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下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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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9
ISBN:9787506051415
作者:董丛林
页数:334页

作者简介

《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内容简介: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时,是与“洋将洋兵”打交道的主角,平捻之后又升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正式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天津教案、中法和战,从一个教堂到一堆教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其忧患意识和防患弭患的策略构想。甲午海战到“马关议和”,成为李鸿章政治外交生涯中最大跌落点,“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却尽”了。《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史论结合,叙事生动,论说独到,再现了起伏跌宕,机谋无奈的晚清外交史上真实的一页,是单从外交方面来评价李氏的一部作品。

书籍目录

前导 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第一章 “北洋王”外交舞台上的初场戏
一、“善后”津案与论道外交
二、面对鸟国“新客”
三、与秘鲁的交涉
四、由马嘉理案引出的外交风波
第二章 在中法和战的漩涡中
一、战前的交波
二、战争期间的交涉
第三章 从一个教堂到一堆教案
一、关于蚕池口教堂的交涉
二、教案多多看两例
三、其人的“洋教观”
第四章 “蕞尔小国”带来天大麻烦
一、仗是怎样打起来的
二、临战之际和战争之中
三、马关议和
第五章 “历聘欧美”那些事儿
一、俄国之行与“密约”问题
二、造访德、法等国
三、在英纪事
四、转访北美及全程得失盘点
第六章 庚辛乱局中的最后使命
第七章 “一生功过在和戎”?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

编辑推荐

《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编辑推荐:唐德刚曾谓“近百年中国史上中国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算两个,顾维钧算半个”,何以对李鸿章评价如此之高?成也外交,败也外交,梁启超甚至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 “以一人而敌一国”,何以会有如此断言?《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带你走进李鸿章刀锋下的外交。

内容概要

董丛林,男,1952年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政治史、文化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多部。

