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哲人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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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3-12-01
ISBN:9787108005281
作者:[德]贝克勒等
页数:442 页页

作者简介

《哲言集:向死而生》以现代社会生死问题为主线,集西方现代各家真实记述之大成而成生死专著。其旨趣不在下定论,而是寄意于启迪。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时代变迁中的死与生第二章 我们时代的死亡见证第三章 暴力死亡第四章 死亡自由第五章 垂死者和死者之需第六章 死亡的现实性作者人名索引

前言

  译者序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题目。  “向死而生”,这不是中国的成语,而匙《新约全书·罗马书》中的表达方式,所谓“向罪而死”、“向神而活”。后来,海德格尔在进行他的哲学叙述时,又说过“向死而在”的  话。译者为保持洋典故译述的一致性,把标题相应地译作“向死而生”。  其次,交待一下本书《引言》作者。  罗伯特·谢勒尔(Robert Scherer)是德国当代知名的神学家兼哲学家,1904年出生在巴黎。他是德国《现代社会的基督教》这套大型系列丛书的编者之一。他的文笔不是古典哲学式的,而是随笔性的,读时要有一定的耐心方可理出文脉。古语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这句话权可作为读书指南。好在本书主体乃是集各家言的史料摘录,叙述翔实平稳,如春雨夜发,如小溪潺潺,既可给读者以厚重的质感,又可补推论的错讹。  生死问题,自从人意识到自身以来已纠缠我们了。宗教和哲学的最高命题都少不了它。中国外国皆如此。老庄崇尚人死鼓盆庆贺;王羲之主张“死生亦大,岂不痛哉”;佛教“怕死”,道教贪生”。不一而足。尽管如此,仍是不了了之。本书以现代社会生死问题为主线,集西方现代各家真实记述之大成而成生死专著。其旨趣不在下定论,而是寄意于启迪。  正因为本书是现代西方各家记述的辑录,所以体例相当繁杂,用语多样,内容互不相属,有些论述,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也许还有翻译错误。好在印行本书,目的不在要中国读者仿效、学习,而只是为了了解、研究,如斯而已!  另,在译述期间承蒙德国专家孙志文博士热情答疑,特在此致谢。  译事半途向同事裘女士求助。她年富力强,勤奋好学,当即允诺,而且不负所托,仅两个半月便交出初稿(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如果没有这份奉献,这部译稿是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完成的。  张念东谨识  一九九一、八、二十四

章节摘录

  人类难逃死亡的噩运,因此尘世生命就是有限的,这是对我们的生命的最大挑战,尽管死于何时、何地,怎样死法没有—定,然而死亡无可回避则是确定无疑的。与死亡的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明显地进入我们生命的视野。既然我们已意识到死亡已是凭借医学可以预见其时间的现象,那么它就具体化为使我们感到可怕的现象。死亡的氛围是沉默的,是无言的期待;向一团黑暗沉陷,一切知觉统统化为乌有;我们完全脱离生命的束缚,完全丧失自我支配的能力,断绝了同他人的交往——这一切都是产生令人担忧的观念的原因,如果人们对此有所意识的话。有人说,死亡并不是天天、随时随地都这样被感觉到的。这种提法虽不与垂死现实相悖,但使这种压抑心理理性化的作法却也存在,另一方面还有种种非理性的压抑心理机制。连假想的宗教观念,也可以表现为压抑心理,不过,多半由于此亡威胁在时间上尚且遥远,从而缓解了内心的压抑感.另一个原因在于,现代能动性、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进步,分散了我们对恐惧的注意。  还有一种压抑心理认为,死亡在客观上乃是一种应予制服的“现实”—-无论是用医学、社会政治、经济政治的办法,还是用科学最新进展所提供的随便什么手段都可以,——这种看法是最有害的。但是,死亡却比客观生物个体消亡的生命过程具有更多的内涵。极而言之,死亡乃是向一切熟悉事物的告别,同时给后死的亲属带去一个咄咄逼人的信息。垂死者或后死者,都要经受离别的考验。  生命本身蕴含的—切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生命无常,所以我们因亲见死亡黑暗而出现的内心不宁就不会消除。这样一来,死亡黑暗就成了因生命消失而造成压抑心理的原因。历史不乏这样的时代,在那里谈论死亡是忌讳的。正如文献所记述的一样,今天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地要  获取垂死的经验。不过,单凭文献是难以弄清死亡现实的。因为,我们一旦迈进死亡之门,便哑然失语了。而死者家属唯一的反映就是泣不成声或惊呼狂叫。只有直接亲历某位生者的垂死,才能真正感受到垂死的现实。其本身会使我们的求生之需的目光变得尖锐,而死亡的激进性恰与这种需要背道而驰。  从人的经验和识见出发是不可能看到死后是非的。即使人真的会由现实经验悟出现实的主客观外貌;即使人的识见借助自己的行为和与周围人与事以及现象的交往相应化成主客观双重对象化的东西,但是经验的直接性同经验转化为行为的识见闻的差距还会永远存在。如果这种说法在人活着时是适用的,那么当生命走向终结时就更能成立了,也就是当垂死者的意识消失、身边的视察者确证生命已经完结的时候。人因其死而陷入的可怕虚无,是应引起重视的,尽管在我们看来它是那样茫然而荒诞。  人,不论《圣经》对他作如何解释,都以一切来者以及整个未来的坦诚为自己的特色。人,由他的过去而成长壮大,又越过每一经历的时刻而渐渐逝去。这种情况就使得人始终面临重新作出决定的抉择,然而,人心目中一再变幻的现实图景,,是与人的整个主观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结构又是多元的合力的结果。