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古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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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
ISBN:9787807422723
作者:柳春蕊
页数:424页
作者简介
《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研究对象为“晚清古文”。“晚清”这一概念，学术界说法不一。大多认为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既从1840年到1911年或从1840年到1919年。《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研究的古文组合要是只晚清桐城派和湘乡派古文，包括阳湖派。
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从新城到桐城第二章 梅曾亮与桐城派古文在京师的传播第三章 都下古文中的归有光现象第四章 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上）第五章 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下）第六章 吴汝纶与清末文化教育结语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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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话语的“晚清古文”——评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研讨文类与时代，历来被视为文学史研究的两大法门，前者贯通，后者专深，前者重论，后者重史。研究者材性不同，往往各有偏向。近来，将此二者结合，以文人交游为中心，排比史料，摸索文体流变，讨论文学史上重大转折的著作逐渐增多。柳春蕊的新著《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即是其中一种。作者对“晚清”、“古文”的理解，不同于一般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界定，考察范围也不局限于文学现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毋宁说是文学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可能与限界。一本书题目中的“晚清”，是被“古文”规定的。作者在胪列种种关于“近代”与“晚清”的分期意见后，截断众流，提出独到的“古文晚清”观：自姚鼐在江宁书院去世的1815年，至吴汝纶在桐城去世的1903年。标举这一分期，并非要张大“桐城文统”（实则到吴汝纶的时代是否还存在所谓“桐城派”，也是值得怀疑的），而是将“古文”甚至文学整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考虑其在政治、学术、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作用。在姚鼐生前，乾嘉考据学雄踞一时，自不容古文家施展；而在吴汝纶身后，则“新文体”、“魏晋文”、“逻辑文”乃至“新文学”相继登场，古文，或者说整个古典文学都在日益“板结化”，作为一个整体最终沦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虽然从历史分期上说，吴汝纶死后尚有七、八年的“晚清”，“桐城谬种”也一直流传到民国时代，之所以掉头不顾，是因为马其昶、姚永朴、吴闿生辈的“古文”与“文学”，既背离其乡先辈的成法，亦迥非作者眼中之“古文”与“文学”矣。然而，如果不从文类、文派上讲的话，又何以确定“古文”的边界？作者自陈，其考虑晚清古文的历史发展，乃是以中唐韩柳古文运动、庆历欧阳修古文革新及胡適等人的新文学运动为参照系，因而要规定“古文”的界限，也必上溯到“古文”言说的源头：“古文”是指晚清语境中的古文，它既不同于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晚清散文，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语境下与白话文相对的“文言文”，它与韩愈所创立的“古文”相同。韩愈创立的“古文”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讲文统和道统。“道统”指的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政治理想。“文统”指的是由六经、孟子、司马迁、杨雄等相承下来的古文传承的谱系。（第4-5页）在中唐以下的近古社会，“道统”确保了文章参与现实的可能，而“文统”则使“道统”获得其确定形态，并辅翼“道统”的传承（虽然“道统”中人未必看得起“文统”）。这里不谈“道统”的具体内容，而重在考察这种参与精神在把握现实的“物”与“事”过程中的作用。