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书评

区区稗官 莫大幸福

《中国小说史略》上起远古神话，下迄清末谴责小说以至黑幕小说，网罗古今，气吞全牛。面对如此浩大的巨作，我选取几个自己比较感兴趣，想要谈谈的几个点来说一说。首先是对于“小说”一词的诠释。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所谓“残丛小语”，换句话说就是末技之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儿。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是如此解释它的:小说家者流, 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 曰:“虽小道, 必有可观者焉, 致远恐泥, 是以君子不为也。 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 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 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可见班固把小说家摆在" 诸子" 九流十家之末, 聊备一格而已, 是明显的视之为不入流。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间, 纪昀把古代小说归纳为“叙述杂事” 、“纪录旧闻” 、“缀辑琐语”, 都是一脉相承的观念。起先, 古人将它归入子部, 后来又归入史部, 也正说明它的性质杂而不纯, 难以归类。说它是子书, 却不像孟子的善辩、庄子的奇肆; 说它是史书, 却又常常“真假相半” 。 因此一直被徵实尚质的古人冷落在一旁。虽然从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开始, 叙述委婉, 作意好奇, 近于现代人所谓的小说, 但文白韵散, 兼而有之, 也因此, 按古人的韵散分类, 它会被视为散文; 按近代的分法, 它又一度与戏曲、弹词等混为一谈。被现代人奉为古代小说名著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等, 到清代乾隆年间纂修" 四库全书" 时, 都还没有把它们列入小说的著作之林。可见古代的" 小说" 观念, 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也可见它是多么的" 小"! 这和清末民初陶曾盉、梁启超等人, 推举小说为文学之最, 说它" 感人也易" 、" 入人也深" 、" 化人也神" 、" 及人也广"( 陶曾盉语), 说" 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 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梁启超语) 把小说当作开启民智、救国淑世的利器, 置之于一切文学之上。这种观念的转变, 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虽然后来新小说的发展, 到底有没有梁启超等人所说的那样伟大, 尚有待研究，但毕竟成为文学中的一大类别, 足与诗歌、散文等相提并论。不过反过来思考如果按照梁启超等人的说法, 岂不是又像汉儒说《诗》一样, 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教化的附庸? 这不就是新文学提倡者最反对旧文学的理由之一吗? 再者，如果按照后来的小说观念, 认为小说和散文的不同, 在于散文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 而小说除了必须具备人物、情节、环境等条件之外, 还应该特别强调它的虚构性。 那么, 虚构性又成为小说的特徵之一了。 可是, 一旦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 回头去省览古代文学作品时, 就会产生两个问题。譬如说, 《史记．淮阴侯列传》写蒯通私下劝韩信叛变刘邦时, 说" 相君之面, 不过封侯, 又危不安; 相君之背, 贵不可言。" 说辞长达一千五百多字,当时左右无人, 事极机密, 司马迁从何得知两人的谈话内容? 我们当然可以解释为: 这是司马迁根据史料, 运用丰富的想像力, 作合理的推测之词。但这是不是就有虚构的成分呢? 如此来说这篇作品算不算小说呢? 此其一。又譬如说, 明清短篇小说的《马伶传》、《李姬传》等等, 有学者核对其他资料, 应是真人真事, 是写实之作, 并非虚构。那么要不要把它们剔除在小说之外呢? 此其二。 这是我对“小说”一词的疑问。不过记起司汤达在《红与黑》里的一段话：小说是沿着大路往来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到您眼里的，有时是蔚蓝的天空，有时是路上泥潭里的烂泥。不管这面镜子到底为何物，其实有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它为我们增加的人生历程，就已足矣。其次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小说类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谓“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但是小说并非诞于稗官之手。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又说：“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 　 因此在本书第二篇“神话与小说”中，“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 “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进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活动至晚在唐代演为“说话”的艺术，至宋代而极盛，产生了各种“说话”的底本即“话本”，就有了基本上是言文合一的俗语体小说即白话小说了。由此发展出“章回”说部和模拟“话本”而成的所谓“拟话本”就有了古代文人创作的白话小说。不过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提到：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例是起源于休息的，人类劳动“休息时……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可知从《中国小说史略》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关于小说起源的看法有所变化。总之，中国小说起源于民间的“谈论故事”即讲故事，而讲故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作为叙事工具的人类语言的发明为基础之外，就是人类日益发展的好奇心之需。这二者永远是小说发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其最初的源头和永恒的滋养，却都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民间讲故事活动；后世小说家的成长及其小说创作，也往往与作为小说源头的民间讲故事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关于小说的起源，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聊记于此。“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又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状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己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明•李贽《焚书•杂说》）最后，在阅读《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看到两篇短文，觉得颇有趣味。行简有《三梦记》，其第一事尤胜。“天后时,刘幽求为朝邑丞，尝奉使归。未及家十馀里，适有佛堂院。路出其侧，闻寺中歌笑欢洽。寺垣短缺，久睹其中。刘俯身之，见十数人，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之，见其妻在坐中语笑。刘初愕然，不测其故久之，且思其不当至此。复不能舍之，又熟视容止言笑无异。将就察之，寺门闭不得入。刘掷瓦击之，中其垒洗，波迸，走散，因忽不见。刘逾垣直入，与从者同视，殿庑皆无人，寺扃如故。刘讶益甚，遂驰归。比至其家，妻方寝，闻刘至，乃叙寒暄讫。妻笑曰：‘向梦中与数十人同游一寺，皆不相识，会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砾投之，杯盘狼籍，因而惊觉。’刘亦具陈其见。盖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这篇故事中的刘幽之妻简直可以成为佛罗伊德的经典对话者。这让我不禁会萌发这样一种想象，人的梦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发生在另外一维的时空，而人们才以为它是脑中的虚幻之物？故事中的刘幽是否恰好碰见了妻子的梦境之所？读完，意犹未尽。还有一篇故事。“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蚁群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有迁徒。”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积，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 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读后，顿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想我辈不正如那蝼蚁，紧紧攥于手中之物，不过是流沙粒粒而已。读完《中国小说史略》，尚感余韵悠然，若吾生于千年之前，亦望做一名区区“稗官”，定是吾之莫大幸福。（编辑系的小学妹学弟 不要抄这个东东 this is mine）

梁实秋:关于鲁迅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 ”，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