这些力的综合是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的,一方面,人受着空间和时间的决定,因有其自然属性和与此有关的种种差别,另一方面,历史的人的实存具有完全一次性的过渡人性。由于面临死亡的前景,所以两者又皆使人的自由和人生意义成了问题。这也就是说,人的基本状况不允许我们超出为争取自由而奋斗这,样一种界服。我们始终处于被迫作出决定,的窘迫局面。同时,我们的良知既看不清我们行动的后果,也不让我们在行为中的条件经常变换的情况下认清我们在决定的时刻应当干的事。因此,处在这种令人怀疑的决定情况下,人只能以开放性的自由姿态作为辨别方向的中介。这种姿态的基本动机在于,在作出可能的决定时,由内在的未开放性而得以对未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内在距离感,可以使人在决定我们的,行为之力与促使我们选择的动机之间权衡其轻重和微妙关系。—这种被迫采取开放性自由姿态的心态,主要来自面临死亡的前景。生命本身要求我们直面死亡,舍弃自身。垂死状态就是人同人世完全两绝,那时,既不能言,也不能知,人再不能进行自由选择了。人,完完全全面临有史以来的怕死之源——虚无,死灰般的虚无。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听天由命,因为人已无力可施。但人也许要尽力保持对虚无的镇定自若:因为这需要一个前提,即内在自由在生命进程中已对听天由命的状况训练有素。  在这种对人的自由决定的激烈挑战中,最终的听之任之乃是关键,我们所有的自我挣扎都会因乏自行消失。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人在度过生命时不仅面向死亡,而且是面向周围的人的,是关心他人的基本生命之需的。然而,这一点在垂死的瞬间恰恰是做下到的。所以,对余生亲属的担心,往往使垂死者无比压抑。  垂死者认为,他们的生命也许对后人有所意味,然而这一点却不能对后人有所安慰,使他忘掉垂死者的死亡窘境,尽管死者有些东西亡如,业绩、生平、脾气禀性等)确对后人有所意味。因此如果说垂死者从自身生命史的经验出发,通过信仰和希望寻找不到他采取镇静自若态度的理由,那么听之任之的自由对于垂死者来说就是靠不住的。宗教生活含有某种更高级的特定感性能力,这种能力完全可以体会信仰的内容、,只不过这种超越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的能  声由于无神论的不断传播和宗教淡漠的增强已日益受到削弱。  对垂死者和举哀者来说,只有在教众集会的场合才会 宣告死亡和基督复活。我们得到允诺,由死亡而进入基督 复活。尘世生命这种向未知的秘密的神圣生命的过渡,也正是虔诚的基督信徒无法凭人性悟出的,正如上帝在我们 之中的隐在对完人始终是超验的一样,任何人、乃至全人类都不可能弄清。但是,教父之爱把我们同圣子联系在一起,情同手足。基督教这种愿望是通过圣灵的神秘降临而得以完成,横贯整个人类历史。  我们人无法谋求上帝博爱的馈赠。不过,每个认真凭良知过活的人,就会意识到自生应多有所得。这样的人就会深知为众服务一事与己息息相关,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希望获得上帝之爱的馈赠,即使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教徒。  一个人的生平是通过无数条线索与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的历史难解难分的,而有关的传记材料毕竟还能在有限的程度内收集到,但周围的人所看不见的隐蔽的秘密却无法看清。生者不行,更不用说死者,因而也就没有办法把这一奥秘告诉别人。把单个的人与时代史和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是看不清楚的,它的内在逻辑是同我们的一切期望和希冀相抵触的,单凭这一点就使人无法弄清上述奥秘的所在。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大多数人十分有限的参与人类传统的能力。他们向老一代学习,只是为了以未来几代人所必需的坦率态度把这继续传授下去。这种生活经验往往令我们有如临深渊之感,因为生命之谜已把我们引到了崖边,可探索生命的秘密又非人力之所能及。这里指的不仅是对我们起决定作用的时代史进程(时代史又分属于人类史各时期),而且主要是指终归无法探讨的历史世界秩序,因为耍弄清这一秩序,绝对非人的思维能力之所能及,只能从超人的起源去探索。  只有那些通过为周围的人服务而在实际上使个人生命变得透明的人,才能在他们亲在的黑暗中一时茅塞顿开。因为唯有这种人生态度,才能为弄清上帝对人的神秘拯救之功而打开入的知觉之窗。人,由于对仁慈上帝的信仰而把自身生死托与上帝,这就是对万念俱灭的生死——无与伦比的者难的补偿,因为上帝永远为人而在。这一点既适用于生前,也适用于死后,即使它对举哀者也仍然是不可经验的秘密。人们更加关心的是生者死后留待后人经验的东西,而不是研究垂死的奥秘。因此,这种实践观点可能会继续利用认们对逝者的怀念而导致以外观划分死亡现象的作法。  自然死亡,这是指有医生照料、身体健康且年事已高状况下的死亡概念。这是颇为晚近的理想。近五百年来,它经历了五个不同的时期,现在正要进入它的第六个时期。其中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特有图解:  (1) 15世纪的“死者之舞”;  (2)文艺复兴时期有合着骷髅的节拍起舞的所谓“死亡之舞”;  (3)“旧秩序”时期有表现衰老荒淫之徒卧以待毙的死亡场面;  (4)19吐纪有表现医生同放浪的幽灵,肺痨鬼以及瘟疫搏斗的绘画题材;  (5)20世纪中叶有表现医生为病人驱赶死神的绘画作品;  (6)今天则有表现急救站死亡的场面。  上述时期中的任何一个,自然死亡图景都会唤起一系列崭新的、逐渐带有医疗特色的回响。自然死亡的历史,也就是用药物来抗拒死亡的历史。  自公元4世纪以后,教会开始向传统的异教习俗宣战,亦即禁止赤身露体的入群手挥宝剑聚集墓地坟头狂舞。但是,尽管异教审判频繁举行,其收效却不大。基督教教会与墓地死者之舞,对峙长达千年之久。当时,死亡乃是新生的契机。有幸同死者在墓地坟头共舞,成了肯定有欢乐的良机,同时也为淫曲艳诗提供了创作素材。不过,14世纪末这类舞蹈的含义似乎有了变化:它们不再是生者与死者的邂逅,相反,成了冥想的内省体验。1424年,巴黎某墓地的墙上首次出现了死者之舞的壁画。绘制在无辜者公墓的原件虽已荡然不存,但完好的复制品却使我们有可能重睹原作风采:国王、农夫、教皇、文书、少女共舞,其中每个人都手挽一具僵尸。