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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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对98年代以来中国重大的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进行了深度的解读，更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作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对于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和专业研究人员鄯具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景象，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商业化、消费主义以及全球化深刻地改写了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存在方式、生产模式和接受心理，这对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书籍目录

导论 文学的祛魅第一章 转型时代的文化选择——关于知识分子与文化价值建构的几次重大论争（上）   一 “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论争   二 警惕神圣还是抵抗世俗——王蒙和王彬彬的论争第二章 转型时代的文化选择——关于知识分子与文化价值建构的几次重大论争（下）   一 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张承志和张炜引发的论争   二 “二余”之争与余秋雨现象第三章 现代性视阈中的怀旧   一 老照片：“读图”时代的记忆   二 老上海：一首浓艳的怀旧诗   三 毛泽东：不落的红太阳   四 流行音乐：是谁在撩动心弦第四章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   一 “革命”，“后革命”，“后革命文化”   二 革命文化的商业化   三 革命文化的大话化   四 简要的结论第五章 革命与商业夹缝中的“红色经典”   一 暖昧的“红色经典”   二 “红色经典”成了“黄色经典”？   三 革命与商业之间的暖昧关系   四 结语：另一种“告别”？第六章 中产话语与当下中国中间阶层身份想象   一 “中产阶级”：一个扑朔迷离的概念   二 中产话语与现代化想象   三 中产话语的隐身与登场   四 大众媒体及其所倡导的生活   五 书写中产   六 品味：中产话语的关键词   七 小结第七章 全球化景观下本土文化生产的中西想象   一 想象与现实——在全球化语境下寻找新的认同   二 王启明与中国人的美国梦   三 跨语境文本与全球居民   四 在文化冲突的表象背后   五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六 大众传媒：爱恨交织话美国   七 张艺谋电影：专供出口的“东方情调”第八章 犬儒式生存与抵抗——“大话文化”现象考察   一 从《大话西游》到《Q版语文》   二 《大话西游》之“冷”与内地文化生态转型   三 《大话西游》之“热”与青年群体感觉结构的新变   四 《沙僧日记》与《Q版语文》：内地“大话文化”的兴起   五 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第九章 暧昧时代的历史镜像——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题材大众文化现象考察   一 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题材大众文化现象概述   二 消费主义的欲望符号   三 发展中的双重矛盾   四 政治欲望的错位聚焦   五 全球化语境中的“盛世”想象第十章 身体与身体写作   一 身体、文化、文学   二 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寻找个体的隐秘身体感觉   三 美女作家与所谓“身体写作”   四 造反的身体：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   五 《遗情书》：身体的不能承受之轻第十一章 《流星花园》热与青年亚文化现象   一 “流星”事件始末   二 童话、暴力及阐释的自由   三 《流星花园》与青少年文化的层理   四 从《流星花园》的传播看青少年亚文化的衍生空间   五 结语第十二章 金庸与“武侠热”   一 金庸传奇大观   二 “武侠热”的文学之维   三 “武侠热”的文化阐释第十三章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尚风景线   二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由来   三 国内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论争   四 反思：作为话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五 “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中几个核心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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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陶东风，1959年生于浙江。198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化研究》丛刊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曾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访问。长期从事文艺学和当代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有《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转型时代的文化选择——关于知识分子与文化价值建构的几次重大论争（上）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争论的年代。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兴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俗化时代正在到来。整个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都在谈论它、思考它、研究它。有人对之极尽赞美，拥戴有加；也有人为之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可以说，对于正在到来的世俗社会及其文化形态、价值观念（集中表现于大众文化与世俗文化中）的不同态度，正在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核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争都是发生在知识分子内部。如果说在80年代，对极“左”路线与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成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立场与文化诉求，并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群体；那么，90年代对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则是该群体走向分化的显著标志。本章要讨论的就是当代中国三次比较重大的论争：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论争，“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的论争）以及围绕“二张”（张承志、张炜）引发的关于道德理想主义的论争。