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情怀

作者简介

不论我们从白先勇的小说中看到什么，我们都能从白先勇所展示的“现象”的背后，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悲悯”的本质。并且，当我们走进白先勇那被“悲悯”笼罩着的小说世界的时候，感应着他的那颗悲悯之心的跳动，在我们的心底，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悲悯。  

    “悲悯”也许在有的人的字典里含有负面的、消极的意思和色彩，但悲悯的前提是同情，而同情的前提则是爱心。因此，白先勇在他的作品中所内蕴着的悲悯情怀之所以能够打动别人并引发出别人的悲悯之心，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源自他的爱心——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执着和毫无保留的爱。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以人为核心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       ——白先勇个体特征性分析 思想底蕴：对人的生存形态的关注和思考 文学观念：文学是表现人性的一种艺术 艺术特质：在中国文学传统基础上对西方文学精神和技巧的融汇第二章 “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与“情感渴求的艰难”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短篇小说 感应着时代和文学对新人的历史的呼唤 独特的情感倾向的形成和对文学创作的选择 以残缺的爱为视域揭示人类情感的困境第三章 “生存的迷惘和困惑”与“放逐的哀痛和歌哭”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的短篇小说 母亲病逝和置身异域的双重刺激所引发的生存思考 在文化的尴尬中展示情感和生命的放逐 理论意识的自觉和审美情趣的转化第四章 “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与“历史流变的沧桑”       ——《台北人》 从生存困境和文化乡愁中激发起命运意识的觉醒 在历史意识和命运意识的坐标系中显示出人的生存的苍白和无奈第五章 “心灵的独特和辩解”与“道德的反思和重铸”       ——《孽子》第六章 “大中国意识的强化”与“对历史的再次聚焦”       ——《夜曲》和《骨灰》

编辑推荐

　　通过这本《悲悯情怀》让我看到了大陆学者对海外台湾作家异中有同的特殊视野。刘俊教授这部著作有用功甚深，立论精辟，而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其实白先勇的悲悯情怀又岂止是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事实上，那已成为他对整个人类的一种带根本性特征的关怀姿态。

前言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白先勇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我的作品最完整的一部集子，各种文类都收齐了。　　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统统有，可以说相当全面的呈现了我这些年的文学活动。比较特殊的是，这个集子也收入了两本分析评论我作品的著作：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以及刘俊的《悲悯情怀》。　　欧阳子是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当年我们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这本杂志持续出刊达二十多年，我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发表于《现文》，而我又常常与欧阳子讨论文学创作的问题，因此，她对我写小说的心路历程可谓了如指掌，在七十年代中期欧阳子终于写下了《王谢堂前的燕子》这部评论《台北人》的精心杰作。欧阳子自称这是一本《台北人》的　　“研析与索隐”，事实上，这是欧阳子全面深入探讨《台北人》主旨涵义及小说艺术的一部论述巨著。欧阳子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原理，在这本论著中，她采用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影响至巨的“新批评”（New Crifi-cism）方法，扣紧文本，由微观人手，从字里行间，解读出小说背后历史文化的宏观意义。　《台北人》一共由十四篇短篇组成，欧阳子每篇都从不同的观点切人，层层剖析，将埋伏在小说写实架构最底层的象征内涵，挖掘出来。大陆美学评论家余秋雨教授在一篇论《台北人》的文章中曾如此称赞欧阳子这部书：　“用心之细，联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我也有同感。犹记当年，每读到一篇欧阳子评析《台北人》的这一系列论文时，就不禁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她能洞悉作者朦胧幽微，下意识中的创作动机明察秋毫，一一剖解，而又能解说得如此精微周到。叹服之余，我亦不禁庆幸，　《台北人》终于有了解人，觅得知音。　　《悲悯情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俊撰写的一本“白先勇评传”。我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但我的作品却都在海外台湾美国完成，时空的阻隔，大陆的读者与批评家对我作品的反应，令我十分好奇与关注。刘俊教授这本《悲悯情怀》让我看到了大陆学者对海外台湾作家异中有同的特殊视野。刘俊教授这部著作用功甚深，立论精辟，而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我很高兴，刘俊教授允许将《悲悯情怀》收在文集中，对我的小说创作的阅读，起了导航的作用。　　这部文集，是由中山大学王晋民教授主编的，王晋民教授是第一位将我的作品引介给大陆读者的“功臣”。我非常感谢他替这部文集撰写的长序。执行编辑詹秀敏女士也为这部集子花费了惊人的心血，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她。　　2000年1月3丑日