每位死亡舞伴依其衣着表情都是另一位的镜中影。每个人都携带着自身的死亡,它的形态与这个人一样,每个人都与死亡终生共舞。中世纪后期,人生朝不保夕。画中的死亡形象手中的象征物总是同牺牲者的社会等级相适应:它为国王捧出王冠,为农夫取来粪叉。过去,人们携者坟头共舞,现在却生出这样的观念:每个人都与自身的受到肯定的必死性共舞终生。人们并不把死亡设想, 为人神共体的样子,而是想象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可怕景象,想象为终日张着海口的坟穴。当时的形象尚不是流行于后一世纪的骷髅架,那具只要按它的节拍起舞即可度过中世纪萧杀之秋的骷髅架,而是每一个人的垂老腐朽的自我。这一时期前后,镜子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件重要什物,因而“世俗、”从“死亡之镜:中觉察到了幻觉般的紧迫感。在乔叟和维永的著作中,死亡就如同欢乐和痛苦一样地亲昵和感性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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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6条)

  •     一个人思考死亡,便是精神上的一次飞跃。古希腊文学家以及西方哲学家都将对死亡的思考视为生命的伟大跨越,是哲学发展的巅峰,你是否思考过死亡?你是否敢正视死亡?周国平先生也在《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阐述了自己的思考。
  •     《向死而生》这么好的书居然在书店一折卖,贝克勒编写的,我用了大概不到2元钱买下。书中写的所有的死亡见证,卡夫卡的、萨特的、加缪的,疾病的死亡、自杀的死亡、垂死者的需要、已经死掉的死者、去死的自由、精神的谋杀、肉体的熄灭、绝命书、死亡日记、死亡诗歌。世界是可怕的、庸俗的、敌意的。死,是真正的严肃的哲学命题;死,可能是理解真理的一种合理的、基本的形式。精神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肉体就会帮人来澄清。
  •     2012-09-14十年,转眼。总有一些日子会快乐不起来,或者为快乐感到内疚。分享的《向死而生》的摘抄,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整整敲了一天。这本书购于1996年,一直没有认真去读。2001年左右吧,翻看了一下,写过一篇博文。2005年又找出来,有所感悟,写了一篇小说《死亡体验》。再次翻出来,是因为一笑嫣然的回忆系列《向死而生》。这一次,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并用笔划出了有所触动的句子,就是分享给大家的那些。很羡慕一笑嫣然和草根儿,一个有《向死而生》,一个有《念兹在兹》,在内心最痛苦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想法,只是这个想法十年以来一直是想法。这十年来,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但是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付诸笔端。有想法就行动的人,永远值得尊敬。人是善忘的,痛过之后便会麻木。麻木的人,面对苦难甚至会笑。你可以去诅咒这个笑,但是,如果你去深究这种笑的背后,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触动。中国人不乏感性认识,但相对缺乏理性分析。例如对于死亡,我们会有一个宏大的概念,直觉的感观,却很少去抽丝剥茧,给死亡来个解剖。德国人的这本小册子,就是解剖死亡。我抄下的句子,未必都是喜欢的,也未必都是认同的,但都是对心灵有所触动的。本来的打算是,写一篇长长的回忆文字,这些素材可以作为补充。可是,实在是不想动笔。或者干脆承认吧,我写不出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有这样的文字,只能证明,我没有忘记。如此而已。【分享】向死而生(1)——时代变迁中的死与生【分享】向死而生(2)——我们时代的死亡见证【分享】向死而生(3)——死亡自由【分享】向死而生(4)——垂死者和死者之需“向死而生”,不是中国的成语,而是《新约全书·罗马书》中的表达方式,所谓“向罪而死”、“向神而活”。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叙述中,说过“向死而在”的话。译者为保持洋典故译述的一致性,把标题相应地译为“向死而生”。【引言】死亡,是向一切熟悉事物的告别,同时给后死的亲属带去一个咄咄逼人的信息。经验证明,我们平生实现的一切,不论是业绩,还是我们本身,都是持续交换过程的结果。人,虽然作为个体总归要走向垂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生命死后留下了力的痕迹,而且对后代的生命会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从死亡来看,人生结构是消逝性的。如果死包含最终脱离生命中为我们所熟知的一切,那么下一个问题便会油然而生:这种现象对人生意味着什么?人寿无定——死亡多去了人的自由。有一种幻想以为,人会支配自己的生命和寿命。这种想法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人是以专横的态度来看问题的。凡是选择所谓自由死亡(自杀)的人,虽然他试图否认生命的无定(因为他自行决定了自生的终点),但却没有看出,正因为他自己的自杀决心而最终丧失了自我支配。与错误的自由前景相关,还有一种对生命的灾难性误解,即认为人生乃是私人的至上财富,生命仅仅隶属于某个对其负责的个人。但是,生命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成其为实际生命这一点却为人们所忽视,尽管在自然界生命只有靠与别种生物互相交换才能维持。用绝对化的个体主义去理解人的自由是不行的,尽管对人生个人心态来说自由是个关键。凡是不愿意重视人的有限自由的人;凡是错误地认为有绝对自由的人或把自由理解为恣意胡为而不顾及他人自由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就某种意义而言,生命就是人的地狱——萨特就曾这样说。