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作者简介

《文静的美国人》是其“政治小说”方面的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战争时期为背景，老牌殖民主义者法国面临失败，一个年轻而文静的美国人乘虚而入，靠一帮土匪搞恐怖活动，企图建立所谓的“第三种势力”，受害者还是无辜的老百姓。最后这个多行不义的美国人也遭到暗杀。作品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恶劣行经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讽。同时，作品还描写了这个美国人及本书另一男主人公、英国某报社驻越南记者与一位漂亮的越南姑娘之间的一场爱情纠葛，大大增强了这部严肃作品的可读性。

编辑推荐

　　扎迪·史密斯作序推荐！　　“一个伟大的作家对整整一代人的精彩讲述，宛如预言。”　　——亚利克·基尼斯　　“全世界今后都会怀念他。时至今日，他一直都是活在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金斯利·爱米斯

前言

　　“我必须找到一种宗教，”格雷厄姆?格林说，“好用来衡量我的罪恶。”　　这句话把格林这个“天主教小说家”（一种他所厌恶的说法）摆到了他的正确位置：在他选择基督作为他最高的价值标准前，他首先是一个老想着衡量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二十世纪的作家像他那样思路敏锐地把人加以比较。如今很少有小说家采用那种把好人跟坏人加以区分的粗略的笔法，格林却擅长对人进行多层次的区分，勾画出细微的界线，把人的邪恶同残忍、刻薄以及用意不良的愚蠢加以区分。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个经过仔细调整确定的道德体系中。他们逐渐沦落。

内容概要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 格林于1904年生于伯克汉斯泰德，1929年即他改信天主教后3年， 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但直到1932年《斯坦布尔列车》一书问世，评论界才开始承认他的作品。