内容概要

刘俊，一九六四年九月生，南京市人。一九八二年九月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一九八六年六月从该校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九月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一九八八年提前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台湾暨海外华文学，一九九一年六月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章节摘录

　　《寂寞的十七岁》给我们最初的强烈感受是笼罩在整个作品中的一股滞重的压抑。虽然杨云峰的叙述语气平静甚至有些冷漠，但我们依然能感觉到这种平静冷漠背后的强烈激情。弥漫在作品中的压抑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冷漠与激情的对立。杨云峰如同一个内心焚烧着情感渴求的烈火而外表则裹着一件僵冻了的棉衣的情感流浪儿，在家族、学校和社会之间渴切而却谨慎地探寻着情感的归宿。十七岁正是一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由少年进入青年的关键时期，处于这一青春期的人对情感的要求格外强烈，父母作为最亲近的情感对象，往往成为这一时期的青年人寻求尊重和理解，寄托自己情感的最先选择。然而，由于父母在观念上没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成人感”，因而在行动上也就依然以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对待他们：在学业上毫不放松，却对他们的情感要求毫无体察。杨云峰在学校功课不好，感情上却早熟，这种极度的矛盾反差几乎命定地决定了他和他的父母在情感上有着深刻而又厚重的隔膜。他的功课越是不好，他的父母就越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学业上，而他早熟的情感正企盼着父母的慰藉和关爱。他的父母在他的功课上越是用心尽力，他对父母的情感期待也就越趋于浓重的失望，觉得他们“老不大懂得人家”。正是这种和家人的情感疏离，才使他觉得家园如同冷漠的蛮荒。僵冻的棉衣既无法在父母那里寻找到情感融化的热源，那他就只能在自己的内心寂寞地升腾着情感的烈焰，寂寞地捱挨着这“希望根本没活过”的十七岁。　　在家里和父母在情感上难以沟通，杨云峰当然要在其他地方寻找情感的补偿。作为学生，也许学校和同学能够成为他心灵驻足的基点，收留他那份无以寄托的情感。然而，学校对杨云峰来说依然不是一个情感依归的所在，且不说校长、余三角这些老师从来就没能成为他情感上的托附，就是在同学中，那些专会泡女孩，“像群刚开叫的骚公鸡”的男同学和那些“混身妖气”的女同学，又怎能体会到深藏在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甚至他“孤怪”的脾气和多少有些女性化的气质，还成了他们欺侮他的原由。上体育课摔破鼻子后魏伯扬对他体贴人微的关怀，虽曾使他在魏伯扬的身上寻找到了情感的安慰，可也最终在同学们“讲得很难听”的压力下而失去；而唐爱丽对他原本就是一种“欲”的游戏，当他以一种诚挚的情感回报时，换来的只能是轻浮的耻笑和粗暴的践踏。这一切都使得杨云峰虽置身同学之中却如同独处旷野，涌动在内心的情感巨流依然无处流泄，他还是只能一个人“独来独往”，沉浸在深刻的寂寞之中。　　家庭和学校都使杨云峰的孤寂心灵和情感渴求难以立足，他就只能任由心灵的牵引在渐渐黑下来的台北游荡。新公园里他遇到的那个中年男人，虽然使他对“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甚觉懊悔，觉得这一切会在自己的脸上刻下一条“堕落之痕”，但毕竟，他那一颗孤寂无依的灵魂曾在雨水的淋漓中得到过那中年男人雨衣的瞬间遮护，而他那燃烧的情感之火也曾在那中年男人的抚慰下得到过轻柔的吹拂。然而，从中年男人那里获得的情感温暖越多，他也许就越是会恨“爸爸及南光那些人”没有像中年男人那样在他最需要情感抚慰的时候给他温暖。如果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些，他原本不必在中年男人那里去寻找。或许在杨云峰的心底，他并不想以“堕落”作为代价来换取情感上的关爱和慰藉。正是由于这种情感的获得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才使他“简直烦得不想活了”。当他从新公园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依然是“希望妈妈能够像以前那样，端一碗芙蓉蛋来给我吃呢”。新公园里的那种身体遮护和情感吹拂，在对他内心寂寞和情感渴求给予了片刻的解除和满足之后，却使他从此背负上了更为沉重的精神包袱。《寂寞的十七岁》无疑仍然是一个“情感渴求的艰难”的故事。但不同在于，《金大奶奶》、《闷雷》、《玉卿嫂》等作品中对“情感渴求的艰难”的思考仅限于人物自身，即便在《闷雷》中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涉及，也只是间接地以它在福生嫂身上投射的方式出现。