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作者简介

也许，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比里尔克要幸运的多（就个人的心理体验而言），里尔克尽管常常会进入奥尔甫斯的歌声与“天使”的境界，但那种处于“转化”中的领悟并不太牢靠，逝性的世界会处处向他投掷冷弹，打破他的安宁，置他于虚空之中。相对来说，叶芝则不一样，这位爱尔兰的伟大诗人，一生中所心仪的三件大事成为他结结实实的人生支柱和精神家园：一是他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独立的故乡情，属于诗人心底深处的一块温情之地；一是对艺术的倾心热爱，是他生命的形式和内容，属于最高的价值旨归；一是对心灵奥秘和历史幻象的不懈追寻，是他面对“四散”世界（叶芝诗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的秩序统领。对于叶芝来说，三个方面都很重要，都不容他有任何怀疑和犹豫，他也从来没有去怀疑和犹豫，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倾力为之。这是他幸运的地方，是他在人生世界中所认定的确定性。

但叶芝有叶芝的问题，那就是这三个方面的事情在很多时候会产生冲突，分裂他的价值观。于是，找到“存在的统一”——一个更高的制高点——便成为他的理想。

在《假如我二十四岁》（1919）一文中，他谈到这种统一：

我二十三四岁时，有一天，脑子里似乎形成了这么个句子，我并没有刻意去想它，就好像我们半睡半醒时冒出的句子：“把你的思想锤炼统一。”好多天里我无法思考别的事情；好多年里我用那句话检验我所做的一切。我有三种兴趣：对一种文学的兴趣、对一种哲学的兴趣、对民族特性的信仰。这些彼此似乎毫无关系，但逐渐地我对文学的爱好和对民族性的信仰走到一起来了。然后，许多年来，我对自己说，这两种与我的哲学毫无关系，但是，我只须真诚，不以其一限制另一，它们就会变成同一个兴趣。现在，我想，三个兴趣成了一个，我毋宁说三个兴趣是一个信念的不同表现。