在该书第二章论述梅曾亮影响下“岭西古文群体”兴起的一节中，有一条小注同样值得注意：古文作为“话语”存在，是指它参与当下具体事件，并与权力、物质和士人精神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第126页）古文作为“话语”，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古文的谱系是被建构且富于价值判断的。刘声木《萇楚斋随笔》内有“古文一时授受之盛”一条，提到从阎若璩、姚鼐以至梅曾亮，都曾以“天下文章，其萃于〇〇（嘉定、桐城、岭西）”的句式，来总结甚至建构一代文章的传承脉络。在晚清，“古文”已然凝结为一种社会现象，尚能在道德伦理的建设中发挥作用。晚清人想到“古文”或“古文家”，不可能有后人那种超然的评判立场，而往往附带有若干先在的价值判断。另一层，正如曾国藩《黄仙峤前辈诗序》中所论，“器识先于文章”、“诗外大有事在”，古文对“权力、物质和士人精神”的参与，乃至中国文学“通变”进程中“文”、“事”、“物”的纠葛，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在晚清，在陈用光、曾国藩、吴汝纶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更应该看到这又不过是一时之盛，随即而来的衰微也更为急剧。这种局面，与“古文”在西化过程中来不及调整姿态有关，也带来了“古文家”的失势与内转。某种程度上，该书回到了胡適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所表述的近代文学观，即古文乃至旧文学势必为新文学所取代。然而，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却截然不同：胡適大致是从形式上立论（文言白话），本书则将“古文”作为一种话语，考虑其在把握权力、物质、精神等现实资源时力量的消长。换言之，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权势。二全书讨论的对象，虽以今日近代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上声势赫赫的“后期桐城派”为骨干（第7页），实际上却已然消解了文学史意义上的“桐城派”。叙述姚鼐身后事，并不以“姚门四大弟子”为开端，更不局限于历来被认为在惜抱身后大张桐城门户的梅曾亮，而是不惜采用了“天外突兀之笔”，首先发掘在江西新城别传桐城文脉的陈用光及其古文圈子。实则出身江西、力主经世的陈用光，与主盟京师、文人自限的梅曾亮，在嘉道咸时代古文的世界里，正好成一副绝对。后人叙述对二者的取舍，多少表现出两种“古文”观的对立。正如作者在本书绪论中所分辨的，文学（批评）史叙述中与“古文”纠缠的概念，尚有“文言文”、“（古代）散文”、“（古代）美文”、“小品文”等。具体而言，“文言文”与“白话”相对，是现代以来在语言形式上所作的区分；然而《易》之“十翼”中已有《文言》一篇，近世阮元、李详、刘师培等借以附会文章，则“文”与“白”不同，又含有修辞的意义。散文则本是与骈文相对的形式概念，但到现代，经过刘半农、周作人、王统照、梁实秋等人的揄扬，反而变成以美感为依据的文体。今日文学（批评）史中的“古文”，或多或少受到这些周边概念的影响。例如近代文学批评史叙述中，经常提到梅曾亮关于“文学独立性”的认识和“因时”的观念，注目于梅氏《赠汪写园序》、《答吴子敬书》、《黄香铁诗序》、《与朱丹木书》等文中的个别段落，甚至就此而下，把整个晚清古文的发展史，叙述成“文”脱离于“道”而逐渐独立的过程，将晚清古文家视为坚守“文学性”的群体。凡此种种，或即是受现代化、散文化的“古文”观熏染的结果。作者在论述梅曾亮在“德行”与“文词”之间的抉择时，推断相关文学（批评）史论述“可能受到魏晋文学自觉论的影响，试图在近代文学发展中，尤其是桐城派古文中，找到相应的论证依据。”（第87页）其实近代以来所谓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又何尝不含有若干今人的想象，并带有几分针砭现实的意味？在世变急遽的道咸时期，出现梅曾亮这样以文人自命、抗颜居之不疑的士人，的确是近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象。本书作者对于这种现象是否与“文学独立性”构成对应或平衡的关系，抱有怀疑的态度：“与其说这是梅曾亮对文词独立性的发明，不如说是他超乎时俗的个性化气质和认识在文词上的表现。换言之，梅曾亮更多的是以个人兴致出现的，而非以一个群体身份出现。在经世学风盛行的情况下，他有关古文的主张是不占主流的，当时很多人对他提出了批评……”（第88页）而其具体论证，则大致有三点：一、梅曾亮成为姚鼐身后的古文领袖，受地望和人脉的影响，有较大的偶然性（享长寿，安于郎官之职，居京二十年）；二、嘉道咸时期京师士人圈子的交游有各种主题和风尚，梅曾亮也曾出入于经世派、汉学考证、宋诗的圈子，最终因自身学植不厚而不得不退守于文事（参见第114页以下）；三、梅曾亮在《与朱丹木书》中提出文章“因时”的观点，并非说文学要反映现实，而是指向古文家所一贯秉持的在处理人与事关系时的基本操守，及其表达上的“古典化法则”，与李贽、三袁、龚自珍等的独抒性灵、率性自然亦不相同（参见第92页）。因此，只有走出近时文学观念的专一，回到清代中期以来学术史、政治史发展的大格局中，回到人与人交游、人与事交涉的具体情境中，才能把握“古文”作为话语运行的实态。在后世古文家追述与文学史叙述中久晦不显的陈用光，正是在这种眼光下被照亮的。新城陈用光早年介其师鲁仕骥辗转而为姚门弟子，将桐城文风向江西、两浙传播。晚清桐城古文向全国的扩散，实可看作桐城地域文化与各地固有之地域文化遭遇交融的过程。而江西一地，亦自有其文化传统。