死亡一直呆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若从生命意志看问题,是无法悟出真谛的,因为死亡同生命的真谛是矛盾的。【时代变迁中的死与生】垂死乃是人生的核心机密,它历来传播着敬畏之情,也时时激起恐惧之感。自然死亡,即有医生照料、身体健康且年事已高状况下的死亡概念,是颇为晚近的理想。死者之舞。公元4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开始向传统的异教习俗宣战,禁止赤身露体的人群手挥宝剑聚集墓地坟头狂舞。当时,死亡乃是新生的契机。有幸同死者在墓地坟头共舞,成了肯定有生快乐的良机。不过,14世纪末,这类舞蹈的含义似乎有了变化:它们不再是生者与死者的邂逅,相反,成了冥想的内省体验。在16世纪,大多数人已不认为死亡是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相反,生命的终结倒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17世纪,由于对灵魂和精灵尚存有一种荒诞不经的兴趣,因而加剧了对某种文化的恐惧,这与其说是害怕上帝的末日审判,不如说是由于怕死。大众医学的有所发展,帮助人们作为个人以尊严的态度迎接自己的死亡。不信教的人积累了新的经验,因为他们要了解疾病是否是要命的,还是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死亡降临时,人们试着学会最后的舞步。在15世纪和16世纪,医书为医生规定的救治义务无非是这么两条:要么,除灾灭病;要么,令其死得痛苦轻松。医学的良苦用心,横遭宿命论的非难,他们相信:“自然知道自身轨迹的界限。人的死亡不外是这个人日常劳作的终止,呼吸的不存,自我康复之力的消散,自然理性之光的熄灭,人体三大要素(肉体、灵魂、精神)的分崩离析。死亡是向母体的回归。”健康,是期待适时而死的特权。临床死亡——死亡医务化进程。死亡由上帝的召唤一变而为“自然事件”,尔后变为“自然之力”,又一跃成为“不依时而定”的事件。这样一来,死亡就成了专门性的、由医生认定的疾病造成的结果。20世纪,在训练有素的临床医师精心照料下的死亡终于成了公民的权利。20世纪初,要求自然死亡的权利,被说成是以平均主义的方式来消费医疗服务,不认为它乃是从繁重的功业劳动的解放;或者,不认为它是自我照顾中的新的自由和全权。关于死亡的概念,是与工业伦理道德相应的。今天,反死亡斗争已经获得社会保险的保护,责任者就是社会。工业高度发展社会的医疗化死亡,的确有别于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中的死亡。人们对临床死亡的期待,迫使富人掏出无数的保险资金并诱使穷人去享受一种镀金式的死亡。就像工业社会气他大型仪式一样,医疗在实践中也接受了某种比赛的形式。医生的首要职能是充当裁判。他是社会群体的代理人、代表,其责任就是要每个人都去恪守比赛规则。这些规则当然不允许有人退出比赛,自行走向死亡而不替裁判考虑考虑。死,只有当它还是按照医务工作者的预言而自行实现时,才是可以允许的。从前,已被社会判处死刑的犯人,在死囚牢里受到防范死亡的最佳待遇。如果这个犯人在班房里解下裤腰带自缢,那么社会就会产生危机之感。如果这个犯人在法定行刑时刻以前送命,国家的权威就会自感受到损害。今天,则是处在病危阶段的患者会受到最佳的防范,以免自行决定他死前的环境。以医疗体系为代表的社会,有权决定病人在什么时间、遭受何种屈辱和手术致残以后才可以死。社会的医疗化,结束了自然死亡时代。技术死亡为战胜自然死亡立了一功;机械化死亡则战胜并取消了一切别的死亡。(以上摘自:伊凡·伊利希《时代变迁中的死亡》,载于《现代的死亡·新科学文库第91册哲学》安东-安因出版社(联邦德国黑森州科尼斯施坦)1979年版,编者:汉斯·埃伯林)【我们时代的死亡见证】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德国犹太裔作家,布拉格人。人们大都误解了心身医学奠基人威茨泽克,人们认为他捍卫了心因学,也就是说,他主张精神原因可以导致肉体生病。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肉体患病是一种精神性冲突造成的,这样一来,他就道破了一种同一性观点。弗洛伊德早就注意到,某种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可能在肉体的病患,而他同时也指出某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有“奇怪的免疫力”,即对某些传染病和疾病具有免疫力。但是,这种免疫性会因精神状况的改善而消失。病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某种疾患的致病过程。但是,正如威茨泽克所说,患者随即把自我地位换成了他位。这也就是说,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只承认自己的身体有病。卡夫卡认为,疾病乃是与体内无法摆脱的冲突相关的某物。他在不同的信中强调:“我的神经有病;肺病只不过是精神病的衍射……”“这个诊断书说,肉体疾患无非是精神疾患的衍射;如果人们想使精神疾患复原,当然头脑便会从中作梗……”“结核病的居所并不在肺……世上只有一种疾病,没有更多的”病是一种信仰的事实。连生病都会成为避难所或流亡地,以防落入无底深渊。这个畅快的深渊,就是人的不安全感。在卡夫卡之前,有一个人和他一样看到这样的深渊,他一步跃进宗教,就把自己救了——这个人就是克尔凯郭尔。他从不讳言,信仰无非是怀着会被上帝所收容的信赖而向深渊的一纵罢了。而卡夫卡正好没有这种信赖之感。(以上摘自:伊达·凯尔马克《我不抱怨:一位创造性的人与疾病邂逅的自述》,维也纳阿马尔塔出版社1972年版)弗洛伊德(1865-1939),精神分析学奠基人。1901年,弗洛伊德给幸运下了这样的定义:如果命运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威胁都和盘托出,那你才能谈到幸运。弗洛伊德67岁那年确诊为口腔癌。1931年,也就是确诊后的第8个年头,病情急转直下。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生命对我来说仍然是瞬间恩赐的食粮”。1939年9月21日,他抓住医生的手说:“亲爱的舒尔!