格林在小说中十分注重探讨信仰危机和犯罪问题，其受欢迎程度历久不衰。包括《布赖顿硬糖》和《第三者》在内的许多小说已被拍成影片，十分成功。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饭后，我在卡蒂纳街我的房间里坐下来等派尔；他说过，“我最迟十点钟左右来找你。”等到半夜以后，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楼走到街上去。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婆子坐在楼梯口：那会儿是二月，我想她们是嫌床上太热了吧。一个三轮车夫慢吞吞地蹬着车向河边驶去。我可以看见在他们卸新到的美国飞机处灯火通明。长街上四处都见不到派尔的踪影。　　当然，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公使馆有什么事一时走不开，不过那样的话，他早就会打电话到餐馆去了——他对这些小节一向很在意。我转身要回进屋子去，一眼看见一个姑娘在隔壁门口等人。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那条白绸裤子和那件有花的长旗袍，可是看见这些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就常常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家。　　“凤儿，”我说——这意思是凤凰，不过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火后余灰中也不再有凤凰出现了。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没有来。”　　“Jesals.Jetalvuse ulghfen Etre.”　　“你还是上楼去等吧，”我说。“他这就要来啦。”　　“我可以在这儿等。”　　“最好别在这儿。警察会把你逮去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到自己可以说出来的几个有刺儿的、不愉快的笑话，可是她的英语和法语全都不够好，不会懂得我的嘲讽。说也奇怪，我并没有想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没有想要伤我自己心的意思。我们走上楼梯口的时候，那些老婆子都转过头去。等我们刚走过，她们的嗓音又一起一伏，仿佛一块儿在唱歌似的。　　“她们在说些什么？”　　“她们以为我又回来了。”　　在我房间里，几星期以前中国新年时，我陈设的一盆树，上面的黄花大半都已经落下了。它们落在我打字机的键缝里。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来。“Tu es troublo”凤儿说。　　“这不像他的为人。他一向挺守时间。”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在床上躺下。凤儿点着了煤气炉，动手烧水泡茶。这情景就跟六个月前差不多。“他说你不久就要走了，”她说。　　“也许。”　　“他很喜欢你。”　　“得啦，我可不稀罕，”我说。　　我看到她正在改变她的头发式样，让那一头黑发一直披到肩上。我想起以前她的头发梳得很考究，她以为那才像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派尔有一次批评过那种发式。我闭上眼睛，她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了：烧开水，叮铛响着拿茶杯倒茶，夜间某一时刻的需要，而且保证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　　“他这就快来了，”她说，仿佛他不来，我需要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究竟谈过些什么。派尔为人很认真。他那一大套关于远东的演讲，我早受够了。说到远东，他在远东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数差不多。民主主义是他的另一个话题——他对于美国在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说来很明确，很令人气恼。凤儿呢，她又天真无知得出奇，要是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希特勒，她就会插嘴问希特勒是什么人。要跟她说清楚，那就更困难了，因为她从没见过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波兰人，对于欧洲的地理只有一点儿最模糊的知识，尽管关于玛格丽特公主，她知道的当然比我多。这时候，我听见她把烟盘在床头放下。　　“他仍旧爱你吗，凤儿？”　　跟一个安南女人上床睡觉，就像带一只小鸟睡觉一样。她会在你的枕边吱吱地叫呀唱呀。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觉得没有一个安南女人的嗓音有凤儿的这么好听。我伸手过去，摸摸她的胳膊——安南女人的骨头也像鸟儿的那么脆弱。　　“是他来了吗，凤儿？”　　她大声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在恋爱吗？”——也许恋爱是一个她不懂的词语。　　“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她问我。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点亮了烟灯，烟盘也已经摆好了。在她皱着眉头，凑近灯火，全神贯注地烧着一小粒鸦片烟泡时，她手上的烟签滴溜溜地转着，烟灯的光把她的皮肤照成了深黄的琥铂色。　　“派尔至今还不抽这个吗？”我问她。　　“不抽。”　　“你应该让他抽上瘾，要不他就不回家来了。”这是她们中的一种迷信，认为一个情人只要抽鸦片，就总会回来，哪怕他跑到法国去。抽上鸦片，一个男人的性功能也许会受到损害，不过她们总是宁愿有个忠实的情人，那方面差一点也没关系。这会儿，她正把那个小小的烧热了的烟泡紧贴在烟斗边上捏着。我已经可以闻到鸦片的香味了。没有什么香味比得上它的。床边，我的闹钟指到了十二点二十分，不过我的紧张已经过去。派尔已经逐渐消逝了。在凤儿全神贯注，弯身在烟灯上照料着那柄长长的烟枪，像照料一个孩子那样时，烟灯照亮了她的脸。我很喜欢我的烟枪：两尺多长的一根笔直的竹筒，两头都嵌有象牙。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烟斗。它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圆的周边因为经常揉捏鸦片，已经磨擦得又光又黑了。这时候，她把手腕一转，把烟签插进烟斗的小眼去，把烟泡装上，又把烟斗在烟灯上转过来，握定烟枪，等我去拍。