那样“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换成了贸易战、领土战、资源站、外交战、技术战。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感情上说，日本都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仇敌，是个不可交的朋友，不值得信任的伙伴，两者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会正常。中日早晚必有场大决战，彻底清算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
今时中日关系可以说是跌到了1972年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按照刘建平先生的观点，这是周期性恶化理论的体现。刘先生的观点相当准确地抓到了习近平上台前的中日关系的规律，但是此一规律是否依然有效？按照书中的观点推演，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现今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蔑视了。随着中国以大国崛起的姿态伸张其国际利益要求时，增加了对日本政治的批判，其中自然包括“战争责任”“道歉赔偿“等老命题。而在日方看来，1972年的联合声明已解决了上述问题。无论中国再作何种批判，毕竟今天的研究工作不能改变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政治和法律文件。从深层次的心理看，日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战胜国，自己也不是这个”中国“的战败国，在联合声明后纠缠此类问题，纯粹是想让日本政要难堪。以此心理推导，”蔑视“已经发展出了政治上的”怨恨“。二、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系“，《日美安保条约》，实质上赋予了战后日本的合法地位，且此体系不受冷战结束的影响，反而在中国崛起时更凸现地区”均势“的必要性。在此政治现实中，日本才会在美国的支持下寻求突破宪法解释，为集体自卫权解禁。目前的安倍内阁已经延长了议会的会期，料想能够达成此一目的。三、无论是将中国视为欲离间日美关系的”结构主义“中国观，还是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异质论“，都成功地为日本政府的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加深了”受委屈“的”怨恨“心态。尽管这两种理论都不够全面，但是在现实逻辑中却也难以反驳。（刘建平虽然提出了归咎于日方的”蔑视“说，却也无法从根本上驳倒以上两种理论）长期看来，这两条都是实用有效的理论武器。四、日本国内的亲华派，主要是从中日贸易中获利的利益拥护者，政治立场软弱，今时依然。且随着老一辈的逝去，汉学功底日益退化，建立在传统文化上的中日亲善关系将进一步退化。五、随着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岛链形态加强，日本必然选择强化其与美国一致的立场。这也使其”怨恨“心态有了合法发挥的舞台。以上五点推论，只能引向一个结论：中日关系从此只有从恶化到更恶化的主旋律。那么中日关系是否一定”烂尾“呢？如果跳出思维局限，则未必没有生机。如果中国主动进行民主改革，推进包括”修宪“在内的法治建设，淡化乃至最终取消意识形态管控，则中美、中日对立的理论基础消失。中美合作，则日本地位削弱，且美国也会对其有所防范而。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相关文件法案则需要重新调整，从而做出有利于未来的新解释。总之，由”内政“改革而”外交“改良，是一条虽令特权阶层痛苦，而造福于广大国民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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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导威武(ง •̀_•́)ง -
不同于常见的对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简单粗暴的概述，本书详细的梳理了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对日关系的结构性脉络，揭示了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背后必然的政治学逻辑，所谓“以民促官”“人民外交”实属缺乏实证研究的意识形态想象，获益良多 -
看多了那么多对中日关系指手画脚的，这本则更为实事求是。 -
强烈推荐！我仔细读的，写的很好 -
看得很难受，中国所谓的“人民外交”在日本的算计下一败涂地。 -
与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多么契合啊，研究的角度真的很不错，所有反日的同学们都应该看看，不反日的更应该看看。 -
提出了尖锐的观点，厘清了一些迷思。不过论战式的写法和饱含愤懑、有时近于意识形态化的行文影响了对观点的强有力论证，尤其在史料方面，比诸观点的“烈度”，显得有些薄了。 -
近世中国这套丛书还是很棒的。有学术水准，专业性很强。同时立论选题很精彩。值得阅读。 -
以中日外交史的实务+理论，分析并批判了红朝的"人民外交"：老外不承认中国的"人民"概念，红朝寄望的外国"人民"无力在外交事务上推动政府。粗疏的红朝外交怎么在精于计算的日本人那里碰壁~ -
对从建国到中日建交之间这段时间中日关系的反思，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又决定将来，解铃还得从土鳖身上，今天它已有足够的力量，不该再延续过去的思路了。 -
读完之后挺难过的 外交参与者本就有限 所想与现实总有差距 -
重要的历史时期，真实的中日关系。 -
昨天刚说没有好的中日研究书，今天得到了一本，亮点颇多！！！！每个对中日研究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看看~~~~ -
学术意义上填补了战后中日关系研究的空白，抽丝剥茧的分析揭示了历史真相和政治逻辑，以此便值得力荐。作者虽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驳斥日本，但是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外交的混乱和“政治性”。最终归于“蔑视”的心理学结论，恐怕是为了回避难以触及的敏感原因。中日关系的未来，依然是“烂尾”的历史循环。 -
想深入理解中日关系今日格局的人都该看看 -
:D829.313/0411 -
中国被日本玩的团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