章节摘录

李鸿章出使欧美期间,也留下了一些逸事。或许这些并不是每一件都在具体情节上凿凿有据,但亦非全属空穴来风,而多属有可信记载之事。即使虚实莫辨的传闻之属,也不妨作为有助于从“神韵”上去体味李鸿章在特定情境中“文化”表现的一种素材,并兼可作为“正场之外的花絮”聊供品鉴(尽管有的事情上难以让人轻松起来)。掇拾下列一些事项,一是水烟、“芳龄”及其他。李鸿章访俄在彼得堡期间,到财政部大厦拜会维特。宾主在豪华的客厅里品茗寒暄,维特礼节性地问李鸿章吸不吸烟。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是由在场的主人忆述的: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声牡马嘶叫似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一个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丝,然后就是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只是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他嘴里送烟嘴,抽烟嘴,这些完全是由旁边的中国人十分虔敬地来做。这在当时算有十足“中国贵族特色”的吸烟方式吧。而用到那样的外交场合,似乎已经不单单是个人举止上不雅的问题,也很丢国家的面子呀!另外,还有问话上的一些不合当地礼俗之事。譬如问女士的“芳龄”。李鸿章在英国邮电局参观,问及主人“君夫人芳龄几何”,对方以本人实不能告,惟请“自问拙荆”作答,显然,这不过是带有玩笑甚至寓有讽讥意味的婉拒之词,问丈夫不宜,问夫人本人更不宜啊!李鸿章却说:“华人问女之年,甚合于理,故承其问者,必以实告也。”即使真的如此吧,那毕竟是中国本土,“入乡随俗”,何必到这里触人之讳呢?可李鸿章却不只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有一天访问中与一少妇晤谈,直截了当地问人家“芳龄几许”,少妇不免吃惊地用一双凤眼注视了这位中国老头好一会儿,仍然没有告诉,只是娇滴滴地用句玩笑话搪塞:“天下只有一人,许其问侬此语。”李鸿章还当真地问是何人,对方揶揄:“李中堂耳!”还有一次乘火车,李鸿章问身边的男性乘务员有没有妻子,人家说没有,他又追问“何以无妻”?弄得人家无法回答。李鸿章接着又问他要造访的主人家有没有女儿,对方告以“惟知有一女在家”,李又问嫁人否,对方说没有,他又追问:“何以不嫁人?”弄得人家又无法回答。① 再就是李鸿章还屡屡问起有关人员的薪水数额、股票多少等类问题,这显然也是不合西方国家习俗的。这类事情,凭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年的经历,该有所了解吧?退一步说,他即使不了解,出访前相关礼宾职能部门也应有必要的“培训”,作事先告知呀!莫非是李鸿章“明知故犯”,为了显示他的“大老”派头?若真是这样,就不但是“无知”,而且更“可耻”了。二是看足球赛的故事。这则历史传闻,在当代作家的笔下,演绎得比“原始版本”更为妙趣横生:李鸿章访英期问,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一百多年前,英式足球,正是革创阶段,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李作为满清(录者按:现在还用“满清”的称谓似不妥)政府的特使,客随主便,自然也就穿着盛装,出席这次足球比赛;尽管他在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录者按:李鸿章入总理衙门是在出访回来之后),是搞洋务的,但此公从来不穿夷服。而满清的朝服,是长袍加御赐黄马褂,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和鲜艳的翎毛。此刻,坐在温布里露天体育场边上,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看来看去,不得要领……看了半场以后,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予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谬矣哉,谬矣哉!”主人很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贵宾。不知道是该“主人”窘还是“客人”窘?不过想来,在那个年代,不懂足球,对于李鸿章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大耻辱,正因为不懂,那些不得体的现场问话和评论,充其量算是出个洋相。比起上段引文出处文章中也述及的,李鸿章在俄国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在大庭广众间,在前呼后拥中,“呸”地一声随地吐了一口痰这样的行为细节,并不更丢脸。三是心爱的特别手杖的由来。有说李鸿章自出使回国后,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此手杖来历是这样的:李鸿章任职北洋时,有美前总统某君(当为前边提及的格兰特)来华游历,李鸿章在衙署设宴招待。客人携此杖至,主人即接而玩之,反复爱弄不忍释手。客人见状由翻译传话说:“中堂爱此杖耶?”李鸿章回答:“然。此杖实可喜。”对方说:“中堂既爱此,我本当举以奉赠,惟此杖是我卸任时,全国绅商各界,公制见送,作一番纪念者,此出国民公意,我不便私以授人。待我回国后,将此事宣布大众,如大家都赞同,我随后即当奉寄致赠,用副中堂雅意。”李鸿章“委曲谢之”。后来也就搁置多年没有音信。及至李鸿章游历到美,这位前总统已故,其夫人尚在,独居某处。李鸿章特以旧谊前往访问,夫人非常高兴,为李鸿章设宴招待,邀绅商领袖百余人列席相陪。席散后,夫人即把此手杖立于台上,当众宣告说:“此杖承诸君或其先德,公送先夫之纪念物。先夫后来旅游中国,即携此同行。当时李先生与先夫交契,见而喜爱。先夫以出于诸君公送,未便即时转赠,拟征求诸君同意,再行邮寄。未及举办,先夫旋即去世,曾以此事告我,嘱成其意。辗转延搁,已隔多年。今幸李先生来此,我敬承先夫遗嘱,请命于诸君,是否赞同此举,俾得为先夫完此夙愿。”于是满堂宾客,一致欢呼拍手,表示赞同,夫人遂当众以双手举杖奉送李鸿章。李鸿章以此更为得意,故爱之独挚。此杖顶端镶有巨大钻石,大逾拇指,旁更以小钻石环之,周围如一线,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木质也是一种非常贵重的材料,据说论价格,至少当值十数万金。其实李鸿章当时不过视同玩物,根本未辨其价值轻重。而美前总统如此慷慨,亦属难得。更难得有此夫人,从中玉成。所谓“千秋佳话,中外辉映,可喜也”。此外,还有诸如“李鸿章杂碎”菜的逸闻。说是李鸿章在伦敦作客期间,上顿下顿的两餐,吃得很不耐烦了。那时,伦敦还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不像现在,中餐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的馆子。于是,李鸿章就让他带去的厨子,将用来作两餐的各式原材料,统统烩在一起,给他送上来。当那些陪同他的英国官员,在这位特使的下榻处,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香味,忍不住馋涎欲滴,忙向翻译打听,这是给李大人做的一道什么菜?回答说,不过是杂碎而已。然后李氏示意,非正式场合,请他们无妨入座,尽情享用,把这些老外,一个个吃得舔嘴吧舌,称赏不已。据说,后来英国的饭店菜单上,就有了名叫“李鸿章杂碎”的一道菜目。如此等等。有的属趣闻,有的属洋相,有的则属陋习。几分真,几分假,也难确认清楚。无论如何,这类东西起码可以反映当年中西交往文化认知上一个侧面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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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0条)

