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悲风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
ISBN:9787505961494
作者:里快
页数:254页
作者简介
《大漠悲风》中有对汉武帝及其相关层面恶劣人性的历史性评点和批判，以及对李陵性格缺陷的透析和鞭辟。人性的回归，对历史时空的超越，当代文化理念与人文情怀交织的人文悲剧。
编辑推荐
《大漠悲风》是一部西汉骑都尉李陵的命运悲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和道德意义。 草原文化的宽解和高远与隐晦曲折的封建中原文化的鲜明对照。对汉武帝及其相关层面恶劣人性的历史性评点和批判，以及对李陵性格缺陷的透析和鞭辟。 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惨烈的战争场面，苍茫的北国风光，构成的粗犷、雄浑、悲怆的草原历史画卷……
章节摘录
这是一个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的夏天。春天的脚步声刚刚离去，从西北方向刮过来的风，就疯狂地吼叫着，像一个魔鬼似的，进行着毫无目的的追逐。天地之间，整日活跃着一层狰狞的沙尘。沙暴过去不久，天上又降下蜷曲的白毛，经过沙尘的精心包装，如同飞雪般的白毛，飘飘洒洒地落在地上，乍看上去，就像一片又一片毛毛虫。太阳被迫戴上了沉重的耳环，阳光形同虚设。古城长安，从街市到皇宫，从亭台到阁榭，全都笼罩在一片浑黄的色彩中。 这天，正值早朝时分，忽然一阵大风刮过，悬挂在午门前的黄色大纛，当即被撕成了两半，接着，“啪”、“啪”、“啪”三声巨响，如柱般的旗杆生生折成了三截。金銮殿上，满朝文武都一个个大惊失色。武帝背靠龙椅，表面看上去好像很坦然，内心却异常不安。当朝折旗，这在术数上是被视为大不吉利的。况且，自从入夏以来，狂风怒吼，沙石飞扬，天降白毛，诸多物象，着实迥异。而所有这些征兆，都在凶数之列。那么，它将应验在哪里呢？这是否与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事有关啊？武帝突然想到了这一点，跟着，一堵身子猛然挺了起来。 一个多月以前，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率领三万精锐从酒泉出塞，在天山一带与匈奴军队展开激战，斩杀匈奴骑兵一万多人，得胜而归。但是在班师回朝途中，却遭到匈奴重兵包围。关键时刻，代理司马赵充国亲自率领精壮士卒一百多人，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李广利统领大军紧随其后，汉军这才摆脱了困境。但是经过这番冲杀，已有一多半将士落魂沙场，赵充国身上留下二十多处刀伤。战役结束后，武帝亲自驾临军营，对三军将士进行慰问，并且当场封赵充国为中郎。返回长安后，又立即派因杼将军公孙敖率军从西河郡一带出塞，与强弩都尉、伏波将军路博德会师于涿涂山，伺机给匈奴军队以重创。如今，诸多征兆出现，该不是这场战事又走进困境了吧？ 武帝的揣度完全正确。不一会儿，中常侍便有奏折上来：公孙敖率部进入涿涂山后，没有任何进展。匈奴骑兵如同一群幽灵，凭借熟悉的地形地貌，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汉军对他们的追踪，一如捕捉太阳的影子。因此，大军虽然在荒漠、戈壁奔波多时，也找不见匈奴主力。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部队已经十分疲惫。照这样下去，一旦战役正式展开，结果将是很难预料的。为此，部队正在原地休整待命。 文武百官面面相觑，随后把目光一齐投向了武帝。而武帝则双眉紧锁，目光呆滞，面如止水。此刻，他正集中考虑眼前的这场战争。不，确切一点说，是有关这场战争的根源。他的心开始在昨天的时空里驰骋—— 汉朝与匈奴的这场战争，可以说由来已久。高帝六年秋天，匈奴军队在马邑包围了韩王信。汉朝曾多次发兵前去救援。可是韩王信在向汉朝求助的同时，又多次派出使者，秘密出使匈奴，试图另觅一条生路。高帝当即派人直接赶到韩王信的驻地，当面对其大加指责。事后，韩王信害怕高帝因此而杀他，便率领部队投降了匈奴。这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匈奴军队便一举越过句注山，进驻太原，直逼晋阳，把一个锐利的钉子牢牢地嵌在汉朝的命门上。为此，汉朝上下寝食不安。 对于韩王信的背信弃义，高帝十分恼怒。第二年，便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双方在铜韫一带展开激战，韩王信被打得大败，只身逃往匈奴。残部被部下曼丘成、王黄收留，并拥立赵王的后代赵利为王，与韩王信和匈奴联起手来，共同对付汉朝。这以后不久，匈奴大单于冒顿亲自统兵代谷，虎视江中。