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9-20
ISBN:9787535461162
作者:余秋雨
页数:288页
作者简介
《何谓文化》一书为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新著，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版。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厚重的的文化读本，从理论，生命，文明，古典四个方面，全面诠释文化究竟是什么。
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先生首次对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辨源，逐一解答了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重要问题。在生命层面上展开回忆，回忆了与巴金、谢晋、黄佐临、周恩来、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等文化巨匠的交往经历，回忆文革往事，从这些大家身上找寻文化的奥秘。值得注意的是，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
除此之外，余秋雨又结合了自己对多处文化遗址的考察，从古典中提炼文化涵养，谈古论今。跨时空与地域的双重视角，使本书既有理论上的厚度深度，又不乏感人的故事与动情的文笔。堪称20多年来余秋雨先生关于文化思索的最诚恳、最隆重、最重要的著述。
书籍目录
学理的回答
何谓文化
003
利玛窦说
032
世界报告
039
身上的文化
051
向市长建言
067
生命的回答
谢家门孔
089
Let them say
106
巴金百年
129
四十年前
156
寻石之路
170
欠君三拜
187
仰望云门
204
大地的回答
炎帝之碑
219
法门寺碑
221
采石矶碑
223
钟山之碑
225
大圣塔碑
227
金钟楼碑
229
秦长城博物馆
230
云冈石窟
232
都江堰
234
昆仑第一城
236
谢晋墓碑
238
古典的回答
《心经》今译
241
《离骚》今译
245
《逍遥游》今译
256
《赤壁赋》今译
265
编辑推荐
《文化苦旅》出版20年之后，余秋雨最振聋发聩的思想表达《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又一部重量级作品。何谓文化？文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听余秋雨最诚恳、最隆重的回答！所有篇章均为首次公开出版，中国人不可不读的文化自省录《何谓文化》中最饱含深情的文字，是余秋雨先生回忆七位文化巨匠的七篇文章，此乃余秋雨一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均为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字字饱含敬意。首度披露文革往事，回应媒体诸多质疑“余秋雨到底是不是石一歌？”“诈捐门真相到底是什么？”在中国文化圈，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余秋雨这么“饱受争议”的作家了。而在本书中，余秋雨将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诽谤与争议。
前言
文化究竟是什么？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摆弄文化，但很多人心中都搁着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没人回答。 翻翻词典凑个定义是容易的，但很多定义，说了等于没说。 中国突然渴求文化了，在还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渴求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契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必须百倍重视。 渴求是因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天下很多渴求，都是以提问的方式来表达的。 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个部分： 一、学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请容我分别加以说明。 学理的回答 这主要是我在海内外的一些演讲。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听讲者除了广大师生外，还有同时获颁荣誉博士称号的那些第一流科学家。因为是向科学家论述文化，因此力求讲得严密、干净、周致。 第二篇，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本性。演讲时，与外国学者有比较尖锐的辩论。 第三篇，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对话。那一天，联合国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我向到场的各国学者，对这份世界报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他两篇漫谈式的文章，可能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一篇是说个人身上的文化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说市长们应该如何来建设城市文化。 这些演讲和文章加在一起，从学理上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何谓文化”的问题。但是，说是学理，却并不艰深。艰深大多是为了掩盖鲜活的真相，我没有权利掩盖，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 这是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 谢晋的弱智儿子，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着，等待爸爸回来，结果连眉毛都磨光了。最后我们知道，谢家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在封闭的大门上寻找一个亮点，投出一份企盼。谢晋就像他儿子，在门孔上不离不弃。 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终于，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几十年后，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 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满的回答。前半生做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辈子做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都那么朴素，却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脉络。 我在回忆自己与这些文化前辈的过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认识的政治人物，这在我历来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他在四十年前领导的文化重建，对于挽救陷于民粹主义荼毒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寻石之路》两篇文章来叙述。我后来为什么能在诸多风浪中坚持文化？也顺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写了一位我不认识，却在我每次受到诬陷时都站出来维护我，而当我准备郑重感谢时却溘然离世的大学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说，他像一头远行的骆驼，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寒风中的另一头骆驼，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当然，这是文化的悲壮。 以上几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后一篇《仰望云门》则写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文化的。 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每次重读都会一次次半途掩卷，让心情恢复平静。本该单独出一本精致小书，但仔细一想，还是让它们挤在这里共襄解读文化的盛举吧。生命不是概念，但最深的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况，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大地的回答 文化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却又容易随风飘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坚实的印记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处的文化遗址。 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出过多大的场面？只有遗迹可以见证。但是，这些遗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肃穆的庙，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阐释、被说明，于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护和修复古迹的过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础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国社会素重官场，却把书写碑文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并无官职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文化传承。 有些“历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辞再三，却还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并不好写。倒不是因为要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公众文本”。“公众文本”必须适合当代普通人阅读，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学，不能逞才，否则就侵害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因此我写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收集当地意见，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笔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侧向于白话文。 碑文的书法也是我自己写的，这倒是古代的传统了。对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种“双手合拢”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笔墨。朝拜的对象，正是山川间的巍巍胜迹。这是我平生所写最大体量的文章和书法，感谢那么多优秀的工匠，叮叮当当地把我们这一代的虔诚刻凿到了花岗岩和汉白玉上。 在我所书写的大碑中，选了以下几份碑文收入本书：立于湖南的《炎帝之碑》，立于陕西的《法门寺碑》，立于安徽的《采石矶碑》，立于江苏的《钟山之碑》和《大圣塔碑》，立于上海的《金钟楼碑》。 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本书选了《秦长城》、《云冈石窟》、《都江堰》、《昆仑第一城》、《净月潭》这五幅的说明词。 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讨论什么是文化了。这个景象，让我神往。 在那么多大碑、公碑之后，我又悄悄加了一个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导演谢晋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回答。古典的回答 为了尽善尽美，我还请出了古人。 我选了几个有关精神文化的经典文本，把它们翻译成了当代散文。 我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述。因此，这种翻译，不是拉线搭桥，而是凿通隧道，其难无比。 大家从四篇今译中可以看到，佛陀、庄子、屈原、苏轼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他们都不是文化的诠释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我看来，唯有创造，才能说明世界，说明文化。 至此，我觉得，对文化的回答已经相当完整。 我在翻译的时候，又用行书抄写了这几篇经典的原文，已收入我几部书法集。因此，也就顺便在本书的每篇今译之后附印了一点点我的书写片断。前面的碑文书法，我也选了一些片断放在书里，也许会让整本书显得更加灵动、丰富一些。 如此这般，均祈教正。
内容概要
余秋雨
1946年生，浙江余姚（现为慈溪）人。在家乡度过童年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撰写过大量艺术史论和文化史论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巨大。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20年前辞职后开始全面考察中华文明，然后又亲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遗址，以及欧洲96座城市。由于考察过程中要贴地穿越当今世界最恐怖的地区，又被电视追踪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极大关注。在考察过程中写出一系列书籍，开创“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获得两岸三地诸多文学大奖，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籍畅销排行榜最前列。