近人贺麟考订江西学术谱系，以为自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之文章，至陆、王之心学，皆同条共贯，一脉相承。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固可商榷，而明清以来江西士人以此自命，致力于性理、古文及经世之学，则斑斑可考。作者在第一章中不厌其烦，钩稽方志族谱等材料，详密考证江西新城一地的文化传统及士人风尚，以之与桐城风俗相对照，并辅以对江浙间“阳湖派”及吴德旋古文圈子升沉的考察，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说明姚鼐身后，桐城古文之兴起并向全国传播，实与清代中叶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相呼应：古文的兴衰，与一门新生学问比如说考据之学的兴替有着不一样的逻辑。古文兴起，一是由于人心思古而复古，古文家慕古向古，但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愿意沦为古董，而是复古以通今，指向当下的社会现实；二是古文与风俗之纯正有很大关系。古文兴起的地域大多数民风古朴、人心向古，由此而产的士人往往有较强烈的进取意识，有着“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在传统语词当中，这些通常指向气节、骨气、狷介、恺悌之类。总之，古文兴起的内在逻辑是向后的，它是背向着历史去革新的，这是古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本身固有的精神资源。这一点，颇可证明晚清古文的复兴与经世致用的思潮之间有着内在一致性。至于五四语境中的古文，那指的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形式，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古文，对象指涉并不一样。（第133页）换言之，晚清古文，起码在一开始并未向“文学性”收缩，古文的气象反而随着社会危机的表面化与经世思潮的兴起而变得阔大了，这为后来曾国藩扩张古文堂庑奠定了基础。古文的经世化，可以上溯中唐韩柳的“文起八代之衰”，或北宋庆历以至元祐的诗文革新，这固然是历来论“统”论“派”者所乐道的。不过，“道统”本身也在变化，晚清中下层士人之“道统”已然与韩柳欧苏的“道统”相区别。通过第三章对道咸时期京师古文“归有光现象”的分析，作者展示了这一“道统下移”的过程在古文中的表现。从“得君行道”到“移风易俗”，明清以来士大夫经世理想的变化，是归有光以至桐城一派古文得到推崇的内在原因。作者指出，晚清古文家的经世与“及物”，与当时的理学家、经世家有不同的格局，与唐宋八大家亦不相同，往往表现出“一种担心、忧虑和挽救的心态，尽力去维护孔孟之道在民间的地位”（第181页），见之于行事，则多为维系一方之风教、伦理，或为州县官，或掌学政，更多的则是书院教习，有独善其身的倾向。窃以为日常伦理成为“独立的叙事对象”，一方面维护了近代前期“古文”话语把握、参与现实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在后来西潮涌入的情势下，成为“古文”丧失自我调整能力的一大因素。三如果说本书的前三章，主要仍是与既有的学术意见对话，摆出作者自身对于“晚清古文”性质及其发展历程的看法，是“立定规模”，且多少还带点学位论文的拘谨的话，那么第四、五两章论曾国藩及其古文圈子，则是在规模既定以后求其精熟的成果，颇有胸中无尘埃，纵之横之，自由挥洒的气象。或者说，考察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心中不能横梗一“文学研究”的标准，也不能拘泥于学术、文章的派别之见。借用余英时的概括，曾国藩及其同人的学问，实为一种“士大夫之学”：论义理没有理学家的精深，论考据没有汉学家的沉潜，论文章，鉴赏品味颇高而创作单薄，却无不可以“寓意”，无不可以充当其人“润身”与“及物”的手段。本书第四章考察曾国藩与道咸之际京师交游圈子的离合，标举一种“别调”，其意在此。也正因为有这种“寓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洒落，曾国藩反而能超越一时派别之见，进一步扩充古文的范围。如何看待“古文”在曾国藩一生事功中的作用？必须注意的是曾国藩对于汉学考据的汲取。早年拜唐鉴门下，与倭仁、邵懿辰等人相交往，却一直对理学门户保持清醒；与梅曾亮的古文圈子频繁接触，也未能真正心服桐城文章。但是，在与素习汉学的刘传莹交往后，相约以守约之学，进而发现汉学考据中的“礼学”一门，是绾结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的枢纽：“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调和折衷，而是以“礼”为主干，涵泳蕴蓄，外延为经世，内发为诗文。其富于独创性的古文见解，据本书作者推论，就是参证考据学取得的。（第202页以下）证之以曾国藩家书中“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云云，“考据文”的主张与实践，在乾嘉汉学家之后，章太炎、刘师培之先，确曾经过曾国藩的表彰。