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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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内容简介：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丁文江之死与他不信中医，重新认识医学家余云岫，陈方之及其医史研究，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问题，为什么无效的治疗被认为有效？，中西医结合的一桩惨痛事件，鲍林晚年的失误及其启示，保健品及其泛滥的根源，人参有效吗？

书籍目录

前言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的新证据丁文江之死与他不信中医——对张起钧与伊广谦有关丁文江之死两文的批评重新认识医学家余云岫——研究与批判中医的先驱我国近现代哲人评中医陈方之及其中国医史研究附：陈方之著：旧医学之回顾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问题为什么无效的医疗被认为有效？中西医结合的一桩惨痛的事件鲍林晚年的失误及其启示保健品及其泛滥的根源人参有效吗？碘保健品无益可能有害（一）碘不是保健品（二）碘摄取过度有损健康（三）为山东单县小学生服“碘钙营养片”发生不良反应事件致卫生部发言人的一封信（四）碘盐为什么要专卖？  从童子尿煮蛋流行谈起  当众喝尿令国人蒙羞滥用注射是严重的医疗陋习欣弗事件的教训为制造销售美沙酮毒品犯刘应泉判处死刑案致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的一封信萨斯病爆发事件引起的思考对我国健康狗带狂犬病毒说法的异议劣质检测试验导致“健康狗带毒”假象——一个典型的实例批判性阅读的重要性——对一项研究往事的反思“爆发”与“暴发”二词在医学上的正确应用刘易斯·托马斯及其《最年轻的科学》上个千年医学上的伟大成就上个千年推动医学发展的科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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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祖述宪，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荣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传染病流行病学、诊断与治疗的评价和医疗卫生政策。近年有《动物解放》（翻译），以及《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和《中国近现代学者论中医》出版。作家鲍尔吉·原野称他是“以科学精神和爱心传达美好的人”。

章节摘录

1961年，胡适在复沈某的信中郑重申明：“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又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  胡适的说法与当年的日记完全一致，前后丝毫没有矛盾，他对肾炎和糖尿病的认识是很准确的。这两种病至今仍如他四五十年前所说，都是持续终身、无法治愈的。问题出在俞凤宾写的一篇记述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文章，把题目误作《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恰巧一年后胡适又曾因一次尿糖阳性住院检查，于是那个黄芪药方就被想当然地治愈了胡适的“糖尿病”。上海的何老中医不仅说胡适服药后“霍然痊愈”，还挖苦他因此“延活寿命数十年……又过了些政治瘾”。这只能说明，他不仅对历史人物胡适无知，而且医学常识也非常有限。上世纪20年代，医学还不发达，我国的医疗技术设备也差，医生诊断失误是常有的事。名人胡适生了一次“小病”，由于错误报道和炒作，药方因此载人中医药书刊，造成一剂以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方，治好了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三种难治之症的讹传，成就了一位名医陆仲安。而且，几十年来不断受人注意，产生不小的影响。医学是科学，具有普适性和连贯性，而非一时一地之物。一种药物或疗法如果真实有效，必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禁得起重复的，只在个別病人身上出现的“奇迹”，或只能由少数名家高手的施治方显有效，注定是不可信的。要是陆仲安果真有妙手回春之术，治愈了胡适的慢性肾炎和糖尿病，那些药方现在也应该有效。可是，虽然我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建立了不少设备精良的实验室来研究中医药，当年胡适所梦想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的情景已经实现，然而中医药的疗效依旧没有得到证明。现时有些医生或医疗机构声称有根治慢性肾炎、尿毒症或糖尿病的方药或“祖传秘方”，但不论打着什么旗号，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江湖骗子。现今的医疗虽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如胡适所说，糖尿病已经有了有效的药物，只要耐心接受正确的医疗，大多数都能得到控制。慢性肾炎最终会发生尿毒症，除少数接受肾移植可长期生存外，只能对症治疗。有些病人听信传言，一味追求秘方草药治病除根，那一定会上当受骗的。胡适的病究竟是不是陆仲安治好的呢？胡适在断断续续病了两个多月以后，接着服陆给他开的中药，历时三个月零三天，到作《题研经图》时“病现在竟好了”，总共大约半年时间。根据常识和评价临床疗效的基本原则，没有理由把胡适自己所说的“小病”痊愈归功于陆仲安的治疗。在那个年代，医学尚不发达，有效的治疗极少，多数疾病的“治愈”实际上是“自愈”，即病人自身修复机制作用的结果。学养有素的医生都深谙此理，有些医生的名声实际上是“贪天之功”。《闲话胡适》是石原皋在六十多年后对胡适一些往事的回忆，有些是道听途说和个人议论。对于这类记述当然应取审慎的态度，即使是当事者本人的回忆也未可轻信。何况这是石的暮年之作，真实性是应当考虑的。他自称“家世操韩康之业”，少年时代就“对中国药发生兴趣”，后半生又生活在崇奉中医药视同政治信仰、不容半点质疑的社会环境下，晚年仍迷恋于中医药研究，信仰“中国医药是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中的宝藏之一”，这些足以使他的回忆受观念的限制，难以客观真实。退一步说，即便他的回忆正确，至多也不过说明胡适曾经服过陆仲安开的药，当作“肾炎”治疗过，但究竟是不是肾炎，是不是中药治好的，他是不可能下判断的。而且在这篇不长的文字中，就有两处记述与胡适当年的记录大相径庭。一是说胡适“患痔漏，没有找西医开刀，而到上海找潘老太婆医治”。幸有胡适日记为证，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胡适曾患肛瘘，反复发作，使他十分痛苦，日记颇详。工922年7月的发作，是在协和医院由谢元大夫行手术治疗的。7月16日，“陆仲安来诊看说是痔疮，今天谢大夫说不是痔，是一个Ischic Rectal Ab-scess。”1923年五六月间，胡适在上海肛瘘反复发作，是请黄钟医生诊治的。此外，还有江冬秀寄中药方、江润生姊等劝用中药，遭友人反对。9月15日胡适的日记中说：这次发作试了亡友洛声生前寄的“外痔药”，结果“口虽收了，今天他竟作脓了，肿得很大，坐时很有点痛苦”。在日记和书信中均未发现有“潘老太婆医治”的记述。二是说胡适“得了急性阑尾炎，是马上进协和医院，动手术切除的。”而梁实秋则另有说法：胡适“有一次乘船到美国开会，医师劝他割掉盲肠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万一遭遇病发而难以处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术。”虽然阑尾炎那时称作盲肠炎，但二人所说的临床情况很不相同。在胡适的年谱、日记和家书中，均未发现有胡适患急性阑尾炎、进协和医院手术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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