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余秋雨已被公认为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为中国当代最畅销最长销的经典作家。台湾评论家把“余秋雨现象”定位为“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的罕见范例”。香港评论家认为他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农村扩大到整个社会，道理一样。文化，让人知道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因此不会再囿于鼻尖、作茧自缚。 我们经常会闹的一个误会，是把“专业”当作了。“文化”。其实，“专业”以狭小立身，“文化”以广阔为业，“专业”以界线自守，“文化”以交融为本，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行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嘲笑别人的声音：“听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没有文化！” 我不赞成这种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块还以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罢了，还要强制性地去黏别人，恰恰是丢失了文化的浩荡魂魄。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文物收藏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结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观赏，便轻易过手，多不沉溺。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当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为那些文物吃尽了苦头。我们平日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轻信，因为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当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记忆，因此也有一些通达之士涉足其间，例如我的朋友曹兴诚先生、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与他们聊天，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他们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鹰隼偶尔留下的爪印，而鹰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飞翔。 在诸多黏着中，黏着于专业、古琴和文物还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标，寻衅滋事，长黏不放。这已经成了最常见的文化风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对这种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计成本地脱离黏着，哪怕是肌肤受伤，名誉蒙尘，也要脱离。 摆脱黏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还是负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这一点我要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关于破除一切执著而涅槃的教言，帮助人们在文化的天域中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对此，请允许我讲几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经验，不黏着于官位是容易的，不黏着于他人的诽谤也不难。但是，当大家发现我还在进一步摆脱黏着，亲手把自己创建的文化专业搁置，把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放弃，就不能不惊诧了。 我记得，当时连一些非常抬举我的文化长辈也深感奇怪。本来，由于国内一批著名文史权威的强力推荐，我连副教授都没有做过一天，破格升任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但他们很快发现，我转眼就不再黏着于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独自一人开始了废墟考察，而且范围漫无边际，完全不可归类。连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间傩仪都成了我实地研究的对象，他们对我产生了陌生感。而我，则因摆脱了一种高雅的黏着而无比兴奋。 现在，海内外的读者都能证明，我在“脱黏”后的成果，远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这种依靠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以“陌生化”、“间离化”的视角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甚至产生专业之外的洞见和预见。 那就不妨再举两个私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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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秋 雨 现 象游修龄 2003-07-20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一炮打响，接着又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问世，累计发行量已逾五百万冊之多，还不包括盗版数在內，在1990年代的文学园地里显得一枝独秀。电视上也时常见到他露面，侃侃而谈。展览会上常有他对雕塑作品、摄影作品、绘画作品等的点评，记者对他的现场采访，发表观感，成了家喻户晓的当前中国散文学家和文史学家，文艺评论家，即无所不知的文化人。连他的搬家，迁入新居，也有专门的电视报道，只见学生们排成长龙，把书本从汽车上一叠叠传递下来，形成一条人力传送带，从马路越人行道，进入楼道，蜿蜒上楼梯，一层、二层、…直至进房间，煞是好看。他自己也写有文章描述，字里行间，颇觉得意。可见他对自己的藏书之丰富和阅读面之深广，十分满意。不过肯定他没有见到过李敖的书房，如果他曽从文字记述上看过、或电视上看到过李敖的书房规模，才会明白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了。我只看过《文化苦旅》中的若干篇，《山居笔记》只看到过另星转载，《霜冷长河》没有看过。但对他的印象很不错，觉得他的文章，很有才子风度，别具一格，清新之中，蕴含着一定深度的文化思索和哲理，又并不深奥，娓娓道来，容易为广大的读者群所接受，把读者带进一个暂离尘世的冷静思维中，反省体会。由于个人的爱好不在这方面，对他的文章看得甚少，所以没有资格对这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大学教授，文史散文大家说三道四。使我对他的印象慢慢起变化而且越变越甚的，是各种报刊上揭发他散文中的文史常识的错误，出人意外，导致了对他的印象的跌落。如有人指出，余在其《山居笔记》第 66 页中分析王国维之死因时，提到王国维“在他的书房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厍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王国维的书房里有些什么藏书，后世又没有留下清单。余居然象去过一样，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把《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厍全书》也纳入，暴露出其对这两部类书的常识的无知。《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有10000 卷，目录也达 40 卷。分6汇编、32 典、6117 部，各部又分10 纬目，形成一个庞大、缜密的分类网，引用书目达6000～7000种，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卷帙还大五倍多。雍正皇帝不惜重金，专铸铜活字，只印了64 部，清末以前，没有翻印过，如此卷帙浩繁的丛书，在王国维（1889--1927）的私人书房里怎么有可能庋藏 ？《四厍全书》是手抄的，一共只抄写了七部，四部庋藏在各处皇宫， 三部分藏于扬州、镇江和杭州。到清末八国联军的焚毁、散佚，只剩下四部，根本不属于私人藏书的对象。如果说王国维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可能性极小，或不可能，则收藏《四厍全书》便是天方夜谈了。我原先对余的散文阅读有限，还以为发生这种私人书房里有《四库全书》等失误，也属偶然难免，名人也不可能样样精通，不好苛求。后来报刊上看到的指摘越来越多，而且都是“硬伤”，并非故意找岔子，遂对这位散文文史大家是否名实相称，开始怀疑。最近买到一本金文明著的《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释》，则使我对这位散文文史大师的印象，一落千丈，再也无法挽回。金的著作，并不是简单地把余的错误和正确的加以对比，而是化大力气从文献出处上，一一摆开材料，像神话小说中的照妖镜一样，照得余原形毕露。尽管我对金在行文上时常挖苦讽刺，不太赞成以外，对金的这种硬功夫，还是十分赞赏，当前学术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锲而不捨的钻研精神。如果余能有金文明几分之一的精神，便不至于会出这么多的差错。金文明这书还有一个插曲，即金把书稿送给上海某出版社时，遭到谢绝，以后又连续遭到六家出版社的谢绝，直至最后找到山西书海出版社才出了书，可见余秋雨声势影响之大，竟然令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对他不利的书本，个中的玄妙，教人深思。反之， 金文明曽在其他小文里指出过王蒙、刘心武、沙叶新、贾平凹等作家文字中的一些差错，都受到当事人的欢迎和首肯，这同余秋里的表现完全相反，余对金很反感，说金不但咬他的皮和肉，还咬他的毛，丝毫没有接受的虚心。把金文明书中所指出的126例差错加以分类归纳，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主要有：历史人名错，地名错，事实错，年份错，情节错，书名错，引文错，理解错，注释错，举例错，平仄错，…错错错，错得出奇，错得荒谬。这使我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差错只有少数人看出来并给予揭露，而绝大多数的读者，何以毫无觉察？以至于一版再版，旺销不衰？说明现今一般读者、包括出版社编辑的水平都只知道照单全收，完全没有了鉴别的能力。好像看过《戏说乾隆》，便以为乾隆是一位爱民如子的英明皇帝一样。我想把这种差错现象称之为“余秋雨现象”，籍以作进一步的思考。中国人特别推崇才子，余秋雨无疑是一位聪明的才子。不过，所谓才子，除了有天赋的才能，还必需有后天的勤奋耕耘，才子才能茁壮成长，灿烂辉煌。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很快被历史遗忘。余秋雨的文史散文，尽管显示出才气横溢，才思汹涌，只因底气（勤奋耕耘）不足，处处暴露出文过饰非，错误层出，虽然不断有人指出他的硬伤，他完全不肯虚心接受，却认为是一些人对他吹毛求疵，鸡蛋里挑刺，因为他拥有他的广大读者群，使他居高屹立，巍然不动，这就是“余秋雨现象”的令人注目又遗憾之处。产生“余秋雨现象”的客观原因是，文革摧毁了文史教育的优秀传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过来的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极左的否定传统的教育，文史的营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光凭着天赋的聪明头脑，把弄文史散文，当然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困境。另一方面，广大的读者群，也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当然更没有鉴别的能力，他们看到余秋雨的文史散文，只觉得新鲜，深入浅出，优美动人，觉得余秋雨真了不起，凡是余秋雨所说的文史典故，都深信不疑，对于潜藏在背后的文史常识错误和硬伤，没有觉察能力，又怎能怪他们。两者的结合呼应，造就了长盛不衰的“余秋雨热”，反倒是出来纠正的人，被视为对名人吹毛求疵，这是就客观原因而言。但是，就主观原因看，同余秋雨年龄相仿的人中，他们所处的客观时代背景相同，却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学者、教授、名人， 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学者，金文明便是其一，不存在类似余秋雨那么多的常识硬伤，又是何故？可见主观努力是可以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的。余秋雨的硬伤，其实绝大部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他肯静下心来翻检工具书和查阅有关的书籍的话。不肯下死功夫，只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写作，才是“余秋雨现象”的根本原因。如果他知道字和词的不同，或者有过翻检《康熙字典》的经历，决不会一再写作《康熙词典》；如果他查过《四厍全书》的介绍，决不会信口开河说王国维的书房里放着《四厍全书》。如果他认真核对原书，决不会把明末江南首富“沈万三”（兄弟排行第三）写成“沈万山”，把韩愈纪念栁宗元逝世所写的《神庙碑》，当作栁宗元自己写《神庙碑》…这错，那错，都错在懶得查核原文之故，更糟的是旁人指出了又死不认错，不纠正，更是错上加错。“余秋雨现象”并不局限于余秋雨一个人，这种现象有共性，在学术界就有不少的所谓著名学者、教授、博导，在自己的论著中大量抄录他人文章里的参考文献，当作自己查阅过的文献，炫耀自己学识的渊博，却往往因为人家的引文是错的，他也跟着错了，才露了马足，十分尴尬！所以，“余秋雨现象”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急功好利病的爆发期，有很大的传染性，是全国上下“一切向钱看”在学术领域里的一种产物，它有市场，能欺瞒人，能名利双收，才会畅行无阻。反之，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都成了背时的迂夫子，他们也没有“钱途”，谁也不会学他们的榜样。李敖曽断言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即包括“余秋雨现象”在內，当然不是指余秋雨一个人。文章来源： http://agri-history.ihns.ac.cn/scholars/yxl/yxl37.htm作者游修龄先生为中国当代农史学家，1920年生，浙江温州人，90高龄仍笔耕不辍，参见http://agri-history.ihns.ac.cn/scholars/yxl/yxl.htm -