您也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交谈。您当时向我许诺不丢弃我,即使情况就像现在这样糟。现在,只剩下了煎熬折磨,再无人生意义可言了。”医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给弗洛伊德注射了一剂吗啡,疾病沉睡,弗洛伊德也长眠不醒了。9月23日清晨3时,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人的发明:宗教是以孩子同双亲的关系为天真的榜样的模拟产物,因孩子的特点在于不能自理,谁也不会到孩子那里寻求帮助。他在1932年的致信中说:如果说宗教就是“神圣的疯狂”,如果说宗教要以内在的希望世界来征服外在的表象世界的企图是傲慢的幻想;那么他只有在叛离毕生为止奋斗的原则、背离健康时日所尊奉的思想时才会皈依宗教。他无意遁入那个提出生命真谛的宗教-哲学的过渡世界,他只是把这一世界视为美丽的假象,看作是现实的异己。1937年他说:“在人们探询生命真谛和价值的瞬间,人们反而变得变态,因为在客观上来说,既无真谛也无价值可言。”生命的真谛就在于,继续他以往从事的研究及其他有益的工作,同时忍受疾病一类无法改变的外部事件。千真万确,就是疾病本身也属于生命的意义,疾病等于他生命之半——危难、黑暗、损坏。在他等待切除下颏伤口的一块骨头时,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就像一头饿疯的狗,在等待已答应给我的那块骨头——只不过是我自己身上的一块。”医生劝他大量服用镇定剂,他的答复十分干脆:“我宁可在痛苦中思索,也不愿在朦胧中胡思乱想。”弗洛伊德死了,就像他曾经生活过一样。他之所以断定人生已无意义,是因为这时疾病已经剥夺了他从事研究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的力量。他自由自在地死了,也就是说,他亲手打开了死亡之门。(以上摘自:约翰内斯·克雷梅里乌斯《弗洛伊德》,载于:汉斯·尤尔根·舒尔茨主编的《最后的日子:死亡史2000年》1983年斯图加特·克洛伊茨出版社版)莱茵霍尔德·施耐德“病是世界的譬喻,因为人人都在死亡中行进。”——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医师、炼金家,别号“大炮”。肉体苦痛是生命伊始就有的沉重负担,同精神负担相同。病,就是命运的一种形式,同样生而有之,属于肉体结构、生理结构的一大要素。他终生都把自杀当成生而有之的诱惑,一个不可解的难题。但后来,当他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时,则视自杀为可怕的犯罪,是对亲在之主的煽动性否定。“大炮”认为,只有与上帝意志达成谅解时才会药到病除。因为,能够妙手回春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上帝;病,这就是上帝的召唤。医道所存,存乎于心;医生和药物皆为上帝慈航之心的中介。凡是抗拒上帝法则和按自己的意志决定预言上帝亲自安排的死亡者,事后一定会说这样做是罪过,因为它使宽恕信仰化为泡影。这不仅抗拒了上帝的法则,也抗拒了本来应负的那一份世界苦难。凡是以自杀方式同世界告别的人,绝不会再以完整的面目坐到桌边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是有病的,不然,上帝就不会到我们这来。”1957年冬,施耐德深知死亡迫近:“我起身日渐艰难。我并不厌世,可生命已走到尽头,我提不出任何要求。我的入场券早已用过头了。我感到于心不忍,因为我还没有付钱。大家无须卸妆,而我要下场休息。”(以上摘自:伊达·凯尔马克《我不抱怨:一位创造性的人与疾病邂逅的自述》,维也纳阿马尔塔出版社1972年版)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随笔作家、记者。我心目中的宇宙奥秘:怀有上帝之念,但没有人的不死性。对尚未克服死亡恐惧感的人,是无自由可言的。但不是用自杀的手段来克服死亡恐惧;要克服死亡恐惧,不可放弃自身。自由只有一种:与死亡携手共赴纯净之境,于是一切都不成其问题。我无法强迫谁信仰上帝。信仰上帝,就意味着接受死亡;一旦你接纳了死亡,上帝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不是相反。如果真有灵魂,那么认为它是被创造后才赋予我们的见解则是错误的。灵魂在这里创造着自己,与生命相始终。生命无非是漫长而苦不堪言的分娩过程。如果灵魂准备拿我们和痛苦进行创造,则死亡就要降临。(以上摘自:《加缪日记(1942-1951·3)》1967年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版)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我们说,凡是诞生的东西,也必然会死。生物学认识,并不以此说为然,因为它想要知道“为什么?”想要能论证这种必然性的生命过程。人们想到了放慢寿命脚步的问题,深圳想到,用控制可知死因的生命过程的方法来任意延长寿命。尽管人工延寿之法一再花样翻新,却根本避免不了死亡的发生,死是无可怀疑的。我们有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对作为虚无的死的恐惧与以死为终的垂死的恐惧,却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对垂死的恐惧,也就是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害怕垂死与害怕死亡截然不同,如果认为死亡即是继生命消失而来的现象的话。任何医学治疗都不能解脱对死亡的恐惧,要想解脱就只能依靠哲学。凭借继续在他人记忆中存在;凭借在家族中的永生;凭借青史留名的业绩;凭借彪炳历代的光荣——凭借这些都会令人有慰藉之感,但都是徒劳的。因为,不仅我之在、他人之在会有终结之日,就是人类以及人类所创造、所实现的一切皆有尽时。(以上摘自:《哲学思维小学派》,载于《皮佩尔丛书》第54卷1965年慕尼黑皮佩尔出版社)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人,就是当他无所作为之时也还存在之物。他在“家庭遗嘱”中说:“关于我的死,你们可以用‘生得可怜,死得可怜’相称,可把这句话作为宽恕我的理由。”克尔凯郭尔:“静谧,这是我们心中仅存的一丝基督教义。”