而曾氏晚年创立官书局，幕府中多有新一代汉学人才，以至于古文家亦多谈汉学考据，这种现象，窃以为与后来西学输入甚至文学学科的形成，都有莫大关系，值得在此书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重要的是，通过考察曾国藩学术整体的构成，以及“古文”在这一构成中的位置，作者看到，在曾国藩那里学问不仅是探索“本质”，而且要转化为“功能”，不仅要注意价值论的判断，而且要讲究认识论的平衡（如学术分别中义理、考据、辞章的平衡，古文理论中的阴、阳、刚、柔的平衡），其根本目标，则在于转移风气、陶铸一世之人才。（参见209页以下）第五章论述曾氏的古文圈子，并非全面展现，而仅仅关注曾国藩周围的湖南士人群体，通过对曾国藩《湖南文徵序》等文献的细读，表明以湖南一地山水风俗对于人才的陶养，对湖南人在近代史上政治事功的影响，发为文章，自然有别于桐城古文。全书运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前后讨论了江西新城、安徽桐城、湖南三地地气与文脉的关系，其意义不仅仅限于展现桐城古文向全国扩展的过程，而更是基于作者自身对于“山水——风俗”作用于“人才——政治”这一模式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讨“古文”成为一种话语的源头，与其最终作用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在不违反学术规范的前提之下，作者似乎将研究主体与对象的位置进行了调换，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古文”和曾国藩言说了自我。关于这一点，不妨参引作者在别处发表的一段散文：近几年，学有馀力，稍做些乡村文化建设的事。无论是读历史，还是实地考察，总以为风俗乃人才之本，地理又是人才之源。……我慨叹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村落的消亡，而是那种一流的人才，那种具伟岸器识的“国士”出现何以可能。曾国藩的出现，决非偶然！他祖德的蕴藉，山里的风土，日日涵养群山，由群山而养成的大山气质，由群山而引起关于“富厚”的思考，由群山而激越出来的士人自觉担当，却非现代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高校教育所能培育出的。在专业人才日益成为人才培育的主要模式的今日，我更愿意看到有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之学”，既审规模，又求精熟；既有识度，又具趣味；既能壁立千仞，如巨石沉水，得其沉着，又能坚车行远，如春水溉稻，得其悦泽；既能廊庙徽言，又具师贞深语；既能高瞻远瞩，高韬养晦，又能躬亲不息，关乎天下。与同志道合的朋友一起，常说起要多培育读书种子，培养国器。在曾氏故里，这一切都可以得到证实。（《南行散记》，载《南轩诗文》）在完成此书半年以后的2006年冬，作者第一次亲临湘乡曾氏故里，身为江西人，感慨“湘赣气性本相通”。这一段文字，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本书五、六章宗旨的概括。四本书所讨论的时限，上起嘉庆中叶，下及光绪末年，近百年间，中外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学观念也表现出本质上的转变，驾驭如此长时段的论题，需要相当的眼光和腕力。特别是在古文如何衰落，“古文”话语如何失去权势这些问题上，如果能给出一个较为圆通的解释，其在整个文学史研究上的意义，也许要比描述古文的兴起更为重大。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当下表达的方式与可能。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作者就一些具体对象作了通贯性的考察。如第五章第二节论古文理论中的“声音现象”，涉及到声音论对于古文前途的影响。姚鼐在刘大櫆“因声求气”说的基础上，结合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声律论，力求达成“诗文相通”、“古文诗意化”的效果。（第294-295页）这一学说，后来被梅曾亮、曾国藩继承，可以说是“晚清古文”在艺术上的规定性。作者由此进一步上溯到韩柳的时代，探讨古文相对于骈文的声音特点和“意义场”，指出：骈文是“文字型文学”，主要是利用汉字的特性，以声色表现人工的声律；而古文则是“语言型文学”（更准确地说，应是“准语体文学”），主张文气，以气势模拟自然的声律。（第308-314页）然而时至晚清，古文的“声音”却日益艺术化，诵读古文成为陶冶性情之具，即曾国藩、张裕钊等亦不能自免。另一方面，曾国藩引入经史、汉赋以扩张古文堂庑的行为，在增强古文把握现实能力、扩展“古文”话语空间的同时，也使本来以气势为主的古文，日益转向声色，最终在西潮的激荡之下，走上了与骈文一致的“艺术化”的道路。（第315-319页）可以说，晚清古文被今人片面理解为一种艺术文体，也与晚清古文及古文家自身的一些变化有关，并非完全出于后人的曲解。然而，与古文自身的变化相比，外在的制度上的冲击，可能更是古文与古文家日益边缘化的原因。本书第六章论吴汝纶与晚清古文教育，颇有哀悼晚景的意味。吴汝纶立身处世 处处模仿曾国藩，吴汝纶的古文也是曾国藩古文的延续，而其境界却日益狭小。除了个人才性的因素，恐怕更如作者所引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所言，天生曾国藩，“实使其结从古迄今名儒名臣之局者也”，到了吴汝纶的时代，再也无法重复“同光中兴”的政治辉煌，而晚清古文的一时大盛，正是与这种暂时性的政治辉煌联系在一起的。