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作者简介

《张贤亮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小长篇，记录了“我”从劳改农场放出来后，在一个曾被称为“鬼门关”的农场里，遇到了八年前，还在劳改农场时有过两面之缘的女人黄香久。虽然此前，只曾见了两面，而第二面只是匆匆路过时遇到，但是这个叫黄香久的女人，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第一次见到黄香久，是在劳改农场水稻田间的排水沟里：黄香久正在洗澡！黄香久仿佛忘记了一切，全神贯注地享受着洗澡的快乐，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这一幕那么完美地震撼了“我”，以致于后来，当我在“鬼门关”再次与黄香久的相遇、直至结婚，都无法逾越当时的感觉，也就注定了这段婚姻的不完美。更何况，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压抑，“我”与黄香久结婚后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在此期间，黄香久与农场的队长的一次出轨正好被“我”撞见。虽然后来黄香久百般俯就、委曲求全，都无法挽留“我”离开的心。最终，在预感到中国又要变“天”后，“我”毅然与黄香久离婚，踏上了迷茫的逃亡之路。

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小说　　★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内容概要

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自北京移民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的作家。1993年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其代表作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青春期》、《一亿六》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多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搬上银幕。作品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也许我过去见到过她而没有留意，也许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总之，这一次，她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两个月前，我从大组被抽调出来，去管水稻田。在劳改队里，我是大组长，调到田管组，我仍然是田管组组长。调我出来的王队长，一个本地干部，农民出身的小老头，吸着自卷的喇叭筒对我说：“调你出来当组长，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熊！那十二个人可难管！人人都能干，人人都一身毛病。你婊子儿要能把那十二个家伙管好，出去就能当管千儿八百人的厂长了。”　　当时，他蹲在高高的斗渠斗渠：引黄灌区的灌溉系统一般分总干渠、干渠、支渠或斗渠、农渠，配在一起组成灌溉网络。支渠或斗渠是农场中最主要的灌溉渠道。书中说的大渠指干渠，斗渠指农场中最大的渠。 坝上，我刚从灌满一农渠水的渠口中上来，光着脚站在他面前。他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终于没有说，只是一门心思地吸烟。布满皱褶的干瘦的小脸上，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当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知道这是任何一个劳改干部在单独对某一个劳改犯人布置特殊任务时，都必须显露的神情。沉思的神情表示着严肃，而严肃又表示了他与你之间那不可逾越的界线。这种神情还表示了他的布置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掂量的，甚至是翻着你的档案材料由更高一层的集体讨论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文化程度不高的、不善于言辞的干部，常常用沉默来引起你对他只言片语的重视。默默无言，倒会使你意识到：从此，由于这种“信任”，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并且，又由于这不仅仅是对你的一般性改造，而是加倍的改造，所以往往能使你获得立功受奖以致提前释放的机会。因而，这又往往是你一生命运的关键。　　他装模作样的沉默中藏有他所能表示的善意，我理解。　　他蹲在渠坝上面吸烟，我站在渠坝下面交替地倒着脚，用脚底板搓着光光的脚背。水稻刚播下地的时候，蚊子还没有出世，但成群的“小咬”集结成团，一拥而上，会叮得人心烦意躁。这种比一粒沙子还微小的飞虫，能钻到人的耳朵里、眼皮里、脖颈里、腋窝里、头发根里、裤裆里……简直是无孔不入。让它叮了一下，皮肤上即刻就会肿起一个比它大几百倍的包。我一面搓着脚，一面挥着臂，手舞足蹈地仰面看着这位队长。　　然而他还不说话。他穿着线袜，戴着帽子，手里又拿着烟，他有一整套防备“小咬”的设施，因此他并不着急走。大队已经走得很远了。高高的斗渠坝的尽头，就是那渠水拐弯的地方，几株粗大的柳树下面，金色的夕阳映照着他们黑色的囚服。他们列着队，扛着锹，甩着手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颇觉得他们精神抖擞得可爱。在渠水拐弯的那里，正经过有姑娘媳妇的村庄。当然，对他们的亲切感，主要还是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属于劳改队的，而不是属于其他什么地方。况且，那边还隐隐约约传来如此熟悉的歌声，合着渠水潺潺的节拍在刚播下种的田野上荡漾：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尽管我被“小咬”叮着，也不由得展开一丝调皮的、会意的微笑。这是我们犯人自编的“劳改队队歌”的最后一句。“劳改队队歌”以诙谐的西北俚语叙述了劳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轻松滑稽的“宁夏道情”的调子谱成曲，主旋律表现出了铁丝网里的乐观。“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用本地口音唱出来，极像正在推广的普通话“倒灶，倒灶，倒那么个灶”。而“晚上回来一大瓢”，那是多么喷香诱人的一大瓢啊！葱花撒得很多，大米面条是稠稠的。