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帝立即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前去进攻冒顿，企图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一举将对方置于死地。然而当高帝抵达平城时，其他几路部队尚在运动之中。转眼之间，战机便被匈奴人握在了手里。冒顿当即发出四十万精兵，把高帝困在了白登山上。等到汉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时，前后无法呼应，情势十分危急。关键时刻，陈平出谋献计说：“臣曾多次听人说过，匈奴阏氏生性贪婪，不管什么人送来的礼物，她都从不拒绝，而且在匈奴向来一言九鼎。既然这样，圣上何不暗中派出使者，用重金打通冒顿阏氏，使她从中说项，让冒顿放我们一条生路呢？”高帝生性自负而固执。要是在平时，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反而会对陈平大加责难；可现在是非常时期，统观目前这种态势，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挽救危局的办法。于是，便采纳陈平的意见，连夜派出使者，秘密来到冒顿阏氏的住处。冒顿阏氏收下重金后，开始劝说冒顿。冒顿便下令解开包围的一角，高帝这才躲过了一场厄难。其时，他在白登山上已经被匈奴部队围困了整整七天的时间。 七天，对于一个御驾亲征的九五之尊来说，该是一段多么难堪的日子！ 所以平城之围虽然最终解厄于匈奴阏氏的贪婪和匈奴大单于的侧隐，但客观上却进一步加深了汉匈之间的敌对情绪。到高后执政时，匈奴单于又多次致书汉朝，对汉朝及高后肆意进行侮辱，汉匈矛盾进一步加剧。 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如同一座大山，始终横亘在武帝的心头，压得他连出气都感到非常艰难。为此，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刻意寻找着发泄的时机。 为武帝提供这一契机的，是当时匈奴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汉朝军队对大宛那场军事行动的胜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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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悲风》是内蒙籍作家里快的一部历史小说。不同于当下恶俗的穿越题材，抑或轻浮调侃式的“X朝那些事”，在这部书中，里快用凝重的笔墨，翔实的史料，真实地展现了西汉骑都尉李陵悲怆多舛的一生。读后让人壮怀悲烈，久久难以平复。李陵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骑都尉，其祖父即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公元前99年，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出征，在祁连山一带遭遇匈奴右贤王部，两军展开恶战。为缓冲李广利战场的压力，时任骑都尉的李陵主动请缨，仅以5千步卒从居延海出征，欲以牵制匈奴主力，并伺机直捣王廷。汉武帝遂予恩准，并任命成安侯韩延年为副将，一同出征。李陵兵出居延海一个月后，便在浚稽山遭遇匈奴且鞮侯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主力。李陵沉着应战，大败匈奴，斩杀敌军数千人。且鞮侯单于大惊，慌忙调集了左右贤王二部共八万骑兵围歼汉军。在孤军深入，独立无援的情况下，李陵率部从容应对，且战且退，八天共斩杀匈奴军一万余人。在退至距边关仅百里的地方，却因叛将出卖，被匈奴重兵围困，最终全军覆没。韩延年战死，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听闻李陵降匈，勃然大怒，下旨将李陵三族全部诛杀。李陵降匈后，且鞮侯单于敬其勇猛有谋，又为李广之后，遂封其为右校王，并把女儿拓跋公主嫁给了李陵。然而，李陵在匈奴的二十五年间，却始终不肯为匈奴效力，“虽受封而不领命”。他长年蛰居于贝加尔湖畔，与苏武为伴。李陵唯一一次以匈奴将领的身份带兵出征，是在公元前90年，最终却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大败而归。有人认为，这便是李陵不愿为匈奴效命的佐证。汉昭帝即位后，曾派出使者前往匈奴斡旋，意欲召回李陵，不料却被李陵坚拒：“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最终留在了大漠。