这是叶芝自己对一生的冲突、矛盾终至趋向同一的简练概括，也是他从容然而艰难地构建其个人乌托邦的一个过程。

书籍目录

总序／蒋承勇

序／刘象愚

导论

第一章 家园：诗与思的建构

第二章 神性追问与意义秩序：艾略特的宗教精神

第三章 和谐与爱：伍尔芙的人性渴望

第四章 顽强的自我：卡夫卡的亮光

第五章 沉浮中的灵魂拯救；奥尼尔的终极追寻

第六章 意义生存：西西弗斯的努力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能够接触到的译介文本和有限的介绍中，留下的印象大抵是异化、荒诞、扭曲等。但即使是这点有限的阅读，也使我异常兴奋，因为其中所蕴涵的危机意识，和正在某种意识形态理想中觉醒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文革红小兵），在内心深处产生极大的亲和性，类似痛苦、绝望等否定性概念给予我的是一种如此痛快淋漓的感觉，而且立即就和“思想深刻”联系在一起，认为“理想”之类是人的天真肤浅所致，等。当时中国当代文学正是“现代派”热，自己偶尔对同龄人的创作做一点批评文字，会比照着说中国的“现代派”如何的不够“现代”，因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绝望”，因此也就不够“深刻”云云，还相当的斩钉截铁。　　后来，随着阅读的逐渐增多，慢慢感到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并不是一味地在“绝望”着、“荒诞”着，在那些“否定性”下面，铺垫着某种顽强的“肯定性”的东西。感到其中自有深意，只是自己还不能把握。同时，在自己不胜坎坷、至今难堪回望的人生旅途上，特别是在那些跌落深渊的日子里，居然渐渐生出一种强烈的类似“信念”的东西：人是要有希望的，也是该有希望的，并且应该为一种美好的希望去奋斗的。在这里，我应该感谢那些不断出现在困境中的种种情谊，是那些人性的深度理解和具体救助，加强了我对“信念”的执着，同时也深深理解了深渊中阳光的重要性。还有豪克的《绝望与信心》、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弗罗姆的《占有还是生存》、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圣经》、国内学者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刘小枫的《十字架上的真》以及有关现代神学的译介，等等，对这类书籍的阅读，不断以各种角度给我铺垫着“肯定”思索的底气。因此，当我有机会重新比较系统地去阅读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在原初“否定”的亲和性上面，又产生了“肯定”的由衷契合。　　感谢我的导师刘象愚教授，他对我的破格录取使我有幸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获得三年的博士学习时间。当我在惶惑匆忙中决定了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为毕业论文题目时，我知道自己是想要“浇自己之块垒”了。因为读博前一直想写的题目本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主题研究”之类，并且已经就此请教我的老师夏中义教授，但考虑下来，一是觉得题目有点大，二是框架中的一部分—“20世纪的浮士德”（意义追求主题）更符合我的心智求索。于是不断往小里缩，最后集中到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内部的理想倾向上面，而且一开始就清楚，我是会持赞赏大于理性梳理的态度的。　　刘导在学术角度给予题目以肯定。做论文期间是一个伴随着导师的鼓励和支持的过程，从内容所涉范围到章节铺排，从提出具体要求到检查成文，还尽量为我提供一个国内外学术研究的视野，并针对一些观点进行探讨和质疑，使我在“借他人酒杯”上也尽量取得某种客观视角。同时感谢教研室的陈停教授和刘洪涛博士，他们在我的开题报告上提出的意见给我启发，刘洪涛博士对原初论文题目（理想倾向）的质疑使我重新审视一种观点的概括方式，避免了含混之嫌。还要感谢社科院的周发祥教授、周启超教授、陆建德博士，清华大学的罗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正荣教授等，他们对论文方向的肯定和在答辩会上提出的修改建议，一方面使我对自己的观点增加信心，另一方面帮我开阔了视野。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华东师大的张弘教授，他对我的论文不厌其烦地阅读并提出宏观和微观的建议，并在我答辨之后继续与我探讨相关问题，给以后现代的观照和辨析，这种对学术的负责精神和人性情谊使我深为感动并受益终生。