“呱唧”、“呱唧”、“呱唧”……炊事员不停地奋力挥动着粗壮的手臂，俯在热气腾腾的大桶上，以机械式的迅速和准确，用海碗那么大的短柄铁瓢，一大瓢一大瓢地把“米面调和”打到劳改犯人的饭盒里。这“米面调和”里还洒有炊事员的汗珠，因而那机械式的音响——“呱唧呱唧”和机械式的动作，都实实在在地洋溢着人情味。　　我想赶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赶快回到号子里去，赶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号子里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吃饭声，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王队长不发话，我便不能走。这是劳改队里的规矩。我是熟知全套规矩的，因为我已经劳改了两次了。正因为我劳改了两次，是“二进宫”，正因为我熟知全套规矩，所以我才能荣幸地一被押进劳改队即当上管四个组、六十四个犯人的大组长。今非昔比，这次劳改比上次劳改可风光多了。劳改队里奉守的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的那一套观念和价值标准。这说来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能重用的，道德败坏的人倒常常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认为是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是“小节”，被列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在劳改队，政治犯却几乎都能得到劳改干部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只表现在极为窄狭的方面，但毕竟与他们对刑事犯的态度不同。并且，劳改队里都能够做到“人尽其才”，谁能干什么，就把谁安排在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劳改队本身就是个独立王国，农、工、商百业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劳动部种。有一个在外面成天打扫厕所的医生，进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尽管我这个劳改犯并不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不停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扭动身子，不停地抓耳挠腮，不停地摇头晃脑，但劳改队长并不怪罪，仍是沉思地吸着那支粗大而颀长的卷烟。我不走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为他还会给我透出什么外面的信息。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这个干瘦的劳改干部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爱说爱笑的好人。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的单纯；传统的手工农业劳动，使他们的头脑总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当猛地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他们根本难以理解。譬如，当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在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那“劳改队队歌”或是说些猥亵得露骨的笑话时，在这大唱“语录歌”的年代，他蹲在田埂上只是听着，并不呵斥我们，而且摘下帽子，拍着推得光光的脑袋，咧开嘴笑着叹息：“哎呀，你们这些婊子儿！唉，你们这些婊子儿！……”发出他由衷的赞赏。他听到越南军民又打下了若干架美国飞机，也是用“这些婊子儿”来赞扬越南军民的。我们还注意到，他抚弄他的孙子——有一次，他竟把他三岁的孙子抱到劳改犯人干活的田里来，也用的是“婊子儿”！所以，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　　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月份，我们劳改大队在水稻田里薅草。王队长随公安干警去城里集体参观了本省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会场，没有进家，就扣着他那像张烙饼似的单布帽，撒开大步，急急忙忙跑到田里来。他站在田埂上用眼睛搜寻着，看见了我，于是几步跨过两条沟渠，兴奋地朝我喊：　　“哎呀！章永璘，你这婊子儿！你在五七年做的那个啥诗，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哩！”他边说边用手比画：一个核桃是多大。他褐色的粗糙的拇指和食指箍成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刚劲有力，没有一点诗的高雅悠远的意境，却又形象地把诗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物质力量。“哎呀，你这婊子儿！哎呀，你这婊子儿！字好大好大咧！你他妈真能写……”　　这时，人们的理解是：文字的意义是和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已经开始把任何一句“毛主席语录”在任何文章里都用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刷了。这样，他就认为我一九五七年写的那首诗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不然，为什么要用“核桃大”的字来写？尽管那是一份“罪证”，是供批判用的，可是在他心目中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听了他的大喊大叫，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我没有动声色，仍弯着腰低头薅草，而心里不禁又感到悲哀，又觉得自豪。整整九年过去了，可是外面的人还揪住我不放，还要把我的诗拿出来“示众”。但另一方面，这不也说明了我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了吗？