在《寂寞的十七岁》中，白先勇对人类情感领域的思索，则是在与整个社会发生着直接而又密切关联的情形下进行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还成了导致杨云峰内心苦闷和情感寂寞的最终根源。因此，白先勇对杨云峰情感世界的呈现揭示，也就在根本上成了白先勇对产生杨云峰这种情感寂寞和“堕落”行为的社会根源的思考。十七岁作为青春期特征最为明显的人生阶段，对寂寞的深切感受和对情感的不竭渴求应是处于这一时期的所有人都会有的经历，但从作品中杨云峰“小白脸”、“大姑娘”的绰号，从他对魏伯扬的情感依恋，以及他对女孩广的厌恶心理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他在情感上有着同性恋的倾向。所以《寂寞的十七岁》看上去是“正常”的杨云峰因在家庭、社会得不到情感的关爱而受到中年男人的引诱“堕落”，事实上却是在以原本就在情感特征上与众不同的杨云峰因自己的情感得不到家庭、学校的理解而必然地会在中年男人那里获得自己的情感依托。十七岁的杨云峰在男人跟男人“来这一套”以前对自己的情感特征显然并不明晰自觉，所以他在从新公园出来之后才会有“堕落”的感觉。但白先勇在创作这篇作品的时候，却是明明白白地知道杨云峰内心的那种不曾自觉而却实有的情感特征的。因此，与其说《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在一般意义上呈现家庭、学校对青春期少年情感　　渴求的忽略会导致他们行为的“堕落”，毋宁说他是在揭示家庭、学校对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少年的漠视和迫压，在他们原本就已沉重的内心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压力和多么惨痛的创伤。也许在白先勇看来，如果父亲对杨云峰除了学业的关心之外再多一些情感的关怀；学校老师除了对他嘲讽、训斥和向家长汇报之外再多一些情感的沟通；同学之间少一些欺侮、作弄和侮辱而多一些理解和友爱，或许杨云峰的苦闷感和寂寞感就能得到相当的化解。然而事实上却是，在家庭、学校这些最该给人情感温暖的地方，恰恰是造成杨云峰内心苦闷和情感寂寞的主要源头。当杨云峰悲哀的喊出：“你不晓得我的悲哀有多深”，“我没有别的地方去”时，谁都会从这种喊声中感到深深的战栗。很难说《寂寞的十七岁》与白先勇自己有多大的关涉，但曾有的情感经历无疑使白先勇对杨云峰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处境并不陌生，而作家在他自己创作的作品中，也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留下自己变形了的印记。随着白先勇对社会认识和对自己成长历程自觉反思的不断深入，对同性恋者与家庭、学校、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必然地要进入他的理性视野，同性恋者在家庭、学校、社会中的处境，也相应地会成为他关注的中心。当每个人都在以各不相同的成长形态和成长轨迹走向社会的时候，社会却总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要求和塑造着不同的个体。倘若说白先勇在《小阳春》中，就已经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对人类“划一”的荒谬性进行过刻意的反讽和批判，那么在《寂寞的十七岁》中，他则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对这种“划一”的荒谬性背后隐含着的残酷性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在这种“划一”的规范要求下，像杨云峰这样情感细腻特殊却功课较差的少年，命定了要遭受到社会要求（在家里功课好就是父母的“争气”孩子，在学校追逐异性才是正常）和自己的情感要求的双重挤压。《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第一次正面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和剖白，也是他第一次直接以同性恋者为主体明确表现出“情感渴求的艰难”的主题。而在这种现象背后寓示着的深层意蕴，则是白先勇在《月梦》、《玉卿嫂》、《青春》等作品中以对同性恋题材的涉及和对同性之爱的情感赞美体现出的《反叛》的思想情感倾向，在《寂寞的十七岁》中已深化为对杨云峰的满腔同情和对家庭、学校、社会的自觉控诉。　　虽然文学是情感的产物，只是那些对情感有着特殊偏好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作家，但在对情感的认识态度上，作家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当郁达夫在情感中寻找到生命的意义时，福克纳却在情感中发现了人性中的乱伦倾向。出国前的白先勇在他作品中对情感的处理方式，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失败。在相当多的作品中，情感的失败还直接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这就不免使得情感在白先勇的笔下显得太过冷涩灰败。