(以上摘自:拉迪斯劳斯·鲍罗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次垂死的见证》载于1963年6月15日苏黎世《向导》杂志第27卷第11号)罗曼诺·瓜尔蒂尼死亡的基督教义。凡是垂死的人,都要亲历原罪的最后结局。其所以有死亡出现,就是要替人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死亡手执真理,负责审判,但并非使用简单的粗暴的手段,而是用上帝之爱来拯救。这样一来,死亡就不单纯是黑暗而可怕的定罪了;相反,死亡要求人也参与变革,上帝的慷慨宽容使死亡成为新生的开端。随着死亡而来的新生,并不是尘世生命向彼岸领域的延长;也不单是原始生命意志的完成。因而,死也许只是由一种生命形式向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突破;死就是借助内在的、规定性根本法则而产生的改变,犹如蛹之化蝶。在信仰与新生的奥秘中,我们就进入了基督的生命,死亡与复活并肩同行。垂死,就是大灾难和大破坏,大孤独和大痛苦,这就是基督垂死的内涵。单是,这也就是死那个整体朝向我们的一面。其另一面就叫复活。(以上摘自:罗曼诺·瓜尔蒂尼《四件大事》)【死亡自由】我们对垂死,尤其是垂死的最后一刻,是不能支配的。而所谓自杀的拥护者们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一种自由概念可以为据,而这种自由在有生之年是实现不了的。志愿退出生命·一份“死屋”文书身为人却要结束自己有意的生命,这是一颗孤寂的心所为。“死屋”的全体员工一致认为,您幸而能够且有权自行确定死亡的时辰。也许您会考虑到别人在您死亡时的想法,想到有人会为此难过你就感到害怕,是吗?“死屋”的顾问可以提供这项帮助,写上一封安慰信来冲淡这种感觉。如果您感到没有能力对您负有的义务作出通盘的考虑——必须偿还的债务、没有脱手的买卖、要了结的事务,那么“死屋”的顾问会帮助您理顺先后顺序,使您感到放心。您感到自身毫无价值吗?如果您宁愿有一种自己价值之感,“死屋”的顾问也会对您提供帮助,使您在弥留之际仍有其意义。“死屋”的顾问十分尊重您亲自确定的生命内容和长短。您了解自杀是件严肃的事情。您相信,垂死中寓有善、尊、和、美,培养这些品格是为了帮助人们去经历这样的时刻。确定您自身死亡的时刻,这是您的权利。我们的责任仅在于为您制定负责的计划一事提供帮助。对您之死震动最大的是些什么人呢?您对谁最感兴趣?谁对您最感兴趣?您最欣赏谁?您最讨厌的又是谁?您有变更与这些看来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关系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愿意帮助您为他们准备一份相应的通知。您有什么要留下来的遗产吗?……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对您提供帮助。在财产分配上,您至少拥有四种可能。第一,立下字据;第二,索性把占有物留下;第三,您也可以把占有物馈赠给“死屋”(???);第四,您可以把上述三种抉择彼此结合。您要对再循环的最后时刻提出设想。您愿意在这样的时刻让某个或多个人士呆在贵处吗?是谁?理由是什么?您是否为了科学的目的而把肉体转让给研究机构,是否决定用于器官移植,或者按原样入土安葬,或火化,或者甘愿化为粪土?我们可以为您的遗体举行一切合法的、通行的安葬仪式,以您本人或关心您的人都认可的方式。您是否有美化您的最后时刻的宗教考虑?您愿意向“死屋”提出什么要求吗?您愿意为您立下“死屋”卷宗提供协助并在死前加以审阅吗?您还有什么附加条款吗?您打算对您的部分卷宗规定一定时期(不得超过50年)的保密限制吗?请您想好关于料理后事的各种办法。您还愿意向其他自由死亡候选人提供某些建议吗?对政府呢?对“死屋”呢?(以上摘自:约·罗曼《志愿退出生命·一份“死屋”文书》1979年慕尼黑儿童出版社版)自由之路自由即是解脱。岸,是没有的。但是,自杀即自由死亡是有的,它会剔除我们,把我们从已成重负的存在中救赎出来,从整日担惊受怕的存在中解脱出来。“生命的历史,不管怎么说都是失败的历史。”——萨特。“改变命运唯有死亡。”——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小说家。“睡眠好,死亡更好——诚然如此,最好是不要出生。”——海涅。但是,既然继对存在和实存重力的摆脱而来的自由不可亲历,那么自杀行为就成了荒谬,虽然自杀的实现并不朦胧,但只不过是向企求目的的张望。自杀是十足的、极端的否定,其本身无任何可肯定而言,所以,一切辩证法或先进的逻辑学都会在这个否定面前撞得头破血流,而自杀其实本无意义可寻。我在呼吸间歇的瞬间进入生命逻辑中投宿并试图避开逻辑的种种矛盾,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要完全臣服于逻辑的法则。再回家去,回到逻辑之中。它是唯一不用逻辑预言、不托用引喻技巧来表达的逻辑。现在,我再来谈谈我称之为“中学毕业生状态”的现象。一个因感到教材太难、无法应付而弃学的学生,肯定知道不及格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摆脱了因想起考试而出现的不可忍受的压力……这同下定死亡决心的情形十分雷同。只有极少数人在极端沮丧而抑郁时才会有厌世和求死之感,对其他的多数人来说,虽然说话刻薄却并不抱怨对在和实存的依附,正如生物学规定的那样,这种依附同样是虚幻的。可经验的、可亲历的意志自由是有度的,这个度不时扩大或限制自由的行动的经历。萨特举犯人为例:犯人是不自由的,但他在选择越狱的意图方面则是自由的。自杀是否真的就是自由的自杀,在何种程度上才是自由的自杀?这个使我们大伤脑筋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处于“前自杀”心态的人仅是极少数,这种心态不受压倒多数的左右。指责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早已有之,他们说这种心态就是有力的证据,证明自杀就是非自由,因此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要问,如此的责难是否是因逻辑错误引起的。这里的前提是,不管好坏,只要能活下去就是权利。我并不想把多数的态度举荐为绝对的、压倒一切的价值,这样一来,前提以及伪称的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萨特说:“其实,我们就是会选择的自由;可我们不选择自由存在。”