并于公元前74年病逝于匈奴，一生再无建树。李陵的一生，堪称曲折纠结，壮怀悲烈。后人对其的评判也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李陵敢率五千步卒对抗匈奴八万铁骑，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故绝非贪生怕死之徒。投降匈奴，不过为了暂时保全性命，以期有朝一日能逃出匈奴，继续为汉朝效命。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这样叙述道：“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后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李陵传》的开篇，也对李陵大加赞赏：“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但也有后人对李陵降匈之举唾弃嗤鼻，认为李陵率5千步兵抗击八万匈奴的行为实为逞匹夫之勇，不值得同情。并提出大丈夫当以死报国，不应降敌以求苟且。其中，尤以白居易的《汉将李陵论》为代表：“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白居易认为，李陵不为国家的事业牺牲就是不忠，活着投降匈奴就是不勇，放弃先前的功绩就是不智，从而招致后面的祸患就是不孝。这四点无一可取。最终使自己的宗族都灭亡了，实在可悲！更有甚者，在2009年11月9日《北京青年报》一篇关于李陵后人的文章中，直呼其为“汉朝叛将”。对李陵的功过论定，据此可见一斑。纵观后世对李陵之评判，充满争议，但大多带有一定的当朝局限性，并与该历史时期的大环境有关（比如，南宋抗金时期，因对秦桧等人降金叛国的痛恨，对李陵的评价就罪大于功）。但作者里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并不将李陵置于一个孤立的环境，用直述的方式对其进行正面评价，而是将他与该时期的多位历史人物放在同一平台上，通过对其他历史人物的性格剖析，来反映李陵的内心纠葛和悲剧命运，并进而引出读者自身对李陵功过是非的思考。可以说，造就李陵复杂悲情的一生，有三个人“难辞其咎”。首当其冲的，便是“飞将军”李广。作为李广之孙，李陵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李广的性格特征，骁勇善战，智谋兼备；却也未能逃开李氏家族被诅咒一般的厄运，戎马倥偬一生，尽忠抗匈报汉，却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对李陵主动请缨求战一事，“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后世多有人报以非难。《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曾有这样一段叙述：「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觽，横行匈奴中。”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觽，困于平城，今哙柰何以十万觽横行匈奴中，面欺！”」意思是，樊哙声称率十万之军，便可平复匈奴。季布当即认为樊哙可斩：汉高祖当年御驾四十万大军亲征，亦遭平城之围，你以区区十万兵力便想平定匈奴，简直是当庭撒谎！由此可见，十万大军抗匈亦被认为是面欺之举，李陵敢以五千步兵深入大漠，难怪要遭后人非议。殊不知，李陵此举正是因受李广的影响。小说中，有一段李陵之母在其出征前的教诲。作者借李陵母亲之口，描述了自李广以来，李氏家族三世之间与卫青、霍去病的恩怨情仇。作为将门之后，李陵背负了李广的遗命，他只能通过战功来为家族赢得荣誉。事实上，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至死都未能封侯，而此次随李陵出征的副将韩延年都是校尉侯爵，职位远在李陵之上。这一切，都极大地刺激了李陵：哪怕以身犯险，螳臂当车，只要能活着归来，便可在汉匈战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笔！正是这种带有几分赌徒色彩的心态，李陵的命运自一开始就打上了李广续集的烙印，注定逃不出和李广相同的宿命。而当李陵兵困浚稽山时，他选择投降而非自刎，同样是受到李广的影响。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各领兵一万，分从四处出关击匈。李广出雁门关后遭遇匈奴主力三万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败，李广亦被匈奴兵所俘。