我吸着时，烟泡就流畅地微微起着泡沫。　　老烟鬼一口气能抽下一袋烟，我可不成。我总要几口气才抽得完。一拍完，我就直挺挺地躺着，脖子靠在皮枕头上，让她去安排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真个的，事情非常明白。派尔知道我临睡前要拍几斗烟。他不愿意打扰我。清早，他自然会上这儿来的。”　　烟签插进了烟斗，我又抽了第二袋。在放下烟枪时，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压根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呷了一口茶，一手摸着她的灾收窝。“你离开了我以后，”我说，“幸好我可以靠这个混混。奥尔梅街那边有一家好烟馆。我们欧洲人多爱大惊小怪啊。你不应该跟一个不抽烟的男人同居，凤儿。”　　“可是他要和我结婚，”她说，“就快啦。”　　“当然，那又是一回事。”　　“要我再给你烧一袋吗？”　　“好”　　我心想，要是派尔一直不来，她这一晚会不会答应跟我睡觉，不过我知道等我拍了四袋烟后，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当然，感到她睡在床上，大腿挨着我，那也很惬意——她总是仰着睡。早晨一觉醒来，我就可以拍上一口，也免得一个人寂寞。“派尔现在不会来了，”我说。“就待在这儿吧，凤儿。”她把烟枪递给我，摇摇头。等我把那袋烟抽下后，她在不在我身边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派尔为什么不来呢？”她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是去找泰将军了吗？”　　“我也不会知道。”　　“他曾经告诉我，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块儿吃晚饭，他就不会上这儿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烧一袋烟吧。”在她俯身凑近烟灯时，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这首诗：“Mon enfant,ma soeur…”下文是什么呢？　　Aimer a loisir　　Aimer et mourir　　An pays qui te ressemble。　　外面河边停泊着许多船只，“dont I’humeur est vagabonde．”我想，要是闻闻她的皮肤，那一定带有淡淡的鸦片烟香味，她的肤色也正像烟灯的小小火焰的。她衣服上绘的这种花，我在北方那些小河边曾经看见过。她像一片芳草那样天真自然，我真不愿意丢下她回老家去。　　“我要是派尔就好了，”我大声说，不过我这会儿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还忍受得住——这是抽了鸦片的好处。有人在房门上敲了一下。　　“是派尔，”她说。　　“不。他不是这样敲门的。”　　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她很快地起床，碰到了那棵开黄花的小树，花瓣又纷纷落在我的打字机上。房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大声喊着。　　“我就是福勒，”我说。来的是一名警察，我才不会为一名警察起身哩——即使不抬起头来，我也看得见他穿的卡其短裤。　　他用几乎使人听不懂的越南法语解释说，公安部门要我立刻去——马上——快去。　　“是法国公安部门还是越南公安部门？”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佛朗松”。　　“为了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奉命来叫我去。　　“Toi ausi，”他向凤儿说。　　“跟女士说话，你得客气点儿，”我对他说。“你怎么知道她也在这儿？”　　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他奉到的命令。　　“天亮后，我就来。”　　“Sur le chung，”他说，这是一个穿得齐齐整整、相当固执、身材矮小的家伙。跟他争吵并没有什么用，于是我就起来，打好领带，穿上鞋。在这儿，什么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证，他们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只要他们乐意，他们甚至可以拒绝发出境证给我。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办法，而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里，合法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突然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四处找寻，找到越南公安部门去，那里的警官告诉他，他的厨子给找去询问过后已经获释了。厨子家里的人从此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也许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也许他已经给征募进了一支私家军队。这种私家军队在西贡附近很多——不是和好教军，就是高台教军，再不就是泰将军的部队。也许，他给关在一座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正在华侨聚居的堤岸那一带靠姑娘们大发横财。也许，在他们盘问他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我说，“我可不走着去。要我去，你得花钱叫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得保持自己的尊严。　　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门，拒绝那个法国警官敬我香烟的缘故。抽了三袋鸦片后，我觉得脑子清楚、灵活：容易作出这类决定，不至于一下忘却主要的问题——他们找我来，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以前，在几次宴会上，我会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因为他看来过分疼爱他的太太。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她是个装饰华丽而俗气的金发女人。