章节摘录

　　在培养了歌德、诺瓦利斯那样在深层精神世界中无限追寻的诗人的德国，在20世纪又贡献出了大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这位同样深入精神世界深广之处的现代诗人，以他对存在的诗意领悟，一生中不断地质询和肯定着存在的意义。其《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甫斯十四行诗》，就是他进行终极追问的两部杰作。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指出里尔克是“贫乏时代的诗人”。时代之所以贫乏，是因为存在被遮蔽了；在这样的时代，只有在诗与思的对话中吟唱的诗人，才可能言说存在，使存在敞开和澄明。尽管他没有明确地将里尔克的诗称为诗与思的对话，但他对里尔克的分析和探讨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围绕着有关“思”、“存在”的命题而展开的。于是，在海德格尔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哲学的里尔克。现代新教思想史家勒塞在他的《里尔克的宗教观》中称里尔克为“诗人神学家”，因他“重建了虔信之人的荣耀”，认为他在诗中宣告了“新的救世论”。勒塞在基督教的资源中层开追溯，在里尔克的诗作和通信中发现了诗人的宗教使命感。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宗教的里尔克。　　　他们都有自己的介入视点，有自己长篇累牍的理由。但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神学的，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们殊途同归：即里尔克面对着世界存在质询着意义——个人生命的终极家园。　那么，就让我们在终极意义这个角度，进入里尔克诗的言说之中。　　　在《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⑦这两部重要诗作中，里尔克常用的终极性词汇是本质、永恒、不可见之物、天使、实体等。但这样一些所在或者说境界并不存在于可见的世界里，是需要刻苦地去寻找的。　　　《哀歌之一》直接提出了“在这个被人阐释的世界，我们的栖居／不太可靠”。如何不可靠呢?张目所见，是那些出现在时间中的东西，街道、树、黑夜、春天、一阵琴声……，在这些可触可见的物事中，我们强烈感受到的是“流逝”，在流逝中生命被耗蚀着。《哀歌之二》中，诗人慨叹人类的情形：在有限的生存中，“柴火一炉炉相续，我们散发的气息一天天衰竭”，“我们的生命从我们身上飘逸，如朝露作别小草，／如热气从华宴上蒸腾”。因此在《哀歌之九》中连续出现“我们，逝者中的逝者。／每个一次，仅仅一次。一次即告终。我们也一次。永不复返”，于是“我们催促自己，想要成就它，／想要拥有它，在我们简单的手掌里”。　　　应该说，物质性生命的耗损和经验世界的虚空是丧失掉彼岸以后的20世纪的大“畏”，表达这样的“畏”成为许多文学艺术的内容。怎么办，如何在如此的“流逝”中去把握意义，使生存稍稍可以忍受?在《哀歌之一》中，里尔克首先想到爱情。欧洲文学史上，罗密欧与朱丽叶不但以感天动地的爱情消弭了家族世仇，而且使爱情的光芒照亮了坟墓。在那样的感情世界，生命的意义多么明确和光彩!存在多么具有确定性!但莎士比亚在20世纪还能有此灵感和激情吗?里尔克质问，在恋情世界，他们是否能够相互之间把握住，在“对方的狂喜中”，抓住一些永恒?诗人似乎很有经验的说，也许，在最初的感觉中，有一种“纯粹的延续”，“相互允诺永恒”；但天长日久，狂喜消失，一切中断，行动与我们的期望有了距离，爱也在流逝——这就是爱情的真相。里尔克原来不相信爱情，而且理性洞明。他在《哀歌之三》中近乎残酷地探察了爱的高峰中掩藏的脆弱，一代代的忧怨，从孩童时起就存在于人体中的古老原始趋向，因此男女之间的融合也只不过是互相的掩蔽，在瞬间中震颤，最终“留驻毫无指望”。我们看到，西方文学中对爱情那种生生死死的歌颂，在里尔克这里已经变色，他清醒地剖析了这个境界的不可靠，认为再大的热情也会在时间中褪色。　　　没有了爱情的救助，让人们更清晰地体会着生命的“流逝”，到处是流逝。而且，更为清晰和可怕的是，在漫溢世界的“流逝”中，终点是“死之存在”，生命“一次即告终”。需要说明，里尔克的“死”是和无限相连的一个概念，没有宗教中的来世或对人的惩罚的含义。它是一个人们无论如何也望不到的所在，是人类无力能及的深渊。里尔克说，在碑文上、教堂里，能听到许多死人的声音，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现象：这些离开人世、“不再从前所是”、不再“寄予期望的”人们，组成了死的秘密，“它的存在是无限的”。它无声地存在着，对人类虎视眈眈，将人类的生命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有限物质。“我们转向万物，永无超脱”，“目睹一切相关的事物在空间／如此松散地漂浮”，感到恐惧。　　　这就是里尔克所面对的总体状况。他叹道：“哦，微笑，今在何方?／哦，仰望：心灵簇新，温馨，逃逸的波浪——；／我多么悲伤：我们就是这样。”　一切都在流逝，死亡吸纳着一切。他在《哀歌》第五首中发问：“何处，呵，何处才是居处……”　　　我们感到了里尔克的焦虑。那种面对虚空的无着落和面对死亡的无法洞明，使生成为漂浮的灰尘。他需要将自己拯救出来，给生命找到一个“居处”。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是一个特殊的作家，特殊在他极为严重的哮喘病使他很年轻时就只能关在自己的房间，与外界隔绝，即使在家里接待宾客，从床上起来时也需要穿得很厚很多。因此，他的房间就是他在人世间的一座方舟。但身在斗室，他的精神偏偏像关不住闸的江河，溢到四面八方，迫使他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方向和意义。