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民自由

作者简介

这部文采洋溢的名作可能提供了目前对民主政治最准确、周全、细密的描述。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邓恩讲述了“民主”作为一个词语、一种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政治实践的演变历程；描述了它如何在两千五百年前作为希腊应对地方性困境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而出现，在经历短暂而耀眼的一时兴盛之后，几乎在各处式微达两千年之久后又令人惊异地登场，主导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想象，成为西方推荐给其他国家的文明之政治内核。

在“民主”主宰了政治言辞的今日世界，我们有必要去探究，这一内核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它经历了怎样的魔幻变形，带来怎样的后果？

约翰•邓恩描述了人民管理的起始以及现下的情况。他将历史和概念交错，鲜活地呈现出赞成和反对民主的两派意见，特别是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阶段……如果你想缜密地思考民主的缺点和挑战，这是最佳的着手处。

——《经济学人》（Economist）

本书不仅是叙述民主的概念史，也是英国出版界多年来，最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政治作品之一，一如霍布斯般以简约犀利的风格书写。

——乔纳森•桑普顿（Jonathan Sumption）

书籍目录

前言 为何是民主？

第一章 民主首次光临

第二章 民主再度光临

第三章 热月的长长阴影

第四章 为何是民主

译名对照表

编辑推荐

《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是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

前言

此书讲述的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这是一个词语的故事；这个词产生得很偶然，后来它还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且通常有点黯淡的历史，但在非常晚近的时期内，它开始主导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想象。随着本书的展开，我试图揭示，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了解得何其少，也揭示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此一事件的缘由和意义。为什么民主在今天赫然出现？为什么它对现代世界政治言说的支配，竟然会达到这种程度？它近来的这种突出地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美国和英国决心将巴格达埋葬在断壁残垣之中时，在所有他们可以打出的旗号中，为什么是以民主的名义？是否，这一新奇的统治，事实上只是一种幻象——一种长盛不衰的欺骗，或完全是混乱状态的迹象？还是它确实标志着政治和道德上的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只需要扩展到整个世界，并且变得更为实在，就可以让历史走向令人欣慰的终结？此书力图解释民主在今日世界令人惊异的登场，展示它如何在两千五百年前作为希腊面对的非常地方性的困境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而出现，又如何经历短暂而耀眼的一时兴盛之后，几乎在各处都式微居然达两千年之久；揭示它如何作为一个现实的现代政治的选择方案而起死回生；解释为何它在美国追求独立和创立新的美国式共和的斗争中重生，最初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

内容概要

约翰•邓恩（John Dunn），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荣誉教授，著名政治理论家，现代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声名卓著的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他那一代中最具有原创性和重要性的思想家”，其成名研究是洛克政治思想研究。他和同事昆廷•斯金纳、约翰•波科克等人一起，强调要通过详细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历史的语境中来阐明和重构政治思想家在从事撰述时真实的政治意图，从而为政治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著有《民主的历程》、《失去理智的狡诈：对政治的理解》、《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约翰·邓恩描述了人民管理的起始以及现下的情况。他将历史和概念交错，鲜活地呈现出赞成和反对民主的两派意见，特别是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阶段……如果你想缜密地思考民主的缺点和挑战，这是最佳的着手处。  　　——《经济学人》（Economist）  本书不仅是叙述民主的概念史，也是英国出版界多年来，最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政治作品之一，如霍布斯般以简约犀利的风格书写。  　　——乔纳森·桑普顿（Jonathan Sumption）