  •     才云鹏《文史博览》http://www1.bookan.com.cn/szpt/book_intro2.aspx?listid=e611ace2-8a0d-40b4-a8aa-41df1c978d23学术研究贵在理性,从而引导全民走向理性,任何情绪化或迎合风潮的东西都是伪学术。关于李鸿章的历史身份,时下开始了新一轮的众说纷纭,但其人能够渐渐露出真实的一面,应是缘于中国人越来越成熟的理性思考而非俗谓的“宽容”。理性的李鸿章研究,着眼点应不再是天花乱坠的引证和正义凛然的批判,而应综合其思想经纬、性格走向及时局具象,加以系统分析和描述。《刀锋下的外交》通过董丛林教授独到的思考和呈现手法,将李鸿章一生的外交活动追根溯源浓缩于他的外交观即“和戎观”,犹如医生手中的柳叶刀,一笔一笔复原了其和戎观的形成、实质和实践过程,堪称李鸿章研究的经典理性著作。以李鸿章为领袖的洋务运动曾给中国带来富国强兵的希望,而经其手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条约让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因如此,一百多年来,李鸿章头顶变换着救国、误国、卖国三顶帽子,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只有给其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位,才能更清晰地解读他的所作所为。而在如何定位上,诸多史学著作或抓小放大,或以偏概全,或就事论事,隔靴搔痒,雾里评花,有失公允之处颇多。其中,理性分析的缺少而趋同先验化的判断,是一个重要原因。《刀锋下的外交》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董教授独到而完整的研究体系:立足于对关键性史实细节的发掘,深刻体察相关的具体历史情境,并通过对具体情境下相关人物的心理特点进行统筹分析而得出理性评论。依据如此的精确剖析,董教授笔下的李鸿章不仅立体,而且透明:生逢清朝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承担和面对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不得不妥协忍让的前提下,李鸿章竭尽全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为减少损失殚精竭虑。对于其他,他焉有敢求?而在日本遭受刺客袭击,坚持不取子弹,仍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已非常人所能想象和效仿。而一旦拂开历史的迷云,真相披露,公正闪耀,读者自会体味到,在当时国际形势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如此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实在是叹为观止!日本人兵临城下了,朝廷就赏还其翎顶、赏还其黄马褂;八国联军攻占了京师,“朝廷就倚之为长城,人民就望之如山斗”,希望他出来挽救时局,定国安邦。在失败已然是定局的前提下,李鸿章凭其对时局的冷静判断和对国家走向的深谋远虑,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争取权益,确保了中国没有彻底沦为像其他南亚国家那样的殖民地,已经是为近代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李鸿章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从1870年善后天津教案开始,凭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分析,其迥异常人的和戎观开始逐步构建,即“外需和戎,内图自强”,并通过一次一次的外交实践,丰富并强化了八字方针。本书正是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写起,中间包括《中日修好条规》、《中法新约》和马嘉里案的签订和处理,直到甲午海战、《中日马关条约》及“灭英雄气”的《辛丑条约》,贯穿了李鸿章所经历的晚清全部重大外交事件,脉络清晰,细节丰富,说理透彻,让读者在全然洞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也自然会对李鸿章纠结于一身的智慧、自信、责权和无奈,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弱国无外交,诚哉斯言。《刀锋下的外交》核心所在,是理性剖析了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的时人定论,并层层解析了其和戎观的构成体系,这也同时是李鸿章外交生涯的指导思想。整个体系共分八项。“变局说”和“理势说”是其和戎观的生发基础及立论根本,属于觉变环节,体现了李鸿章深刻的洞察力。李鸿章明白自己“处在三千年之变局”,认定唯有学习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并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足以表现他的伟大。他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入手,所以建议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独如此,他甚至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放弃章句小楷的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从其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报国之心: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同治三年,李鸿章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提不出这个著名的“千古变局”命题的。但对于一个从未在京长期任职、关键时期未任军机大臣者,如何有最高权力进行必要的改革?其对洋枪洋炮的极度推崇也就顺理成章。同时,李鸿章反复强调,洋人“论势不论理”,欲求自强与和平之路,忍辱负重的和戎实属迫在眉睫!“守约说”、“诚信说”、“羁縻说”和“纵横说”属于体系中的应变环节,其中“守约说”、“诚信说”是李鸿章的坚执原则和道德包装,是否守约是他心目中衡量外交是非曲直的天尺,这既是李鸿章传统思想中坚持公平正义的表现所在,也是其在乱世中的迂腐表现之一。例如他在马嘉里教案中笃信国际法,提醒并希望对方遵守万国公法,事实证明这些单纯的幻想只能被无情践踏。