他说：“面对生活，我们许下那么多诺言，终于有一刻，我们为不能全部实现它们而深感绝望，我们朝坟墓走去，我们把死亡称为‘难以实现自己命运的不幸给予援助’，但是，即使它使我们解脱了我们对于生活许下的诺言，它却不能使我们解脱出我们对自己许下的保证。而我们对自己的第一个诺言就是为创造价值与意义而生活。”普鲁斯特不能忘怀这样的诺言，他不仅需要身体的方舟，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方舟，来搁放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敏感脆弱的心灵以及对人世生活的眷恋。　应该说，普鲁斯特建造了这座方舟：这就是他的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　　　普鲁斯特的方舟有两根主要支柱。一根是人生的真谛，在这个方向展开了作家对时间空间中的人生思考；一根是艺术的真谛，是作家融汇人生真谛的方式。两根支柱包含了一个对人生的二度拯救问题。　　　普鲁斯特需要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时间流淌。这是和里尔克有些相同的命题，但普鲁斯特更敏感于年华的消失对个体生命造成的伤害。小说中有两个场面，一个是少年时期在家里，一个是成年时期在社交场合，都是叙述那个主人公马塞尔是如何刻骨于时间这个怪物的。由于马塞尔自幼喜欢文学艺术，但又没有恒心和信心，也不知道能否写出好的东西。于是有一天父母谈论他的未来，父亲说“他不再是孩子，他兴趣不会变了”，意思是现在可以决定未来的道路了。这样简短的一句话，而且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对话，在马塞尔的脑海里立即激起了接连不断的波澜：第一是他的生活早已经开始(他原以为还没有开始呢!)，将来的事和过去的，事不会有多大差别，只是一个一个的连接而已；第二是他并非处于时间之外(他还以为自己处于时间之外呢!)，而是像小说人物一样受制于时间的规律。什么叫小说人物呢?他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虽然知道地球在转动，但并没有确切的感觉，于是我们坦然安心地生活。而在小说中，开始我们看见的满怀希望的青年，到结尾已是八旬老翁，步履蹒跚地在养老院散步：读者清晰地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由此马塞尔突然感到自己像那些小说人物一样，成了时间中的一员，并且听到作者在书的结尾用残酷、冷漠的语调说“他越来越少离开乡间，终于永远定居乡间”等等。父亲的一句话即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迅速的一生，从头望到尾。这种联想让尚未成年的他恐惧万分。　　　在盖尔芒特亲王府上，马塞尔作为这里的常客，和那些公侯王爵互相寒暄。寒暄中出现对他的一些称呼，尽管他知道对方是为了表示亲切和友好，但却在他的心里落下冰霜。比如，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称他为“老朋友”，以表他们友谊的深厚；亲王的侄儿称他为“老巴黎”，是恭维他在巴黎这座令人眩惑和艳羡的大都市的地位；一位年轻人对他自称“您的小朋友”，自然既是为了表示尊重，也是为了和他套近乎，说明他的份量之重；还有人一直说他如何如何“显得那么年轻”，而当他在看一下自己以前的朋友时，他们也确实近乎老翁了等等，他感到所有这些语言、态度、形象，都在给他讲述着一个事实：他老了。就在这种时刻，时间无情地打击着他的心灵，一下子在他的脚下堆起岁月的高山。他感到了晕眩。他打量着这个人，那个人，这些事，那些事，这些场景，那些场景，在自己的思索中不断地见识着时间的痕迹，清晰地看到了变化。而变化，仿佛是“死亡的序曲和通报人”，在变化中，死神在人们的背后逐渐逼近。“我第一次发现时光的流逝，从对他们而言的时光流逝联想到我的似水年华，我不禁大惊失色。而他们的本身并无好恶的衰老却在告诉我老之将至，令我大为伤感。而且，老之将至还在通过话语一次接一次地向我宣告，它们每隔几分钟对我来一番棒喝，就像终判的号角。”　　　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中有一整套关于社会、文化和基督教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文化大部分是消极的，因为“国家越是高度工业化，物质主义哲学就越容易盛行，而且这种哲学也就越有害。英国达到高度工业化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早得多。而这种无限制的工业化趋向则造成了各个阶级的男男女女脱离传统，疏远宗教，并变得容易受群众煽动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成了群氓。”而且，工业化还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大多数的物质进步是一种使后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我指的仅仅是，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暗含着对待上帝的错误态度，其结果只能是不可避免的毁灭。”和许多对现代化发展心存忧虑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一样，艾略特感到现代的急功近利给人性和自然社会带来了损害，不过他更多的是从缺少宗教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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