文化是一个很广义的词。在很多人眼中，文化与学历是对等的，比如你在乡村工作时，村民知道你是本科毕业之后，就会竖起大拇指说：“是个文化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一种气场，而这种气场往往与你读多少书，学了多少年并没有过多的牵扯，比如郑渊洁和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恐怕没有人说他们没有文化。我更倾向于后者，文化是气场，源自于个人本身的一种“才赋”，而更多的是其内心的坚守与自由。在看余秋雨老师的《文化苦旅》与《千年一叹》的时候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觉得他的文字带着一种苦行僧人般的坚定与虔诚。从而一直一本本的翻看学习他的作品，可以说到达《借我一生》是一个高潮。然而后来出的《我等不到了》，有些不是滋味，也许过多的秀演，会成为一种做作。虽然对于某些方面，很多人对他充满着争议——比如他对于历史的另眼相看，再比如说一次次的封笔，以及在青歌赛中犀利的言辞——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大家认可的文化人物，尤其是在他在传播文化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赞同他在《何谓文化》中写得这么一句话：“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间普及爱与善良。”书的第一部分为“学理的回答”，收录着余秋雨关于文化的演讲，而作为演讲稿的整理更注重激发兴趣而并非长篇大论，这一部分读起来有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毕竟作为演讲时间有限是为了文化的推广。第二部分为“生命的回答”，主写文化人的文化，这一部分的虽写文化却感性的东西更多，多的是怜敏与珍惜，少的是理性与逻辑，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表述而非文化的追寻。第三部分“大地的回答”，则是从文化古迹出发，讲述包含在这些古迹上的磨难，与其说是在描述，不如说是借景抒情。“古典的回答”是第四部分，是几篇知名度很高的古文翻译，这些翻译应该也是一种私人的理解方式，虽追踪于古文落脚于正典，却也并没有抛弃自己本身的特点与情怀。与我所认为的文化不同，他书中所说的文化也许更为的广义却也更为的具体——其具体在于他的一种原有的本性，相信于“人之初，性本善”的真善美。而这种定义让人觉得像是某种“教义”，但文化的教义之中却更为宽容，包容着其他信念与信仰。或许这趋近于“大同”。纵观此书，虽说是追寻文化、探讨文化，但不可磨灭的是作者对于文化失落与现今众人文化迷茫的一种痛楚。了解余秋雨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最近出的许多书中，他会反复的提到“文革”的字眼，那段经历恐怕是与他相同年段的人文不想回首，又忘不掉的。所以他不断的在琢磨，不断的强调这个特殊时期对于文化的“迫害”。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虽然他在琢磨，但是还是停留在了一个狭小的位子，逃脱不了自己给自己画的圈。作者是一个聪明人，能够敏感的触碰到一个社会政治的底线，这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的成功之处，却也是他所受到自己禁锢的失败之处。而这种失败，如果放大了，恐怕会让人想到郭沫若的那首《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 -
余秋雨 说明：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下午，我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 图书馆根据当地华文读者的要求，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写作的脚步》。意思很明白，要我着重讲述历险数万公里边走边写的体会。我觉得那些体会都已经写在书里了，不必重复，而我当时最想在国际场合讲述的，是中华文化的集体人格。因此就与他们商量，把讲题改成了《君子的脚步》。 后来在哈佛、耶鲁、马里兰等大学巡回演讲，也是围绕着这个课题。在哈佛演讲后，我与该校几十位退休的华裔教授座谈了两个晚上。他们一致认为，以“君子之道”为入口来讲述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波士顿森林别墅中的美好夜晚，大家一边喝茶一边畅谈着“古之君子”，真是愉快。 这篇文章，就是我在那些演讲后整理的部分书面资料。 回想那天在国会图书馆演讲时，一位副馆长热情地说，我是他们历来邀请的演讲者中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我之前，只有一位高官去讲过。因为是第一位，图书馆在演讲前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就是，由图书馆的亚洲部主任和另一位官员，推着一辆金属架的运书车，绕场一周。车上，全是他们馆藏的我的著作。运书车推过的通道两边，听众们排排起立，以目光迎送。这场面，让我有点感动。 运书车最后终于推到了我的面前。我一看，立即与同去的妻子交换了一个眼色。妻子轻笑了一下，便用手指竖放在唇前。这是因为，车上有很大一部分是盗版书，但妻子希望我不要当场说破。 之前在美国的很多华文书店也看到过不少我的盗版书，还有一些署着我的名字却无一字出于我手笔的书，应该叫伪版书。一看就知道，全都出自大陆。真不知道那些神通广大的盗版集团如何打通了海外的管道，居然把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也给骗了。 比盗版和伪版更严重的是，多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也处于普遍的误读状态，其中包括不少学者。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误读。这就像一个人，如果无法讲清楚自己是谁，那么，不管做什么事，对人对己都会是隔阂重重。因此，古希腊神庙墙壁上刻的那句哲言，永远让人惊悚：“人啊，认识你自己！” 我说过，欧洲文艺复兴千言万语，其实只是轻声问了一声：“我是谁？”此问一出，大家都从中世纪的长夜中苏醒，霞光满天。前 论一、最后一级台阶 文化有很多台阶，每一级都安顿着不同的项目。那么，最后一级是什么呢？ 当然，最后一级不是名校，不是博士，不是教授，不是学派，不是大奖，不是国粹，不是唐诗，不是罗浮宫，不是好莱坞…… 很多、很多“不是”。但是，它们每一项，都有资格找到自己的文化台阶，拂衣整冠，自成气象。它们很可能把自己看成是最后目标，最高等级，但实际上都不是。而且，它们之间，也互不承认。 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常常也在这么多文化项目间比轻重，说是非。意见总是吵吵嚷嚷，直到听到了一种声音，情况才发生一点变化。 这种声音说，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personality）。 例如，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这也可以看做是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 首先以现代学理指出这个台阶的，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他曾经追随过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潜意识的研究，但又摆脱了其中的各种局限，认为只有“集体无意识”即集体人格才有普遍意义。对此，学术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弗洛伊德找到了大海波涛下的暗礁，而荣格，则找到了暗礁下的海床。二、有故乡的灵魂 更重要的是，荣格指出，“集体人格”并不是形成于当代人们的有生之年。最早的种子，可能在“神话”中就播下了。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很多“大神话”，后面还会引发出很多“小神话”，这就是荣格所说的“梦”。 神话和梦，都会以“原型”（archetype）“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的“自画像”（self-portrait），反复出现在集体心理活动中。 这一来，“集体人格”就具有了长期稳定的象征意义。照荣格的一个漂亮说法，成了“有故乡的灵魂”。 顺着这个思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也是有“故乡”的。那“故乡”，首先是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等。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都埋藏着这些遥远的“故乡”。当然，神话只是起点，“集体人格”的原型建立，是一个复杂的人类学工程。对于一般人来说，只需明白，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就是为灵魂找到故乡，或者说，找到有故乡的灵魂。 这个课题，连很多等级不低的学者也不明白。 我想起一件往事。 二十几年前，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院长，与一位喜欢读书的顶头上司汪道涵市长成了朋友，建立了一种“好书交换”关系，约定发现好书，签名互赠。有一次，我送给他一部北京刚刚出版的古印度哲学《五十奥义书》，他立即回送我一部台湾中正书局出版的《西方思想家论中国》。过几天我告诉他，我读了里边刘耀中先生写的《中国与荣格》一文，对其中一段记述很感兴趣。 这段记述，介绍了荣格在自传中写到的接受中国学者胡适访问的情景： 他们谈《易经》，胡适告诉荣格说，他不太相信《易经》，并说那该是一种魔术和符咒。荣格听到后，急问他曾经尝试过没有，胡适点头。荣格再问他，《易经》卦内的答案是不是真实的，对他有没有帮助。 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胡适很难受。荣格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当代学者已渐渐走向西方的科学境界，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怀疑了。——《西方思想家论中国》第177页 胡适认为《易经》是一种魔术和符咒，用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但他不知道，此刻坐在他眼前的这位西方公认的一流学者，却曾经深入研究过《易经》。我们不妨再读一段刘先生的介绍： 荣格为威廉的《易经》译本写了十七页的引言。荣格说，西方古代的科学与中国《易经》原则是共通的，但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因果律有很大的差别。因果律超越不过统计学，现代人比不上古代人的主观智慧。因果律把人的主观异化了，该是西方文明很大的毛病。 荣格并且发现，中国道家有“物极必反”的基本法则，远远超过西方人的思想。他指出，西方往往被“自我中心观”的魔鬼引导，而沿着所谓“高贵”的道路走向宗教经验将带来的硕果。于此，荣格观察到，道家的“物极必反”法则西方可以采用，唯有靠此，在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和他们忘记了的另一半才会团圆，西方人士的痛苦内战才会结束。——《西方思想家论中国》第176-177页 胡适比较荣格小十六岁，无论从年龄辈分上还是从学术辈分上都不能与荣格比肩。他显然没有读过荣格为《易经》写的那十七页引言，所以那天说得太草率了。荣格一听就着急，而且后来还是不断着急，一再“劝告中国文明绝对不要跟西方跑”。 荣格在以上引文中论述到中国哲学时，作为对照，提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你看，人格，还是人格，他离不开这个命题。他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正在于“人格”的不同，这是他的学术基点。 汪道涵先生他们这代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深，因此比较能够理解胡适对于《易经》等中国古典的隔阂，很不喜欢当时已经重新探头的“国粹”“国学”等等概念，隐隐觉得那是改革开放的文化阻力。我向汪道涵先生解释道，我也不喜欢“国粹”“国学”等等低级复古主义的提法，认为那是借用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而且主要是排斥国内的其他艺术和学问；但是，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寻找民族生存的远古基因，与我们的现代化努力并不抵牾。让我高兴的是，汪先生虽然不熟悉荣格，却对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比较了解，读过《金枝》，这就使我们讨论荣格有了基础。三、孙中山的忠告 荣格见了胡适后，发现中国当代学者已经不明白自己传统文化中有些内容“远远超过西方人的思想”，不明白“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所造成的痛苦内战只有靠中国哲学才能结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当代智者都是这样。 早在荣格见胡适之前很多年，中国最有现代思维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已经触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别，观点居然非常靠近荣格而不是胡适。他还借此，警告了日本的文化选择。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演讲中说： 西方的物质文明是科学文明，并最终发展为武力文明来压迫亚洲国家，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霸道”文化。而东方文明则是要远远超越它的“王道”文化。王道文化的本质就是道德和仁义。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拥有亚洲的王道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未来，日本究竟是要成为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都需要由你们日本国民自己去详审慎择。 后来的情况如何呢？七十多年之后，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到中国天津演讲，他在引述了孙中山上面这段话后坦陈：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不仅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这一忠告，反而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对话稻盛和夫》（四）第85页 孙中山把荣格所说的“西方互相冲突的文化”与中国以道德和仁义为本质的“王道”文化一起放在日本面前，要他们“详审慎择”。这个思路，也就是把不同政治选择归因于文化选择。然而，既然他提到一切都是“自古以来”的，那么，要日本选择“王道”文化也就几乎不会成功，劝告也只是劝告罢了。 