谁都不能比自杀者更强烈地经历地自由的诅咒。因为,自杀时每个人都在自由中、同自由一起踏入每个自由的终结,这样一种终结:它因其不可逆性而不再是人们可以设计得能以逃出的强制。自杀虽然是使人获得喘息的通往自由天地之路,但却不是这种天地的本身。生命在总体上不断消磨,这就是总体的荒谬。是历史让荒谬获得了意义,因为人们硬要为释意煞费苦心,要是当初就认识了荒诞,又何苦去干这种傻事呢。萨特说:“死亡乃是偶然事件。”死亡是千真万确的。自杀,这种特殊事件又当何论呢?我认为自杀是从别人手中拯救自身。自杀作为自由之死据我所经历的空间来看并非偶然,它与人们习惯上的“自然死亡”并无矛盾。自杀就是规划,一方面是自由的规划;另一方面,既然用自杀之法不会臻于自由天地,那么就终结效应而言就又成了偶然事件,并从而构成根本性的大颠倒,就像与真实相反的自身生命的骗局一样。自杀把我引渡给他人,因为他人现在可以按照或褒或贬的一己之见来评价我已逝去的生命。不过,这已超出我的本身,并使我用以自欺的东西化为乌有——同我一起。自杀是荒诞的,但并不愚蠢,因为它以自己的荒诞不再加剧生命的荒诞,相反却减少了生命的荒诞。我有时认为,自杀要比一般认为的航行通道——通向绝对的通道少几分荒诞。换句话说就是由虚无向虚无的通道。一个人说他死后将去上帝身边。如果要问上帝存在的标志是什么,他拒绝说出,就像一个有罪之人要当着传讯他的法官的面行使自己的权利,凡是对人对事不利的话一概不谈。上帝这个概念是看不见的,因而是空洞无物的,同绝对之物毫无二致。 有关自杀的思索就如同一个指环。但是,这个结果也同死亡一样,根本无法亲历。能亲历的只是生命、垂死以及选择自杀时的荒诞的自由陶醉。(以上摘自:让·阿梅里《自杀·论自杀》1983年斯图加特克莱特-考塔出版社版)【垂死者和死者之需】垂死者需要真正的、不勉强的同情心,能在可怕的孤寂中有所慰藉。如果有个使人有安慰之感的身影呆在身边,往往就足够了。服务于病人的医学的进步,也往往造成人与人同情之心的障碍。治疗仪器的使用,阻隔了患者与医生、护理之间的人情味,从而使垂死者有孤独茫然之感。同时,他也会产生被亲友抛弃之感,因为卫生规定限制了家属进入急救病房。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无数的垂死者死于孤寂。(一)垂死者的需要1.病人亟需医院的氛围始终是与人为敌的,而且应该被认为是敌视人性的。一幢房屋的气氛首先不是建筑师的功劳,而是由住在其内的人创造的,是每个人创造的,他可以是每幢建筑、科室、病房的负责人。如果说众多病人除了在医院等死别无出路,那么起码应该本着人道、合乎人的尊严的方式行事。2.要同病人交谈病人查房时可能会同医疗小组谈论病人,但与病人本身却很少谈话,因而病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病况。有时也会把主要诊断结果告诉患者,但却不能使他们的灵魂感到慰藉。3.性命攸关,不可隐瞒人的尊严和自决权要求向病人说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也许他在有生之年还有些事情要料理,否则就会造成终身遗憾,也许他还想利用弥留时刻弄清实情。如果我们一直对他们隐瞒实情,用乐观主义的谎话欺骗到最后一刻,这是很不足取的,这是剥夺病人的权利,而患者也会有所觉察。只要这个人的精神还能支持,他人就不应隐瞒实情。由于病人有权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所以医生有责任如实相告。4.没有通例凡是经验丰富的医生都知道,垂死者不大能客观地评价自身的情况。也不太能正确地理解对病情的详细说明,或者听过就忘。所有认为有责任作出说明的想法都是从健康者角度出发的,而身体健康的人很难或根本不可能真正为垂死者着想。绝对通用的规则是没有的。5.要留下一线希望病人无意识地忘却是经常遇到的,也会忘却对病情的了解,回避谈论自己的病况。这种现象也许是有益的,因为对不少人来说,不留一线希望就难于忍受生命,即便是不长的一段。6.不能安然而死的担心现代医学侧重治病而不太关心病人的实际利益,这样就会不必要地延长痛苦,致使病人不能合乎尊严地死去。医院的运行机制是没有人情味的,与垂死者交往的职业形式就是例行公事。人们不得不坦率承认,指责绝大部分是有根有据的。7.医生心中的问题面对一个濒临死亡的重病患者,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对医生来讲,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在同消息比较灵通的病人交谈时就把下一步治疗的问题讲清楚。医生应该为特定的病人争取好的有人情味的待遇。也就是说,我们不强行人为地延长必然终止的生命之钟,以期阻碍合乎尊严的死亡,哪怕是几天、几小时。如果垂死者还有亲属或朋友,那么一所好的医院应为他们创造时时都能前去探视的条件。有个大医院中的外科主任说,他用了几年的时间来统计垂死者亲戚来院探视的人次。结果只占有关亲属的15%。非人性表现绝不仅局限于医院这样的机构之内,决不仅局限于医务工作者身上。8.不可陷入无望究竟什么是合乎人的尊严的死亡呢?施波肯说的好。他认为,明确指出什么是缺乏人的尊严、也就是从反面给人的尊严下一个定义,这要比具体说明这种尊严的真谛简单得多。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如果人们允许别人保持自己的个性并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死,那也就是维护了别人的尊严。医院中的例行公事会以各种形式伤害人的尊严。更有甚者:虽然大家都深信他们的确是尽职尽责的,可病人仍有受到侮辱的感觉。人的尊严就在于,人是个独立的主体,决不可把他贬抑为客体。只要人还是他自身的载体,人就是独立的主体。也就是说,人自我意识地、自我支配地拥有自身,人是自身特性的独立拥有者,是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代表。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人性方面都不可使人陷入无希望的境地,尤其在病人感到无望且医生也无法寄予希望时更要如此。因此,无望境地其实并不在于无希望性,倒是在于病人遭到弃置、被宣布为医治无效。不因技术方面的消极而导致人性方面的消极,少一些技术性,就会增加些人性。9.陪伴病人是态度问题西德第六届精神疗法研讨会上有人指出,60%的人死于医院。