回营途中，李广却看准机遇，抢下一匹战马，逃回了汉朝。在逃走过程中，他还用精湛的骑术和箭法射杀了数名匈奴军士，震惊匈奴王廷。从此，李广便被匈奴人奉为“飞将军”。李陵兵败被困之时，也曾考虑过举剑自刎，但最终选择了降敌。不能不说这是受到祖父李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李陵既然敢以五千步卒对抗匈奴八万大军，早已预想到结局，若其是贪生之徒，当初就不会请缨求战，何况汉武帝之初衷，是让李陵为贰师将军李广利押运辎重粮草，并非主动出击。在《大漠悲风》中，作者里快对李陵这种心态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描述，其中，最为直接的一段是——“他始终认为，那样做（以身殉国），说到底只不过是一时的血性之勇，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一个人的价值不能这样去处置。倒不如象古人那样，设法保全性命，卧薪尝胆，然后伺机奋起，成就一番大事。那时，自己就安然怡得了。期间，即使遇到杀身之祸，也再不会有什么遗憾。”因此，可以看出，李陵内心深处，始终逃不开李广的影子。身为将门之后，他的人生早在李广命运陨落之时就已注定染上悲剧色彩，正是王勃所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影响李陵命运的第二个人，便是当朝天子：汉武帝。史上对汉武帝的评价多为溢美之词，鲜见批评之声。耳熟能详的一句，亦不过是轻描淡写的“略输文采”而已。但在《大漠悲风》里，作者里快却从不同的角度，解构还原了另一个更为真实的刘彻，对其性格上的缺陷进行了直面不讳的刻画：穷兵黩武，刚愎自用，生性猜疑，喜怒无常。司马迁仅因为李陵作了几句辩解之词，便被打入深牢大狱，并遭致腐刑；卫山、公孙遂、荀彘三人率军远征高丽，却因汉武帝的猜疑而全部遭到诛杀；偏信江充而致巫蛊之祸，残杀无辜，血洗长安，甚至派人追杀太子刘据，致其被逼自尽。——当朝皇帝追杀当朝太子，这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对此，有史学家曾作过统计：在汉武帝执政的54年里，有33年都在处死大臣；而在这些被处死的大臣中，有8位都是位列九卿之首的丞相；而在这8位丞相中，又有多位都是被满门抄斩的。由于连年征战，加之汉武帝生性猜疑，至卫青、霍去病后，汉朝几已无将可用。但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心理，使之仍不能停止对匈奴的征战，只好对公孙敖、李广利等人委以重任——公孙敖，每战必败却仍获晋升，先后四次被册封为将军，皆因其和卫青的特殊关系；贰师将军李广利，历史公认的庸劣之辈却屡获重任，多次率大军与匈奴对抗，只缘其妹妹是汉武帝的宠姬。这样的安排使得李陵在出征之初就屡遭掣肘：先是汉武帝听信路博德的谗言多次派出长史催战，接着负责押运辎重粮草的公孙敖又拒绝为李陵调拨马匹，最后李广利在战场的大败，使李陵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他兵败浚稽山的结局。在得知他投降匈奴后，汉武帝雷霆震怒，先是逼死其下属陈步乐，然后将为其说情的司马迁处以宫刑。这之后，喜怒无常的汉武帝又忽觉司马迁之辞或有一定道理，于是再次派出公孙敖前往塞北打探李陵的下落。公孙敖与李陵素有罅隙（公孙系卫青死党，卫与李氏家族素有世仇），在李陵兵发居延海之初便多番刁难，此次汉武帝派他探访李陵近况，他无功而返，却回报为：“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抓到一名匈奴人，说李陵正在训练匈奴军队准备对抗汉军，所以我没能把他带回来）这件事最终成为了李陵命运的转捩点。向来生性猜疑的汉武帝在听完公孙敖的回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旨，将李陵三族全部诛杀。据班固所作《汉书?李陵传》记载：「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这是说，李陵质问汉朝派往匈奴的使者：我身为汉将，仅凭五千步卒横行于匈奴大军之中，最终因为孤立无援才败下阵来，没有任何对不起汉室之处，皇上为何要诛我三族？使者答复说：朝廷听说你在训练匈奴军队。李陵大呼冤枉：那个人是李绪，不是我啊！李绪本是汉军塞外都尉，后来投降匈奴并为匈奴训练士兵。显然，公孙敖借此事陷害了李陵，偏听偏信的汉武帝误以为真，便诛杀了李陵三族。然大错已铸成，再无挽回余地。这一事件彻底斩断了李陵与汉朝之间的最后一条纽带，致使李陵虽“身在匈奴心在汉”，却实已无家可归。李陵与汉室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纠葛。他的一生从此蒙上了国仇家恨的复杂情结。此后，李陵虽用尽一切办法想回到中原，并且有多次机会可以逃出匈奴，包括率军攻打汉将商丘成时计划的突围，以及汉昭帝派来使者向壶衍鞮单于要回李陵，但最终都因阴差阳错或其主动放弃而告终。