但吴汝纶又是一个相当趋新的人物，对于西学和西式教育的热忱，与其古文情结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在吴汝纶设计的“学堂书目”中，“中学”可以损之又损，唯独《古文辞类篹》应该作为文化象征得到保留，这种心态又如何解读？也许应该把相关问题，放到二十世纪初新学制建立和官方民间“存古”思想的大背景中考虑。在本书作者看来，“吴汝纶回应西潮的一切做法，毋宁说是开放的姿态多于事实成就”，其主要活动仍是古文创作和古文教育。（第351页）清末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制度器械百不如人，唯独文学冠于全球；据弟子转述，吴汝纶也以为“欧美之学，号为‘文明’，明有馀而文则不足，吾国周孔之教，独以文胜。”（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这种观念，使得“古文”背上了整个中国文化象征的重负，使中西问题超越了中学内部的派别问题，并赋予了晚清的古文教育以特殊的意义，却也终于使古文教育面临日益保守化的困境。本书第376页以下，转载了吴汝纶于1901年拟定的《学堂书目》，不难发现这份书目所列举的篇目，跟后来中小学语文课本采用的古典诗文篇目颇有重合。“古文”虽然渐渐退出了政治、伦理的领域，而在西式教育中的语文教科内，以损之又损的原则，保有其一席之地。从姚鼐到吴汝纶、姚永朴、马其昶，从书院到学堂，古文家大多在教育领域活动，古文教育与民国以后的文学研究及语文教育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连续性？我们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仍以诵读为基本功，作文课讲究谋篇布局；而基础教育阶段的传统文化熏陶，又大多浓缩在语文课当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课自当别论），这一切，是否能看作是晚清古文教育的遗响？作者在全书末尾点到晚清古文教育与现代语文教育的关系，颇足以引人思考。五《晚清古文研究》一书，展现了“晚清古文”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参与能力的话语，随经世思潮而兴起，继而又在西潮的压力下日益保守化，最终丧失把握现实能力的过程。在力求客观的历史叙述和考证背后，有着较强的价值标准，用作者的话来说：“文章视野中的复古与创新之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结果的不同，取决于这些活动的展开是否以事实为出发点和中心点，是否在‘事’这个层面展开与‘文’相关的一切活动。”（第397-398页）这种带点事功色彩的文学成败观，与其说是考察文学本身所得的结果，毋宁说是把文学作为参与社会建构的活跃因素，从政治学的架构上考量文学与他者（学术、事功、伦理……）关系而得到的结论。如果能真正超越文学形式之辨，把美感、声音作为一种功能或现象来考虑的话，则“晚清古文”的精神又何曾失败？“将韩柳古文运动、欧阳修古文革新、胡適等人的新文学运动，放在中国文学通变的大视阈中，放在中国文学进程的‘事’、‘物’当中，其精神是相通的。”（第401页）窃以为，即使五四一代未必承认这一脉络，“晚清古文”仍可看作沟通唐宋古文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津梁。准此，或可认识为何章太炎、胡適二人对晚清古文家独存恕词，而胡適《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对桐城文的“应用”和“通”再三致意，实为真懂古文，搔着“晚清古文”痒处之论。本书并不以发掘“新材料”见长，其研究时段的大跨度，也决定了不可能采用细部研究或“竭泽而渔”的方法。支撑全书论述框架的核心史料，如梅曾亮《赠余小坡叙》、《与朱丹木书》、曾国藩《湖南文徵序》、《欧阳生文集序》、《圣贤画像记》、郭嵩焘《罗研生七十寿序》、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後》、吴闿生《先府君事略》等，均出自常见集部书或丛书，久已为学术界征引，有些甚至已经进入了教科书。然而所谓“旧材料”，一般都具有一定代表性，有时候可以作为组织细部材料的主干，有时候也可以带出一些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作者在看待这些“旧材料”时，颇能运用还原历史的冷静态度，充分扩张材料的延展度。书中对梅曾亮《与朱丹木书》的解读已如前述；又如在涉及曾国藩的《湖南文徵序》时，调动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学者、文人关于“湖南学风”的讨论，从文脉乃至用语的细部，表明曾国藩发言的语境与影响，最终揭示出所谓“湘乡派”独立于桐城文风的地域特点。这种粗中有细的“大块文章”，也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2008年12月16日于京都修学院旅次原载《现代中国》第12辑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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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本我没看过，不过据说是柳老师拿了百篇优博的毕业论文？捧个场吧~ -
又多了一个可以追看的年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