王道、道德、仁义等等，大家都会说，但当这些文化理念全都沉淀为人格，而且由悠久的岁月沉淀为集体人格，别的人群要学，就不容易了。四、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既带有历史性、现实性，又带有理想性。 显然，这种集体人格必然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 我可以再借一个外国人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人我说过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但我们读完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 与“圣徒”和“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君子”，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除了利玛窦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外，还有“骑士人格”“灵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这是因为，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各有自己的“故乡”。从神话开始，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无意识的“原型”。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揭示丑恶的“国民性”。看似深刻，但与儒家一比，层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师如林，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但是，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 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集中、灌注、熔合。因此，“君子”两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 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 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 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五、“小人”的出现 儒家在对“君子”进行阐述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极为高明的理论技巧。那就是，不直接定义“君子”，只是反复描绘它的对立面。 “君子”的对立面，就是“小人”。 用一系列的否定，来完成一种肯定。这种理论技巧，也可称之为“边缘裁切法”，或曰“划界确认法”。这种方法，在逻辑学上，是通过确认外延，来包围内涵。 因此，“小人”的出现，对“君子”特别重要。其实不仅在理论概念上是这样，即使在生活实际中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小人，君子就缺少了对比，显现不出来了。 “小人”，在古代未必贬义，而是指向着一些低微的社会地位和生态群落。诚如俞樾在《群经平议》中所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汉世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也。” 但是，生态积淀人品。终于，这组对比变成了人品对比。我认为，“后儒”的这种转变，亦合“古儒”之意。 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使君子这一人格理想更坚硬了。在汉语中，“人格”之“格”，是由一系列拒绝、摆脱、否决来实现的。在君子边上紧紧贴着一个小人，就是提醒君子必须时时行使推拒权、切割权，这使君子有了自立的框范。 君子和小人的划分，并不一定出现在不同人群之间。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也会有君子成分和小人成分的较量。我说过，连我们自己身上，也潜伏着不少君子和小人的暗斗。这也就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近距离选择。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中说： 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贞观政要》第一二九页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其间的区分不在于两个稳定的族群，而在于与我们内心的一念之差，我们行为的一步进退。我觉得这种思想，与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存在主义哲学中有关“由选择决定人的本质”的论述颇为相近，却又早了萨特那么多年。 儒家让君子和小人相邻咫尺，其实也为人们提供了自我修炼长途中的一个个岔道，让大家在岔道口一次次选择，然后，才说得上谁是君子。 君子，是选择的结果。小人，是儒家故意设定的错误答案。设定错误答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选错，而是为了让你选对。六、有效遗嘱 儒家对后世的遗嘱——做君子，不做小人，有没有传下来呢？ 传下来了。而且，传得众人皆知。只要是中国人，即使不通文墨，也乐于被人称为君子，而绝不愿意被人看作小人。如此普及千年，如此深入人心，实在是一种文化奇迹。 由此，儒家的遗嘱，也就变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要遗嘱。 这一现象传达了一个奥秘，那就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遗嘱，总是与做人有关。 回想一下，孔子本来是有完整的计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一辈子下来，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不仅自己没有达到，而且讲给别人听也等于对牛弹琴。十余年辛苦奔波于一个个政治集团之间，都没有效果。回来一看，亲人的离世使“齐家”也成了一种自嘲。最后，他唯一能抓住的，只有修身，也就是让自己做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他真正实践了的遗嘱，可让别人信赖的遗嘱，也只有这一条。“修身”本是他计划的起点，没想到，起点变成了终点。 不错，做人，是永恒的起点，也是永恒的终点。 因为与人人有关，所以能够代代感应，成为有效遗嘱。 一定有人不赞成，认为君子之道流传那么久，产生真正完美君子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不能认为“有效”。 这种观点，把理想人格的设计和引导当作了“应时配方”。其实，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的理想人格设计，都不具备“即时打造、批量生产”的功能。君子之道也一样，这是一种永不止息的人格动员，使多数社会成员经常发觉自己与君子的差距，然后产生“见贤思齐”“景行行止”的向往，而不是在当下急着搭建一个所谓“君子国”。过程比终点重要，锻铸人格的过程不应该中断，而一个匆促搭建的“君子国”，肯定名不副实。本 论 既然君子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遗嘱，那么，古人心中的君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我多年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今天的年轻读者介绍君子之道的简单轮廓。 不要看不起简单，请相信，任何祖先遗嘱都不会艰深复杂。艰深复杂了，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遗嘱，也不值得继承。 我选出的君子之道，有这样九项： 一， 君子怀德； 二， 君子之德风； 三， 君子成人之美； 四， 君子周而不比； 五， 君子坦荡荡； 六， 君子中庸； 七， 君子有礼； 八， 君子不器； 九， 君子知耻。 下面我一点点解释。一、 君子怀德 如果要把君子的品行简缩成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是“德”。因此，“君子怀德”，是君子之道的起点。 德是什么？说来话长，主要是指“利人、利他、利天下”的社会责任。 “利天下”是孟子说的，在《孟子·尽心》中有“摩顶放踵利天下”的说法，意思是只要对天下有利，不惜浑身伤残。 当然，这是太高的标准，一般人达不到，因此还是回过头去，听听孔子有关“君子怀德”的普遍性论述。 孔子说：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这里所说的君子、小人，就主要是指地位，而不是人品。对这句话的注释，还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得最好。朱熹是这样注的： 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关？ 按照朱熹的说法，君子、小人的差别，根子上是公、私之间的差别。以公共利益为主要思念趣向，便是君子；以私自利益为主要思念趣向，则是小人。因为这里所说的小人是指普通百姓，所以“怀土”“怀惠”也是合理的，算不上恶。但是，即使是普通百姓，如果永远地思念立足的自家乡土而不去守护天良大善，永远地思念私利恩惠而不去关顾社会规范（怀刑），那也就不是君子情怀。 朱熹把“德”定义为面向公共利益的“固有之善”，这就体现了他对人本性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中都存在着“利人、利他、利天下”的善根，而且是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古已有之的，因此也是稳定潜藏的。君子的责任，就是发掘自己的“固有之善”，肯定他人的“固有之善”，由此构成德的基础。 孔子把“德”和“土”并列为一个对立概念，这是现代人不容易理解的。对于这个问题，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论述，对君子心目中的轻重关系作了一个排列。在这个排列中，第一是德，第二是人，第三是土，第四是财。结论是，德是本，财为末。原文如下：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第十章 这段话，如果用我的语言方式来说，就会是这样： 作为君子，放在人生最前面的必须是道德。有了道德，才会有真正的人；有了人，才会有脚下的土地；有了土地，才会产生财物；有了财物，才能有所享用。因此，道德是本，财物是末。 还有一种说法更彻底，根本不让它们以平立的方式排先后，而是确认道德与财物之间是一种承载关系。那就是《周易》里的那句千古名言： 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 “厚德载物”可以有两种解释，那就是把“厚”看成动词，还是形容词。 如果看成动词，意思就是：先要培植、加重德性，然后可以承载万物。 如果看成形容词，意思就是：只有以厚重、稳固的道德为基座，才能承载万物。 这两种意思，没有什么差别，那就是构成了“德”和“物”的主、属关系，厚、薄关系。 历来也有很多富豪行善，可惜他们往往是“厚物载德”，也就是厚积大量财物，然后浮现一些善行。他们的居所里，很可能也挂着“厚德载物”的牌匾，但在行动上却轻重颠倒了。 轻重颠倒还算好，更要防范的是本末倒置。 如果本末倒置，将会如何？《潜夫论》认为，“无德而贿丰，祸之胎也”。 那么，为什么人们常常在“德”和“物”的问题上轻重颠倒、本末倒置呢？因为，一般人总会把土地和财物的占有看成是一种力量，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因此荀子说了八个字：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荀子·富国第十》 这是在说立身之本。君子立身于德，小人立身于力。即使君子拥有了力，那也要以德为归，以力弘德。总之，德是主宰，主宰着财，主宰着物，主宰着力。 西方近代社会，主要着眼于力。我国当代很多人片面地摹仿，又变本加厉，把德和力的关系颠倒了。他们崇尚“成功”，甚至从童年开始，就永远地弥漫着“输赢”的符咒，一直贯穿终身。他们所说的“成功”和“赢”，也就是荀子所警惕的“力”。按照儒家哲学，这是一条背离君子之道的不归路。 不妨设想一下，多少年后，我们居住的城市和街道，拥挤着一个更比一个“成功”的“力士”，摩肩接踵，气宇轩昂，我们还敢继续住下去吗？我们真正企盼的，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德，还有一些邻近概念，譬如仁、义等等。这些概念是有差异的，我在这里不作精细辨析了，只把它们当做“君子怀德”这一基本命题的延伸。它们都用近似的内涵说明了一个公理：良好的品行，是君子之魂，也是天下之盼。 对此，孟子照例说得特别深刻。他一再把君子逼到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仁义道德，因此真正的君子不惜“舍生取义”。对于这种思路，程颐解释道： 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孔子对“仁”的定义是“仁者爱人”。于是，以后人们说到“仁”，总是包含着爱。例如《盐铁论》所说“仁者，爱之效也”；《淮南子》所说“仁莫大于爱人”等等。 至于“义”，孔子更是斩钉截铁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所说的“喻”，意为“明晓”“懂得”“了解”。那么，什么是义？大致是指由道德出发的社会正道。相比之下，“仁”较软而“义”较硬，正如《扬子法言·君子》所说： 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扬子法言·君子》十二 一柔一刚，合成道德，然后合成君子。 对于这个问题，唐朝的魏徵作了简明的概括，他在《十渐不克终疏》中说： 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 这种划分，早在屈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而到了唐代这么一个诸般生命力一起勃发的时代，对文化品性的重新裁划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此，屈原的个人评判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例如，“好谗佞”这三个字，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法典中的大恶条款。把这三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句子会长一点，就是“习惯于用谣言毁人，热衷于以媚态奉迎”。这种人当然应该判定为小人。 与之相反，君子的本质也展现出来了，“蹈仁义而弘大德”。二、 君子之德风 在说了“君子怀德”之后，立即跟上“君子之德风”，有一种紧密的逻辑理由。尽管，这几个字对当代读者来说已经比较陌生。 来源，是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段话：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可以这样翻译： 君子的道德像风，民众的道德像草。