直到最后，李陵死在漠北，也未能踏入中土一步。事实上，自汉武帝夷其三族，李陵便再已无家可归。中原对他而言，早已成为了一个虚空的符号，无迹可寻，只是他内心深处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当李陵连做梦都渴望着能回归故土，然而面对汉昭帝派来接他的使臣时，却决绝地道出：“吾已胡服矣！”其内心的挣扎和纠结无不令人扼腕痛惜！拜汉武帝所赐，他早已回不去了。最后一个人，也是对李陵影响最深的，便是苏武。如果说，李广和汉武帝决定了李陵的外在遭遇，那么苏武则造就了李陵纠结悲怆的内心。并且，后世对李陵的批判，亦多源于与苏武的对比。若笔者是李陵，定会发出“既生陵，何生武”的感慨。因此，要对李陵进行剖析，必然离不开苏武。公元前100年，苏武授命使匈，被扣留。匈奴单于虽多次威逼利诱，意欲招降，却均遭苏武坚辞拒绝。单于一怒之下便将苏武发配至贝加尔湖牧羊。直至公元前81年，汉昭帝即位后，汉匈和亲，双方关系有所缓和，苏武才终于得以回到中原。苏武被扣的第二年，正遇李陵兵败浚稽山。而后，李陵虽获封右校王，却不愿为匈奴效命，常年蛰居贝加尔湖边，与苏武为伴。在这种“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情形下，二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情谊，并写下历史上著名的《苏李诗》。也正因此，后世多将二人互为对比。事实上，李陵与苏武的命运自一开始就被绑在了一起。李陵祖父李广与苏武之父苏建原系同朝将领，且过从甚密，因而李陵与苏武两家堪称世交。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班固所作《汉书》，并未单独为李陵、苏武二人立传，而是分别置于李广传和苏建传之下。更值得玩味的是，二人的传记偏又放在了同一卷内，即《汉书》第五十四卷《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先是将李苏两家立为同一传，尔后又把对李陵、苏武的记述放在同一卷内，这若不是班固有意为之，便是冥冥中宿命的安排。而苏武对李陵最大的影响，便是其矢志不渝、坚忠不降的气节。应当说，李陵在降匈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归顺匈奴的想法。尤其在经历了汉武帝夷其三族、获封匈奴右校王、娶拓跋公主等重大变故后，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当李陵面对苏武的气节时，顿又觉得自惭形秽，终究放不下“忠孝节义”的包袱，只能将满腔心酸化为愁肠百结，独自面对苍茫大漠，长歌当哭，泪如雨滴！这期间，李陵亦曾多次接到且鞮侯单于之命，要他劝降苏武。但李陵始终推诿不往。直至汉武帝末年，李陵才正式向苏武提出了劝降。而这一次，也是李陵心境最为纠结的一次。其时，恰遇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燕然山，全军覆没，他本人也投降被俘，并表示愿归顺匈奴，狐鹿姑单于甚至将公主嫁给了李广利。这一事件令李陵内心翻起了巨大的波澜：李广利的全家妻儿因涉入巫蛊案而被捕下狱，李广利兵败后自知无路可退，选择了投降匈奴。他贵为皇亲国戚，亦能作出降匈之举。而汉武帝喜怒无常、滥杀无辜的性情亦令众臣皆感心寒。既是如此，为何还要愚忠汉室？或正是基于此，李陵才终于决定向苏武提出劝降，并在面对苏武时，道出了“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这样的话。但不想苏武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先是大颂汉武帝对其一家的功德，比君若父，并称“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至最后，更是义无反顾地说出“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绝辞。苏武坚贞不屈的态度，令李陵深感无地自容，他自嘲道：“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原本已生出几许归顺匈奴之意，却在一瞬间烟消云散。此后，李陵心灰意冷，一直隐居于漠北，不问世事。公元前81年，昭帝即位，苏武得以重返汉朝。临别前，李陵置酒为其践行，并写下著名的《答苏武书》。文章最后一段极尽悲怆，既庆幸苏武即将重返故土，又预感自己将客死异乡，诸种情感交织，语辞凄绝，令人心生苍凉。“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李陵的命运自与苏武纠结在一起，就注定了将以悲剧收场。