一 “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论争围绕着对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评价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入文精神”派与“世俗精神”派，以及相应的两种价值取向：道德主义与历史一现实主义。对它们作出客观的评价，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自从1993年下半年、1994年上半年开始，以上海学者为主在《上海文学》、《读书》等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直至90年代后期，这个话题依然被继续关注与讨论着。1995文坛上的所谓“二王（王蒙与王彬彬）之争”、现代人格精神、新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新启蒙等等热门话题，都与“人文精神”的讨论有话语间的“家族类似性”，也可以说是从“人文精神”的母话题中引发出来的子话题。这些话题的共同主题是如何评价中国社会1992年以后的世俗化的趋势，而这个主题最先是由“人文精神”的讨论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一个波及面宽、参与者众、持续时间长的大讨论，却是在概念模糊、语义不清、内涵滑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也是本次文化讨论之所以莫衷一是，热闹有余而学理建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首先应当由“人文精神”的提倡者负责。“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对此词进行过认真的、学理意义上的语义界定。他们或者笼而统之地把“人文精神”说成是人的精神，或者把它缩小为文人精神。有的则干脆声称：“人文精神”不可界定也无须界定。比如“人文精神”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恍兮惚兮的混沌状物，它是不可界定的；另一位倡导者则补充说，虽然恍兮惚兮，但是事关重大，有之则“境界自高”，无之则“境界自低”。但是，如果我们要把人文精神当做一个学理问题来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那么，语义的厘定是一项最起码的知识性工作。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一场论争的关键术语是“恍兮惚兮”的，这场争论还会有切实的学术意义，还能促进知识的有效增长和问题的真正解决。在本章中，我所要做的工作，不是介绍评述这一系列讨论的具体观点、来龙去脉、是非功过。我感兴趣的是：1.“人文精神”这个话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出场的？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它的具体所指是什么？2.“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否是、或应不应当是世俗精神的反面？3.当“人文精神”以终极关怀与宗教精神为核心诉求、以世俗化为批判对象的时候，它遮蔽（借用寻思者们喜欢用的一个术语）了什么？也就是说，有什么更重要的问题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被挡在了人们的视阈之外，以至于不成其为问题了？这样一来，“是什么遮蔽了‘人文精神’：’的问题，就转换成了“‘人文精神’这一话题本身遮蔽了什么”的问题。4.“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应当如何形成良性的对话与互补关系？（一）“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与基本含义一对《旷野上的废墟》的解读“入文精神”并不是一个新词。往远处说，大约在新儒家的著作中，已经有中国文化主人文精神、西方文化主宗教精神之说；在出版于1960年代的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已经明确地认为中国文化是偏重人文精神的（对人间的关注超过了对“天国”的关注）；就近而言，1990年学术界也有关于“人文精神”的提法。但是，“人文精神”作为一个特定的话题引发大陆文化界的热烈讨论，无疑始自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在此之前，“人文精神”的提法早已有之，但并未引起热烈的回应。而且即使是这个对话，其矛头所向也主要是文学写作中的所谓“痞子化”倾向（尤其是王朔），论域基本还限于文学（其副标题“文学与人文精神”即可以表明这点），至多扩展到大众文化；而到了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那一组“寻思录”问世，论域才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19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而且在时间上也追溯到了近代以至古代。可见，虽然我们未始不可以把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看做是80年代以来文化讨论经一个时间的中断以后的延续，然而，它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与80年是大不相同的。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并未出现“人文精神”这样的概念范畴、问题意识、思维取向与言说方式，更没有什么人文精神“失落”一说。足见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或人们意识到它的“失落”，是在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从而，要想把“人文精神”的讨论语境化（contextuali—tion），1993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众所周知，19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一年（其直接的标志是1992年底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是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加深加剧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的年代；而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入”的王朔等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兴盛，以及文人下海、演员走穴等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倾向，并出现了一批最先富起来的“文化大款”。我以为这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一语境的锚定启示我们：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批判性话题的出场，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知识自身发展的纯自律的结果，不能只在思想史、学术史的范式内部加以解释；毋宁说它是知识分子对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从社会转型的过程看，80年代的转型基本上是观念转型，或者说社会转型还停留在思想意识的层次（所谓“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关于主体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到90年代则进入了实践的、物质的层次。其显著特点是，80年代对于计划体制及相关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否定，到了90年代被“拆解”，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涉及政治体制的部分）因“不争论”政策而悬置；另外一部分则落实为市场化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向与世俗化的大众生活价值取向（过日子的哲学，小康理想、消费主义）。