但守约和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李鸿章即使心知肚明这两项内容面对穷凶极恶的列强大体无用,也坚持用这两项包装了一生,是否感化到列强我们不得而知,但李鸿章本人在国际上的地位一直较高可见一斑。“羁縻说”和“纵横说”在应变环节中最具策略性和措施性,羁縻是笼络牵制之意,虽然基本上成为屈辱妥协的代用语,但实际上脱去了天朝上国的虚骄,是对时局冷静观察后的唯一选择,更是中华帝国几千年来的一个跨越式进步。李鸿章深刻了解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因此坚决反对开战。甲午战争初期,曾冒着群臣的口水上奏折,清楚表明了对战争局面的判断。可惜,他的意见不被全国人待见。而失败后,醒悟过来的军机大臣集体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正是基于对国内国际力量的对比判断,李鸿章才不得不祭出羁縻这杆旗,其内心的苦涩不足与外人道。“纵横说”则通过以夷制夷的具体手段,希冀达成和戎的目标,尽管由于李鸿章本人的政治高度所限及列强穷凶极恶的本质,纵横说最终走向悲剧结尾,但其所带来的牵制与缓宕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脚步的作用是不能一笔抹煞的。“图强说”属于图变环节,“内图自强”实际上才是李鸿章八字方针的终极目的。他大声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更倡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李鸿章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许许多多的第一,为中国近代化建设迈出了开拓性的第一步,功莫大焉。从三环节的层次关系上看,觉变环节属于对外力刺激的感知,尚带有颇大的直觉性;应变环节属于应付机制,已进入较深的理性层次,但尚具有较大被动性;图变环节则体现为超越权宜功利而追求长远目标,在主动性和自觉性上更进了一步。三环节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和结构上的合理性,这是其协调性的根本所在。“变法说”则从整体上兼及了三个环节,如作者所言,“和戎也在变法说的囊括之内,因为和戎也是应变的产物,是大清过去成法中所没有的。”变法说加强了李鸿章和戎观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最终构架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李鸿章外交思想指导理论体系。理性研究当然不可能是一味唱赞歌,作者同时深刻指出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诸多矛盾之处和弊端所在。正是由于作者提出的这种和戎观体系构架是李鸿章自然流泻的思想产物,预先并没有经过整体设计,事后也不曾进行系统总结,因此症结频多。例如,“既看到列强非同昔日夷狄,却又坚持以羁縻作为息事宁人的上策;既认定列强论势不论理,却又标榜与之推诚讲信;既包含着试图抗争的意向,又蕴聚成屈辱妥协的症结;既显示着审时度势的清醒,又表现出缘木求鱼的昏蒙;既展示出直抒胸臆的坦白,又闪烁着乔装矫饰的暧昧。”也许,如果李鸿章能像俾斯麦那样遇到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的威廉一世,甲午战胜亦未可知。也许,如果当时他不被发配两广任职而是留在京城,庚子惨祸甚至可避免。但历史学不谈假设,在董教授的理性分析中,李鸿章驾驭着自己的和戎观,已将那段屈辱史如一列火车般轰轰开了过去,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凭尽可能多的事实和尽可能科学的理性,给出最接近真实的展示,仅此而已。《刀锋下的外交》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晚清外交风云图,也不单单为了揭示屈辱是如何发生的,更为主要的,是想说明在那个极端被动的时代,李鸿章持有的和戎观,已经是碍于各种局限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受限于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极其生动形象。晚年的李鸿章周游列国,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但他碍于自己的政治认知度和忠君思想,是无法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建一座崭新大厦的。尽管如此,著名学者唐德刚谓李鸿章为近代以来中国两个半外交家中的一个,推举不可谓不高。没错,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正是从李鸿章开始,其特定历史情势下的和戎观中的八项基础内容,直到今天,依然不失其韬光养晦之性和奋发图强之势。“水浅而舟大也”则是毛泽东对李鸿章的评价。而作为李鸿章的同时代人,梁启超的话更让我们动容:“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徒罪李鸿章一人,呜呼可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李鸿章性格中的理想主义。读《刀锋下的外交》,感触着一个刀刃上舞者踽踽独行的苍凉的背影,黑暗时代的悲剧世情,被董丛林先生的理性主义所照亮。
  •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列强入侵以来,为祸最烈,遗毒最深的一个国家并非欧美之国,而是我们的东邻——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毁灭了东亚地区最大的舰队——北洋水师;在东亚第一要塞——旅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屠杀。战争结束后,更是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索款割地,几乎将中国逼入绝境。这段历史中,中国方面有一个人是永远绕不开的,他就是李鸿章,一个置身在战刀与谈判桌之间的人。我早先曾说过,清末的外交史,几乎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历史。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始于天津教案,而真正展露锋芒的则是与日本订约。