历史人物实际上是群众造就的，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功过的大小，只要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忘不了他，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取得一定的历史地位。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却是由历史支配的，也不由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直起腰，把手中的杂草绾成捆，抛到田埂上。我看到远方的群山，沉默而庄严。我弯下腰，拨开稻苗寻找杂草，混浊的泥水表面上闪着粼粼的光斑，喋喋而多变。啊！这两幅画面便是历史：既稳定又不稳定；作为人，就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又要力求多变以适应历史！　　当我再次直起腰，把另一捆杂草抛到田边，我突然觉得我高大了，似乎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我环顾周围弯着腰薅草的犯人们，就像耶稣在各各地各各地：又称骷髅地，耶稣殉难的地方。 的十字架上看着他左右两边两个强盗，还自认为“我是神的儿子”一样，涌起了一阵由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产生的怜悯。　　感谢他给我传来的信息！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支持自己。　　果然，历史的变化快速得令人吃惊。秋天，割完了水稻，劳改犯人开始把一捆捆割下的稻子背运到路边，再由大车拉到谷场上。被刈光的田野，在密密麻麻的黄色的稻茬下面，潮湿的褐色的原始土地裸露了出来。从高高的斗渠坝上望去，大地蒸发出冉冉的水汽；由纵横的沟、渠、田埂切割成像棋盘格似的稻田里，来往奔忙着无数像蚂蚁一般的穿黑色囚衣的劳改犯人。我们把一捆捆沉甸甸的、用草要子捆绑好的稻子提到田边，在铺在田埂上的长绳上码好，然后用背绳结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交叉成人字形的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摞稻子就紧贴着背背了起来。我这个大组长当然要起带头作用，通常，我都比别人背得多。在这里，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劳改”是我们固定的职业，于是，只有劳动好，会劳动，才能取得特殊的待遇。我劳动好，会劳动，我便能管理别人，斥责别人，我便能获得“信任”，成为一个自由犯，我便能回号子以后不但有那“一大瓢”，而且“一大瓢”之外还会给我加“一大瓢”。劳动创造了人，因而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已被文明湮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　　回到若干万年以前去再现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享受满足与愉快吧！　　从我和海喜喜比试体力劳动以后，从我被马缨花喂养成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以后，五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在劳动中享受过这种返祖的满足与愉快。　　我只要一投入劳动，锹一拿到我的手，麻袋一沾上我的肩，稻捆一贴在我的背，我就会入迷，就会发疯，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　　我背起稻子来，常有一种贪婪的、总是试图测量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压力的心理。没有什么再比背上的重量更能证明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了。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我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六捆还不够，要背七捆……经过王队长身边，王队长会发出他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　　嘿！驴算什么？！　　我是我！　　且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　　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　　因为我背得多，便经常得到王队长的帮助。当我勒好稻捆，坐在地上，塞进肩膀，准备弯腰拱背的时候，王队长就主动跑来替我在后面往上。有这一臂之力和无这一臂之力大不一样。在弯腰拱背的一刹那，正如举重运动员在抓举沉重的杠铃时的那一刹那，只要两腿能站立起来，多重的东西压在背上都能迈步。　　“别努着了，别努着了！”他说，“一努着，吐了血，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有一天，我把两肩在背绳里塞妥，他又跑过来，但却不我，趴在我捆好的稻子上，叹了口气说：　　“唉！你这婊子儿，还是待在劳改队好。”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咂着嘴。“你当是咋着？前天我进城，一看，省委书记跟省主席都让人拉着去游街喽！戴着老高老高的纸帽子，手里还敲着破脸盆：‘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你当是咋着？上次我们参观的那个啥‘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红卫兵说是走资派为了掩盖自己罪行耍的花招，说是咱们省根本就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现时要把省委书记跟省主席和地富反坏右一道，都重新过一遍箩。怪不得在大街上，省委书记后面排着一长串你们这号人，男男女女，数也数不清。都戴着纸糊的帽子，还有推了半拉头的，还有画了花脸的……唉，你这婊子儿，把你送到劳改队是你的造化！要不，现时你在外边，还不跟那些人一样，让人往死里整呀！”　　稗子的毛穗穗擦着我的脸，痒痒的。他嘴里老烟叶的气味呛鼻，在想抽口烟而没工夫抽的时候，这股气味却也能过瘾。听到他告诉我的消息，我忽然感到通体舒坦：历史就照这样的速度变化下去，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还会远吗？　　于是，我更犯了傻劲，七捆还不够，我要背八捆！王队长吃了一惊：“你这婊子儿，不要命了是咋着？你还要待两年才出得去哩，活儿有得是你干的。”　　“没关系，你来吧！”