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状况又必然导致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导致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变化（人文知识与权力中心的关系日渐疏远），知识的“市场价值”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变化。精英式的人文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来的启蒙领袖、生活导师的地位，从中心被抛向了边缘。世俗化的社会不需要启蒙领袖与生活导师，尤其不需要那些惯于编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主义、奉献主义神话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充当启蒙领袖与生活导师，无论从官方到民间都是如此。蔡翔很准确地指出：80年代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客观上导致了知识分子本身在90年代的边缘化，以及他们原先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与现实结果的错位。一种“震惊”式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精神”这个话题的提出，未始不可以说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边缘化处境的一种抗拒，当然，在见诸文字的时候，自身的危机常常被转化为“文学的危机”，而文学的危机则等于“人文精神”的危机。这个基本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在“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轫之作《旷野上的废墟》中即已明确确立。王晓明在该对话的一开始就指出了“文学的危机”一种震惊式的体验，而引发文学“危机”的则是大众对文学（指非实用的、纯粹的文学）兴趣的淡化、文人的“踊跃下海”，王晓明说：“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业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对文学失去了兴趣”。在这个对话中，所谓“人文精神”大致就是一种超越的、非功利的审美精神，是对文学艺术的纯粹的爱好和献身。用王晓明的话说：“一个人除了吃饱喝足，建家立业，总还有些审美的欲望吧？”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是“我们从直接上把握生存境遇的基本方式，是每个个人达到精神的自由状态的基本途径”，实际上它就是人文精神和精神生活的同义语。所以王晓明才会把文学的危机直接等同于人文精神甚至“公共文化”的危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共文化的普遍下降，更标志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可见，这里的逻辑是：商业化导致了文学（实际上是纯文学）的危机，而文学的危机就是“人文精神”的危机，纯文学一“人文精神”。这样，在这个对话中已经确立了“人文精神”的基本言说方式：一方面是由于倡导者自己出身文学而夸大文学的作用，把文学看做人文精神、公共文化乃至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或同义词；同时认定“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是商业化、世俗化、实用主义。这个对话还比较多地讨论王朔所代表的“痞子文学”以及相关的“虚无（主义）”、“调侃”、“游戏”等问题。张宏区分了讽刺和调侃，后者在他看来“恰恰是取消生命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王朔的小说“调侃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最后更干脆调侃一切”，“在调侃中，人们通过遗忘和取消自身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而且他们还把中国文学的“游戏”也解读为对人生严肃性的逃避，是“形而下”的“自娱快感”，“人文精神正是在这种快感中丧失的”（徐麟语）。但是真正深刻而值得追问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们为什么“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遗憾的是，王朔的批评者们根本没有对理想丧失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哪怕稍微细致的分析。最后，这个对话还暴露了“人文精神”讨论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弱点）：从文人阶层的危机人手分析“人文精神”的危机，甚至把人文的危机当做就是人文精神的危机。这体现了从人格人手而不是从制度人手来分析文化问题的思维倾向与话语模式——我把它称为“文入主义”的思维与话语方式。崔宜明把坚持“人文精神”看做如同文人的“殉道”，指望“我们这个时代总会有些铁了心甘心当殉道者的”，这些人实际上也就是在大家纷纷改行、摆摊、下海的情况下坚持献身文学文化的知识分子——“敢死队”。综上所述，这个对话已经把“人文精神”的基本问题意识、价值立场以及言说路径暴露了出来。 　　（二）作为“世俗精神”对立面的“人文精神”正因为这样，所以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有了完全相反的出场语境、批判对象与价值诉求：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与宗教文化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与现代性正是其最为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世俗化与现代性，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人文精神”论者所批判的“玩文学”、回避沉重、沉溺轻松的时候，在他们所提倡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生命的沉重、痛苦与神圣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以审美现代性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代表——现代主义，以及生命哲学、体验美学、存在主义（在人文精神的文本中一再出现“存在”这个词）、神秘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的批判学派）等西方学术资源，来抵抗、批判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㈨，而这些主要出现于20世纪的学术资源在西方体现的正是西方知识界对于现代化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从以上的语境分析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两点：1.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被当成了对立的两极；2.寻找“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批判话语，一方面是针对着由世俗化、市场化而发的所谓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价值失落（这种批判尤其集中在文化的市场化与部分作家的写作活动的市场所化）而出场的；但另一方面，从深层的利益驱动上说，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边缘化处境的焦虑、不满与抗争。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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