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凶猛增长,同时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人早就看上了中国这块肥肉,所以以柳原前光为首的日本代表团企图借着与清政府缔结通商条约的机会,将不平等条约塞进去,拥有与欧美列强一样的特权。对此,李鸿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允许日本再染指中国,因此以中日皆为东方国家为名,应当拥有自己的订约方法,抛弃欧美列强的条约规则。实际上,李鸿章对日本人的叵测居心洞若观火,他明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的问题,绝对可以抵得上十万毛瑟枪。因此,他命令相关外交人员做了大量的功课,并将办事干练的官员调任为负责订约的要员。如李鸿章所料,日本人果然在条约中捣鬼,并且完全仿照西方条约。李鸿章立即予以拒绝,并拿出了自己拟定的平等互利的条约。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是占了上风的。如唐德刚所言,中国近现代史上只有两个半外交家,其中一个非李鸿章莫属。李鸿章虽然仍然有很多落后与愚昧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熟悉国际惯例的人,他曾做过当时最切实的外交游离,和各国政要都进行了亲密交谈,且积累了丰富经验。外交固然是以国家的实力说话,但是当国家处于弱国地位时,策略也很重要。往往一根轻便的棍子就能撬动千钧之物,外交策略也是如此。李鸿章在这次中日订约中,展现了一个外交家比较成熟的一面。李鸿章参与订约的被后世称作“卖国条约”,可以说每一个条约背后都有一场战争。然而,李鸿章真的“卖国”了吗?笔者认为,李氏签订条约的确不假,但都是在禀明清王朝的统治者,满洲亲贵后才决定的,说穿了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已。而在具体的操作中,他往往要多方辩论,妥协或者抗争,总之其目的就是将损失降到最低。在国际外交中,对外交惯例的把握,对国家与国家之间利害关系的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如果熟悉外交惯例,很可能只是一点小冲突,很快就解决。反之,如果不懂得国际惯例,只是一味的冲动,或者动用军事力量,不但无助于救国,反而当了“爱国贼”。所以理性的说,李鸿章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他是一个真正游走在战刀与谈判桌之间的人。
  •     都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听说了李鸿章这个名字啦!应该是比较早的吧!印象中比较深刻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读到小平同志1982年跟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时,铿锵有力的表态:“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在我的脑海中,李鸿章留下了一个无能的晚清政府的领导人的形象。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加,阅读面的不断拓展,对李鸿章的看法渐渐有了改变,不再一味是负面的印象了。对他的为人处事有了一定的体味,对他的看法也多了一份了解之同情。无论你是把李鸿章看作是“卖国贼”、“千古罪人”还是看作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是晚清的一位重要的政坛人物。在我看来,把李鸿章看作是“卖国贼”,那是言过其实,有点过分的。《刀锋下的外交》这本书从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这个角度切入,专题研究了李鸿章这位晚清的军政重臣。晚清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军事实力放在那里,李鸿章想不“议和”都不行啊!如果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李鸿章,由他来承担,我觉得李鸿章太委屈了。。当然不是说他一点责任都没有,毕竟他在晚清担任重臣长达四十年,晚清朝廷的腐败和治理国家的不力,他是脱离不了干系的。何况他在一些事项的处理上也是有失误的,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按照比较严格的要求来讲,是从1870年他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开展的。天津教案是他处理的第一个重要的涉外事情。“天津教案”这个事情使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声誉受到了重大影响。清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李鸿章以“打痞子腔”的外交手段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中法外交争端,从此登上了中外的外交舞台。1871年,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中日双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算是李鸿章的一个外教成果,从签约过程中,李鸿章也预见到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不幸被其言中。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朝廷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其背上了巨大的骂名。马关议和是一件苦差事,李鸿章也是不得不做啊!“历聘欧美”,着实让李鸿章风光了一阵子。庚辛乱局让李鸿章来收拾,李也只好勉为其难,拼上自己的老命了!“庚辛议和”结束不久,他便带着一身的疲惫,命赴黄泉了!可叹,一代晚清重臣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初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无论我们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在弱势的晚清局势下,李鸿章也只能在外交的刀刃上跳舞,耍点小聪明,在外交的舞台上“回旋舞步”。我愿意怀着了解之同情的心情,通过阅读这本书,来进一步认识这段中国历史上比较凄惨的外交历史。