风吹向草，草就随风倾伏。 这一论述，指出了君子的德行必须像风一样影响大众。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小人”，仍然是指社会地位上的小民。因为有了他的这个说法，小民也经常被称作“草民”。 把民众比之为草，并非贬损。草，这种依附大地的广泛存在，一旦生根就难于挪移，一切动静、荣枯，只能依凭外在力量。风，就是让草进入动态的外在力量。但是，风来自何方，却是一个问题。孔子主张，左右民众动态的风，应该是道德之风，君子之风。 这个观点又引申出了另一番意义：凡是道德，便应成风；凡是君子，便应成风。 社会上，不管是风尚、风气、风范，还是风潮、风俗、风情，这些“风”的起点，都应该包含“君子之德”。 这一来，既涉及了社会走向，又涉及了君子职责。 在社会走向上，儒家反对放任。孔子所说“小人怀土”，正是指出了普通民众的草根性、狭隘性、黯昧性、占据性。对他们，君子必须把自己高贵的生命能量变成风气，进行传播和梳理。 一个君子，如果自认为具有仁义大德，却默而不语，不作传播，那么，他对社会的仁义何在？对民众的大德何在？仁义大德是一种有对象的“他向行为”，关及的对象越多，就越有价值。所以荀子说：“仁者好告示人”（《荀子·荣辱第四》）。在儒家看来，不“告示人”的仁德，就不是真正的仁德。 儒家的这一思想，如果用现代话语来表达，那就是：崇尚精英主义，否定民粹主义；主张道德传扬 ，反对君子自闭。 遗憾的是，历代总有不少官僚玩弄“民瘼”“民情”“乡愿”等概念，利用民众的草根性、狭隘性、黯昧性、占据性来赚取“官声”，实际上是在斫伐公众伦理。儒家要求用道德之风来吹拂草，这些人却借草扬风，结果只能沙尘满天，使得一个个君子埋在草丛之中灰头土脸。 这一来，连很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君子，也已经很难相信道德之风的生命力了。 是啊，在那么多上下干扰中，君子的道德之风还能吹得远吗？ 对于这个问题，《尚书》的回答气象非凡：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尚书·虞夏书》 《尚书》认为，道德本是天意，不必寻找它能够传播开去的具体原因。只需立德，便能动天，一旦动天，天下尽归。 这一古老的话语，乍一听带有开天辟地时代不容争议的霸气，却能让我们联想到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关于道德是“第一命令”是“天律”的论述。 从天上回到地下，道德能够广泛传播，还由于人心。人心之中埋有固有之善，往往缺少召集。就像我们经常在自然灾害的现场看到的那样，一旦面对伤残对象，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立即同时伸出援手。这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居所并不遥远，而是非常邻近。那又要让人想起孔子的名言了： 德不孤，必有邻。 《论语·里仁》 在这一点上，孔子是“道德乐观主义者”。他相信普遍人性，随之相信天下君子不会孤独。他把《尚书》所说的“动天”，与“动心”连在一起了，又把“动心”看作是一种密集的集体现象。 孔子的这个说法非常温暖，使很多弘德行善的君子即使一时感到孤独，也会保持信心。他们渐渐明白，即使是荒僻的村舍，即使是陌生的街市，都可能是道德载体。 一时孤独了，一定别有原因，而不能归因于自己对德的承担。道德不会孤独，那么，承担者也不会孤独。 老子与孔子不同，并不是“道德乐观主义者”，而且也不希望真正有德之人过于自得（“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但是，即便是他，也认为不断地积累道德就能无往不胜。他说： 积重德则无不克。 《老子》五十九章 墨家不喜欢儒家宣讲道德的方式，但在实践行为上，却是树立了令人感动的大德形象。他们的“德风”，往往以群体性的侠义壮举来传扬，令人振奋。 总之，积极传扬仁义大德，是中国文化对于君子品行的一个重要共识。三、君子成人之美 这句话，浅显易懂，传播广泛，已成为中国民间判别君子的一个通俗标准。当然，这个通俗标准并不浅显。 话是孔子说的，整句如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论语·颜渊》 “美”的概念，在人类古代常常与“善”交融在一起，很难明晰分开。到了孔子的时代，已经有“尽善尽美”的说法，这就意味着“美”已经可以与“善”并立，具有某种独立性了。但是，孔子在这句话中，为“美”设定的对立面是“恶”而不是“丑”，因此又与“善”近义，大致是“好事”的意思。 “成人之美”，也就是促成别人的好事。这里的“人”，并不仅仅是指家人、友人、认识的人，而是范围极大，广阔无边。 孟子在《公孙丑》中所说的“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以及后来唐代《贞观政要》中所说的“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许人之恶”，等等，都让人联想到孔子“成人之美”的说法。而且这些说法确实也可以看成是“同义联璧”。但是细细辨析，这里的“美”和“善”还是有区别的。 例如救穷、赈灾、治病、抢险，只能说是“与人为善”，而不便说是“成人之美”。“成人之美”更多的是指促成良缘、介绍益友、消解误会、帮助合作等等。总之，“成人之美”更多地是指锦上添花的正面建设，而且具有一定的形式享受。 这里也体现了“君子”与“好人”的微妙差别。“好人”必然会“与人为善”，但“君子”除了“与人为善”之外，还会“成人之美”。在灾难面前，“君子”与“好人”做着同样的事，但在无灾的日子里，“君子”更会寻找正面意义的形式享受。为此，他们比“好人”似乎更高雅一点。 接下来，还应该辨析一下这个命题的对立面：“成人之恶。” “成人之恶”的“成”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恶已开始，帮其完成。例如，为殴人者提供木棍，为造谣者圆了谎言。 第二种可能，恶未开始，从头酿成。例如，怂恿少年吸毒，挑拨夫妻反目。 第三种可能，攻善为恶，伪造而成。这主要是指用谣言、诽谤等手法沾污他人，大体上与《贞观政要》所说的“讦人之恶”相近。这里的“讦”，读音为“劫”，意思也差不多。 三个“成”，哪一个是“成人之恶”中的“成”？我觉得，都是。与这三个“成”字相对应，那个“人”字也就有了三种含义。如前所述，为“半恶之人” “被恶之人”“非恶之人”，结果，都成了“恶人”。因此“成人之恶”是一项多方位的负面社会工程。如此仔细地辨析了“成人之恶”，那么，我们也就能进一步对“成人之美”理解得更深入一点了。 “成人之美”也是一项多方位的社会工程，只不过都是正面的。大体上也分为三种可能—— 一，使未成之美尽量完成。 二，使未起之美开始起步。 三，化非美为美，也就让对方由黑暗转向光明，由污淖攀上堤岸。 “成人之美”和“与人为善”，都具有明显的“给予”主动，都体现为一种带有大丈夫气质的积极行为。 “给他人的，只是好心”；“见到善事，即伸援手”；“除了兼爱，还是兼爱”……这些美意，实在是人类世界的光明面。 一个人，究竟是“成人之美”还是“成人之恶”，这种极端性的是非选择，显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是非常细微的。例如，这边在中伤一个无辜者，你知道真相而沉默，那就是成人之恶；那边在举行一个婚礼，你素昧平生却投去一个祝贺目光，那就是成人之美…… 这么说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选择做君子的机会，那是一种“水滴石穿”的修炼。不必等待，不必积累，君子之道就在一切人的脚下。而且，就在当下。 既然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那么，如何在细微事件中快速评判善恶是非呢？孔子相信，评判的标尺就藏在我们自己的心底。那就是，自己不想碰到的一切，绝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去。这个标尺很简捷，也容易把握，因此，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下面八个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这就为“成人之美”“与人为善”找到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行把握的内心依据。 西方文化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习惯于把自己的理念通过很霸道的方式强加在别人头上；而中国文化则认为，天伦大道藏在每个人的心底，只要将心比心就可以了。四、君子周而不比 原文见《论语·为政》。孔子说：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和“比”的意思，与现代语文有较大的距离了，因此需要做一些解释。 这两个字，到朱熹时代就已经不容易解释。朱熹注释道：“周，普遍也。比，偏党也。”当代学者李泽厚根据朱熹的注解，在《论语今读》中作了这样的翻译：“君子普遍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阿私，而不普遍厚待。” 这样的翻译，虽然准确却有点累，李泽厚先生自己也感觉到了，因此他在翻译之后立即感慨孔子原句的“言简意赅”“便于传诵”。 其实，我倒是倾向于坊间一种更简单的翻译： 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 两个“结”字，很好记，也大致合乎原意。因为征用了现代常用语，听起来还有一点幽默。 不管怎么翻译，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说君子应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了。 其实，前面几项都已涉及人际关系。但是，无论是“怀德”“德风”，还是“成人之美”，讲的都是大原则。明白了大原则，却不见得能具体处理。有很多君子，心地善良，却怎么也不能安顿身边人事。因此，君子之道要对人际关系另作深论。 “周而不比”的“周”，是指周全、平衡、完整；而作为对立面的“比”，是指粘连、勾搭、偏仄。对很多人来说，后者比前者更有吸引力，这是为什么？ 这事说来话长。人们进入群体，常常因生疏而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自然会着急地物色几个朋友，这很正常。但是，接下来就有鸿沟了：有些人会把这个过程当做过渡，朋友的队伍渐渐扩大，自己的思路也愈加周全，这就在人际关系上成了君子；但也会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朋友圈当做小小的“利益共同体”，与圈子之外的多数人明明暗暗地比较、对峙。时间一长，必然延伸成一系列窥探、算计和防范。显然，这就成了小人行迹。 这么说来，“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之间的差别，开始并不是大善大恶、大是大非的分野。但是，这种差别一旦加固和发展，就会变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系统。 在人际关系中的小人行迹，最明显地表现为争夺和争吵。这应该引起君子们的警惕，因为不少君子由于观点鲜明，刚正不阿，也容易发生争吵。一吵，弄不好，一下子就滑到小人行迹中去了。那么，为了避免争吵，君子能不能离群索居，隔绝人世？不能，完全离开群体也就无所谓君子了。孔子只是要求他们，入群而不裂群。因此，他及时地说了这段话：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 这次李泽厚先生就翻译得很好了：“君子严正而不争夺，合群而不偏袒。” 作为老友，如果要我稍稍改动一下文字，我会把“争夺”改成“争执”，把“偏袒”改成“偏执”。两个“执”，有点韵味，又比较有趣，而且意思也不错。 那就改成了这样一句：“君子严正而不争执，合群而不偏执。” 孔子所说的这个“矜”字，原来介乎褒贬之间，翻译较难，用当今的口头语，可解释为“派头”“腔调”“范儿”之类，在表情上稍稍有点作态。端得出这样的表情，总不会是“和事佬”，免不了要对看不惯的东西说几句重话吧？但孔子说，君子再有派头，也不争执。这句话的另一番意思是，即使与世无争，也要有派头。那就是不能显得窝囊、潦倒，像孔乙己。是君子，必须要有几分“矜”，讲一点格调。 “群而不党”，如果用现代的口语，不妨这样说：可以成群结队，不可结党营私。甚至还可以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可以热热闹闹，不可打打闹闹。 “党”这个字，在中国古代语文中是指背离普遍、完整、兼爱，趋向抱团、分裂、互损，与君子风范相悖。 更麻烦的是，只要结党营私，小团体里边的关系也会日趋恶劣。表面上都是同门同帮，暗地里没有一处和睦。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同而不和”。与之相反，值得信赖的关系，只求心心相和，不求处处相同，可称之为“和而不同”。这两种关系，何属君子，何属小人，十分清楚，因此孔子总结道：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这句话也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形象对比：君子，是一个个不同的人；相反，小人，一个个都十分相似。因此，人们在世间，看到种种不同，反而可以安心；看到太多的相同，却应分外小心。 由此，我们已经涉及了君子和小人的整体气貌。五、君子坦荡荡 这就是整体气貌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在人际关系中，小人要比君子劳累得多。 小人的劳累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人要“结党营私”，必须制造敌人，窥探对手，敏感一切信息，终日战战兢兢。 第二，小人要“成人之恶”，必须寻找恶的潜因，恶的可能。随之，还要寻找善的裂纹，美的瘢痕。 第三，不管是“结党营私”还是“成人之恶”，都必须藏藏掖掖，遮遮掩掩，涂涂抹抹，费尽心机。 第四，如前所说，即便在自己的小团体内，他们也在彼此暗比，互相提防。比了，防了，又要表现为没比，没防，在嘻哈拥抱中伪装成生死莫逆、肝胆相照，这该多劳累啊。 这么多劳累加在一起，真会使任何一个人的快乐被扫荡，轻松被剥夺，人格被扭曲。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人们历来只恨小人天天志得意满，却不知他们夜夜心慌意乱。 君子当然也劳累，但性质完全不同。君子要行仁、践义、利天下，即便缩小范围，也要关顾到周围所有的人，达到“周”的标准，能不劳累吗？只不过，这种劳累，敞亮通达，无须逃避质疑的目光，无须填堵已露的破绽，无须躲闪明亮的天光。这一来，劳累也就减去了一大半。剩下的，全是蓝天白云下的坦然畅然。 正是面对这种区别，孔子说话了：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 这句话，在中国非常普及。它纠正了民间所谓“做好事受罪，做坏事痛快”的习惯性误解，指出究竟是“受罪”还是“痛快”，需要从心境上寻找答案。答案，与民间的误解正恰相反。 小人很想掩盖“戚戚”，因此总是夸张地表演出骄傲、骄横、骄慢、骄躁。什么都能表演，唯独不能表演坦然泰然。这正如，变质的食品可以用各种强烈的调料来包裹，唯独不能坦白地展示真材实味。 这个意思，孔子用另一句话来表明：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子路》 在这里，“泰”，就是“坦荡荡”；而“骄”，就是为了掩盖“戚戚”而做出的夸张表演。 “泰”“坦荡荡”，都是因为自己心底干净，无愧无疚，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样的君子，无论进入什么情形都安然自得，即《礼记·中庸》所说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真是一种自由境界。