不能断定白先勇在作品中对情感的处理方式就意味着他自己对情感的基本认识，但既然文学作品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作者以理性作为过滤的审美创造活动，那在作品中留有作者对某一事物（包括情感）的认识和态度也就该是一种必然。白先勇幼年患病时就对情感有过自己独特的感悟，成年后对自己情感特征的自觉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更加深和牢固了幼时的情感认知——对情感的渴求，和这种渴求的难以得到。从白先勇早期作品中“情感渴求的艰难”这一主题的确立中，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精神实质的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推衍和自然流露。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白先勇在他早期作品中对情感处理的方式背后，多少有着他自己对情感认识的心理投影。一个在幼年时代就曾遭受过情感的抛离，成年之后又在情感领域感受到太多的压力的人，当然也就难以指望能对人类的情感抱有多少温情而又乐观的看法。　　《芝加哥之死》以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为题材，揭示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在他们内心深处留下的震荡刻痕，这一题材领域对白先勇来说是第一次涉及，然而这篇小说的深厚度和深刻性却足以表明即使是在刚刚踏人一个新近拓展的创作题材领域，白先勇也同样显示出他的睿智和深邃。《芝加哥之死》当然首先可以被视为是一篇写实性很强的小说，小说中对吴汉魂的真实刻划和对芝加哥的细腻描写，都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小说中的人、地、事所具有的艺术真实性。然而，在《芝加哥之死》中，白先勇在揭示留学生精神痛苦和情感枯萎这一主题时，显然还在其中寄寓了更为宏大也更为深刻的思想企图。当我们深潜入《芝加哥之死》中的每一环节，细细品味和咀嚼作者在其中隐孕着的深刻涵义时，我们意识到，白先勇在这篇小说中所要阐发和揭示的，并不只是吴汉魂个人的命运悲剧，而实在是对整个社会大交融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如何去对待母体文化和异质文化，以及个人在文化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我们从作品中追索到作者的这条思想伏线，再回过头去重新反观这篇小说时，我们可以从象征的层面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读解。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小说中，母亲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指血缘关系上的母亲，同时也隐喻着与吴汉魂在精神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母体文化。吴汉魂离开母亲（母体文化）来到异域，至少在外在形态上标明着他对母体文化的远离，他负穋西渡到异国求学，则使他在时空座标中更趋近于西方文化，然而，这种对母体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时空距离的远离和趋近，并不意味着吴汉魂在精神上与这两种文化的交流同这种外在的时空距离成正比，尽管他从台湾来到了美国，但他在精神上，却与母体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母亲的叮咛“你一定要回来”在吴汉魂的内心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他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一再强调，也足以表明他最终的文化定位还是立足于母体文化，而没有彻底融人异域文化的包围之中；另一方面，吴汉魂来到美国，虽然同西方文化的时空距离近了，但精神上的隔膜和疏离感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内心，他不但视芝加哥为“迷宫”和“古墓”，只有在地下室中才有自由和安全感，而且置身于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他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只是盲目地向前奔走”，六年的留学生活，西方文化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惟一留存下来的精髓只是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一种感悟：生命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痴人编就的虚无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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