精彩短评 (总计13条)

  •     看得我快看不下去了,心胸气闷。:-C,好难过///////真的是没读完。
  •     内容不够深刻,完全叙事性质!平淡如水,不够博,更谈不上精。
  •     从李鸿章作为一个总理衙门也就是外交部长,“一生功过在和戎”的历史来影射出在一个“弱国无外交”下,李鸿章也无能为力。
  •     复杂的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
  •     单述李的外交生涯,全面客观、具体入微,翔实不失趣味。
  •     应该还不错 给女朋友买的 她学历史
  •     这书还是挺好的,挺不错的
  •     内容平平,无甚高论,深度不够。对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的谈判过程描写不够细致深入,与最近读过的茅海建的几本书爬梳史料的功底相去甚远。按理说董丛林也是清史名家啊,不知其他作品如何? 当然也不是毫无收获,系统性的学习了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知道了以前不太熟悉甚至毫无所知的细节,如对秘鲁的交涉、历聘欧美等,可作为未来继续深入的切入点。
  •     商学院杂志介绍的这几本书,收到了,阅读刚三分之一,感觉书中叙述客观,引述文件资料有据可查,装帧还算精美,不错,值得一读。
  •     弱国无外交啊,国家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不容易毕竟是政治家。值得我们去深思,对现在外交很有借鉴意义。
  •     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李鸿章,顾维钧
  •     让我对晚清的内外状况和李鸿章其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     有点深奥。印刷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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