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故事

作者简介

爱情故事，ISBN：9787806577882，作者：埃里奇·西格尔

内容概要

埃里奇·西格尔（Erich Segal），美国著名作家。1937年6月16日出生于纽约，以感伤的爱情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打动了整整一代读者。他行文简洁，但粗中有细、疏处见密，常常以平凡文字生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悲愁。



    埃里奇·西格尔哈佛大学毕业，在校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后在耶鲁大学教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为“披头士”乐队写过电影剧本《黄色潜水艇》，当过和平队全国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作品有剧本《奥德赛》、《奥利弗的故事》、《男人、女人、孩子》、《级友》、《医生》、《唯有爱》。目前国内关于他的著作少有引进出版，2007年译林出版社曾引进出版过双语版的《爱情故事》。



    西格尔后来在耶鲁大学任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曾经为“披头士”乐队写过电影剧本《黄色潜水艇》，当过和平队全国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章节摘录

　　一个女孩，二十五岁就死了，你会做何感想？ 她很美丽。还很聪明。她喜欢莫扎特和巴赫。还有披头士。还有我。　　有一次，她特地把我和那些搞音乐的扯在了一起，我问她把我排在了第几，她笑答：“照字母排。”当时我也笑了。但现在坐下来想一想，不知道她当时到底是按我的名来排的呢（那样我就得排在莫扎特后面了），还是按我的姓来排的（那样我还能夹在巴赫和披头士中间）。反正不管怎么排，我都排不到第一，这事我一想起来就气乎乎地觉得特郁闷，真见鬼，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只知道凡事都得争第一。家族传统，你不知道吗？ 大四的秋天，我养成了去拉德克利夫学院图书馆看书的习惯。倒也不仅仅是去看靓女，尽管我承认我确实喜欢看靓女。那地方挺安静，谁也不认识我，而且那里的保留书也没多少人要借。有一次历史测验，直到前一天我连参考书目上的第一本都还没拨冗一读呢，这是哈佛人的通病。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保留书册借阅处，打算弄本大部头的来保我明天安渡难关。　　当班的是两个女孩子。一个是高个子，像是爱打网球的那种，另一位像是个戴着眼镜的米老鼠。我就挑了这个四眼米妮。　　“你们这儿有《中世纪的衰落》吗？” 她朝我投来一瞥。　　“你们那儿有自己的图书馆吗？”她问。　　“听着，哈佛人是可以来拉德克利夫学院图书馆借书的。” “我并不是在跟你讲什么可以不可以，小预科生，我是在跟你讲道理。你们这些家伙有五百万的藏书，可我们这儿就只有区区几千本破书。” 天啊，好一个盛气凌人的女生！在这种女生眼里，既然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和哈佛的人数比例是五比一，那么她们学院的女生就理所当然要比哈佛人聪明五倍。要是在平时，我肯定会把这种女生驳得体无完肤，可当时我他妈的实在太需要那本书了。　　“听着，我他妈的需要那本书。” “请你嘴巴干净一点，小预科生！” “你凭什么认定我是预科生？” “因为你一看上去就是个傻冒，而且还是个有钱的主。”她说着摘下了眼镜。　　“你错了，”我表示抗议了，“我其实又聪明又没钱。” “哦，不会吧，小预科生。我才是又聪明又没钱呢。” 她直视着我。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好吧，也许我看上去是很有钱，但我决不允许一个克利夫的小女生骂我是傻冒，即使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也不行。　　“见鬼，你凭什么说自己聪明？”我问道。　　“我就不会跟你出去喝咖啡。”她回答说。　　“听着——我才不会请你呢。” “说你傻，”她答道，“你还真傻。” 我来解释一下最后我为什么还是请她去喝咖啡了。在那个紧要时刻，我聪明地不再反唇相讥——也就是说，我假装突然想请她了——这样我就弄到了我要的那本书。而她又因为要等图书馆关门才能走，于是我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吸收书中的一些关键语句，都是涉及十一世纪末期皇室从依赖牧师向依赖律师转变的内容。第二天的测验我得了个“A一”。说来也巧，我第一次看见珍妮‘从借阅台走出来的时候，我给她的腿打的也是这个分数。不过我给她的衣着打的分就没那么高了，因为她的打扮实在不太合我的口味，也太波希米亚。了点。我特别不喜欢她那个像是印第安人的什么玩意儿的手提包。幸好我没说出来，因为后来我发现那东西是她自己设计的。　　我们去了侏儒饭店，这是附近的一家三明治连锁店。虽然饭店叫那个名字，但倒并不是专门为矮个子提供服务的。我要了两杯咖啡和一份冰淇淋布朗尼（为她点的）。　　“我叫珍妮弗·卡维列里，”她说，“是意大利裔美国人。” 她以为我连这都不知道。“我是学音乐的。”她又加了一句。　　“我叫奥利弗。”我说。　　“名还是姓？”她问道。　　“是名。”我回答道，然后我又供出了我的全名是奥利弗·巴雷特。（ 我是说，差不多就行了。） “哦”，她说，“巴雷特，和那个诗人同姓？” “对”，我说，“不过扯不上关系。” 接下来是沉默。我暗自庆幸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问那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巴雷特，和那个大楼同名？”因为那是我心头一只挥之不去的信天翁，我最怕别人把我跟那个建造巴雷特堂的家伙联系起来，那个大楼是哈佛校园里最大也是最丑陋的一幢建筑，是一个显示我家族的财力、虚荣和臭名昭著的哈佛主义的巨型纪念碑。　　之后她就不吭声了。难道我们这么快就无话可说了吗？难道就因为我跟那个诗人扯不上关系，她就不理我了吗？是不是呢？她只是坐在那儿，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为了不至于冷场，我开始翻她的笔记本。她的笔迹很奇怪 ——字又细又小，但很清楚而且一个大写字母都没有（她以为她是卡明斯呀 ？）。我还发现她选了一些很“玄乎”的课程：比较文学105，音乐150，音乐201—— “音乐201？那不是研究生的课程吗？” 她点点头，一脸掩饰不住的得意。　　“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的。” “什么是复调音乐？” “与性无关，小预科生。” 我干吗要受这窝囊气？难道她不看《猩红报》的吗？难道她不知道我是谁吗？ “嗨，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哦，”她轻蔑地说，“你就是那个巴雷特堂的堂主。” 她还真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是巴雷特堂的堂主，”我分辩道，“我曾祖父早就把它送给哈佛了。” “所以他的那个平庸的曾孙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进哈佛了！” 太过分了。　　“珍妮，如果你认定我那么没用，干吗还要逼我请你喝咖啡呢？”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笑了。　　“我喜欢你的身体。”她说。　　要想赢得大，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输得起。这话一点也不矛盾。这就是哈佛人的本事，善于反败为胜。　　“运气不佳呀，巴雷特。你今天可打了一场硬仗。” “这倒是，大家总算都撑下来了，我说，你们这帮家伙太需要赢一场球了。” 能完胜对手当然是更好了。我是说，如果有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得分，那也很漂亮。所以，当我把珍妮送到宿舍门口的时候，我还没有放弃念头要在最后一刻战胜这个目中无人的拉德克利夫臭丫头。　　“听着，你这个目中无人的拉德克利夫臭丫头，星期五晚上在达特茅斯学院有一场冰球比赛。” “那又怎样？” “那就希望你去看呗。” 她带着拉德克利夫女生惯有的对体育比赛的“仰慕”说： “见鬼，我凭什么要去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就凭我要打这场比赛。” 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想我当时连雪花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　　“你是哪个队的？”她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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