由此孔子得出了又一个重要结论：“君子不忧不惧。”为什么能够不忧不惧？理由是：“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这个重要结论，出现在《论语·颜渊》里，让人欣喜地感受到一种因光明磊落而产生的爽朗和豪迈。 当然，君子也会有忧虑的，那就是在面对更高的精神目标的时候。例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所说的“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患”（《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君子对每天的得失，可以全然不忧不惧，但对大道的沉浮，却抱有一辈子的担忧。 孔子、孟子所描述的这种君子形象，似乎只是一种理想。但是，我们只要闭目一想，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大批德行高尚又无所畏惧的君子，世代传诵，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由此可见，这样的君子不仅可敬可仰，而且可触可摸。孔孟教言，并非虚设。六、君子中庸 中庸，是儒家设定的思维杠杆。 但是，他们又把这种思维杠杆看成是君子应有的美德，并且颁布了一个判别基准：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 孔子甚至不无激动地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 这就把中庸说成了最高道德。 “中”是指避开两头的极端而权衡出一个中间值；“庸”，是指一种寻常实用的稳定状态。这明明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怎么会成为一种最高道德呢？ 主要原因，与文明的艰难历程有关。 人类在开始拓植文明之后的很长时间，艰险的环境危及生存，不得不处处运用过度之力。面对荒昧，面对野蛮，面对邪恶，若不超常用力，怎么能够活下来？终于，活下来了，那又必定加倍地动用重力、暴力、武力进行自卫和惩罚。既然一切都以超常的形态出现，当然又会引发更加超常的报复。时间一长，以暴易暴，成了人类生活的第一规则，几乎谁也免不了。连不少仁慈的宗教，也发动了一次次宗教战争。强大、威武、雄蛮，变为多数权势者和庇荫者的人格企盼，也成为大家的生存方略。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敢承认，却又不能不承认，人类正由越演越烈的杀伐程序走向自毁自灭。 一切都起之于过度用力，又以道义的借口让那些过度之力走向了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现代命题，其实在遥远的古代已经是一个广泛渗透的意识形态。 明白了这么一个整体背景，我们也就明白，孔子为什么要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最高道德了。 他很明白，如果种种极端不受控制，人类的灾难必将无穷无尽；那么，靠什么来控制极端呢？一定不是另一种极端方式，而只能是中庸。 中庸思想要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执”，是指执行和掌控，那也就是说，把两端掌控住了，只取用两端之间的“中”，才可能有利于万民。这个“中”，就是处于中间部位的一个合适支点。这个支点不同于两端，却又照顾着两端，牵制着两端，使两端不要“悬崖滑落”。因此，这个“中”，不仅避免了两端的祸害，而且也挽救了两端，所以成了最高道德。 孔子对这种思维的概括是四个字：“允执厥中。” 这里边的“厥”字，在古文中是代词，与“其”字同义，因此这四个字也可以说成“允执其中”。允，是指公允、实在。连在一起，就是好好地执行中庸之道。 孔子坦陈，这个说法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只是在复述古代尧帝对舜帝的嘱咐。 那天，尧对舜说：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论语·尧曰》 翻译一下，大体是： 咳，你，舜啊！上天的命数已经落到你身上，好好地执行中庸之道吧。要是四海困穷，你的天命也就永远终结了。 那么，舜是怎么做的呢？他的做法，就是上文提到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完全没有辜负尧的嘱咐。 你看，尧、舜，以及中华文明的其他创建者，都把上天命数、四海生机与中庸思想紧紧相连，可见其重要。 “允执厥中”这四个字，我们还能在《尚书》中看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人心崩溃，大道难见，唯一可行的，是好好地执行中庸之道。 这也就是说，产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困局，全是因为脱离中道，走了极端。 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天命、天道，这与“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有关。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农耕文明，紧紧地依赖着四季循环、日月阴晴，因此很清楚一切极端主义都不符合天道。夏日炎热到极端必起秋风，冬天寒冷到极端即来春天，构成一个否定极端主义的生态循环圈。《周易》用一贯神秘的语气宣布： 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周易·彖传》 一“中”一“正”，实为天命，不该违背。 现代社会有一个重大误会，常常以为中庸是平庸，激烈是高尚。进一步，又把中庸者看成是小人，把激烈者看成是君子。但是，伟大的古代哲人告诉我们，事情正好相反。 那些在两个悬崖之间低头为普遍民众找一条可行之路的，一定是君子；相反，那些在悬崖顶端手舞足蹈、大喊大叫、装扮勇猛的，一定是小人。所以又可回到我们这一论述的起点：“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小人极端，君子反极端。” 环视全人类，这种中庸思想，或者说这种从属于君子之道的中庸之道，为中华民族所独有。国外也有“取中间值”的方法论，但不像中华民族那样，把中庸奉为至高，不可或缺。 中国的古代哲人把中庸看成是存亡的关键，而事实证明，中华文明确实成了人类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或湮灭的幸存者。 据我本人对各大古文明遗址的实地考察、对比、研究，确认中庸之道是中华文明长寿的最重要原因。正是这种坚守中间态、寻常态、随和态的弹性存在，使中华文明避过了无数次断裂和崩塌。 相比之下，直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不管经济情况如何，都喜欢炫耀极端。要让他们了解中庸，执行中庸实在非常困难。七、君子有礼 君子的种种思想品德，需要形之于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这便是礼。由礼构成仪式，便是礼仪。 精神需要赋形，人格需要可感，君子需要姿态。这不仅仅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过程，而且也能产生“从外到里”的反馈。那就是说，当外形一旦建立，长期身体力行，又可以反过来加固精神，提升人格。 对外来说，“君子之德风”，君子的品德需要传播。在传播渠道稀少、文本教育缺乏的古代，有效传播的主要媒介，就是君子本身的行为方式。因此，君子的礼仪，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使命。 正因为这样，历代君子没有不讲究礼仪的。中国也由此而被称为“礼仪之邦”。 普普通通的人，有礼上身，就显出高贵。而这种高贵是有对象的，既尊敬人，又传染人。这个意思，就是《左传》上的一段话： 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正是这段话的首尾四字，组成了这小节的标题。 也有说得更强烈的。在某些哲人看来，有没有礼，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而且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例如： 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亦有礼也。 《晏子春秋·内篇第一》 说得有点过分，但我明白其中意气。看了生活中太多无礼的恶相，不得不气忿地骂一句：一个人如果无礼，简直就是禽兽。 换一种语气说，更能让人接受。也是《左传》里的话，虽也斩钉截铁，倒是听得入耳：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左传·昭公七年》 把礼比喻成一个人站立起来的躯干，这种说法很有文学性，我喜欢。扩而大之，《左传》还进一步认为，当礼变成一种集体仪式，也有可能为一个邦国的躯干： 礼，国之干也。 《左传·僖公十一年》 这让我们联想到现在各国的国庆礼仪和大型国际性盛典的开幕仪式。即使没有重大典仪，国民之礼，也是国之躯干。 但是，这还是讲大了。君子之道中的礼，主要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 任何行为规范，都会表达某种意向。那么，究竟是什么意向在中国人的日常礼仪中最常见、最重要呢？ 一是“敬”，二是“让”。 先说“敬”。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墨子说：“礼，敬也”（《墨子·经上》）。这就表明，一个有礼的君子，他的全部动作都会表达对他人的尊敬。敬，是高看他人一眼，而不是西方式的平视。中国几千年都受控于家族伦理和官场伦理，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习惯于把恭敬交付给长辈、亲友、上级、官员。但是，君子之敬，并不是家族伦理和官场伦理的附属品，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个君子，如果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也表示出尊敬，那么，这种尊敬也就独具价值。因此，我常常在彼此陌生的公共空间发现真君子。一旦发现，就会驻足良久，凝神注视。正是他们对陌生人的尊敬，换来了我对他们的尊敬。 在这里，互敬成为一种互馈关系，双向流动。公共空间的无限魅力，也由此而生。 这种互馈关系，孟子说得最明白：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 再说“让”。 简单说来，那就是后退一步，让人先走；那就是让出佳位，留给旁人；那就是一旦互堵，立即退让；那就是分利不匀，率先放弃……这一切，都不是故意表演，做给人看，而是在内心就想处处谦让，由心赋形。 还是孟子说的：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礼之端”，就是礼的起点。为什么辞让能成为起点？因为世界太拥挤，欲望太密集，纷争太容易。唯有后退一步，才会给他人留出空间。敬，也从后退一步开始。 辞让，是对自己的节制。一人的节制也能作出榜样，防止他人的种种不节制。这是《礼记》说过的意思：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坊记》 这个“坊”字，古时候与“防”相通。这句话用我的语气来说是这样的： 什么是礼？对人的性情加以节制，从而对民间作出防范性的示范。 说得有点绕。一切还是要回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为什么要礼？为什么要敬？为什么要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和。君子之责，无非是求人和、世和、心和。他用简洁的六个字来概括：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那也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程序：行为上的“敬”“让”，构成个人之“礼”，然后达成人间之“和”。 揭示了结论，我还要作一个重要补充：君子有了礼，才会有风度，才会有魅力，才会美。正是谦恭辞让之礼，使君子神采无限。这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标识，也是东方人文美学的最佳归结。 现代很多人在这一点上误会了，以为人格魅力在于寸步不让，在于锐目紧逼，在于气势凌人。其实，正好相反。 为此，我很赞赏荀子把“礼”和“美”连在一起的做法。他在《礼论》里为“礼”下了一个定义，说是“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在设计礼的时候，不管是个人之礼还是集体礼仪，都必须文，必须美。 再谦恭，再辞让，如果以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大呼小叫、卑躬屈膝、装腔作势的方式呈现出来，也不是我们所要的礼。君子之礼，与美同在。八、君子不器 这四个字，出自孔子之口，见之于《论语·为政》。 意思很简洁：君子不是器具。 当然不是。但为什么还要特别拿出来强调呢？因为世间之人，常常成为器具。一旦成为器具，孔子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君子队伍。 这个命题有点艰深，但在刚刚说过礼仪之后，可以借着那个话题找到一个比较通俗的入口。礼仪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人们成了礼仪的器具，只知像器具一样做出刻板的体态和手势，只知重复着完全一样的话语和笑容，那么，这就成了“器具之礼”，而不是君子之礼。因为，君子不器。 礼仪只是一例，由人变器的事情，到处可以看到。 我们应该见过不少这样的教师，年年月月用完全一样的语句和口气复述着同一本陈旧的教科书。虽然毅力可以称道，但未免太“器”了，因为他们让多彩的生命变成了复制之器。 我们应该见过更多刻板的官员，他们在会议上重复着上司的文书，在办公时扮演着自己的官职，连下班回到家里还不把架子放下来。那也“器”了，把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僵化成了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构件。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是“这一个”，亦即独立生命的自我把持，因为人的生命不可重复。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认为生命的真实在于冲动和延绵，而机器化的行为只是喜剧嘲笑的对象。他们的种种理论，都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学“君子不器”遥相呼应。 黑格尔和柏格森是在目睹欧洲工业化、机器化所产生的弊病后作出论述的，而中国古代提出“君子不器”却没有这种背景，因此更为难能可贵，更像圣哲天语。 中国古代文字的优点是凝练，缺点是多义。例如这个“器”字，概括了多少现象，却也可能歧义丛生。器具、器物、器皿，等等，表明了它的物化方向，但如果是器识、器宇、器质呢？显然又从物化转向了生命。老子所说的“大器晚成”，比喻大材须精雕，伟人须等待。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器”是一个可以慢慢增长和优化的活体。既然是活体，就与孔子所防范的非活体“器”，有方向上的差异。孔子所不喜欢的“器”，永远成不了老子所说的“器”。因此，他们两位其实都在倡导活体。 “君子不器”，在当代思维中又可引申为“抵抗人的异化”“防止全面工具化”等等。人，总是要找回自己。即便什么时候机器人大幅度地替代了真人的工作，对人的坚守还会持续。 