我反过身，解开背绳，又加上一捆。被压在底层的鬼魂，即使头上十七层地狱的重量没有减轻，但只要上面来回晃荡几下，也会觉得轻松。更何况我有这样好的“造化”：在当今世界，谁能想到“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不准冲击”的劳改队，恰恰是世外的桃源呢？　　……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透露什么消息给我，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抽烟。我很失望，也被“小咬”叮得难受。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停在路边，被阳光烤灼了一天，散发出一股机油味。这种机油味和泥土的气味很不调和。仿佛古朴的土地从来就拒绝钢铁制造的现代化工具，并排斥它的一切味道，因而这股刺鼻的机油味特别难闻。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　　“王队长，还有事吗？”　　“嗯，”他掉过头，好像才发觉我还站在他蹲着的渠坝下面，“没有了。”他说着，向前探出身子，把他还剩下半截的自卷烟递给我，“你回吧。”　　“你回吧。”是叫我回劳改队的号子里去，而不是回到别的什么地方。这点我知道。我捏着他的自卷烟，掐掉他衔湿的尾巴。但我一掐，整支烟卷都散了。妈的，他卷烟的技术还不如我。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自己有纸烟。劳改队每月发几个零花钱，也有烟买，和一九六○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掏出从医务所旁边的垃圾堆上拾来的一个铝制针盒，把他的烟叶仔细地倒进去，又从这个颇像银质烟盒的针盒里取出一支完整的香烟，点着了火：“回！”　　他长长的沉默所透给我的信息，我以为比他跟我说了什么还要多。外面的混乱，历史的急遽变化，大概连他也说不明白了。他不说，证明乱得他没法儿说了；他不说，证明变化得他目瞪口呆了。这没什么，我可以想象。劳改犯人个个是黑格尔主义者。能从“无”生出“有”来。世界上根本没有空无一物的空间和时间，在那看起来是空白的地方，实际上充满着最活跃的希望。　　他的这个安排，使我看见了她。　　第二章　　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像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做精彩的节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感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精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爱唱这两支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　　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王队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婊子儿”，表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会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成了流行歌曲。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员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归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惘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做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已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戗！”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像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会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像煦煦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唉，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们咧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像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像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以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阻碍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不曾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做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苗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似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驳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唉，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俩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这儿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做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　 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泼上奴命跟你睡。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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