章节摘录

当然，在雅典的民主实践中，说服一直就是其关键所在。正是通过运用于数不清的感情色彩强烈的公共场合的直抵人心的说服力，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执掌或是失去对城邦政治决策的控制权。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通过运用于集会（Assembly）这一终审场合、面对所有与会者的说服，伯里克利成功地将雅典转变成了君主制，经由人民的持续同意而进行的一个人的统治。[2]对于公开着重于“说服”的某种政治方式来说，对于以劝说为核心的政治学来说，相比于共和，民主是更为婉转的称呼。它承认人民不仅仅是最终权威名义上的所有者，还承认他们本身就是运用权威的机构，有能力依据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和运用权力。在那种承认中可能有很大的不真实的成分，一种矫揉造作和不真切的做派，这种做派有时掩盖了真正的轻蔑。如果民主在今天，就像奥地利的流亡者约瑟夫·熊彼特向其哈佛大学的听众和对随后的整个世界所劝信的那样，是“政治家的统治”，[3]至少那种政治家的统治面临着真正的压力，要彬彬有礼地向他们的被统治者发表演说，恳请他们给予支持，并且防止自己不要将他们的统治转变成由自己掌权的非正式的贵族制或是君主制。即使在那些走马灯般轮换的职业政治家手里，民主也没有显示出它是各种公然具有独裁、威权或是暴政风格的政府的具有说服力的称呼。弥天大谎作为短期的政治计策可以奏一时之功，但已经表明长期内它不可能是一个有力的确保政治权威的套路。在永恒的全球政治中，在过去两个世纪关键的意识形态斗争结果中，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称呼，利己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已经俘获了平等这个词。与此同时，平等却大体上被逐出了政治领域。但是，不管是其散落各处的残余，还是其更加老成的知识分子崇拜者，[1]都还没有觉得要缴出这个他们仍然感到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词。对他们来说，那种掳获，即使在现在，看起来也不是正义战争中的征服，而是一种厚颜无耻的窃取，是通过他们仍没有真正理解的一时的伎俩而得到的。即使在五十年前，那场战争的结局对任何人来说都远不是那么明朗的；那些憎恨它的人在预计战争结局这个问题上的失败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一如那些向往它的人更没有预计到一样无须惊讶。然而，到现在，失败一方的不解并不表明他们政治智慧的水平低劣。一旦它彻底地、真正地失败，战争为何如此收场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更难弄明白的是，为何那些利己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居然不惮烦地去掳获平等这个词。这可不是他们那些最有智慧的知识顾问们如麦迪逊，或者西耶士，甚至是亚当·斯密向他们推荐的词。对于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和更长的时期内，在整个欧洲使得平等派一次又一次惨败——在1848年、1781年、1918年的革命中——的当权政府和军事将领来说，它也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词。在今天，与此相对照的是，没有什么利己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会否认民主化的授权给他们带来的益处；这种授权的意义超越了民主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也不再是强迫之下的对政治仪轨之要求有点儿不光彩的背离。在拥抱民主这个词时，领导资本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那些领袖们，并不是在闲得无聊地玩弄空洞的符号。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存在一个很深的政治权力蓄水池，并且竭尽全力地利用和汲取它。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如果这判断是错的，那么，在民主得胜当然，在雅典的民主实践中，说服一直就是其关键所在。正是通过运用于数不清的感情色彩强烈的公共场合的直抵人心的说服力，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执掌或是失去对城邦政治决策的控制权。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通过运用于集会（Assembly）这一终审场合、面对所有与会者的说服，伯里克利成功地将雅典转变成了君主制，经由人民的持续同意而进行的一个人的统治。对于公开着重于“说服”的某种政治方式来说，对于以劝说为核心的政治学来说，相比于共和，民主是更为婉转的称呼。它承认人民不仅仅是最终权威名义上的所有者，还承认他们本身就是运用权威的机构，有能力依据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和运用权力。在那种承认中可能有很大的不真实的成分，一种矫揉造作和不真切的做派，这种做派有时掩盖了真正的轻蔑。如果民主在今天，就像奥地利的流亡者约瑟夫.熊彼特向其哈佛大学的听众和对随后的整个世界所劝信的那样，是“政治家的统治”，至少那种政治家的统治面临着真正的压力，要彬彬有礼地向他们的被统治者发表演说，恳请他们给予支持，并且防止自己不要将他们的统治转变成由自己掌权的非正式的贵族制或是君主制。即使在那些走马灯般轮换的职业政治家手里，民主也没有显示出它是各种公然具有独裁、威权或是暴政风格的政府的具有说服力的称呼。弥天大谎作为短期的政治计策可以奏一时之功，但已经表明长期内它不可能是一个有力的确保政治权威的套路。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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