机器人再精巧，也不能成为君子。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格意义的最终节操，可能会坚守到最后。 这把事情说远了。如果放到日常生活中，“君子不器”的教言主要会给我们两方面的帮助： 第一，尽量不要成为器物的奴隶。管子所说的“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管子·内业》），说明了君子对于器物的主动性。环视四周，现在有很多人过度追求器物之盛，其实早已远远超过生命的实际需要，这就使自己成了器物的奴隶。他们成天收藏、拼比着奢侈器物，琳琅满目，乍看是生命的扩充，其实是生命的奴化。而且，奴化了的生命还要伺候那么多冷若冰霜的“主人”。须知，哪怕是积器如山，堆物成城，也比不过你简囊远行的身影。 第二，尽量不要使自己变成器物。这比成为器物的奴隶更为严重，其实也更为普遍。这种异化过程，在开始的时候还很难自觉。当你在某一职业、头衔、角色上粘住了，僵化了，风化了，那就要当心。因为异化过程已经开始，与君子的活体渐行渐远。班固在《汉书》中说：“君子直而不挺。”（《汉书·盖宽饶传》）我几次读到，都会为那个“挺”字哑然失笑。君子需要正直，当然不错，但再往前走一步，“挺”了，那就带有了刻意表演的成分。一直“挺”下去，就渐渐从有机体变成了无机体，最后变成了一种造型和雕塑。造型和雕塑是“器”，不是人。 由此我产生一个有趣的联想。当今中国文化传媒界一直有一批数量不小的“大批判孑遗”，人称“伪斗士”，老是在整人毁人、造谣诽谤、诬陷无辜。我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早就想收手不干，而且越来越产生了法律上的担忧，但他们还是“挺”在哪里。为什么？为的是想成为新时代的“匕首、投枪、迫击炮”。他们不明白的是，那些都是“器”，而且大多是“凶器”。 无论是不做器物的奴隶，还是不做器物本身，有一个最简单的防身术，那就是坚持做一个平常人，一个有体温、有弹性、不极端、不作态的平常人。这又与前面所说的“君子中庸”联系一起了，可谓：君子因中庸而不器。九、君子知耻 有人说，君子之道也是“知耻之道”。因为，君子是最有耻感的人，而小人则没有耻感。 为此，也有人把中国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作对比，觉得“耻感文化”更倚重于个人的内心自觉，更有人格意义。 不错，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过，君子，包括“士”，必须“行己有耻”。也就是时时要以羞耻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义底线”上的反省和警惕。但我们在分寸上应该懂得，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耻”，与我们现在所说“可耻”“无耻”相比，范围要宽泛得多。例如，看到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也叫“有耻”。 耻的问题，孟子讲得最深入。首先要介绍一句他的近似于“绕口令”的话：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尽心上》 前半句很明确，也容易记，但后半句在讲什么？我想用现代口语做一个游戏性的解释。 这后半句的大意是： 一个人没有耻感，就很可耻。如果知道了这一点，那就不算无耻了。 改成与原句一样的句序，可说成： 为无耻感到羞耻，那就不再耻了。 当然，我的这种阐释与许多“古注”都不一样，这不要紧，我只在乎文字直觉。孟子的言语常有一种故意的“拗劲”，力之所至，打到了我。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把他的文学地位排到了孔子之前，即与此有关。 孟子用一个缠转的短句表明，耻不耻的问题是人们心间的一个旋涡，幽暗而又易变，必须由自己清晰把握，拔出旋涡。 接着我们来读读孟子的另一番“耻论”：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尽心上》 我的意译是： 羞耻，对人来说是大事。玩弄机谋的人不会羞耻，因为用不上。他们比不上别人，却不羞耻，那又怎么会赶上别人。 这就在羞耻的问题上引出了小人，而且说到了小人没有羞耻感的原因。 由此，也就从反面触及了正面，让人可以推断出君子的耻感文化。至少有三条： 一，以羞耻感陪伴人生，把它当做大事。 二，以羞耻感防范暗事，例如玩弄机谋。 三，以羞耻感作为动力，由此赶上别人。 孟子的论述，从最终底线上对君子之道进行了“反向包抄”。立足人性敏感处，由负而正，守护住了儒家道义的心理边界。 你看，他又说了：“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把羞耻当作了道义的起点。把起点设在对立面，在理论上，既奇峭，又高明。 如此说来，耻，成了一个镜面。由于它的往返观照，君子之道就会更自知、更自守。敢于接受这个镜面，是一种勇敢。 知耻近乎勇。 《礼记·中庸》 知耻，是放弃掩盖，放弃麻木，虽还未改，已靠近勇敢。如果由此再进一步，那就是勇敢的完成状态。 以上所说的羞耻感，都涉道义大事，符合“耻之于人大矣”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不分大小高低，在不该羞耻处感到羞耻，在应该羞耻处却漠然无羞。 因此，并不是一切羞耻感都属于君子。君子恰恰应该帮人们分清，什么该羞耻，什么不该羞耻。 既然小人没有羞耻感，那么多数错乱地投放羞耻感的人，便是介乎君子、小人之间的可塑人群。他们经常为贫困而羞耻，为陋室而羞耻，为低位而羞耻，为失学而羞耻，为缺少某种知识而羞耻，为不得不请教他人而羞耻，为遭受诽谤而羞耻，为强加的污名而羞耻……太多太多的羞耻，使世间多少人以手遮掩，以泪洗面，不知所措。其实，这一切都不值得羞耻。 在这方面，孔子循循善诱，发布了很多令人温暖的教言。即便在最具体的知识问题上，他也说了人人都知道的四个字： 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 意思很明白：即使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也不以为耻。 这么一来，在耻感的课题上，“不耻”，也成了君子的一个行为原则。因此，真正的君子极为谨慎，又极为自由。谨慎在“有耻”上，自由在“不耻”上。 “耻”和“不耻”这两个相反的概念，组成了儒家的“耻学”。 对此，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是荀子。我想比较完整地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这个问题的归结。他说：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倒，夫是之谓诚君子。 《荀子·非十二子》 这段以“耻”和“不耻”为起点的论述，历久弥新。我自己在人生历程中也深有所感，经常默诵于心。因此，我要用今天的语言译释一遍： 君子之耻，耻在自己不修，不耻别人诬陷；耻在自己失信，不耻别人不信；耻在自己无能，不耻别人不用。 因此，不为荣誉所诱，不为诽谤所吓，遵循大道而行，庄严端正自己，不因外物倾侧，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君子。 “耻”和“不耻”，是君子人格的封底阀门。如果这个阀门开漏，君子人格将荡然无存；如果这个阀门依然存在，哪怕锈迹斑斑，君子人格还会生生不息。尾 语 好，既然已经摸过了封底阀门，那么，我们对君子之道的轮廓性描述，也可以暂告结束了。 当然，如果以高层学术研究的完整性来要求，这个课题还留下了很多重要的项目。例如，诸子百家对君子之道的不同意见，君子之道在以后两千多年演变的过程，君子之道的负面变形和消极后果，君子之道与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大丈夫、觉者、至人、禅者等人格模型的异同，以及君子之道的国际认知和未来处境，等等。我所开列的这些研究项目，学术价值都不低，可以写出一部部专著，相信会有很多学者各显其能，各尽其责。 我自己的兴趣焦点，只在以文化人类学的立场探索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并从历史的选择、大地的沉淀中，权衡是非轻重。我还故意把自己的读者，划定在文化学术圈外的普通民众。这种划定，当然也与文化人类学有关。因为我坚信，与普世社会的真实互动，哪怕是浅语轻言，也超过那些小圈子里的唇焦舌燥。 探索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这件事我很早就开始做了。比较拿得出手的成果，就是十余年前我对“小人”的系统研究。那篇归结性的文章《历史的暗角》，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欧美华文圈也产生了出乎意料的重大反响，可见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对自己心中的集体人格极为敏感。 我研究小人，不是目的，目的在君子。那么多年过去，直到今天，终于可以搁笔搓手，告诉读者，我把事情的另一半也做了。 做一件事花了那么多年，并不奇怪。探索中华民族集体人格，不仅要大量阅读古今书籍，而且要深入观察身边人群，还要到世界各国进行横向对比。正面、反面都这样做，自然要耗费漫长的时间。不管做得好不好，对我自己来说，也算已经完成。一个人生命有限，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太多太高。 估计有很多年轻的读者并没有读过我研究小人的文章。因此我要向他们建议，如果时间宽裕，可找来一读，作为对照。那篇文章的标题已改为《大地小人》，是我的《中国文脉》一书的结尾篇目。因为我认为，文脉之根，在于人格。 感谢大家随着我的目光，在君子、小人的背后追踪了那么久。追踪之后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因为终于发现，我们是在追踪自己，追踪中国。
精彩短评 (总计10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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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很深刻，一如既往的文革印象，挺喜欢的 -
难得能读到余秋雨不着哭丧腔的作品。对文化作出较系统性的疏理，属入门级。话说当初写参赛文章时参考书目就是这本，而今重读实是味同嚼蜡 -
一般，不是很对得起书名。 -
看完文化苦旅后知道余秋雨先生是个大学者，看完何谓文化以后此想法更是无法动摇。 -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总是让人感觉作者就坐在你身边，铺展着世界文化，中华文化，娓娓向你道来。这部《何谓文化》著作，一如以往，读后回味，不禁让人频频点头，观点，论点都有同感。然后深思······ -
如果大家都能在余秋雨先生的书中找到一些自己的领悟，那么必然能对整个社会文化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
重新让我领悟吧！ -
不做多评论，喜欢余秋雨这样的作家，写写文化 -
对文化的考证部分很不错。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摆脱实用，摆脱公立，走向仪式。但是后半部分有自我卖弄之嫌，读来心烦。 -
文化是谢老先生家门口那个小小的洞口。 -
一些观点挺深刻的，但是缺乏论证过程，毕竟多是演讲 -
觉得余秋雨的散文越来越大气了，超级喜欢这一本新书。看过之后进一步了解和喜欢谢晋、黄佐临、余光中、白先勇、林怀民这些大师了。 -
马克“身上的文化”章里陆谷孙先生和汪老出镜，以及推荐的必要贮存中应该浏览和记诵的文本。第一章比较值得看，其余不免有些离题 -
高中时期就很喜欢文化苦旅，很喜欢余秋雨的书，相信这本也不错 -
何谓文化——听余秋雨最诚恳、最隆重的回答。 -
有些句子写作文里还真不错，但整体不做评价 -
何谓文化，余秋雨又一力作，思想深刻严密，喜欢！ -
余秋雨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这本书号称＂对文化现状最不留情面的剖析＂，实际读过，发觉更像是对自己心中不满的宣泄。有的人穷其一生研究儒家文化，有的人研究道家文化，余大师则研究文化。如此研究，难免流于形式。 第一部分叫学理的回答，是余大师在世界各地的演讲。按他自己的说法，演讲对象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和＂联合国总干事＂，他则是＂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除了要表示演讲规格之高，多少夹杂着对批评者的蔑视。第一篇演讲值得一提，余大师讲，这是＂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简称澳科大。咋一看上去，以为是哪所澳洲的学校，后来查了些资料，原来是澳门科技大学。号称＂一进澳科大，满耳普通话＂的学校倏的成为了境外大学，着实令人费解。 余大师抨击复古文化，指责对地方文化不分优劣的保护，诚哉斯言。但不知余大师作为大文化学者是否有区分优劣的标准，还是仅仅停留在指责的阶段，自己亦无良策。余大师在「利玛窦说」中，又用通篇的古代文化来驳斥中国威胁论，好似忘记了自己之前的言语。引用是为用，复古是为学，用而不学，真境界也！ 余大师反对民粹主义，就只这个切入口来说，本人深表赞同。＂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浩劫之后的中国盛产投机分子，民粹主义得以盛行。如今的世界分工越来越细致，人们对于生活之外的世界愈发的不熟悉，再加之制度的缺陷，大量不对等的信息使得民粹主义者的言论成为了发泄口，人们只相信那些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民粹主义的信徒们从不认为自己是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余大师也未能幸免于难。涉猎面太广使得余大师在各个领域只能浅尝辄止，而懵懂中潜藏的自命不凡正是此类主义滋生的土壤。偏见与真理的距离，比无知更远。 余大师写萧伯纳和他的学生黄佐临，极尽赞美之词。暂且不论黄佐临和他交情的真假，只谈萧伯纳。1933年，萧氏来华，语出惊人：＂中国固无文化可言。＂但不知文化学者余大师对此话作何感想。与萧氏同时代的傅斯年撰文斥责他＂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受到了很多自由派学者的赞同。鲁迅亦说萧氏＂本来（来中国）玩玩的。＂文化人不该假借别人来抬高自己，何况是自己本就不了解的人。 术业有专攻，余大师的不求甚解使自己陷入窘境。最后一个部分，余大师抄录很多古代经典，玩了一个古文今译，抒发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一篇讲「心经」，他说＂在空相中，既没有真实的物质、感受、想象、行为、见识，没有真实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真实的视觉、听觉、嗅觉、记忆。＂空的前提是承认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循环往复的缘起中方得见空。余大师还停留在恶趣空的阶段，距离入门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余大师本性未见得有多坏，只怪他生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年代，他或许无意追求名利，只是天生的性格让他如鱼得水。他有最适合时代的气质，却没有跳出时代的能力。最令余大师念念不忘的还是批评者，生命的回答就是他对批评者的反击。＂我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了不懂艺术的审查者和评论者＂，他借谢晋之口如是说。 -