人们要求把死亡纳入日常生活和引入家庭,把它当成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病人有权在自感宾至如归的处所度过垂死。然而,一般没有哪个家庭愿意引入死亡,多数人宁愿死在医院。陪床,这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以上摘自:马尔克斯·冯·卢特罗蒂《死在医院》,选自保罗·施波肯《垂死者之需》)10.同走一路,彼此留有时间谈论疾病、痛苦和死亡也意味着倾诉衷肠。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想法、忧虑和自信都会在对他人的言谈中流露出来。11.信任毁于“出于善心的谎言”正是那些不知实情蒙在鼓里的病人,事后会对住院医生大加指责。对一切人来说,有关未来的真理意味着彼此存在,即可以在意识到同归一途的情况下促膝恳谈。我们大家也十分清楚,第一次“仁慈谎言”就使有必要去编造非真实的假话。于是,一切信任关系就被葬送了。在痛苦的最后阶段信任是不可少的,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信任早已不复存在。12.宗教事物应开诚布公13.死乃是对生命的救赎而非灾难14.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半数以上的公民死于医院,因为医院能够昼夜24小时提供服务。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现如今死在家里还有什么意义吗?我不可能用“是”或“否”来回答,但我要致力于让愿意死在家里的垂死者如愿以偿。15.垂死者家中之需16.对家庭成员的过高要求17.我们自身之需(以上摘自:温弗里特·派特根《死在家里》,摘于保罗·施波肯《垂死者之需要》1982年弗赖堡海德尔出版社版)【照料垂死者】我们正常的肉体组织的功能,已得到科学的证实:空气,是最重要的一点。只要人活着,他就渴望空气和自由,垂死者也不例外。水,我们生命的始末都有“口渴”之感。温度,很重要,勿使病房过暖,也不要让病人着凉。语言。谁也不知道失去知觉的人听觉如何。因此,直至垂死者的最后一息,我们都要如此行事,要以他尚有听觉相待。不要在垂死者周围窃窃私语,而要凑近说些关于爱、感激、安慰、希望、信仰以及同情之类的善言,这样可使垂死者感到人间的温暖。病人通常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明自己的希望。濒临死亡的人常说,他们感觉好多了,又有希望了。有人看望重病患者,病人在他们面前“表现得信心十足”。垂死者的希望既非空想,也非病态的快感,即所谓回光返照,而是以此表示自己决不会变成虚无,因为重病患者亦即垂死者就已是临界状态。如果有人以为,对那个向他询问自己是否不就就要死去的人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告知他所谓“惨酷的真理”,要么骗他,说他说的不对。真理,也即语言,并不是点,而是个区间。(以上摘自:格奥尔格·福尔克《帮助垂死者》,载于《今天的基督徒》第45期1975年弗赖堡海德尔出版社版)《向死而生》【德】弗兰茨·贝克勒等编著,张念东、裘挹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     哲人小传大串烧。
  •     初中在租书店看到的,夹杂在一片武侠和言情之中。大概是摊主收旧书的时候一并收来的。 租着看了几次,老太太索性做了顺水人情送给我了。唔,那时候每天看四五本书的我是她的大客户来着。 版本一般,内容反而是那个时候我很介意的话题,只是德国人处理材料的方式太闷气,零零碎碎的拼起来,让人不耐烦。 有几章写的不错。 到手后又不知去向何方了,如果没有在老娘的扫荡下被扔掉的话,应该还在那边家里。
  •     差评 这本书做得不怎么样
  •     并未有特别启示
  •     非常后悔买了。。。装帧太差了,翻译太差了,看不懂也看不下去。。and作为一本摘抄笔记,编排好混乱。。
  •     大一时买的第一批书。引导我追随那几个名字。
  •     一本德国小册子
  •     呃,08年看过的书,当时看来还是挺有冲击力,是本好书值得看。。死作为永远的哲学命题
  •     “向死而生”,不是中国的成语,而是《新约全书》中的表达方式,所谓“向罪而死”“向神而活”,后来海德格尔用“向死而生”来描述他的哲学思想。 死亡的不可回避确定无疑,然而何时、何地、何种方式却无法预知。这种同时具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矛盾是如此黑暗而可怕,令人沉默进而压抑。生命是自由的吗?如果如此,那么人可以任性地支配自己的生命和寿命,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生命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成其为实际生命这一点,于是人作出抉择和活动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欧仁尼.尤内斯库说:有这样的黄金时代——童年,无知的岁月。一旦知道人是会死的,童年就算逝去了。童年动荡不宁,童年会忘记恩惠。而没有恩惠,无以为生。 不过,情况也许会是这样:没有恩惠,于是必有忘怀而无负担,也可为生。
  •     三联的书一向很让人信任的,而且哲言集这三个字开头的原先读过一本也很不错
  •     翻译很烂
  •     虽然是个散文集子,但是,更多的是震撼。。我感觉我们指教过如何学习文字,没有学过如何生,更不要谈死了
  •     喜欢小册子
  •     没看完。。
  •     前半部分比较好
  •     如题。
  •     名人对死的恐惧无异于平凡人,只是让自己体面的面对死神的邀请,以免失措的惶恐,与其说是对终极痛苦且是终极解脱的害怕,不如说是对现世的依恋不舍和悔恨交织,死亡真是个多义而又深奥的词。它是在何时被发现:当所有的出路都是死路,它却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呢?
  •     我怎么能知道死亡,我未经历过死亡,我只能以生体验他们所说的死亡,他们说的又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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