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维戈特还坐在香烟烟雾中，疲倦、颓唐，又热又闷，头上戴着绿色遮光罩，桌上摊开一本帕斯卡的作品，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容他单独询问凤儿后，他立即让步，只叹了一口气，这也许是表示他对西贡，对这闷热的天气，或是对整个人间情况全都感到厌倦了。　　他用英语说道，“很对不住，我不得不请你来。”　　“我不是给请来的，是奉命来的。”　　“噢，这些本地的警察——他们不懂事。”他的两眼盯住了《冥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然全神贯注在那些伤感的议论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是关于派尔的。”　　“你最好问他本人。”　　他转脸对着凤儿，用法语严厉地讯问她。“你跟派尔先生同居了多久啦？”　　“一个月——我记不太清楚啦，”她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　　“这一点你没有权问她，”我说。“她不是可以用钱买的。”　　“她过去跟你同居过，是吗？”他突然这样问。“同居了两年。”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是来报道你们的战争的——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允许我报道的话。可别要求我也向你们刊登流言蜚语的报纸投稿。”　　“关于派尔，你知道点儿什么？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并不想问。不过这事相当严重。请你相信我，事情很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关于派尔，我能告诉你的，你全都知道。年龄：三十二岁，在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工作，国籍：美国。”　　“从你的口气听来，你是他的一位朋友，”维戈特说，眼光从我又移到了凤儿身上。一个本地警察走进来，送来三杯清咖啡。　　“你们还是情愿喝茶吧？”维戈特问。　　“我是一位朋友，”我说。“为什么不该是呢？总有一天，我要回老家去，对吗？我又不能带她回去。她跟他待在一块儿也挺好。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而且他还要和她结婚，他这么说。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你知道。按他的为人讲，他很不错。严肃认真。不像大陆酒店里那些大声吵闹的王八蛋。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我这样确切地对他下断语，就像我可能会说“一只蓝色的蜥蜴”，“一只白色的大象”那样。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寻找词句，好仿效我这样确切地来表达他的意思。“一个很文静的美国人。”他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等待我们俩谁先说话。一只蚊子嗡嗡地飞来叮人，我注意看看凤儿。鸦片烟能使人心思敏捷——也许就因为它能安定神经，稳定情绪。一切事情，即使是死亡，似乎全都不重要了。我想，凤儿还没有注意到维戈特的凄凉、决绝的语调。她的英语很差，一面坐在那张办公室硬椅子上，一面还耐心地等待着派尔。那时候，我已经放弃等待了。我看得出维戈特把这两种情况全都看在了眼里。　　“你第一次是怎么遇见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为什么该向他解释说，是派尔遇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大陆酒店的酒吧间走来：一看就知道是一张年轻而毫无经验的脸，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条过于瘦长的腿摇摇晃晃，一头划船队员式的短发，一双大眼睛，看起人来一派大学生神情，他似乎决做不出什么害人的事情。街边的餐桌那会儿大半都坐满了。“您不介意吧？”他严肃而谦恭有礼地问。“我姓派尔。是初次到这儿的，”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叫了一杯啤酒。然后，他很快地抬起头来，向中午耀眼的天空张望。　　“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吗？”他激动而满怀希望地问。　　“很可能是一辆汽车的轮胎爆炸，”我这么说，突然又对他的失望感到过意不去。一个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少年时代：以前，我曾经对于人们找不出更好的名称而叫作新闻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手榴弹爆炸在我早已平淡无奇了，它们是本地报纸列在最末一版的新闻——昨儿晚上在西贡发生了多少起，在堤岸发生了多少起。这种事在欧洲如今根本就上不了报。大街那头这时候走来了几个很逗人爱的身材扁平的娘儿们——白绸裤子，又长又紧、有粉红色和紫色花样的短上衣，衣衩开到大腿以上。我注视着她们，知道我将来永远离开这一带地方时，准会怀念她们的。“她们很逗人爱，是吗？”我一边喝啤酒一边说。派尔在她们沿卡蒂纳街走去时，粗略地瞥了她们一眼。　　“哦，的确，”他满不在意地说：原来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公使很关心这些手榴弹爆炸事件。”他说，“假如闹出一件事来，那会很尴尬的，——我是说，假如涉及到我们一个人的话。”　　“涉及到你们一个人？是呀，我想那样事情就严重了。国会可不会乐意的。”我何苦要戏弄这个天真无知的人呢？也许不过十天以前，他还从波士顿的公地上走回家去，怀里抱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那是他动身上这儿来前赶着在读的。这会儿，他甚至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他早已一心专注在民主的难题和西方的责任上了。不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决心要来做些好事的，不是对哪一个人，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可以说是正得其所哉，要来改良整个宇宙。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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