其实我觉得豆瓣书评完全没有影评好，很多好书没有被评，很多好书只因为舆论被评低，为何糟贬手无寸铁的文人和书，好好的书被那些评语说成什么样子，真是痛心。 -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余秋雨的文字，，这本何谓文化也相当的精彩 -
这本书能让人感受到余秋雨先生内心中对中华民族的挚爱，为了这份挚爱，便有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解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 -
前面深刻有趣，后面荒诞无聊 -
文化是个很大的标题。我不否认很多人也会偶尔黑一下余秋雨先生。虽然我不是NC粉，但是我确实还是很关注先生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到现在来说，剩下的不多，很多东西是沉淀出来的。好好学习中国的文化，才是正途 -
全书基本内容就是，我很厉害，我参加了各种文化领域的活动，我很厉害，我写了很多文学作品，我很厉害，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很厉害，我认识各种各样的文学家，艺术家。是的，你的确很厉害。 -
看了余秋雨的很多文化散文，《文化苦旅》《千年一叹》《摩挲大地》《历史的暗角》等等，都觉得很不错。这本算是余秋雨集大成之作，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思想高度、思维逻辑、系统思考都达到了极致。以前只觉得余秋雨是文化大家，因这本书，他当之无愧当代文化大师。我也看过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所说各有千秋，但感觉余秋雨对文化的思考更加直抵本质。 -
一直很喜欢余秋雨，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他，我始终认为一个敢于放弃的人，一个勇于行走的人，一个乐于思考的人，一个文笔那么好的人，我们应该好好读读他的书和他的思想，这本书为我们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我很喜欢 -
2h34m文人的不开心，或许成名却受到各种批评使他受挫了。各种对自己的辩解看得心好累，有名让他自我认同感很强，但文学批评让他发了脾气。自吹自擂多少是为自己抱不平，可惜不体谅读者。官场、文人场他都经过了，确实难洒脱。后面的碑文和译文没多少意思，前几篇对文化的讨论还有些看头 -
《何谓文化》是余秋雨先生的一本力作，沉寂多年以后，厚积薄发，为国人奉献一本深刻探讨文化的精神大餐，涤荡心灵，滋养精神，传承人文。 -
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这在当代的社会，当代的中国都是缺失的，作者从“学理”“生命”“大地”“古典”这四个方面做了回答，讲了自己，讲了已故的文学巨匠，讲了各种碑文匾额，也翻译了古代诗词，让人细细品味了一番，很有收获 -
喜欢余秋雨的书，我还是最喜欢他的文化考察类书 -
一个老人用着请幽默的语调，调侃着过去和现在的病态文化，通过他，还了解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大师，感受到了新文人风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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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二本了，其中虽有重复章节，但不影响再次的动容！身上的文化更是体会颇深。 -
还行，跟朋友借来看的 -
自定框架，按套路反思，索然无味，老气横秋！ -
第一篇还行……其他凑数 -
一股我和名人交流过我很吊的感觉 -
还是初中的时候看的《文化苦旅》，之后就再没怎么看过余秋雨的文字了，也没对余秋雨有什么特别的关注。买这本书，纯属“冲动”，似乎自己喜欢的书大部分都是源于这种“冲动”呢。。国庆不想出门了，好好看一下书吧。 -
最爱余秋雨的书，装订很精致，文化内涵丰富！值得一读的好书！ -
余秋雨是有些东西的，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毕竟他写出过一些让人有感悟的书，最早接触的是《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再到《我等不到了》不能说通篇都那么精彩，但总有玑珠，这一本提前试读了几段，感觉又回到了最初的余秋雨。希望读完之后能有不同的感悟。 -
无论是写作还是与人交谈，深入一点都会折射出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甚至很多时候不自知反而是读者听者更明了。看这本书的评价都说自我证明和辩解的成分太明显，我反而觉得文人很少不清高。演讲稿都带些官僚作风，写谢晋和巴金的两篇却可以看出花了心思动了感情。 -
不说别的 我就觉得余秋雨自千年一叹之后的书有点矫情 -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才疏学浅，看余先生的这本书提不起兴致。等平静沉淀之后再来细读。 -
只是“余秋雨”三个字，就注定是精品书籍。我一，不研究余先生，二，底蕴有限，知之甚扫。也无权评说什么。只是在有权范围内，单单说说个人感受。余先生的书，我10年前读过，伴随着青春记忆，帮我打开一扇扇通往精品文化的大门。这10年间，对余先生的书，我承认，关注的很少。这次当当有活动，又恰好遇到先生这本书，算是妙手偶得了。 我感觉先生对历史和文化评说和指引的深刻和厚重感没有少，却还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幽默和睿智。 昨天在微信上拍下书封面的一段话：“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文化的魅力，在于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余秋雨。就立即引来朋友的问询：你读余秋雨的书啦？ 她说，我喜欢他。深刻而且不艰涩。 其实，我也喜欢余先生，虽然深刻，却也是位可亲近的学者。通过“道不远人”的文字，从19岁，一直影响到我30岁。 -
文化的最终目的是普及爱和善良，这是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一直喜欢余秋雨先生，这部书关于文化的阐释更是精细独到，批判有力，令人一生受益 -
看了前几篇是一些演讲期待之后的内容余秋雨对文化的理解很让人受用 -
还没读，孩子买的。不过这是继《文化苦旅》后第二次买余秋雨的书，应该还不错。 -
烂书 -
好久没有这种读到停不下来的感觉了。读余老师的书也有十几年了吧，一再学习 -
书中有一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历史最大生命力，在于大浪淘沙。 这本书不必买，读来也没什么意思，其中文风透着股自吹自擂的傲娇感，仿佛一本自传。 -
余秋雨老师是我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老师之一，也是我买过最多书的作家 -
深情追忆巨匠生命印迹，首度公开被争议的往事真相；何谓文化——听余秋雨最诚恳、最隆重的回答 -
补记 -
文化人看文化书。大学时变关注余秋雨，高中教材里选编了，后来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不知这次？写谢晋的文章其实已经多少读过几个片段。 -
辩解辩白
有用的是 最后四篇大地的回答 -
何谓文化，听秋雨老师最诚恳、最隆重的回答。 -
听余秋雨老师用自己的心声去体会文化的苦旅，去思考我们的文化与世界的文化。。。 -
余秋雨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份量的大家 他把历史 现实 文化 完美嫁接 已感化天下苍生 追寻人性最原始的善 是现实生活中指引人的灯塔 请在繁杂的生活中驻足小憩：---何谓文化 她会触动你日益迷茫冰冷的心灵，她会让你少一份浮躁多一些恬静。谢谢你秋雨20年的陪伴。 -
书名说的文化有点广，余秋雨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啦~支持 -
何谓要脸 -
老师的作品怎么能不好看！ -
余秋雨的书是当今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军之物，我特别喜欢，尤其是对于文化的态度 -
我读余秋雨的书， 还是从我上初中二年级当时出版的《文化苦旅》开始的，时隔这么多年，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一部接着一部的出，我都没有落下。现在看来最好的依然是这几部作品。因为有切实的体会和经历才写的出好文章。现在的他多做演讲和学术写作，觉得文化散文写出来多多少少确实了一点接地气的喷发的东西。如果看过之前的作品再度这本书还可以串起来，如果没有读过，觉得这一本可能不过尔尔 -
余秋雨先生的各种书都很好读，他见识丰富，走遍千山万水，是不尚空谈的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了重要贡献，我很喜欢！推荐购买！ -
在继《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行走无疆》《霜冷长河》等等之后，通过这本《何谓文化》，真切而深刻地解读了中华文化。赞一个。余老师的书值得阅读和收藏。 -
看过文化苦旅后喜欢上了余秋雨，决定买下这本书，虽然还未开始看，不过感觉上挺不错。书的质量相当好，应该是正版，很满意~ -
看完了这本书对余秋雨好感全没了 -
阅读了余秋雨老师所有文化散文，余秋雨老师的《文化苦旅》启发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和对中国文化的喜欢，我有两位人生导师，一位是余秋雨，一位是孔庆东。这本《何谓文化》比起余老师的早期作品，力度显然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因为喜欢所以喜欢。如果有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志可以买来看看，不错的书。 -
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爱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没有爱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就无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来破除——即不必依赖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杀，仅仅靠着社会上多数民众对证据的辨别能力，以及对虚假的逻辑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 -
余秋雨大师总结的中国文化太到位了。 -
看过余秋雨的很多书，这本更值得细细品读，对中国文化的由来有更深了解，对未来发展具有极大启发意义。 -
大量重复，余老师，不开心。 -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在全世界传播爱和善良。教育同样是，在传播爱和知识 -
自我简历合订本 -
（ 余秋雨继《文化苦旅》出版20年后再度探寻迷失中的大国文明 ） -
《何谓文化》是趁满1000减300时候果断出手买下的，接近五折了。这是余秋雨一本最新著作，余秋雨是当代中国最有份量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笔向来就很好，很担心他侵入文化后会搅乱文化。 -
巴金那篇挺吸引人的 有几篇感觉就是兑人文章 -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
最喜欢余秋雨了，听他讲文化就像听爷爷辈长辈讲故事很有兴趣很有用处，打算买他全套的书 -
大概读的书还是太少 .. 我怎么觉得这本写得不错 .. -
拙劣文笔四处立碑，无耻之尤！优美古文翻成今文，脑残之至！ -
比较喜欢读余秋雨的这类文化大散文，有内容，能学到点东西 -
喜欢这样的评论文字 -
关于如何做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作者分析得很透彻。博览群书，让文化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比什么都来得弥足珍贵。背诵全文，为时不晚。 -
真的不错，推荐！ -
看余秋雨的文字，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让人能深入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
读余秋雨老师的书是从大学开始的，而且是大四，当我第一次读他的《文化苦旅》时，就被震撼了，因为之前很少看散文，尤其是文学色彩很深的书，看他的书就仿佛灵魂有了触动。此后关于余秋雨的书我基本上都读了，当然这一本也不例外。 如果想了解文化那些事，读这本书是对的。 -
这是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
余秋雨是想唤起中国人对文化的尊重 -
余秋雨所创的“文化大散文”确实有些让心洗涤的感觉，但这本书并没有以前的那些文章来的有感觉，倒像是敷衍。不管文化怎么样，作者只顾眼前情感的抒发和历史的简述，完全忘了作为文化应该更关注文化对当今社会的意义。这部书里作者完全犯了以往没有过的错：详些历史，略写现实意义。 -
这是余秋雨先生继《文化苦旅》出版20年之后又一有重大影响的一本书，时隔20年后，作者又对文化一题作了更深刻的闡述，这是一本哲理很深的书，但又通俗易懂，值得每个文化人好好一读。 -
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到手，余秋雨大师的书一直在追，对这本何谓文化也很期待，粗略翻阅了一下，很喜欢这种侃侃而谈的文字感 -
鲜明的个人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付出被人们所看到，关于自身的苦难有解释的嫌疑 -
前段对文化概念的总结提炼，对我这种没文化的人还是值得一看的；中段的谢晋，黄佐临，巴金，很精彩；后段的撕逼很蒙逼很尴尬。似乎写何为有文化更多一些。借用君子小人的对比，文化的对立面，没文化的定义更具体更可操作 -
余秋雨的文笔依旧隽永，也依旧能用普通人能读懂的语言刻画貌似艰深的文化，还依旧能让很多人收益，让我能够推荐给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只是希望秋雨不再为文革时的旧事而纠结了，无论是于人还是于己，说放下了就真放下吧。 -
文化的最终目标是爱和善良的传播，书中不仅有中国文化的阐释，更有谢晋、黄佐临、巴金 -
我倒是一定要冷眼問問余秋雨到底何謂文化。 -
仰慕余秋雨老师的作品。该书的印刷质量不错，老出版社嘛，只是封面设计一般，不够理想。很喜欢余秋雨老师的文章，刚拿到书，读了部分内容，很受启发，尤其是对文化概念的定义，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收益颇多，需细细的品读！ -
一贯喜欢余秋雨的书，不管别人是对他是如何评价的。他的书却是中国文化及文化史的浓缩。他的语言也是准确生动幽默有趣。他对中国文化的概括也是全面而凝练的。 -
一直很喜欢余秋雨的文笔，这本书里有很多他自己的见解，值得一读。同时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了那个看似温顺的余秋雨其实也是很有性格的。值得一阅，对文化，中国文化的分析鞭辟入里。 -
文人诟病，先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