二人的境遇完全不同，苏武作为大汉使臣，他带着荣耀而来，必将带着荣耀而归，即便客死异乡，也是虽死犹荣；而李陵是一个降敌之人，他的气节早在浚稽山一败时，就已埋葬于万里黄沙，不管他其后如何坚贞傲骨，不事单于，也不可能再带着尊严回到汉室了。因此，李陵一开始，就不应该把自己和苏武连结在一起。这在根本上导致了他“欲归汉不得，欲降匈不能”，注定将郁郁一生，魂归大漠。笔者并非赞赏李陵兵败降敌之举，但窃以为，李陵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源的情况下，选择投降是一种权利。但他此后始终不愿归顺匈奴，即便在汉武帝夷其三族的绝境下，仍放不下“忠孝节义”的牌坊，就不免有些愚忠了。事实上，这正是国人几千年来最愚昧之处：永远分不清国家与朝廷的概念，认为爱国便是要忠君。可怜李氏家族一生尽忠报汉，拼死抗匈，晚景却如此凄凉。正是辛弃疾的一句词，道出其中百般心酸，“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对李陵悲剧命运的形成，上述三人可谓“难辞其咎”。虽然其他人物对李陵的心态和遭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司马迁、拓跋氏、李广利、公孙敖等人，但终究不如李广、汉武帝、苏武来得深邃、透彻。 作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后者重在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将史料尽皆铺陈于世人面前；而作家则应当有自己的见解，这也是创作一部历史小说的核心问题——即作者本人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来描写该历史人物？你希望展示给世人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卷？这一点，《大汉悲风》做得很好。作者里快用通过厚重的笔墨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李陵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亦非叛军之将，而是一位壮志未酬的悲情英雄。同时，在小说中，里快亦通过一段苏李对话，借苏武之口强调了历史的局限性，任何宣称客观的史料都会或多或少地掺杂撰写者的主观感受，因此，对历史的解读和还原必须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去完成——“从表面上看，历史记述的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因此人们常说，昨天就是历史。但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对历史事实的搜集和评价，就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同时也不乏搜集、评价者浓厚的主观色彩。作为太史令，司马迁当然也不会超越这一框范。但是武帝的这一刀，必然会使司马迁的价值标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进而产生‘高岸为谷，低谷为陵’的感觉。这样，他就很有可能会把武帝的历史功绩以及他对武帝的一贯尊崇和敬仰，见诸于一篇平常而又客观的文字。但是司马迁这样做，丝毫都没有违背历史学家的道德规范。要知道，他既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和充满浪漫色彩的文学家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克罗齐的经典名言。作者里快通过苏武之口强调了这一观点，并进而阐述出自己的看法：任何对李陵是非功过的认定，都只能取决于当朝史料。因此，在考证史料本身的同时，亦不应局限和受制于史料，而更应结合人文、政治气候、君主性格，甚至撰史人的心态多方面因素，综合评判。纵观李陵一生，后世对其褒贬不一，充满争议。但过分纠缠于早已无从考证的是非功过，并无任何意义。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乏光环萦绕、传世流芳的人物，但常为后人所遗忘的，却是那些壮志未酬、命陷失路的悲情英雄。陵尝高洁，却空余报国之情，令人不禁感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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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翻出了大一时写的一篇书评。。。。 -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